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姚克勇：一斤二两芝麻种子送我上大学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一斤二两芝麻种子
周末闲来无事，整理以前的旧书报、杂志时，无意间翻出来那张早已发黄、缺失一角、但紫色印章清晰可辨的准考证，使我猛然回忆起好多年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前后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作者准考证
1978年夏天，我从省会江城来到长江北岸一个贫穷的小乡村插队落户已近四年。那是一个落后、闭塞的独性小村庄，全村几十户农家一百多口老小全部姓林，人称林家湾。也正是在这一年，村里淳朴善良的乡亲，从来年不多的芝麻种中，拿出一斤二两，使我顺利办完了粮油关系并迁移户口，送我离开了这个使我至今仍然深深怀念的小乡村。
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所谓知识青年，我来到一年种植两季低产水稻的贫穷农村。几年来，面对这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劳动强度和严寒酷暑、极端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以及改变自己现状的无望。
那年的盛夏，突然降临的高考机会，就像落水者的一根救命稻草，使我无法放弃，田间、地头、繁重劳动歇息的瞬间，月光下的晚上，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点不起煤油灯，晚上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月光可以利用，除了生存必须的劳动、吃饭、睡觉以外的一切大块和小块的时间，都是我抓住不放的良机。
考前一段冲刺时间，我又去了大表哥任教的一所师范学校，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补习者，我们不像年长的老三届，他们或许认真学习过，我们是当时所谓的初中新三届，对于在读书无用的动乱岁月，学习从未认真过一天的我们。所谓的补习，几近疯狂，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知识、或者说只是文字加数字符号，任由他人或者自己往脑袋里强灌，那段时间，可以说每天都是在头痛欲裂中度过，考试的日期终于来临。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三天，1978年7月20日以后连续的三天，公社那所破败的乡村中学里，一字排开的十间教室，全公社近五百下乡知青、当地农民和少数应届初中毕业生，路远的头天晚上已经赶来露宿校园，最远的必须走五十里乡土路才能到达这里。
厚厚的土墙上，斑驳的木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外，天空像是在下着火，超过四十度的气温，使屋里所有物体都发烫而超过了人的体温，教室里除了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听不到其它任何声音，个别体弱者，因中暑虚脱被监考老师挽扶离场，也没有影响大家答题的速度，教室里的每一位都在挥汗如雨。
上午的政治考试结束了，为了应付下午的物理考试，我在镇上的小卖部用仅有的六毛钱中的两毛换来一小筒劣质饼干，另外的四毛钱还必须等到明天和后天使用。然后，w同其他部分考生一样，来到校园东不远一处水塘边，双手捧起太阳爆晒下发热的浑水，狼吞虎咽后，急忙回到校园，教室外窄窄的走廊上，席地而坐、而躺，早已挤满了回不去家的考生，大家都在为下午的考试或准备或祈祷。
三天的考试就这样程式化的过去了，昏昏沉沉地回到村里的住处。第二天睡了整整一天，大脑仍是一片空白，考的什么？考得如何？所有的记忆好像从大脑里蒸发了，无从记起。接下来的日子简单而沉闷，干农活、吃饭、睡觉，每天在焦虑和期盼中等待，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迟迟收不到录取消息。
又是酷暑难耐的一天，南方农村正值抢收抢种的‘双抢’农忙时节，乡亲们早已出工，大家都是头顶在炎炎的烈日下，泡在爬满蚂蟥的水稻田里熬过又一天，那天我独自一人没有下田，躲在屋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失望和失败的阴影阵阵袭来，绝望之下还是决定回到江城呆几天。江城的码头上，我曾跟着城里的表哥，做过码头搬运工，那里，或许能使我暂时摆脱这眼前的烦躁和无奈。
