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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张亦嵘：另类地主七大爷与熏"料料"的老八路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知青笔记之
我的七大爷和二鬼
作者 | 张亦嵘
我在村里插队时，有两个要好的伙计，一老一小，他俩一个村相互认识，但基本没有交集，和我都是单线联系。正是这两个人在那个年月，让我知道了，那个年月的人情世故和人性的混沌与亮色。
七大爷在大队的猪场养猪。每日除了吃口饭，就长在猪场，从早到晚。我和他的交集，是那会儿我给大队放种羊，种羊的圈在猪场，我也就睡在了猪场，和七大爷睡在一条炕上。
那时，每晚从地里回来，圈了羊，我就回知青大院吃饭，吃完了，有时和知青们吹吹牛，有时去要好的老乡家串串门，都是闲扯，打发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日子。每晚，我在外面耍够了，回猪场睡觉，七大爷都给我留着猪场的大门，我不回去，他从不先睡。要是我回来晚了，总要和他说，让他费心了，下回早点。这时，他就会说，年轻人爱动，你去耍你的，我老了，觉轻。
要是我回来早了，七大爷就会给我讲讲他年轻时的事情，我俩交集的话题就是个北京。凡事常常从北京说起。他说北京是个好地方，帝王之都，风水好，千百年来，除了洋人打进来，老天爷从没给北京降过灾，发过难的。他讲的北京，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比如，他喜欢讲洋车咋个坐，价钱咋个给；山西人开的钱庄、粮号都在哪条街，哪个巷巷（北京人叫胡同）。
最有趣的是他讲的妓院和我在小说里读过的相差千里。他说，妓院高和低差得远了，头等妓院叫小班，里面的姑娘，不光面相、身段好，还都从小就受过琴棋书画的教育，哪个都能走几笔山水花鸟，吟两句诗文歌赋，你以为进妓院就是图个下半身痛快？不是那么个道理，进去就上坑，那不叫狂妓院，那是叫串暗门子，暗门子是专门伺候扛大个，拉洋车的苦力们的。
有钱人进妓院，先是打茶围：一壶清茶，一包红锡包或者粉锡包（都是当时烟的牌子，档次相当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太爷们平日里吸的大前门、恒大烟之类）四小碟干果，就是花生瓜子核桃仁之类。茶喝了，烟抽了，（那干果是样子货，让你看的，不是让你吃的，吃了人家笑话，就知道了你的底，不是个文明人）闲篇也扯完了，您就该起身了，不是上坑，是走人。要上炕，那茶围总得打些日子，把你小子的钱掏得差不多了，才有进一步的可能，还得看人家姑娘是不是瞅上你了，可不是电影里演的盒子炮往八仙桌上一拍，啥事都办了，那叫强暴民女！不是逛八大胡同。
听他讲得这么神，我总会问他，年轻时是不是也去逛过八大胡同？每到这时他就不说了，干咳两声，就弄起他每晚要做的事了。把买来的安茶碱片片碾碎，再把这些粉沫撒在香烟盒里的锡纸上，再把煤油灯放在锡纸下，于是锡纸上的粉沫就会化作一缕白烟，这会儿七大爷就会伸过脑瓜，很享受地吸那升起的白烟。这时，我就知道，我该上炕了。
我没打听过七大爷的身世。要是他想说他的身世，我不打听他也会说；要是他不想说，我瞎打听，那不是为难人家吗？但我想过老人旧日里一定也是个走过江湖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老人的身世是那年中秋节后，那个中秋节是我在乡下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那晚，七大爷见我回来了，从炕头拿起个手巾裹着的包包，就着煤油灯打开。灯下是五六个金灿灿的小饼。他冲我说，自家烧的月饼，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从家给你带来的，好歹也要过个节，不要让你屋里的老人们惦念。
