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朱志宏：我从工人阶级自甘堕落为小资产阶级
作者简介
作者当年在北京留影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任职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1976年年底，我从木瓜会大队招工回来，在太原钢铁公司第三建筑公司三队当了一名吊装工。我们三公司是太钢的一个以维修为主业的公司。这个公司是1950年代从东北过来修建太钢的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留下来做维护的公司。我们三队在三公司中以管道安装与维修为主业。我们吊装班则在三队中负责把已经加工好了的管道吊装到指定的位置，或把拆除了的旧管道吊下来。从我入厂到去上大学，虽然只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但也有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小事。
抖起来了
我一工作立刻就抖起来了，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必须的！因为从党校旧家属院到太钢要经过30多个公交站骑三十多里的路，有一辆好自行车是必须的。上下班和工作期间要掌握时间，戴一块手表也是必须的。现在人觉得这两样东西太平常了，但那年代这可是三大件中的两大件啊！
1970年代一辆永久自行车大约是一百六十元，一块上海手表大约是一百二十元，而当时普通工人工资也就每月五十元左右。所以，那时候自行车和手表就不仅是代步和计时的工具，而且是可以用来炫耀的行头。
当年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母亲还没有打算给我娶媳妇，但也给我凑齐了三大件——又给我买了一顶海军戴的棉帽子。诸位可不要小瞧了这样一顶普通棉帽子，那在当时可比现在穿上一双耐克鞋神气多了。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人人以闹到一件军装或一顶军帽为荣。
况且耐克鞋无非是多花点钱而已，而军帽则是花钱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买军帽不仅需要舍得花钱，更重要的是有关系！母亲那时是卖五金交电的售货员，掌握着买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紧俏物品的信息，巴结她的人很多，所以才能买到了这顶军帽。
那时候，陆军军帽比较好搞到，因为63军军部离我们党校大院也就一二百米。但海军军帽就弥足珍贵了，所以当年我的行头是太原市最时髦的。那时候人们买不到军帽就抢，马路上经常有人骑车抢军帽。我害怕被人抢了去，就在肩膀上钉了一个扣子，在帽带上弄了个扣眼系在肩膀的扣子上。
这样，如果有人从背后抢我的帽子，只要他没有抓紧，嘿嘿，帽子就会从他手上溜掉喽。可惜我没有遇到过抢我帽子的人，这条妙计没有发挥作用，给我留下了终身遗憾。这大概是因为我骑车骑得太快，难以从后面偷袭的缘故吧。
后来，表哥搞对象，把我的这顶帽子换去了，我的奇思妙想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大哥本来就长得帅，戴上我的海军帽就更帅了，果然把心仪的姑娘弄到了手。诸位这下知道这顶帽子的魅力了吧？
一路风景
我上班最困难的是来回的路上。我骑车子从家到太钢大门一般需要一小时，从太钢大门到我所在的工地往往还需要再骑二三十分钟。后来，与师傅们熟了，他们在下午没事的时候，就让我早走半个小时。
那时候买月票坐公交车属于奢侈消费，绝大多数上班的人都是骑自行车的。每到上下班时间，蔚为壮观的自行车洪流在马路两旁如滚滚河流，经常把汽车挤得无路可走。所以坐公交有时候还没有骑自行车快，更何况号称十里钢城的太钢厂区没有公交车，所以我上下班只能骑自行车。
