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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平易 :当年我担心"群众评议"影响高考录取

2018-01-27 李平易 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平易,籍贯休宁。1980年毕业于徽州师专中文系,1991年又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年少曾失学,1974年初中毕业后在当地插队务农。后历任中小学教师、报社记者、机关干部、黄山市文联创作干部、秘书长。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发表各类作品约两百万字。现为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黄山市作协主席。


原题

我的1977

——纪念参加高考40周年



【作者按】此文实际上是10年前高考30周年时应约写的,最近被翻出来。下面只是改了一个字。前面多为铺垫,九月份以后以至到次年四月才是同高考紧密关联的。



“我的1977”。看到央视二套出现这样一句广告语,我突然就冒出写点文字的念头。当然,我知道类似的话在最近的媒体频频出现。


频频出现是因为和高考恢复40周年有关。


我想写的当然也和这有关,但不仅仅只和高考恢复有关。


1977年1月,我成了在编的“国家干部”,因为顶班,我成了小学教员,而教员是属于国家干部这个范畴的,虽然我只是一个工资最低的一个月只有18元的“国家干部”,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见习教员。


这是命运带给我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从1976年12月29日收到母亲的信谈及十万火急的顶班消息,到1月15日正式到县教育局报到,在那年出奇得寒冷,积雪盈尺的山道上和冰结得十分滑溜的公路上往返奔波了好多回,拿文件,找初中毕业证书,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去我十分陌生的一个又一个单位盖章。


因为这顶班,我度过了自懂事以来最为辛苦劳累的一年。也是40年来最为辛苦的一年。


没有受一点点起码的训练,就这样去教小孩子了。是3月上旬正式开学的,教的是有六十多个学生的一二年级复式班,除了一节体育课,全包了,甚至还包括了原先母亲承担的黑板报和大批判专栏的编写撰稿,这对我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就很难把字写端正。学校负责人说我既然是顶班来的,那就要把你母亲原先负担的事情全都顶起来。实际上几个同事的字也和我一样,写得歪歪扭扭。


一日三餐和同事一起,轮流到学生家里吃,交一斤粮票和三角钱,伙食应该说是不错的,但吃起来并不舒服,特别是在十分贫穷的学生家里,睡一开始却是没有固定的场所,母亲原先是住在女同事本村的民办教师家里的,我去了女同事说是那房子有它用,不能给我住了。


我也不愿住,开始几天晚上住在教室里拼起的课桌上,这不是个事儿。后来转到教室隔壁一间赤脚医生用的医疗室里,白天赤脚医生在那里上班,晚上把那张搁着许多药瓶的反过来的黑板弄干净,铺上自己的被褥。后来在这间泥屋的中间拉上一根铁丝,白天中间用帘子隔开,里面住我,外面看病,晚上将帘子拉开。就这样过了一学年。


有吃有住有工资,照讲也可以暂时安心了。可是没多久我就怀念起自己的插队生活了,因为这教书实在是太累了,每天对着学生乱嚷,如何说话的技巧一点也没有,每到周三,我的嗓子就嘶哑了,虽然哑了,但是还得可着劲儿叫。


也没有什么外面的新鲜消息传来,学校处在三县交界的偏僻地方,虽然离屯溪并不远,但所有通往外边的路都泥泞不堪,村子里的年轻人最时髦的是穿一双高统靴,陷在泥里也不怕。只知道当时已经抓教学质量了,要防备上面来突击检查,要准备公社和区里的统考,还可能会突击检查教师的备课笔记。


放假了,但是那时尚属于文革后的过渡时期,教师还有劳动任务,我的任务是带一批未及入学年龄的小孩子,类似于现在的“暑期幼儿班”吧。因为身体太虚弱,我得了疟疾,高烧曾到四十度,血压曾低到30—70,这已经是严重的贫血症状了。


这上半年的日记所记的大多是累,疲劳,对插队生活的怀念。最大的享受是到屯溪看一场电影,所在的村子和邻近的村子也时不时会放露天电影,也会尽可能赶去看。


没有一行字涉及后来要恢复的高考。


这年8月,仍然没有什么假期,而是组织全区教师集中到岩寺镇学习培训,虽然仍不自由,但比起上半年的劳累不知舒服多少了,几位老教师上的示范课,给我的启迪也相当大,明白了小学教学也可以是十分有趣甚至艺术化的了,决心开学后好好实践一番。


培训时认识了一些年轻人,多为民办或是代课教师,但是没有人谈及高考要恢复的事情,如果当时真有那样的消息的话,有很多人是不会来接受培训的。


在我的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高考的消息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则日记不长,且抄在下面:


   9·12  星期一  阴天 风小


风传大学招生的事情,说是各个单位的青年都可以去考。又说今年不考,到底怎么办?不管怎么办,学习点知识,还是需要的,有好处的。以后晚上早上争取都有一个放(?)松的时间,自学文化,业务上的事情做得快一点。


