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余小波：命运之神没给我再考一次的机会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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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波，湖南师范学院78级，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但1977年的高考是中央临时决策、在当年12月份进行的，参加考试的都是社会考生，即往届生。应届生参加高考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年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
高考是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是需要精心准备的。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匆忙，学校里的应考组织也十分仓促。当时安乡县一中的高二应届毕业班，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前后分了两次班：第一次是按学生志愿文理分科的分班；第二次是按统一考试成绩的分等分班。
文理分科是三月初的事，好像是两个平行班对分。我们原初46班进入高中后改称高36班，班主任是一位严厉的数学老师。选择理科的同学继续留在高36班，选择文科的同学则去隔壁的高34班，班主任是彭廷福老师，一位胖胖的女老师。当时我之所以选择到文科班，一是自己对文科更为自信点；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自己更愿意与和蔼些的班主任相处吧。反正是自己自作主张的选择，并没有征求家里人意见。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的分科分班，成绩好的和不好的都混在同一班级，程度不一，不仅老师教学无法有效组织，课堂纪律也无法保证，到四月底，学校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班。这次的分班，学校组织了统一的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文科分甲乙丙丁四个班，理科也分成了甲乙丙丁四个班，全校共八个毕业班。我被分到文科最好的甲班，即高42班，班主任是唐述岩老师。
等到第二次分班完毕，复习备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来月了。尽管时间不长，但应该还是起了相当大作用的。因为文、理科的甲班集中了毕业班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相当于现在的“重点班”，配备的也是当时学校最强的师资。对于班上的尖子生，学校老师们还会专门“开小灶”。
那时我大概算得上是文科甲班的尖子生吧，记得当时班主任唐老师就常来我家帮我辅导语文。不仅他自己来，还请了其他老师来。教我们数学的殷恭喜老师是当时安乡一中的校长，他也曾来我家帮我辅导过数学，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当年高考时间是七月份，考了三天，文科统考科目有六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但外语没有计入总分，只是作为录取时的参考。最后考试成绩下来后，全县平均成绩达60分的上线考生共有290人，其中文科37人，主要是往届生。我们安乡一中上线的应届考生只有33人，其中文科仅有3人，都集中在甲班，是黄继跃、曾南柯和我。
高考一结束我们就中学毕业了。高考成绩公布时，我们所有上线考生参加体检和填报志愿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我是中学一毕业就开始到父母工作的印刷厂做小工去了。陆续听说有同学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录取通知始终没有来，心想恐怕是没戏了。倒也并不十分着急，因为没有接到录取通知的上线考生还有许多，我们文科班除黄继跃已收到湖南师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外，我和曾南柯都没有接到通知，加上当年我的考试成绩是八段，刚刚够上线，即便是录取了也不会是什么好学校。
九月份新的学年开学时，县一中招收复读生插班学习，我们这些高考上线而没有收到通知书的往届生是当然的人选，于是我就又报名进入一中继续插班学习。我插班学习的班级是高50班，正好与我妹妹同一个班，班主任是高龄安老师。进入一中复读后，我仍然是半工半读，即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来印刷厂做小工。
总觉得第一年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准备，没有真正发力，已经摆开了架势准备大战一年后第二年再考的。当时自己想要报考的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我们邻里王家大强的小舅子那年的考试成绩是六段，只比我高出十来分，被人大录取了。大强一家人很是炫耀了一番，让我眼红不已。当时我充满自信，心想只要自己认真复习准备，即便考不上人大，但考出更好一点的成绩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命运之神没给我再考一次的机会。大概是十月份，上面来了政策，1978年全国范围内扩大招生。12月2日，《湖南日报》上正式报道了整个湖南省扩招五千人的计划，并同时公布了扩招的学校和专业。紧接着，我们这些已上线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又被要求填报了一次志愿。
第二次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学校基本上都是一些师专或中专学校的大专班了，我唯一看得上的学校仅有一所，即湖南师范学院。学校的老师们都说，为保险起见，填报一所师专就好了，好孬今后能够有份稳定的工作。
曾南柯当时好像是听从了他人的建议，但我则态度十分坚决，要填就只填湖南师院，其他一概不填，大不了来年再考一次。实践证明，自己当时自作主张的决定是正确的，结果曾南柯去了常德师专，而我则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
我是12月18日中午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时我正在家门口与几个伙伴玩闹，一位年约40的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来到跟前问：“余小波家在哪？”我回答我就是余小波。邮递员送上一封挂号信叫我签收，信是湖南师范学院寄来的。
起初我以为是已到那儿上学的黄继跃同学寄来的。打开一看，“录取通知书”几个字赫然在目，通知书的落款地址是“长沙岳麓山”，这可是自己在中小学课本中曾反复读到过、但还不曾亲眼一见的“圣地”呀，岳麓山上有爱晚亭呢！
收到录取通知后，我是一路狂奔到印刷厂，急切地告诉父母亲这一喜讯。当时装订车间许多工人师傅正在上班，听说后都围了拢来，其中的一位还高声说道：“哎呀！余师傅的儿子考上的是教授系，将来是要当教授的呢！”
其实，她只是把录取通知书上的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误读成了“教授系”。要知道，当时上大学尚且不易，能当上教授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不曾想，当初工人师傅的一句误读，而今还真成了现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哪家能够考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十分风光的事情。等到我们正式开学的时候，已经是来年春季了。父亲先送我乘船到了常德鼎城杨家湾老家，专程去看望了当时还健在的奶奶、伯伯、大姨妈、小姨妈等亲戚，反正是能够走的都走了个遍，让亲戚们也跟着高兴了一回。
然后，我再独自一人乘车由常德到长沙。在长沙容湾镇老汽车西站下车后，我是肩扛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一口大脚箱，另一头挑着一床被褥，操一口地道的家乡“土语”，一路问着找到二里半的师院所在地，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作者近影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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