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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萧象：再谈“青春悔不悔”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下放一周年照
萧象，湖南永州人，历史研究者；1974年高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粗石江公社槐木大队；1978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88年入读湖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研究生，文学硕士；曾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
原题
再谈“青春悔不悔”
作者 | 萧象
“青春悔不悔”，这是对一代知青而言惟其方有的一个老生常谈问题，也是令其纠结不已又欲罢不能的一个争议性话题。
作为知青一员，我曾在下放回忆文章中以自身经历和体验对“青春无悔”一说表示否认。理由无他，在人生求知欲最强烈，记忆力最旺盛的青春期放弃读书而接受劳动，无疑是对生命的浪费与摧残，即便从锻炼的角度，以无价青春换苦难体验，也是得不偿失的荒唐。
几年前参加当年下放知青组织的下放四十周年纪念聚会，有几十年未曾见面的知青场友，十多年前在国企改制中就被买断下岗，靠社保勉强维持生计，谈及下放，竟毫无迟疑地表示“青春无悔”之意，让我颇有些意外，也再次引发我的思索，感到在此一问题上有进一步说明其问题，澄清其是非之必要者。
其实，只要稍作回顾，人们应该不会忘记知青下放运动终结的历史背景。它是1978年在云南知青以悲壮的自残方式表达对下放生活忍无可忍的绝望和集体下跪请愿，引发全国知青强烈要求返城浪潮的冲击下，而黯然终结的。这一终结使所有的知青（除极少数已嫁与当地农民的），全都返回了城市。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应民意与舆情推动，说过一句切中肯綮的评语：“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可谓对下放运动的反思总结，也是盖棺论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知青相继步入人生中年，其中有少数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勇于拼搏，脱颖而出，功成名就,于是回首往事，有人遂以下放艰苦成才而发出“青春无悔”的论调。
作为一种个体的人生体验，此论固亦不失其特定的认识价值与存在理由，也多少带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的意味，但一经媒体宣传放大与众声喧哗，隐然成为对这一集体历史运动的价值评判与认定，自是受到思想界学术界众多知青人的强力反驳。
其中一个最有力的也是无可辩驳的论据是，当年下放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因岁月蹉跎，青春耽误，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失去与时俱进的竞争力，而沉入社会的底层，成为生活的失意人，为一不争的基本事实。在涉及千万人命运的知青下放这一运动价值评判时，以少数事业成功者的光环来替代甚至遮蔽绝大多数生活失意人的窘迫，是以偏概全，断不可取。
在这一基本的也是窘迫的事实面前，任何有良知有理性的都只会是羞愧满面，而不是视若不见，熟视无睹，大言不惭“青春无悔”！再者，即便是艰苦成才，也应归功于才者的自身才质，而不是艰苦，就像苦寒梅香，梅香是因为梅的自身品格，而不是环境的苦寒，人们岂能因为梅香而赞美苦寒！
然而，左言一向迷人眼，高调从来鼓惑人，是中国长期令人哀叹的现实。虽然“青春无悔”论调远离事实，不经辩驳，但因其迷人的语言外表和激扬的调门，颇令一些不假思索的人感到中听受用，也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想象，自以为有过一回拥以自豪的不让他人的壮丽青春，从而如阿Q一般获得一种自我安慰的满足。所以，这一论调在知青中不时可以听到一些回声。我的知青场友概属于这一情形。
青春悔不悔，具有明显的主观意愿与色彩，尤其在涉及到对这场知青下放运动价值评判的语境下，话语者有可能为了某种立场表达，或受某种情绪影响而强说“悔”或“不悔”。这就影响到对一种历史真实的准确判断。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一种较为客观的评断标准。
窃以为，青春悔不悔，关键在看青春值不值，青春美不美，青春值、青春美自不悔，青春不值、不美就得悔，就需要追问与反思。而青春值不值或美不美的判断依据，就是人生应有的青春表现，或者说“青春模样”。