十来里的乡间小路不知不觉走到尽头，来到仅有几间破房的乡下铁路小站。离南去江城的最早一班火车到站，还差一个多小时。冷冷清清的候车室里，我靠在墙角的一个长条椅上打起了盹，迷迷瞪瞪听见有人喊：克勇哥、克勇哥，我哥要我给你送信来了，把我推醒的是房东家的小侄子，人称他“掰子”和他的一个小伙伴。
“掰子”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平时常蹭在我的房里，要听我从城里带来也是那个年代村里唯一的一个小收音机，他不明白小盒子里怎么会有声音，可能是小时候过于淘气，摔折了一条胳膊又没怎么治疗，痊愈会一条胳膊再说再也伸不直了，从此以后走路也只能一摆一摆了，故大伙戏称他“掰子”。他的二哥与我同岁，是我下乡期间最要好的朋友。
“掰子”用仅有的一只好手抓着一个信封，一半已让汗水湿透，皱皱巴巴，我一眼就看到信封下县招生办字样，一只牛皮纸专用信封，我急忙接过来，马上撕开，里面正是我期待多日不见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激动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掰子”和他的小伙伴无法理解这封信对我的重要性，四只小眼睛圆圆地瞪着我，以为我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等我缓过神来，再看“掰子”和他的小伙伴，圆圆的小脑门上脏兮兮的，满脸的黑汗渍直到脖颈，两个小胸脯一起一伏还喘着粗气，全身已湿透，就像刚刚从泥潭里捞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接到他二哥从水田里赶回来，令他给我送信的指令后，出了村子，“掰子”和他的小伙伴竟一路狂奔，近十里乡间小路未敢停歇半步追到车站。这时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歉意，急忙从衬衫兜里掏出将要购买火车票的六毛钱，一个孩子三毛，“掰子”和他的小伙伴接过钱，满脸高兴，一摆一摆地去了镇上的小卖部。
回到村里，我的心情一片轻松，当下直接去大队部开了介绍信，按照录取通知书的的要求，第二天要到30里外的另外一个公社卫生院去体检。由于全县大中专考生集中体检，轮到我全部项目检查完，天已擦黑，月光下要走过多处乱坟岗的30里夜路，也丝毫不觉得难走。回到村里已近后半夜，临近村边，房东家大黑狗窜出来狂叫不止，走近发觉是我，亲昵地围着我转圈摇尾巴，以示欢迎。
天亮后，我乘长途车去县里取档案也是一帆风顺，没想剩下最后一项，去公社办理粮油关系并迁移户口时，卡了壳。
按当时规定，办理粮油关系必须交回半斤油票。我下乡插队以来，从未见到过油票，磨破嘴粮管所长也不能办，这是规定，最后经公社招办出面解释，粮管所长同意，没有油票，交一斤二两芝麻也行。
我只得回到村里向老队长说明原委。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极左年代，芝麻、花生等经济作物受到严格限制，一百多人的村子，只允许留下十来斤芝麻种子。老调队长答应明天早上出工前让大伙讨论讨论，他自己首先同意，问题不大。
第二天上午出完早工回来，大伙三三两两端着饭碗来到村东头的晒场，一边吃饭一边听老队长派工，最后老队长用浓重的当地口音说，克勇从城里来林家湾插队几年，现考取大学，没有油票转不了粮油关系，公社粮管所同意交一斤二两芝麻抵半斤油票，村里只有十斤芝麻种子，大伙同不同意拿出一斤二两？短暂的沉默之后，大伙竟异口同声地大喊：同意！
接下来还是那个“掰子”，自告奋勇地跟在村里老保管员四伯的屁股后面，直接去了村祠堂前的村粮库。吃完早饭，我又一次准备动身去公社粮管所前，远远看见“掰子”滑稽地用那只残疾手提着一个小红袋子一摆一摆地赶来了，也不知道“掰子”在哪儿找到一只那个年代特有的、鲜红色、儿童在冬天才穿的破旧尼龙袜子，一根细细的麻绳紧紧扎住袜子脚拇指处一个大破洞，装得鼓鼓的一袜子淡黄色芝麻种子，粒粒饱满。
“掰子”告诉我，四伯过秤后他还想多抓一把，结果挨了四伯狠狠一耳光。我听后哈哈大笑，赶忙说，分量够了，我接过来的感觉真是沉甸甸的，林家湾贫穷而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正是透过这一斤二两芝麻种子，用他们的真情，送我离开了这个贫穷、但令我终生难忘的小乡村返回江城，送我跨进了省会江城一所重点工科大学。
四年后大学毕业，我来到北京，时光荏苒，如今，光阴已走过40年，那段永远镌刻在人生经历中的知青岁月、那段乡村和高考的人生记忆，仍是那么铭心、亲切、清晰……
作者上大学用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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