骑车子上下班免不了要顶风冒雨。大雨磅礴之时，双眼被打得睁不开。遇到风沙时两只眼睛也睁不开，而且还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害怕的是冬天顶着西北风，有时候风大到必须推着车子前行，等过了风头才能再骑。如果再遇到下雪路面结冰，可就惨了。
最惨的一次，我从家到单位骑了三个多小时，一路跟头不断，到了单位就瘫了。
有时候为了省力气我就扒卡车，即抓住卡车后面的车槽，让卡车带着我走。跟着卡车风驰电掣地兜风感觉非常爽，但是也很危险。司机常常回过头来骂我，见骂不顶事，有些司机就把车停下来。我只好赶紧加把劲，窜到前面滚滚的自行车车流之中去。
还有的司机故意使坏，把车开得飞快，甚至用急刹车之类的动作甩掉我。遇到这号坏蛋，我只好离他远点，不敢拿自行车与他的汽车拼。但更多的时候，我可以躲过司机的视线，趁卡车减速时粘上去。
扒卡车
我在家与太钢之间走来回，路上几乎天天能够看到新鲜事。不是汽车压了路人或自行车，就是汽车与汽车相撞，再不然就是两辆甚至多辆自行车撞在一起，或者是几个人在打架。开始的时候，我还好奇地停车看，特别是在下班时，更想看看最终的结果。看多了后好奇心就没了，看到围着一群人就从旁边绕过去赶我的路。
我们木瓜会村有一个知青与我同时招工进入太钢，只是不在一个单位。他家住在桥头街我上班恰好路过他家，所以每天上班他就在家等我一起走。但是春节前他就因有前科被拘留了，以后我就没再找他。（关于这个青工，点击详见：插队返城房东大娘差点把我当小贼 ）
我有时候在上班路上能够遇到几个同在太钢上班的熟人，两个是初中的同学，铁技校的大龙和建校的小夏，还有一个是我们院的胖小。一路有人做伴感觉很好，边聊边骑就不觉得累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对方的单位，太钢太大了而且我的单位又常常流动，有时候和人家都说不清楚具体的位置。
我的女神
三队以管工为主，吊装工和电工是辅助工种。三队最数我们吊装班不受姑娘们的亲睐，因为全队只有我们是熟练工。吊装工不光技术性不强而且工作危险，但是我却征服了这些姑娘。我用我在插队时所学的相面术给人看相，这些姑娘也来了兴趣，在休息的时候纷纷要我给她们看相。我常常拉着这些姑娘的手，煞有其事地给她们说手相，把她们说得一愣一愣的，对我佩服得不得了。
有几个女孩子对我表示了爱慕之意，但我都假装不懂糊弄过去了。后来，有一个姑娘托另一个姑娘干脆公开来对我表白，我以准备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婉言谢绝了。这些姑娘大多出身在工人家庭，粗野得很，所以我没有看上。
在三队我看上了一个姓许的姑娘。小许是管工，但与其他女工不同，像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她休息的时候常常看书学习，而且从来不说脏话。她比较孤单，没有多少朋友，有时候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小许长得很美，她个头不高，不胖不瘦，曲线毕露。她的脸庞白净，皮肤光洁细腻。她的嘴唇很性感，鼻子翘翘的，双目总是亮晶晶的。
有一次，我侧面偷窥她干活，晚霞映照在她秀丽的脸庞上，显得她更加楚楚动人。那种比油画更美的图像，使我的心都醉了。她那天不像是个干活的工人，倒像是美院故意摆出劳动的样子供人写生的模特。
我们是同时进厂的，本来我有机会与她接近，不料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我们三队的团委书记看上了她，向她展开了攻势。团委书记是个帅小伙，很招老师傅们的喜欢，在年轻人中威望也很高。他不仅长得帅技术好人缘好，还他妈的是小许的师傅！所以，他奶奶个熊，老子一点指望也没球了。
我在三队的一年零二个月，始终没有与小许说过一句话，更不要说拉个手什么的了。因为她在我心中是个女神，我不敢贸然与她接触。我甚至不敢与她对视，只敢偷偷看着她的侧影或远远地望着她。
我的师傅