所谓“青春模样”，指的是人生在青春期应有的主要表现特征。如所周知，人生有童年、青年、中年、晚年等不同阶段之区分。每一阶段依其不同的生命本质要求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外在表现特征。在童年，是快乐成长，在中年，是成家立业，在晚年，是含饴弄孙，那么青年呢？青年是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人的生命力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旺盛，因此，在此阶段人生的主要表现特征不外乎两种：一是求学，一是求爱，也就是，读书与爱情是人生在青春时期应有的两大最主要表现特征。这是从古自今的天经地义。
人生在这一阶段，如能做到既读了书又谈了爱，这样的青春可谓美好，令人称羡；不能两全其美，退而求其次，两点达到其中之一，或者读了书，或者谈了爱，也可以认为青春有为，年华不废；如果两点全没有做到，既没有书读，又没有爱恋，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青春耽误，实实在在的年华虚度。
当然，这里指的是在和平年代的“青春模样”或青春表现，如遇上革命年代，年青人的主要表现就会有所改变，读书有可能为革命所替代，革命与爱情就成了年青人的主要表现特征。
让我们以延安时期革命知识青年的具体事例为说明。上世纪30年代一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在抗战救亡的感召下主动放弃读书，选择革命，从城市来到延安。某种意义上此与1960—70年代的知青下放农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这些怀抱理想追求进步的城市青年学生来到条件落后生活艰苦的延安之后，有着怎样的青春表现，呈现怎样的“青春模样”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年代年青人的两大主要表现特征，在这些延安知识青年身上得到十分鲜明的体现和突出反映。
就革命而言，对延安知识青年，自是不在话下，他们自愿选择投笔从戎，来到延安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革命的象征与表现，共和国的建立更证明他们革命选择的正确性和他们革命的价值与胜利。延安这一段革命经历成为其一生最为自豪的青春亮点。而爱情，虽说国难当头，又处于恶劣的艰苦环境，还有革命的重任肩负在身，但并不妨碍影响男女之情的自然生长和爱情之花的自由绽放。从大量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处处留下青年男女的足迹与倩影。
对这些革命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在对革命的追求中得到了爱情的快乐，又在爱情的快乐中增添了革命的干劲，真正可谓革命与爱情两不误，两全其美皆有得。这样的青春，是一种什么样的青春？这是一种革命年代革命者革命与爱情相结合的青春，是革命年代革命者最美好的青春，让人称羡向往的青春。
回看知青一代的青春。以人生青春阶段应有的两大表现特征为考量，以延安革命青年的“青春模样”为观照，知青的青春表现，可以说除了尴尬与惭愧，实在是相形见绌，乏善可陈。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知青，在大好时光的和平年代，在豆蔻年华的青春时期，读书被下放所替代，爱情为禁欲所扼杀，最能显示和代表人生最美好阶段的两大特征一无所有，两者皆空。
当然，或有人认为，当时的年代也是革命年代，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下放劳动属于革命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逻辑的混乱与荒唐——数千年来农民岂不一直在干革命——姑且不论，退一步，就算和平年代的青春应有表现——读书为下放劳动所替代为正当，下放劳动也算是一种革命举动，也实在从我们的下放劳动中看不出任何革命的意味。
因为我们的到来，没有给当地农民带来多少实际的增益，也没有引起任何有助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除了偶尔让农民开开眼界的文艺演出；反倒是从农民有限的土地中分割出一块，从他们并不充实的汤碗中分得一羹，平添了农民的负担。我们所谓的劳动锻炼，不过是农民祖辈相承世代相传行为的简单模仿和重复，除了吃得苦来，连一般建设的意味都难以看出，遑论革命。
读书为下放劳动所替代，下放劳动却没有任何实际的革命价值和意味，仅止于此也就罢了，在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阶段，能有一点点的爱恋，填补一下空虚无聊的岁月，留下一分罗曼蒂克的记忆，也算是年华不虚，青春不误。可是连这一点最基本的自然权利都不得享有。
君不见，爱情被视为腐蚀人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禁欲被当做高尚正经的无产阶级道德被标榜宣扬。因此，一切文革前出版的有关爱情描写的文艺作品均被视为黄色而禁止，所有文革中上演的样板戏主角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清一色的孤男寡女。也因此，我们场里就发生过一对情不自禁的知青男女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时被围堵“捉奸”的荒唐一幕。
