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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 :聋汉,打出来的铁瓷

张亦峥 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简介

张亦峥 ,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现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50年祭之

聋汉,打出来的铁瓷




作者 | 张亦峥


 

聋汉是老乡给他起的大号。亲切点儿就叫他小聋汉。按说,我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可是,我们偏偏交集了,交集成了铁瓷,铁了差不多一辈子,坚不可摧。


比较有趣的是,这铁样的瓷实竟是彼此打架打出来的。


我和聋汉在他的庄园门前

 

1


聋汉大名张秀信,像他的名字一样,长得很秀气。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有个外号叫小姑娘,白白净净,挺招人戴见。因为耳聋,他本不应该来插队的,可是偏偏,他也给发到了山西插队。虽说我们在一个大队,但因为这个大队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的,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队与队之间相距半里一里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的,本不相识,又不在一个生产队的,没什么事儿的话,相互之间自然很少往来。


大约是插队后的第二年夏天,那时,不知是又响应什么号召,村里让四个队的知青又合在了一处,在我们村西的一条百余米深的大沟沟楞上开荒种地种树。其实,用现在的话说,这开荒就是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


早先,这西沟的沟楞上长着些没人管理的山桃和山杏,沟底是一沟的芦苇,春夏之际,碧绿碧绿的,风一吹,哗啦啦响,绝对说得上是一道风景。我没事的时候(几乎天天没事)常去沟楞或者沟底逛逛,看看风景。有时也揪几个山桃或者山杏嚼嚼,除了酸点儿,味道还不错。又扯远了,跑偏了。


由于是集体干活,大队就在大庙为知青开伙。说是大庙,既没有庙宇,也没有和尚,只有一个二层小楼,主任和会计就在楼上公干。我常想,为什么村民称它大庙呢?也许若干年前,这里有过香火也不可知。由于是大队部所在地,这个院落,说是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似乎更准确。院里一个戏台,大队主任常在戏台上给村民训话,要是上面又搞什么运动,村里的四类分子就成了台上的主角,村民群情激昂地砸碎这个打倒那个。砸碎打倒当然只是口号,口号喊过了,又没事儿人一样,该叫爷的叫爷,该唤叔的唤叔,该喊大哥的喊大哥。


戏台西侧,有一个磨面机房和一个榨油坊,村民吃的面粉和棉籽油多出自这两个作坊。要是村里哪天高兴,还会请来个草台班子,或者是眉户,或者是江湖上抡大锤的,专砸那男人或者女人肚皮上压着的石碑。这硬功看得村民目瞪口呆,许多天后,还会绘声绘色重温那天的惊艳和震撼。这便算是大队给村民和知青文化生活了一回。重开知青灶,大队派专人做饭,灶址选在这儿,除了上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庙地处互为犄角的四个生产队的中心地带。这样,各队的知青在这里喂过脑袋之后,回到他们各自的生产队,路程相当,哪队的也不会吃亏。


于是,不管去不去开荒种地,吃饭的时候,各队的知青总会在这里聚齐,各个手里捧着个饭盆,用筷子勺子叮叮当当地敲,目的是催促做饭的大师傅尽快开饭。我们一起的哥仨儿,虽说基本拒绝开荒,可吃饭总是不误时辰。但由于我和其他队的知青都不大熟悉(其实也懒得和他们熟悉),总是早早来吃,吃了早早回去。很少和他们说话,也是无话可说。所以,一看到他们敲饭盆的样子就烦得不行。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骂了一句什么操蛋话,其他知青敲得正欢没有注意,那个聋汉却偏偏听到(准确说是看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外界交流的方式主要不是依赖声音传递,而是凭借口型,他通过注视人家的口型来判断人家说什么。这一着,是他的独门秘籍,从小练就,误差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于是,斗殴就在瞬间暴发了,他们队的三四个知青,和我们仨对练,整个一个当今电视剧里的捉对厮杀。说是那聋汉小时还练过摔跤,我自知不敌,但不是有句话,叫先下手为强吗?他一上来,我便在他屁股上来了一插子。他一摸屁股,花了。便叫了声,丫动插子!于是,见了血,打斗的双方都做了鸟兽散。我和小聋汉就算是相识了,只是这相识过于血腥。但却是不打不相识。


由于我们本来就不大来往,打了一架,就更没了交往的必要。加上大队发现把知青凑在一起弊多利少,干脆就解散了知青灶。我们又各自回队,自己打火造饭。

 

2


再见到小聋汉,已是第三年的初夏。那天,他戴着个破草帽,背着个破筐,忽然就进了我们那个小窑洞。我那两个老大都不在。就我自己躺在炕上发呆。他进来后,一扭屁股把那破筐甩在了炕上,才笑呵呵跟我说,张放、友朝呢?我说出去了。他说,这桃子是五月鲜,刚下来的,各队的知青,他都送了,这是给我们的。他放下破筐,就打算回去。