身体好象长得比以前好一点了,不然,(何以)女人家看我的要比以前多一些了呢?从这一点上看问题,是非常滑稽的。


要做的事情要尽量做好,明天把黑板报办起来,谨防别人抓辫子。


我的性格中有许多缺陷,有时候尽吹牛皮,有时候尽量谦虚,真是怪事。


想不到自己年轻时还有“尽吹牛皮”的时候,也许是词不达意吧,长久以来,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总是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奇怪。


后来的日记仍然没有多少有关复习迎考的记载。那年国庆,屯溪东方红广场的焰火晚会因为人多而踩踏死人成了“焰火晚会事件”。我在10月3日的日记里详细写了身历的这起事件。结尾一段,约略提到了学习的事情,且也录下:


……

一直过了很久,广场上过来的人流还是不绝,桥头街上,到处是寻找孩子的人,谈论事件的人,哭叫的人,十月一日出了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有人负责任的,晚会没有组织好。治安保卫工作太差。


我到三公(在屯溪工作的叔祖父)处,三公幸好已安全抵家,已在为我担心。一直到夜很深了,一直还有许多人、全市人、全部来看焰火的人在谈论着晚上的事故,而壮观的焰火晚会却很少有人谈起。焰火晚会已超出了他原来的意义,成了焰火晚会事件(不幸的人太多了,医院里有五十个,死亡的有上十个,后获悉)。


第二天,我带着焰火的奇景和死人的事件两桩大新闻回到了家,可惜哥哥刚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二人又没有见到面,昨天没有干什么事。


今天在家里看了一本数学书,基本上能学下去,不过很吃力。哥哥已把我的几本书拿来。


订个计划,在七七年(最后)三个月的时间,把初中数学复习一遍,学完高中数学两册的基本内容,大略复习初中的理化知识,把注意力放到这里。至少总可把头脑变灵敏点吧。


当然学校里的教学工作,还是要尽力搞好,可不能把主要的职责去掉了。


从这记载可看出,自己打算学习文化知识了,但目的仍未明确,既想自学高中数学,又要复习初中理化,是有一个长远的学习计划,还是准备参加尚未宣布的既将恢复的高考呢。认识还是模糊的,还是如一个寻常的年轻人,虽然劳累,但还是哪里热闹往哪里奔,以至遇上踩踏事件,有过性命之虞。


参加高考前的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0月10日:


十月十日 星期一 晴


连续几天好天气,早上有一点雾,到了九点钟就雾开云散红日艳艳了。


看了几次书,头脑较钝,看不下去,要坚持。


昨晚同汪利淮到屯溪,看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讲笑(述?)七六年十月六日前夕,某科学研究单位,四人帮余党——骗子们之类,太夸张了一些。笑声不断。


诗的兴味又没有了。数理化又看不下去,小学教师的饭要好好吃,想法把学生教好。


学习专心可去掉不时萌生的邪(欲?)念,是好事。


近日早起,跑。跑后精神很好。明天仍坚持。


接着日记本上两个多月的空白,重新写它,已经是高考后了。一定是在那天后从广播中获得高考确实即将恢复的消息,弦开始绷紧,除了教学,就连写日记的时间也挤不出来。


参加考试后的日记写得很及时:


12月14日 星期三晴 温度 十五


两个多月未写了,这两个多月来,大都是在繁忙紧张中度过的。今年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我这个初中毕业的人也可以有机会考一考大学。为此复习了许多时间。从十一月三十日到今天为止,请了阿芝(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代课,专门回家复习了十天功课,我报的学校是安师大历史系、中文系,安劳大中文系,属于文科范围。由于高中没读,花了不少时间在数学上面。头也看痛了,于十二月十日正式去考。考生很多,没有进场的几十小时,心情有点紧张,进了考场,反而平静无事了。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目是两个:“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我做了第二个。水平一般。另有分析文章一篇,“西柏坡颂”,属于抒情散文范围,另外有一些解释、改病句,另还有翻译浅近文言一篇,为附加题,有二十分。我附加题也做错一些。成绩属于较好范围。下午考史地,地理错误很多,这是因为平时不大看地图的缘故。第二天考数学,粗心大意又失掉上十分,另有十分做不起来。下午政治题目很容易,答的较好。


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此次题目容易,但没有全部考出水平,录取的希望不大,从现在起,就要立志于明年,要持之以恒,把应该学的东西都学懂,明年再应试。


教学工作放松许久了,从现在开始,也要很好地抓一下。要站得住脚。


我不知道自己并没抱什么希望的几天考试已经决定了自己后来的命运。中专考试排在高考后面,同我搭伴复习的朋友汪利淮数理化没考好,我们两人都没抱希望,都寄希望于下一次。


但是一个月后黑暗中却出现了一丝光明:


(1978年)