我们吊装班一共有六个师傅，八个年轻人。李师傅是六级工，是我们的班长，其他几个师傅都是四级工。其中，杨师傅、甑师傅、邵师傅和刘师傅，与班长李师傅都是原来十三冶的老人。还有一个小李师傅是山西人，属于后来的。这个小李师傅四十多岁，来这个班也将近二十年了。但他还是被其他几个师傅看作是外人，常常受欺负。
几个师傅从口音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分出来，除了小李师傅外，其他师傅都说东北话或山东话。东北话或山东话在三队乃至全公司是老师傅们的流行话，说山西话的小李师傅就像鹅群里混进了一只鸭子，一下子就让人知道他是个外来户。
师傅们喊起口令时一致用东北话，如把一二三喊做幺仨。这些口令成为传统，我们也跟着他们这么喊。每当需要大家一起用力时，我们就一起喊：“幺仨！幺仨！幺仨！”
几个师傅中，李师傅、刘师傅和小李师傅的家在太原。但杨师傅、甑师傅和邵师傅的家却在农村。那时候，孩子的户口随母不随父。因为农村人领不到凭城市户口领取的粮票和其他的票证，所以他们的老婆孩子只能呆在老家。这几个师傅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够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一个来月，其它时间就在这里干耗着。
我们吊装工属于熟练工，一工作就是一级工，所以我们没有指定的师傅。但我是新来的青工，自然要尽可能的与师傅们搞好关系。与师傅们搞好关系很简单，一是要听他们说话；二是要把活干好；三是要尊重他们。
师傅们个个都是自以为是，他们之间常常勾心斗角。我尽量不参与进他们的恩恩怨怨中去，并尽力倾听他们的唠叨，装出一副很尊重他们的样子。我的耐心比一般年轻人大，有时候还挺爱听他们唠叨的。
师傅们共同点是都说脏话，但也各个有特点。说脏话最操蛋的是甑师傅，他的口头禅不是他妈的，而是你妈B。后来我们总觉得吃亏，和他说话也这样：“甑师傅你妈B，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刘师傅则爱骂人，看谁都不顺眼。有一次老师批评了他的孩子，他跑到学校把老师臭骂了一通。他还得意洋洋与我们学说，他是怎么训那个“欺负”他孩子的老师的。
邵师傅不爱说话为人和气，但发起火来没人敢惹。因为他总是在占理时才发火，而且还很会抓理，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杨师傅大大咧咧最爱吹牛，听他说话是最有意思的。此外，李师傅说话不紧不慢，常常幽默一下也还有点意思。
小李师傅在其他师傅在的时候，不怎么说话。但他却把我当成了知己，对我无话不谈。因为就我们俩人是外来户，其他人要么是原来十三冶的老人，要么是太钢子弟。
我们的工作属于半流动性质的，在太钢几乎隔个把月就换一个地方。太钢那时没有统一的饭票，各厂的食堂各自为阵，我们不能到一个厂就买一个厂的饭票。再说那时一般人也舍不得吃食堂，所以中午都是带饭吃。太钢到处都有热饭的地方，有些地方的蒸汽箱还可以蒸米饭，很多人甚至带着生米来这里蒸米饭吃。
几个师傅中，杨师傅最舍得吃，他带的饭常常有肉和蛋。刘师傅有时带一些野味来，这是他打猎所获。他有一支猎枪，到了星期天就骑车子到西山打猎。其他师傅带的饭比较寒酸，都是家里孩子多给闹的。
我父母是双职工，所以带的饭足以与杨师傅的有一拼。我经常与师傅们交换自己带来的美食，以拉近距离。记得有一阵我总是带一种鲅鱼，这种鱼不知道为什么才二角多钱一斤，特别便宜而且刺不多。
我的工友
我们班里的年轻人，小阎来得最早，算是大师兄。我和田根荣来得最晚，其他几个分别是小霍、小马、小杨、二蛋和大牛。我和小田来以前，班里的年轻人小阎为首领，小霍是他的跟屁虫，他俩总是欺负其他几个人。一来，小阎来得早，干活也利落，深得师傅们的器重；二来，其他几个人实在是窝囊。
大牛是最窝囊的一个，他个子大力气也大，但脑子不够用性情还懦弱。小杨又瘦又小像个猴子，整天跳来跳去，胡说八道。他的力气最小，常常遭受别人的修理，但有阿Q精神受了气从不生气。二蛋常常干些冒失事遭师傅的骂，由于在师傅们面前没有地位，所以也常常遭小阎和小霍的粉刺和挖苦。小马是个好脾气，随风倒，小阎他们倒也不怎么欺负他。