我接过来，一口气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了才和他说：好吃。我心里知道，吃下去的这饼子，在当时是十分金贵的。仅和他睡一条炕，听他吹吹过去的日子，他过个节，还惦着我，我就觉得老人挺仗义的。
二天，我把这事和队里的伙计们说了。伙计说，你敢吃？我说，吃了，美得很，吃过手上还有油呢。伙计就说，你可清楚，那老汉可是咱村有名的财主！你可不能看他现如今的外表，一脸子核桃皮，一身脏兮兮土布衣裤，年轻时也风光得很。
他见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惊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嘴脸，才又往下说，老汉仁义得很，旧日里，村里人揭不开锅找他借粮，人家从来没说过二话，就是这句：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没有个难处？从他家借出的粮，总是高高的，不亏乡亲，谁家要是实在苦焦，他也就把账烂下了。
所以，后来的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来了，也就是把他往台上押押，村里人没人打过他。每次批斗完了，还有给他揉腰的，给他喝水的。就连生产队的干部不也在活计上照顾他？让他在猪场干，白天、黑夜两头都有工分，还是个长年工分，刮风下雨，过年过节都误不了挣工分。
这是我第一次遇上一个“另类”的地主，也是第一次听一个贫下中农这么评价一个老地主。从此，我对地主和农民有了从概念到人的认识。而这个人的七大爷，虽说成分定下的是地主，但这个老地主所有的言行，无非是告诉了我，在那个年代所谓社会潮流已经摒弃了的最基本的人性。而这人性于我说来是那么的陌生，完全不同于正规渠道灌输给我的是非观念啊。
的确，这个地主完全不同于阶级教育和教科书上描绘给我的地主形象，他非但一点儿都不凶恶，更没有长着青面獠牙，就是苍老些，脸上的皱褶多了些，和村里那些善良的老农别无二致。而在我看来，七大爷也是这些善良的农民中的一个啊。
我在村子里要好的另一个伙计是二鬼。鬼在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不是与活人反意的那个死鬼，是男人的意思，用河北话说就是“小子”，人家叫你什么什么鬼，是和你不见外，总之是个有点儿戏谑、又有点儿亲切的称呼。
二鬼也是村里人，不光是我的伙计，还是我的朋友，和我同岁，也属龙。他读过村里办的农中，毕业后自然在村里和众多乡亲一样土里刨食。对此，他很不甘心。他常和我说，咱俩都有过城镇户口，咋你就是知青？我就是农民？这老天就是不公么。
我就和他说，如今咱俩都挣工分，都是农民了，扯平了。他说，“扯不平。日后，你狗日的能回城，我不还得欺负土坷垃。我打心眼里羡慕你们这些吃皇粮的！”二鬼和我说，要不是他老子眼光浅，为一口吃食，不顾后人前程，他也是知青了！
原来二鬼老子在外县城里公干，1960年困难，便把他的户籍放回乡下，图的是乡下活命比城里容易。可他老子当初的动作，便让他这辈子做了农人。每每说到此，他都要要气亨亨地说，真该革我那老爹的命！我就想，那公家人可是二鬼亲爹啊。
我和二鬼有过最深的交情，就是我俩都当过大队看青的，也就是老百姓嘴里的“巡捕”。
知青回城走得没剩下几个时，二鬼就住进我们的知青大院，成了我的邻里。我对社会上不少人情世故的了解都是二鬼教下的。
二鬼告诉我，咱做的看青买卖，一定要先让自己实惠，不然对不起庄稼地里下夜一身的露水。我说咋个实惠？他说地里长的粮食、瓜果是人民公社的，咱是公社社员，那公社的就也是咱家的。咱们是官偷，村里的头头不逮咱，就没人敢和咱过不去！我说，还有老天爷盯着咱。他说你狗日的还是城里人？迷信得很呵！告诉你，连我这庄稼人都晓得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阎王的道理，你怕哪个能咬下你的球？咱要不美美地收回秋，我对不起先人，你对不起和你要好的奴儿家。
我说我还没有要好的奴儿家，就是有了奴儿家，我也不用偷，队里说过，我要是没吃食了，随便去哪些个场院讨上口袋玉茭子就是了。他说，忘了，你狗日的是公家人了，可咱是伙计，你不偷也得帮我偷，我偷也不光是为我自己，也为你。我就问他咋个为我了？他说，做几回你就明白了。
