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侯建中：命运的魔术把车工变为法官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侯建中，1970年参加工作，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2年分配到西北政法学院，1984年调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任经济庭副庭长，河南省法院干部学校校长。按30年工龄可提前退休的政策，2002年不到50岁自愿退休，从事法务工作。
原题
我的两次高考
1978年7月21日，我坐在高考的考场里做数学试卷。
监考老师拿着蒲扇给我扇风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高考成功了。
那是我在河南许昌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的第八个年头。1969年省直机关干部疏散，父亲被安排到许昌市，许昌当时是县级市，归许昌地区管辖。
在山西老乡的关照下，我于1970年9月进许昌通用机械厂当了车工，就是“紧车工慢钳工吊而郎当是电工”的车工，那年我不到17岁。
1977年高考来临时，我已成为熟练的车工，车个轴承螺丝什么的不在话下，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照片贴在厂大门的宣传栏里。
对于突如其来的高考，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其对自己更不能理解对社会的含义，只是把他当做一次考试，多学点知识，换个生活方式而已。看下考试科目，理工科包括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文科包括语文、政治、数学、史地。
我该报考文科还是理工科？
我1966年小学毕业，没多久，就背着背包“长征”到兰考去学习焦裕禄了，走了三天。其后基本就不上学了，我们年龄比红卫兵小，比红小兵大，懵懵懂懂的，家里外面没人管，索性当个逍遥派，到处跑着玩，结伙打架、偷摘苹果、看大字报、看游行、看游街、看抄家、看批斗会。
1968年第一次去北京是扒火车去的，说是串联，实际是玩。复课闹革命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做作业也不考试，老师、工宣队都不怎么管。
我们家属院经常有造反派批斗抄家的革命行动，抄家时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我就找些“四旧”书藉来看，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忏悔录》《玛丽.巴顿》《安徒生童话选》《普希金文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书都是繁体字，有的是竖排版，外国人名字长，不好记，就记第一个字，如渥伦斯基记成老渥等。
除了玩，就喜欢看这些书，现在家里还保存一些，没皮没尾的。
高考前，我在通用厂已经上过一个“大学”，就是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之后很多工厂都办了七二一大学，1975年我们厂也办了一所，通用厂有近千人，生产压缩机，在许昌是大厂。我被推荐上了这所大学，学员二十多人，一个班，由厂里技术人员当教师，这些技术人员多是文革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功底扎实。课程主要是机械原理、图纸设计、加工装配等与实际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因称为大学，所以也学了一些微积分等。
七二一大学上了一年左右，全脱产。那年毛泽东去世，学校举办悼念活动，校长说着说着突然嚎啕大哭，一个大男人像村妇一样，感觉怪怪的，印象比较深，就是说1976年9月学校还在，以后就解散了，1977年高考前我已回原工作岗位。
这些经历对高考不一定有直接作用，但应该会有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决定了我只能选择文科，数理化底子薄，报理工科要面对三座大山，而文科只有一座，负担要小些。
1977年10月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11月报名，12月考试。时间紧、资料少、任务重，车间三班倒，复习也是白转黑黑转白。说是复习，实际很多都是新的知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几年后第一次走进了考场。
1977年河南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构思是描述一下纪念堂场景，缅怀功绩，继承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刚写到第一段雕像的雕字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空着也不行，情急之下把雕写成了凋，又期望改卷老师不会发现或发现后不当回事。
考试后未发通知，之后托人询问语文组的改卷老师，说有这么回事，这错字在过去属政治问题，现在不按政治问题处理，作文零分。想想也只能这样了，要是一年多前不定会怎样呢，也是后怕。这个“涉政治问题”的作文加上其他科目估计考得也不怎么样，此次高考与大学失之交臂。
1978年高考与1977年相差半年左右，时间较上次宽裕，边工作边复习，就在这时我的贵人出现了。1978年文科考五门，除政治、语文、数学外，历史和地理分为两张卷子。我仍坚持上次的复习策略，把数学做为主攻对象。
我住的工厂宿舍，过去是教会医院，记得当时有近五十年的历史，现在快百年历史了。二层楼，木地板，房间用木板隔开，翻个身都能听到。
我的隔壁住的是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叫杜康战，地主家庭出身，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一次有道数学题怎么也算不出来，我不经意地问了问杜师傅，没想到他一步步演算出来，并把公式讲得清清楚楚，这很让我吃惊。
多年来，低头不见抬头见，虽没把他当臭老九，但也就是个文绉绉的不爱说话的老大哥，谁知肚子里有这么多好东西。随后，一个问一个教，我从正负数开始，按复习大纲一直学完高中数学的相关内容，杜师傅看我是真学，就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不厌其烦，包括各种公式、例题，随手拈来，文革前清华生真不是吹的，毕业多少年了，初高中课程仍烂熟于胸，功底深厚，令人感佩。
就这样，一个文革前清华生帮一个文革前小学生攀登着高考数学的大山，我常感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杜康战师傅。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可惊天地，可化春雨。
那年我在的考场数学开考不久，就有不少人退场，过了一会，考场只剩了我一个人，在一个人的考场中答题，感觉真的不一样。七月天气炎热，监考老师看我坐在那不停地写，答题还像那么回事，拿着蒲扇过来给我扇扇风，我抬头一笑，这一刻，我知道，我的高考成功了。
数学考试是7月21日上午，那天正是毛泽东“七二一指示”10周年。1978年文理科数学是一张试卷，只是最后一道20分的题文科不做理科做，文科满分100分，理科满分120分。我除了文科最后一道20分的题未做对外，其余基本做对。回来和考理科的朋友对题，他们也没我答得好。
考文科的一个朋友，其他科目考得都不错，但数学零分，一道题都不会做，后来未被录取。
考后回车间上班，过段时间分数下来了，我的总分365，政治最低60多分，数学最高70多分，其他三门都是70多分，具体分数记不清了。考政治时我提前半小时交卷，最有把握的反而最低，认为最难的数学反而最高，世事无常啊。
那时不想当教师，也不知法律是干什么的，只是感觉好像和公安有些关系，就报了西南政法学院，还报了郑州大学考古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等。
有天厂办通知去市教育局领录取通知书，我一看是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教育局墙上贴有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招生简介，就揭了下来，现在还保存着。行李托运回家，办理户口等各种手续，只有工资关系留在了厂里。
上学四年，通用厂通过邮局给我寄了四年工资，包括取暖费和降温费，报销了四年的交通费用，这是后话。手续办完，骑上我的“凤凰牌”自行车，沿着备战路骑了4个小时，未下车休息，挎包里放着水壶和馒头，饿了就边骑边吃，从许昌一路骑到郑州。休整一段后，登上北京至重庆的9次特快，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走进法院的实习留念
值此改革开放及入校四十年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感谢我的贵人杜康战师傅，感谢未追究“涉政治问题”作文的人们，感谢数学考场上打扇的老师，感谢通用厂的领导和同事，感谢拍板恢复高考的邓小平同志，感谢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火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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