元月17日  星期二 雨


这几天又忙了一下。


十三号接到通知,马上到公社去领招生政审登记表,预选终于选到了。匆匆忙忙的赶去,当天又赶了回来,到仙村天已黑了,路上车子还出了故障。把表填好后,第二天递交党支部书记,经群众评议,可是只有C、X、Y三个教师评,这下可把我气坏了。心情很沉重。评语肯定是不好的,如果问题出在这一关,真要把人气死。群众评好后,党支部讨论意见。最后一道关是政审意见,由公社里负责填写。上面要填祖父、祖母的名字,祖父名我不知道,直到今天才把他补上去,再要记着,祖父名叫李秀之,继祖母叫程秀贞。


昨天下雪,和几个人(利淮、建刚、建生)一起去体检,要检查大便,再是透视,耳语(听力?),鼻孔,体重,血质(?),外科,肝、心,眼科最后,主检(?)我身体不太好,但还基本够格。


这次能够预选,达到初步目的,得了一些名誉,没有白费力气,不管怎样,成绩总是不理想的,再加上家庭情况,政治面貌,正选的机会是很少的。


现在的情况是把学生的考试搞好,就没有其它的心事了。


因为地处偏僻,我们得到的消息通常比邻近的邻县的村子里的人们要迟些,当听到鸡犬之声可闻,连咳嗽声都能听清的邻县邻村有考生“中”了的消息时,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和一年前忙着顶班的手续奔波时一样,大雪纷飞时,我们被通知初选上了。


利淮是和我结伴复习的好友,那三个都是考的中专,遗憾的是后来都没有被录取。我对匆匆忙忙草率的“群众评议”十分愤怒,是因为通常这样的事情是要召集全大队的所有教师参加的,除了大队完小,还有四个大单班的老师,我同他们的关系都很正常友好,而同校的三个同事都听负责人的话,负责人为了我的复习迎考,没少难为我;有个大单班的老师姓王,是老三届,同我很有话说,是所有教师中唯一的党员,他很清楚我在学校的处境,也是负责人惟一有点怵的人。


如果全大队的教师参加评议,我想他们会写上不错的话的。后来大量民师转正,王老师当然是最早的一批,很快就当上了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而那位负责人由于书越教越差,最后是被村里人“送”走了。调到另一所更小的学校,只“负责”他自己了。


初选过后,是一段揪心的日子,心里忐忑不安,虽然感觉自己成绩不怎么样,但内心未尝没有幻想。春节前后,不断有消息传来某人某人又某人考取的消息,我却得不到任何消息。于是埋头看书,很快消化掉了当时挺简单的高中化学,开始积蓄精力学习挺难的高中物理,准备几个月后考理科。


又是一段没有日记的紧张日子。


这期间,也听到了要扩招的消息,但我已不抱希望,心想就是分数够了,群众评议那一关也难通过,有关人的鬼祟行为说明他们肯定写了不利于我的话。而且我将和负责人的矛盾报告了公社教干,说明了事实,要求换一所学校,就是大单班也可以。教干和了稀泥,说是负责人挺重视我的,正努力做工作让我带毕业班什么的。至于调动,暂时是不可能的。正当山穷水尽之时,却不料又柳暗花明了:


(78)年4月6日 早 星期四雾


此刻,且记下,四月五日这个日子,利淮,给我带来了信,说我真的中了。


(78)年4月11日 晚 晴


命运,命运,我的命运好象还不坏,从苦难的路上一步步往前走,似乎道路越来越宽敞了。


去年的奋斗,多亏了招生名额的扩大,将我招至师范专科班学习,接到通知后的心情,不可名状,好象脊梁骨上出了许多冷汗。


这几天,人变得懒得出奇了,书也懒得看,学生也懒得管,就是想睡觉。


但愿这几天日子快快过去,免得心脏病发作,我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



“我的1977”,延续到第二年的四月才算结束,就在最后这个月,有关我见习期满,转正定级的批文也下了,这当小学教员的最后一个月,我拿到了定级后的工资:32.5元。那时候,文革前的师范生也才一个月36元。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真的结束,一直在我心中存着黑洞,我到底考了多少分呢,那些鬼鬼祟祟的群众评议和我不知道的“群众评议”(文件规定是要和当事者见面的)上写了些什么呢?


很多年后,我已经到屯溪有年,单位都换了数个了。一次同当年负责录取的母校领导在方便之处巧遇,闲聊起来,这位和蔼却很有威信的老校长说,当年录取你还有些压力呢,是我顶着压力作出决定的。


又是若干年过去了,1999年我又换了一个单位,回到自己本该呆着的地方,必须将档案从一个抽屉换到另一个抽屉。我请管这件事的当年的同事在纪律允许的情况下帮我看一下当年高考各科的成绩。几天后,我终于得到了它们:


总分:283

政治:71

语文:86.5

数学:71

史地:54.5


分数虽然不算低,但如果不看自己只是1974年初中毕业的“出身”,这是一份平庸的成绩,语文成绩不突出,总分为120分。加上别的因素,开始没有被录取,也勉强能安慰自己。


但也只是勉强安慰自己,因为在我入学后不久第二次高考就开始了,那次考试成绩就透明化,和考生见面了,而且根据分数“择优录取”,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摒弃了“极左”遗风。

 

原载微信公众号“徽州说鳖”

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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