和他偷的第一回是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薯，两个麻袋，运回村，从村里头头家的院墙上倒腾进去的，听到麻袋沉闷的落地声，我们就撤了。我说你孝敬头头，咋不和他说一声？他说，你傻呵，见了面他不骂你不会办事？咱不就白白下了苦？二回是给头儿家送西瓜，也是半夜，两麻袋，没从院墙上甩过去，放在门道，他敲了两下门，听见房门响，就拽上我走了。有这两次，我就明白了二鬼说的“我偷也不光是为我自己，也为你。”是啥意思了，说白了，就是孝敬队上头儿，以便得到头儿日后的关照。
以后，他又给头儿送啥我就不知道了。还和他在干渠边上采过两回蓖麻，也是半夜三更。我说，采这东西做什么？他说换油。我说蓖麻油是工业用油，能吃死人。他说，老人们吃了半辈子也好好的，少吃些没事儿。
二鬼出事，是在我离开村子几年后。那时社会刚有点儿松动，二鬼便瞅准了城里人喜好乡下新鲜物产的机会，做上了两头挣钱的买卖。
他每日天不亮起身，骑上单车，后架子上支两个能装百十斤玉米的大筐，沿着去太原市的公路，一路走一路收拾道边地里的鲜玉米，车子装满了，也到了太原城。把玉米卖了，喋一碗小馆里的刀削面，便找个道边的树下眯一觉，后半晌往回骑，路过清徐县再倒腾上两大筐时令瓜果，回来卖，无本的买卖两头赚，想不发都难。跑的次数多了，就大意了，在树底下睡，凉着中了风，半身不遂了，回村养了几年也没缓过来，便不声不响地走了。
后来村里人和我说起这事，总爱说，你这伙计太能了，哪有总占便宜不吃亏的道理，这娃一辈子就吃一次亏，一次亏就要了娃的命。老天还是公道的。我听了就想，其实许多农民悟出的道理够我们学几辈子。
如今，我的这两个伙计都去了很远的另一个世界，但他们都把魂留给了曾与他们相伴还在地上边儿的我。老的留给我的魂是：做人要厚道，要讲人性；小的留给我的魂是：人在做，天在看，日弄了别人，也日弄了自己。
外一篇
知青笔记之
“五七战士”讲政治
作者 | 张亦嵘
我们插队那个村叫夏家堡，旧日里是汾河平原上的一个大村。老财多，家境富裕的人也多。八年抗战时期是游击区，日本人、二战区、八路军都来过。听村里的老人讲，当今的公社所在地贾令镇当年就有日本人修的炮楼，阎老西的二战区的警备队也来过，八路军十五团、十六团也来过。
那阵子村里过队伍，就有家庭败落的老百姓跟上，当兵吃粮。赶上二战区队伍过来，跟上走的人日后就成了反革命；赶上过来的队伍是八路军，跟上走的，只要没“光荣”，日后就成了老干部，国家的功臣。还有的人家兄弟几个，有跟二战区走的，也有跟八路军走的。这就有意思了，运动来了，需要这家当好人，他就是军属、烈属；需要他当坏人，他就成了反属。
我们生产队的车马队长家里就有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也有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因此，他从不趾高气扬，见到人不管是队干部，还是“四类”一个表情：和善，就是让你感觉，这人与事无争，老了老了也小心做人。
我要讲的这个老武，也是个老财的儿，年轻时家里有钱，就喜欢上了“料料”。人都说，“料料”粘不得，粘上早晚是个倾家荡产，老武自然也没例外，熏“料料”熏得家败了。全面抗战的第二年，村里过队伍，是八路军，他跟上走了，到了部队上，官长得知他读过几年书，便舍不得让他去拼刺刀，就在连队当文书。干了几年八路，日本人被撵跑了，共产党的队伍又撵跑了阎老西，拿下了太原城，组建了省军区。老武就成了省军区第一个背军区关防（大印）的人。
我和老武搭上关系，是我俩都被下在一个生产队，我是插队知青；他是率全家老小回乡的“五七战士”。都是从城里放到乡下的识字人。他刚回村时，也参加劳动，只是不像普通社员要常常遭队长的呵斥，他是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会圪蹴在自家的大门前叼上支恒大烟，有一搭无一搭地瞅着从他眼前走过的社员们，有时也会与熟识的社员点个头，说上一半句无关疼痒的闲话。