我和小田来了以后，我最受欺负。小田是太钢子弟，好像还有些背景。他不惹事、脑子好、有脾气，所以他们不怎么欺负他。我是唯一的外来户，小阎就领着这伙人一起来欺负我。我的嘴比他们快，对于他们的讽刺挖苦反唇相讥。嘴上占不到便宜，他们就和我扭打着玩，想把我制服。
我也不撕破脸皮与他们扭打着玩。这一扭打，他们才知道了我的厉害。我在上初中时跟连小刚练过几天摔跤，上高中时跟二小哥练过几天拳脚。我虽然啥也没有练出个样子，但对付他们几个比我瘦小的家伙还是绰绰有余的。
文斗武斗都没有制服我，小阎又领着大家采取孤立政策来对付我。我被孤立之后并不着慌，专门找被他们欺负和孤立的对象玩。大牛是个受气包，谁都欺负他。可我不欺负他，还尽力保护他，所以大牛就跟我玩。二蛋常常受他们的孤立，我也找二蛋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有我在前面顶着，他们也不敢欺负我们。
后来，他们内部开始分裂，我就把小田拉了过来。小田是一个比较有脑子的人。开始时他因为个子小力气小，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与我疏远。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也看出我和他才是一类人，看到他们不敢再欺负我们，就也凑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我和小田熟悉后就立即就惺惺相惜，成为最铁的好朋友。这时，我开始往班里带一些传记一类有趣的书来看。小田也要看，我就把我带来的书借给他。有了小田做伴，我在休息时间看书也就自在多了。1977年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小田考上了中专。
再后来小马也加入了我们这伙，我们开始孤立小阎。小阎开始还想借助师傅们的力量反扑，但师傅们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对于我们青年人内部的勾心斗角也插不进来。最后，小阎就剩下小霍还和他玩，也就没了神气。我告诉其他人，只要他不再欺负人，我们也不要欺负他。最后，小阎在班里也不再炸刺了，吊装班终于迎来了祥和的时光。
我在复习高考时装病请了两周假，小阎领着全体弟兄在星期天从太钢骑车子跑到党校大院来看我（详见：害怕政治运动家人劝阻我报考文科）。
摔跤立威
我在三队也是个外来户，开始时常常受欺负，大家叫我“党校的”。我的对手主要是男青工。中国自古女子就喜欢白面书生，而我恰恰符合了她们的审美标准。此外我凭借相面术给姑娘们看相，也赢得了她们的芳心。
我在三队男青工中树立威信，基本套路与在班上的差不多。一方面是和他们一起说脏话、打闹、抽烟尽量融入。另一方面他们对我讽刺挖苦，我也反唇相讥；他们与我动手动脚，我也与他们扭打着玩。有一次，我与三队最厉害的一个小伙子小四打闹，趁他不不注意一个绊子把他撂倒，我的威信一下子就提高了。
小四这人真不错，对于我摔倒他并不忌恨，反而与我成为朋友。三队最难缠的是球子，这小子是个混球，满嘴跑火车。后来，我和他也成为了朋友。因为他鸡巴能侃，老子他妈的也不差，我俩还常常扯蛋扯球到了一起。
当然我在太钢也真正见识到厉害人了。有一天，我们在太钢二电厂干活，午间休息看到一群穿摔跤背心的年轻人在那里摔跤，就凑了过去看热闹。不料，一个小伙子招呼我们也下场玩一玩。我技痒难耐，就下场了。他们给我一个摔跤背心穿上，让我与一个小伙子对摔。
摔跤练习专用背心
大背跨之过肩摔
头两场我赢了还颇为得意，我们班的工友也在一旁为我加油助威。接下来，我被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的摔来摔去，还常常让人家一个大背跨把我扛起从肩膀上甩出去。幸亏场地上铺着厚厚的沙子，否则非把我摔残了不可。
