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高玉民：我们宿舍楼成了电视装配"车间"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玉民，1955年10月出生于甘肃，1972年高中毕业，1973年下乡插队到甘肃陇南地区，1976年招工当工人，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入上海纺织工学院（现为东华大学）自动化系读书，1987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科技英语专业研究生，1996年到珠海工作。曾任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设备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
原题
我的1977
1972年，我高中毕业。
先是下乡插队。我去的那个公社，位于甘肃省岷县和宕昌县交界处，曾经属于红军长征经过的哈达铺。岭上的河水向北流，属于黄河流域，岭下的河水向南流，属于长江流域。
一岭隔开两条不同的流域，地理、环境、气候却完全一样：寒冷、干燥、荒山缺乏植被，粮食产量很低，社员生活极其艰难。我们每天天不亮就随社员上山劳动。之所以天不亮就得动身，因为那山实在太高了，从山下爬到山上的地里就需要两三个小时，午饭就是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用手捧山泉水喝。晚上天黑了才收工，还要顺便带给队里的牲口背一些草。
回到知青点，吃完晚饭，四下已经一片漆黑。山村没有电灯，只有小小的煤油灯，用墨水瓶做成，插一根细细的灯芯，照着灯下黄黄的一小片。
书本压在炕席底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了。有时候收拾被褥，一下看到压得平展展的书，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还是要挤出时间看书，同时还利用空余时间写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1975年参加全省农业学大寨文艺汇演，采用的就是我写的剧本。
1976年冬天被招工，成了陇南地区汽车配件公司的一名工人。公司新成立，办公室是竹帘抹黄泥当墙，油毛毡当顶。宿舍是防震帐篷，夏天热得要死，冬天热得要命。公司就我一个是外地员工。下班后大家伙儿全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人驻守。公司大院靠近山脚下，大门外是稻田。晚上万籁俱寂，连飞鸟叫一声都能吓人一跳。
这样的环境倒给了我读书写字的好机会。帐篷里太热，到路灯下面去看书，虽然凉快了，蚊子却能咬死人，只好一面看书，一面手忙脚乱地赶蚊子。冬天太冷，用盐水瓶装热水放在被窝里，就这样，手还是冻得僵直，连书都拿不住。
1977年夏天，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开播初级英语广播讲座，主讲人是何天祥教授。当我们几个朋友得知这一消息时，奔走相告，连夜聚集在一起，从信号极差的短波收音机中开始收听第一课。问题来了，我们七八个人，手头没有一本英语讲座课本。
托人到省城、到邻县甚至到邻省购买，都被告之已售磬。课程已过四分之一，而书本尚无着落，真正是急煞人！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在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借到了这本书。
我们几位欣喜若狂，马上找来钢板、蜡纸、油印机，刻的刻，印的印，连夜赶出了七八本油印教材。虽然纸张粗糙，字体也因人而异，但这毕竟是凝聚着我们心血和汗水的教科书。
山区广播接收效果不好，即使拉上高高的天线，讲座也时时被杂音和干扰声打断。每当停电时，我们就点起油灯，粗糙的墙壁上映出几个人聚在一起的头影。条件虽然艰苦，但每天晚上学习结束后，走出房门，迎着稻田里扑面而来的微风，听到四周一片蛙鸣声，心中感到十分快慰与充实。
11月，公司派我到几百里路外陕西略阳的一个小火车站驻站，每天将全国各地发来的汽车配件集中起来，然后找民工用架子车拉到仓库，等够满一卡车后，让公司来车拉回去。前面去的几个人，都呆不下去，一个人守一座仓库，寂寞孤独。公司领导说，没人去你去吧，有你大把看书的时间。
我带着油印的英语课本和几本数理化教材，又借了好几本苏联小说，一个人来到驻站点。生活确实很艰苦，吃饭就是一大问题，四周没有一户人家，买菜要走十几里山路。经常断电，蚊子老鼠又多。我买了一大堆红薯和土豆，天天煮红薯粥炒土豆。忙完工作就看小说，倒也自得其乐。
一天晚上又是停电，没法看书，只好钻进被窝听广播。山大沟深，收音机杂音很大，模模糊糊听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这些人具有参加资格。我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怀疑自己听错了，但好像又是真的。不管他，连夜开始看书。没有电，用酒瓶当煤油灯，搓了棉花当灯芯。有了激励，看书效率高了许多。第二天一照镜子，满鼻孔都是煤油灯熏的黑烟末。
书很快看完了，又到小火车站附近的县里找课本买。那时候课本一下紧张了，到处找不到，只好托朋友在省城帮我买书寄来。
好日子不长，公司要调我回去。省里来公司检查工业学大庆情况，派我回去做接待汇报准备工作。从检查团来到检查团走，整整忙了大半个月，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还在忙个不停，一点时间都没有。我找公司领导请假，公司领导说现在是正忙的时候，不能给假。好说歹说，请了三天事假，三天后就要上考场了。
