校园丨于慈江：北大，我姗姗来迟的初恋
作者简介
于慈江参加北大新诗日历首发（2017）
于慈江，北大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美国雷鸟国际管理学院MBA，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北师大文学院文学博士。诗人、译者、诗评人、文学评论家、资深审读审译专家。曾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外国文学评论》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华报》（主编）；出过诗集《漂移的岸》和《以诗论诗》（与人合编）；著有《接包方视角下的全球IT和ITES离岸外包》《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写在朦胧诗边上》（待出）；译有《老虎写作》《绿爪子——小熊帕丁顿系列之一》《锐不可当——发掘隐蔽资产，更新企业核心并刺激赢利增长》和《超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人力资本新科学的人才学》等。现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人文教育研究院院长暨人文教育首席专家。
（一）
虽然“与时俱进”是当下的时髦辞令，但首先时代是不是一直在进步，我却并不确知，起码绝不敢肯定。与此同时，我耳边常听到的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老以前好”之类的喟叹。
这自然事关观念的差异和立场的有别，但有时也的确存在着很大一片无法定规的模糊地带。譬如说，在当下的中国，初恋的年龄无疑是越来越提前了——不敢说一定提前到了小学，起码初中生们出双入对早已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或不争的事实了。进步耶？退步耶？相信很难定论。
于慈江（右）重逢北大（1994）
说到这里，可能得道一声惭愧，与此堪称鲜明对照的是，当年的我却是大学快毕业时才初尝恋爱的滋味，才恍然大悟男女之别。
于慈江（中）与中学同学（1982）
与我的“晚恋”相关的是，过去这几年，我的一位中学女同窗兼好友的妹妹在聚会时，若明若暗地屡屡对我表现出不满或不屑，这令人缘古今中外一向都极好的我一直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绕了很大的几个弯子才闹明白底里：她一直认定，高中时的我（时任班长）和她的姐姐（时任学习委员）谈过恋爱，所以才导致她的姐姐没有心情也无暇专心学习和复习，以致后来高考时名落孙山。
于慈江（上图右，下图后排右）大学期间与兄弟们在青岛海滨（1983）
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姑不论我和她的姐姐当初是否真的你情我爱过，就算先假定她臆测的是事实，那么，她为什么就不好好想想，她的逻辑的漏洞有多大：如果谈恋爱真的耽误了大家的学习和高考，为什么被指责或冤枉为早恋的其中一方的我本人，却偏偏能于1980年高考时，摘得贵州省全省文科榜眼的桂冠？应该也灰头土脸、大败亏输才对呀。
于慈江（左一）在北大办公楼舞台演话剧《雷雨》鲁大海（1983）
事情的真相是：当年我和她姐姐青梅竹马，又都是班干部，彼此大有好感、心下自觉不自觉地彼此牵挂，甚或半通不通地眉目传过情都是真实的，至少是可能的。我至今还十分清晰地记得的一个颇为温馨的细节是：有一天傍晚时分，约八九点钟，我正在家里做作业，突然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叫我，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就推开三楼自家的窗户往下张望了一下，结果发现她的姐姐在向我招手，连忙披上外衣下楼，一探究竟。到了跟前，她身量娇小、眼睛大大的姐姐只是腼腆地低着脖颈儿说：“没什么事儿，能陪我走一走吗？”用不着如何掂量，这当然是绝对不能拒绝的。于是乎，楼下不远处波光粼粼、一片蛙鸣的小河边上，就留下了一对小儿女手拉着手缓步慢行、一路笑谈的足迹，成为几十年之后的美好回忆。仅此而已。
于慈江（左）演保尔·柯察金（1984）
于慈江（右）演保尔·柯察金（1984）
（二）
我真正的初恋应该是在北大上大三时发生的。我一向都承认自己是晚熟型的——只知道埋头学习，只知道埋头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校园里包括诗朗诵和话剧演出在内的一些社会活动锻炼自己。要不是三年级的某一天，忽然收到了一封多少有些奇特的来信，我可能还要无限期地继续懵懂下去。
于慈江（右一）与大学同班在鹫峰（1983）
当时，我住在北大西边儿的勺园，和一位美国留学生高迈合用一个宿舍，几乎每天下课都会弯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地的五院看信，再到食堂打饭，一路吃着走到32楼310原宿舍，同大家聊完天再回勺园。有一天像往常那样取了一封信未及拆看，就随手放在“特丽灵”白衬衣的前兜里，边吃着饭边回到了310室。刚在谁的床前坐下，爱开玩笑的高个儿同学房学峰就一把把我兜里的那封信抢到手，并扬言说：这是哪个女学生给你写的信吧，我替你拆开吧。
于慈江与母亲在北大图书馆门前草坪（1985）
早就习惯了这种种胡闹的我当时本无可无不可，可又突然一想，万一真的是哪个女生写来的呢——那时，的确也会隔三差五地收到一些外地学生特别是女学生的来信，请教一些与高考相关的学习问题，当众拆看可能有损别人的隐私，就还是从房同学的手中又抢了回来。一路上也并没有急着拆。回到勺园，睡了一个午觉，想起了还有一封信，就顺手拆了。一拆不要紧，没读几句就有些吃惊了。