我这才意识到，这帮人可能是太钢摔跤队的，这是在把我当傻小子摔着玩呢。否则，他们哪来的这么多摔跤服和这么好的摔跤场地呢。尽管意识到他们是摔跤队的，我也不退场，还是一跤一跤地让他们摔。我算是遇到真正的专业摔跤手了，机会难得，我想从他们摔我的动作中有所长进。
那天我被摔成了泥猴，但好歹附近有一个洗澡的地方——晾水池。太钢二电厂从发电机中出来的水几乎是开水，通过几个晾水池之后，水温降低到了二三十度。这些凉水又被抽进发电机里冷却发电机，如此循环不已。
晾水池是天然的温水游泳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不同温度的池子里游泳。这里总是挤着许多人游泳，即便是冬天也有不少人来。因为只需要忍受一下脱衣服和穿衣服的寒冷，一下到池子里就暖和了。
我的游泳技术算是不错的，蛙泳和仰泳都可以游很长时间，速度也算快的。所以，我们队在二电厂干活的那几个月里，我在晾水池里也算是露脸的。
我们的工作
吊装工虽然是熟练工，但真正成为行家也还是需要认真学习。我这个人比较爱学习，不仅勤于向师傅和同伴学，还买来了书学。但干我们这一行的实践经验是最重要的，很多实际情况无法一一写在书本里。而且，很多计算看似复杂，其实没有多少用。
比如，吊装重量与用于吊装的钢丝绳之间，有一个安全系数。多重的吊件需要用多粗的钢丝绳有严格的规定。但实际上，师傅们心里有数，用稍微粗一些的钢丝绳就行了，从来没有人真的去计算。况且旧钢丝绳由于磨损程度不同，根本就无法通过安全系数确定粗细，只能按照经验来判断。
凡是可以用吊车解决的吊装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工作。只要把钢丝绳拴好使吊件保持平衡，然后指挥吊车吊就是了。有时需要两台吊车同时工作也没什么难的，我们就像音乐指挥一样挥舞双手一个手指挥一台吊车。当然嘴里还需要吹一个哨子，因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司机往往听不到我们的喊声。吊车司机听着我们的哨声，看着我们的手势开动吊车，缓慢地把吊件吊到指定位置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常常要把管道，架到一个需要通过曲里拐弯才能够到达的地方。这就需要精心安排管道拖拽的方式和路线，和选择安放滑轮与卷扬机的位置。所以，吊装工作最难的是吊装方式和路线的选择。很多在我看来无法完成的任务，结果经过李师傅的指挥，居然完成了。我对此深感佩服，但最终也没有完全掌握。吊装班就数李师傅最有经验，难怪人家是六级工呢。
这个大型管道进入室内以后只能再用卷扬机移动
一台普通的卷扬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复杂的活计是必须通过实战经验的积累才能够胜任的，但一般的活计我还是很快就掌握了。比如，搭脚手架。我们常常需要为管工们搭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以供他们站上去把我们吊装上去的管子焊接好。
搭几米高的脚手架至少需要几个人相互配合。两个人先要爬上去各自站在一根横杆的两边，底下的人把一根木杆递到其中一个人的手上。他要一手抱住身旁的立杆，一手腾出来抱住递上来的木杆。然后手脚并用，把这根木杆提起来，把一头递给站在横杆另一端的同伴。然后俩人把这根木杆举起，用铁丝分别固定在自己这边的立杆上。这根绑好了的横杆就成为我们往更高处捆绑横杆的落脚点。这项工作既需要胆量，又需要力气才能顺利完成。我恰恰这两样都有，所以能力很快就超过了所以的人。
令我最难忘的一次吊装工作是在太钢二电厂干的。我们需要把发电炉内已经烧坏了的管子吊走，把新的管子吊上来。吊装本身没有太大难度，关键是发电炉有三十米高，站在上面很害怕。更难的是需要先把滑轮挂到发电厂顶部的横梁之上。那根横梁离地面有三十多米高，上面堆满了灰尘。师傅们让我们上去挂，结果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去。