参加考试的那个冬日的早上，我早早起床，在火炉上烤热了头天剩的玉米面馒头，喝了一杯白开水，信心十足地走进了地区一中的考场。每考完一门，心里就轻松一截。说实话，那年的考题不难，做得很顺手。特别是作文题“不到长城非好汉”，让我联想起了不少往事。
我受毛岸青、邵华写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一文的启示，将这篇作文写成了一篇散文诗，文思涌动，笔如神助，一肚子感想，全凝聚在笔尖上（后来知道这篇作文获得满分，语文考试成绩全地区第一）。
我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看见众多考生的家长，黑压压一片趴在学校的栏杆外，手拎着装满吃食的竹篮，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孩子，让我的心里有不少触动。我走到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到一位参加考试的同学宿舍那里赶快睡午觉，养足精神，准备下午的考试。
作者当年
春节过后，一天下班经过地委门口，听见锣鼓喧天，看见人头攒动，一大群人正挤挤挨挨地看门口墙上刚贴的红纸。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高考放榜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排在首列。
1978年3月，我从陇南出发，乘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陇西火车站，夜里乘坐火车硬座，经过两夜一天，来到上海，走进了大学校园。
外一篇
大学生活二三事
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到上海上大学。三十年后，再回想昔日之校园生活，仍有不少回味。
全班38人，除4名女同学外，清一色为和尚。和尚们年纪差别不小。最大的老汤，北京人，37岁，入学前在云南某地质队当勘探工。最小的小应，17岁，上海某中学应届毕业生。全班男女老幼齐上课，倒也其乐融融。
工科院校学习十分紧张，但我们也免不了抽空到校园外透透空气放放风。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学校隔壁的小弄堂里看电视。小小的一台12吋黑白电视，围坐着一大群大爷大妈中年妇女男孩女孩。到了弄堂口，刚要进去，一个脖子上挂着黄色挎包的小伙子伸手拦住了我们：“要看电视，每人五分！”嗬！上海人的脑袋瓜真是精明。
后来学校搞电化教学，从罗马尼亚进口了一批29吋黑白电视机。那个效果真是震撼。几百人在学校大礼堂看足球赛，十几台大电视机一摆，场面蔚为壮观。就连弄堂门口收钱的小伙子，也带着几个人蹭油看球赛来了。
电视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每到周末，阶梯教室总是人声鼎沸。不同的教室播放不同的频道节目，有体育、文艺、故事片和电视剧等。节目名称写在门口黑板上，任君选择。我们最喜欢看进口电视连续剧，一部《加里森敢死队》和一部《大西洋底来的人》，就已经让人看得如痴如醉了。
记得当年中国足球队和科威特足球队一役，以中国队获胜而告终，电视转播一结束，整个礼堂、教学大楼和宿舍都沸腾了。同学们撕碎了床单，折断了扫帚，自制起火把，点燃后在校园里游行，继而又与其他高校的同学们一起，浩浩荡荡地涌向人民广场，彻夜狂欢。
中国女子排球队勇夺世界锦标赛冠军，我们也是从电视直播中看完了比赛的全过程。整个比赛惊心动魄，竞争十分激烈。水泄不通的阶梯教室，再也找不到立足之地。我是用一只手抓住铁窗的边缘，一只脚踮着站在窗台沿上，看完整个赛事直播。比赛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涌上操场，当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大三时，黑白电视已经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蓝红绿三色彩色透明薄膜，将它贴在电视机屏幕前，颇有彩电之奇效。当时家中亲友纷纷来信，要求代为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寒假回到家中，这种彩色薄膜就成了最好的送礼佳品。有朋友来访，看着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先是惊愕：“好家伙，都看上彩电了！”继而捧腹：“原来是假的！”。
大四毕业实习，整个宿舍楼里兴起了一股自己装配电视机热潮。众人从上海虬江路电子零件一条街买来五花八门的电子元器件，焊的焊，装的装。松香焊条的滋滋声、电视信号的唧唧呱呱声、成功的欢叫声、失败的叹息声，汇成了宿舍楼电视装配“车间”的交响曲。
等到列位千辛万苦，装配调试完毕，发现许多人的自制电视不是没图像，就是没伴音。再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大功告成，音像俱佳。也有技术稍逊一酬者，图象反差太大，屏幕闪烁不停，干脆找一块茶色玻璃，放在电视机对面，看玻璃中的反射图像，效果果然好了许多。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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