这当然不是直截了当的什么求爱信，但字里行间那种想了解我想认识我、虽若有若无却又确切不移的感觉是不会错的。最奇妙的还是，我知道这是北大生物系一位女生写来的，却又只限于知道她的名字叫“韵人”——在她，可能是自拟或自许（皮肤白净，字迹清秀，人也俏丽小资）；在我，就只觉得有些“晕人”，浑不知该如何应对。毕竟彼在暗处，己在明处，不晕也难（后来才听她一脸坏笑地告诉我说，她曾经好几次走到我身边端详我，和我比个子大小，我却浑然不觉）。当然，这样一种打交道的方式也的确吊起了我的好奇心。
于慈江（前持话筒者）主持《活的音乐史》（1985）
就这样，我俩保持这种捉迷藏似的半秘密通信有一年左右（这期间，她还不止一次地跑到我们北大五院，把她自己觉得不妥的信又悄悄“偷”回去），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了她是谁，停止了通信（我的一个朋友是她的同班，我大致了解她，当时不觉得是我的菜）。
本来故事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后来不免伤心的她实在心有不甘，就向她同为北大学生的二哥问计。她二哥跟她说：于慈江这样的人过于骄傲，说别的没用，只有狠狠骂一通，他就会被骂毛了，反而会急着反驳，也就等于理你了。我果然中计。
于慈江（左二）寒假回黔为小弟弟庆生（1986）
于是，就又有了后来的樱桃沟（或鹫峰）五四文学社过夜秋游。看起来是戏剧散文（或诗歌）组的活动——我当时是组长，可其实是我们俩的秘密约会。其他同学如81级的胡伟跃都浑然不觉地友情陪练。这其中最让人有温馨感或销魂的是，一路上两个装作不认识的人常常故意落在后面，借着上下坡的你帮我扶或你试我探大胆牵手而游。在不知名的山寺住下来后，又往往能趁擦身而过之机“眉来眼去”兼以手互递纸条、暗通款曲。
上研究生时期的于慈江（1986）
在北大的三四年最为温馨——她比我低两级，我本科毕业后刚好在上研究生。彼此的宿舍（25楼和36楼）之外，最常去的幽会之所是32楼东边教工楼侧门的二楼楼梯（不通行），以及颐和园后山的长椅。而我那辆老“永久”自行车的后座，愣是被她娇小的身体和两个人沉沉的大书包给坐坏坐掉。
属蛇又是水瓶座的她是一个感情较为丰富的人，记得每次寒暑假我回家度假她送行时，都会在车厢外抱着我痛哭不舍。有一次，正好为坐在同一辆火车上而又认识我的一位北大同学所目睹，不免大为羡慕（他当时也有一位女朋友，却只知道蛮横索取和颐指气使，却并不在意他的行止去留）。
她也经常会从前门、和平门附近的家里，把她母亲替我做的鱼和肉等美食用罐头瓶子装到学校，让我不时打打牙祭。有一次，她居然提了一只大烤鸭来，在食堂大吃的时候，令周围的同学啧啧称奇、欣羡不已。
于慈江（后排左三）导演现代新诗朗诵会后与演员同学合影（1986）
两个人最难忘的一次出行，是我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后发生的事。我因为大学三四年级和研究生期间参加学校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认识的人也就比较多，包括外系的和本系低高年级的。他们有一次邀请已经毕业的我参加红十字会暨北大校医院组织的一次北戴河之旅。因为可以带一位家人，我就把她带上了。
除了大二时陪父母回青岛老家那趟之外，这要算是我与大海最惬意也最放松的一次亲密接触——大概还是因了她的陪伴。我们俩在湛蓝的海水里最亲密地交融到了一起，像两条自由放电的电鳗。反倒是多年之后，在美国旧金山东湾的海边定居下来，虽然我小巧可爱的阳台正对着大海，每天又可以沿着海边漫长的木栈道惬意跑步，却再也提不起当年对海热爱的那股劲头了。
于慈江上研究生期间收到的圣诞卡（1987）
（三）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一直有人在问我：你们俩看上去那么般配，那么金童玉女，那么郎才女貌，为什么却没能坚持下去？我委实并不知道答案。可能是天意吧，老天爷就给了我们俩五年左右的相拥缘分。但若非让我总结出个一二三或所以然来，我可能会这样说：就像出国留学要真正学有所成、货真价实，就不能少于五年不能超过八年（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拇指原则”——rule of thumb）一样，一场恋爱要真正谈得既酣畅淋漓（或轰轰烈烈，或静水流深）又恰到好处，就最好不要低于三年，亦不要超过五年。
于慈江（左五）与研究生同学（1987）
这一逻辑看似有点儿玄妙，其实却很简单：虽然永远都不乏一见钟情的例子，但一场恋爱要是低于三年，就很难说足滋足味儿；但要是超过了五年却还没有步入婚姻的话，往往就会变滋变味儿、走向反面了——彼此熟悉到左手摸右手的地步，也就是真正的亲人的地步，却没有从法律上成为亲人，就往往物极必反，反而会选择不成为亲人了。
仅就我们两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说，首先，她当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学生（先要在北大生物系上三年半本科），不熬够八年是不可能被批准结婚的——当然，他们绝大多数事后也并没有真的挺够八年，就纷纷各走各路出国留学、溜之乎哉了。
于慈江（右）重逢北大（1994）
其次，我本人当年北大本科毕业后，一路顺风顺水考上研究生，毕业分配后又如愿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小有名气的所谓青年诗歌评论家正踌躇满志，一心想搞事业想出国深造，也根本没有可能把结婚作为一个切近的选项。这样一来，我跟她两个人越走越南辕北辙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2016年1至7月，北京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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