后来还是我站了出来承担了这项任务。我胆子大，但并不盲目，真正危险的事我也不会充大头。这项任务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我把安全带系在那根横梁上，万一我心慌掉了下去，安全带可以把我拽住。这样，或者我可以顺着安全带再爬上来，或者等待别人的救援。
高空作业系上安全带是必须的
我把安全带系好以后，开始向预定位置移动。我每向前移动一步之前，先用脚把横梁上厚厚的灰尘扒拉下去。只见陈年累积下来的灰尘像爆炸后的烟雾一样的散开，慢慢向空中飘起和向地面落下，景象极为壮观。我闭上眼睛，等飘荡在空中的灰尘落下后，再向前移动一下身体，同时把安全带往过拉一拉，接着再扒拉前面的灰层，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前进。
我不看底下只看上面，以免晕眩。到达挂滑轮的指定位置后，我骑在横梁上。然后我把身上带着的钢丝绳圈拴在横梁上，预备用于吊滑轮。师傅们把穿好钢丝的滑轮通过我带过去的绳子递给我，我把滑轮拽过来吊到了预先拴好的钢丝绳圈上，整个任务就完成了。当我从横梁上走回来时，我在班里的地位已经就确立了，师傅们对我的信任也不亚于对小阎的信任了。
师傅们干活非常小心，不让我们冒险。比如，每当需要从一台发电炉顶走到另一台发电炉顶时，中间铺上了木板以后一定要求再在两旁加上扶手。这样在通过时，就可以用手扶着两边的木杆走过去了。但说起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却唾沫飞溅，吹嘘他们当年比赛看谁大胆，看谁敢在几十米的高空只搭一块木板就通过。
他们还说起当年发生的一个奇迹，有一次有个工友在十几米的高空睡着了，翻了个身就掉了下去。他快掉到地面时，恰好坐到了一块木板上。木板把他弹起来他又才落地。这家伙吓得昏了过去，一会儿醒来居然没事。他们也不敢让他请假回去休息，怕传出去挨批评扣奖金。这家伙在工地躺着休息了半天，把心从嗓子眼收回肚子里下午照常干活。
当然，也有几次死了人的事故。如一个工友在一个十几米高的斜房顶上不小心滑倒，摔下去就摔死了。再如一个工友由于工件卡住，指挥人员和开卷扬机的都没有觉察。结果钢丝崩断，他被钢丝活活抽死。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血雨腥风，这些师傅们干活才特别小心。如果我们干了冒险的事，他们就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你们他妈的要是死了，我们咋球向你们的父母交待！”现在想起这些师傅的大声呵斥，依然感到心里暖暖的。
我从1976年12月底入厂到1978年2月底上大学，正处于“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那时候依然是政治挂帅，常常有些运动式的加班。比如“大干一百天支援阿尔巴尼亚人民！”每当加班的时候，我回到家里常常就10点多，有时甚至是11点了。那时候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但管一顿加班餐。加班餐一般是大米肉菜或馒头肉菜，所以大家还挺愿意加班的。
作者1978年于北京
1978年2月我踏入大学校门，从工人阶级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由领导阶级蜕化为需要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党又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才抖掉身上的臭味又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而且一跃成为代表先进文化的一分子。
时事变来变去，不变的是我珍藏在心底里对工友们的温情记忆。还有一份剪不断的牵挂，也不知道小许最后嫁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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