有时，他也会主动拿起竹扫帚扫荡一下他门前的街道。队上的社员都挺敬重他，这不光是因为他是个老革命，堂堂省公安厅的大干部，更因为他敢为这些小社员（没有势力背景的社员，反之就叫大社员）们说话，常常为某个受屈的社员出头，把熊人的村干部骂得狗血喷头。
我那时除了家里寄些闲钱，基本没什么进项，家里寄来的钱，去公社邮局取了，就近公社唯一的小铺吃一顿过油肉，喝二两老白汾，买两条战斗烟，也就光了。所以见到老武总要往他跟前凑，一来他喜欢给我讲他过去的风光，二来在听他的风光时，我总会接到他时不时递过来的恒大烟。说得高兴了，赶上饭时，他就会非常热情地把我让到他祖上留下的那处很有些规模的宅院里，吃他的炒鸡蛋，喝他的老白汾，而且从来都是瓶装的，一开瓶盖一屋清香，不像现如今的酒，就是凑到鼻子前，也寡淡得很。
我在他家吃酒时，桌上从来只有我俩，他老伴只管安顿酒菜，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躲在一边，从不上桌。老武除了和我扯他在队伍上的事，也扯苏联的政治，他讲的赫鲁晓夫政变干掉马林科夫的事，我后来上大学在那时的内部书《赫鲁晓夫回忆录》里得到了证实。
我现在都记得老武讲这事时的神态和语气。他说，那赫秃子就是有本事，能办成这事，没有政治智慧根本不行。当时的苏联马林科夫是领袖接班人，在政治局赫鲁晓夫加上他的势力，干不过马林科夫，但他懂政治，会下狠手，他动用军队的直升机，把全苏的中委都拉来，开中央全会，在全苏中委，支持赫鲁晓夫的人就多了，他一下子就翻了盘，就当了苏联的一把手。
我有时也问他，中国的政治和苏联的政治有没有可比性？这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对我说：喝酒，这老白汾美得很。喝得高兴时，他又会和我说，你在乡下的日子也不会一成不变，重要的是要有应变的准备。这准备就是知识。现在流行的话：“看看手上的老茧，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合格的接班人。”这话就是屁话！凭手上的老茧造不出原子弹，也过不上白米白面随便吃的好日月，没文化，还革文化的命，就是误国误民！我说，你这话可和报纸唱反调。他说，老子活了几十年，这点事要是看不明白，真就在公安厅白混了！
那会儿，我俩吃酒时，他还爱说：你小子日后发达了，找你门上，讨口水喝，你不会说，这是哪来的老鬼吧？我说，哪有的发达？他就会说，用不了多久世道就会变的，你在这村待不长，我也待不长！
在老武的影响下，我读了不少涉及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有知识。为此，我还当上了村小的教员，不下地，有时间读书。没两年，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去一所大学读历史。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足以做我长辈的老“五七干部”，常记起我们喝酒时，他和我说的这些和政治有关的话。我也慢慢理解了一个不在岗位的老干部对政治生活的渴望。老武对老百姓从没有干部的架子，队里的干部吼叫群众要是让他撞上，他总会一顿臭骂，没有一个敢还口，也没有一个敢说他的阶级出身是地主。这是因为他的正派和他在那个年代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
国家拨乱反正后，他果然出山了，当过县里法院的院长。年前他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我学生，一个是我同事）来北京找我，说他爸活着的时候常念叨我，离了村也不知我混成了啥样子。现在他爸走了，她俩也替她们的父亲看看我。我告诉她们，和她们父亲喝酒时，她们爹常说的话。我说，你们真该为你们的老爹自豪、骄傲，你们爹是省军区第一个背关防的人。
两个姐妹吃惊地看着我，说：我们可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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