然而，谈爱可以被禁止，男女可以被设防，却男女之情不会断，爱恋之心不会灭，四十年过后，当大家重聚一起，最热烈最吸引人的话题，也是最主要的话题，还是当年男女情事。闺蜜相互“揭发”，哥们相互爆料，当年某某对某某有心，曾经某某对某某有意，更有阅尽沧桑而勇敢大胆者，当着众人之面向自己当年心中的女神袒露胸怀，表达一份深藏四十年的迟来的爱。
原来，就像1990年代一篇怀旧文章所揭示的，在人性禁锢的文革年代，尽管形格势禁，男女授受不亲，每一颗青春跳动的心中其实都生有一份渴望，都藏有一个自己想象的冬妮娅和保尔▪柯察金，只是人们小心翼翼，把TA仔细收藏，不让外露被人阅读而已。
迟暮的表白说明青春被耽误，荒唐的“捉奸”证明爱情被禁锢。一种既无书读（请注意，无书读不仅指中学毕业不能升学高校，亦指大规模的禁书而导致除毛选和鲁著之外的书荒）又无爱恋，既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革命的青春，不是青春耽误，还能是什么？不算年华虚度，还能算什么？再看看延安时期革命知识青年意气风华血肉丰满的“青春模样”，你即便不想不悔都已无可能。
在应当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本该恋爱的季节没有爱恋，这样的青春回首，一种最真实最确切的叙述，只能是“青春无奈”。之所以说“无奈”，是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原故，这是文革时代的原因，在巨大的文革时代悲剧中，我们的青春无可奈何地作了贡献于时代的祭品。
那么，既是如此，为什么还要举行纪念聚会？还有知青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开展下放纪念活动？一定有人提出此问。此问甚好，这也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纪念聚会就一定代表着被纪念的对象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如人们纪念南京大屠杀，纪念反右，纪念文革，等等。这些被纪念的对象物本身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但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人们之所以纪念，目的是在告诉世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悲剧事件发生，以让人们铭刻于心，永记不忘，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至于知青纪念下放，因素较为复杂，情况比较特殊，不可简单地与前者相提并论，需要细加辨析与区分。
下放耽误了青春，虚度了年华，是毋庸分说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它到底是发生在知青人生最美好阶段的一段特殊经历，是知青整个人生有机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一生由无数不同的经历所构成，任何一节经历，哪怕最不堪的经历，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生体验与回顾总结的意义上，均具有丰富人生的认识价值，此为其一。
其二，就农场知青而言，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集体生活，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对刚离开家庭、初入社会的年青人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依此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集体友谊更是人生难得的一笔财富，是青春记忆中最为温馨、宝贵的部分。
其三，当读书或“革命”在青春记忆中为一段空白而无所记忆时，追忆友谊与爱情几乎成了最重要的青春记忆。正如前述，尽管表象世界爱情遭受扼杀，但在精神世界几乎每个人的心田都有一枚爱情的种子在萌芽，心目中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位想象的TA。聚会的主要话题可以证明，追忆当年被埋葬的青春梦想是人们组织参与下放纪念聚会的一个重要驱力与原因。
如此，我们可以说，知青纪念下放具有双重的纪念意味：一方面昭示世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劳民伤财的下放运动，一代知青曾经历过如此一段沉重而荒唐的青春岁月，这一运动是文革时代的一个缩影，是荒唐历史的一段见证；另一方面它是对青春友谊和爱情萌芽的怀念与追忆，也是对逝去青春的凭吊与祭奠。此亦正是令一代知青纠结不已又欲罢不能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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