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这聋汉真是有肚量,我就恨没有个地缝钻下去。跟人家打架,还给人屁股上来了一插子,人家不记仇,还送来刚下的桃子给我吃。我他妈也太不是人了。我记得当时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让他等一会儿,我去找张放或者友朝回来给他打火造饭。


他说,不了,要是没吃饭呢,让我跟他去他那儿吧,他给我烙鸡蛋饼吃。我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就跟在他的后面,去了他那儿。一路上,他告诉我,他早就不在队里干活了。他们队的沟底有条岔开的小沟,队里早年在小沟沟底植了些李子和山桃,后来没人管理,荒得差不多了。如今有了知青,反正光棍一条,队里就让他搁沟里拾掇拾掇,也就是死马当个活马医吧。    


谁知聋汉真让这荒沟旧貌换新颜。沟口,他用荆条和酸枣稞子给封了,只留了个小门,也是荆条编制的。他把那一沟野山桃都嫁接了五月鲜、天津水蜜、大久保、小黄金和岗山白什么的。品种多了,就能延长桃子的挂果期,从五月到八月都有桃子可吃。现在吃五月鲜,再过些天吃天津水蜜、大久保,到了秋天可以吃小黄金和岗山白。


我说,你哪儿来这么大本事,还懂果树技术?他说,他哥就是西山林场的,他从小就喜欢植物,嫁接则是他看书学的。技艺多了不压身,这穷山恶水的,就能过得好点儿不是?我说,你一个人住在沟里,不孤单?他说还好,沟里有两孔小窑,他养了一条叫花儿的狗,那狗让他训练得听话得很。别看不爱叫,要是有人敢进他的领地,那狗直接扑上去就咬,他不得不用铁链拴在门口。所以,他出门放心得很。他还养了一二百只鸡,每天捡蛋就要耽搁不少功夫,还真没工夫感到孤单呢。这些小生灵就像是他的家人,和它们在一起,他就像是它们的大哥。一看到他,它们就围着他转,撵都撵不走。“不像是和人在一起,一天跟你吆三喝四的”,让他总觉得低人一等。


我说,我没对你吆三喝四,可直接上去就给你一插子,更操蛋。他说,不是,你就是混了点儿,其实你们几个有才气。我说有屁才气。他说,村里人说,知青里面就你爱看书,也不做男男女女的事。我说什么男男女女的事?他说,大概就是在一起搂着睡觉吧,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太知道。因为,很少有女知青跟他说话。


我说,这男人和女人搂着睡觉一定很有趣儿,要不,村里的娃干吗要哭着喊着要娶媳妇呢?他说屁,那就不是童男子了。睡来睡去,身子就淘空了,淘空了身子还怎么练武呢。原来,他还真是个练家子。


说着,我们就到了他的那条花果沟口。他推开那荆条编制的柴门。那匹叫花儿的大狗就往他身上扑,用鼻子在他身上蹭来蹭去,那尾巴一摇一摆地撒娇。他说,真是怪了,你来,他竟然一声没叫,看来你跟它有缘分。说着,他拉过花儿,那花儿就在我身上蹭来蹭去,重复着刚才在他身上的动作。他说,花儿记住你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这儿了,我在不在,花儿都认你。


他领我进了一个窑。窑里有一排面罐,里面全是面粉,只是有的是精粉有的是通粉。一个大缸里面全是腌鸡蛋。他顺手拿来一个竹篮给我,说咱们去捡鸡蛋。原来,他这一二百只鸡,没窝,蛋就下在草稞子里。晚上鸡上树睡觉,平时也不用喂,鸡就在沟里自己捉虫子吃。我说,你这里就是一个庄园,我梦想的世外桃源啊。他说,你要是喜欢,这庄园也有你一份,随时来住,只要你看得起我。我说放屁,我怎么会看不起你?你比我强一百倍。到现在,我们都还是靠着家里寄钱混吃喝呢,你却早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他说,按政策,他耳聋算残疾,是不该插队的。可是,到了他这儿,就不讲政策了,还不是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好。”说我是地主出身,可我连我爸什么样,都记不得,可这地主的出身却得我背一辈子,让人瞧不起,你不会嫌弃我吧?”我说,我嫌弃我自己也不会嫌弃你,从今往后,咱就是哥们儿,哥们儿就是两肋插刀也绝无二话。说着我俩还抱了一下,彼此拍拍后背,但从心里说,就是玩儿真的了。


记得那天,在他那花果沟酒足饭饱,走的时候,他还特意又烙了两张鸡蛋大饼,非让我带回去,给我那俩老大吃,还有一兜咸鸡蛋。


从此,我在村子里又多了一个去处,他也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到时令瓜果下来,他就背着那破筐给我们送,往往是放下背筐,吸上一两支烟,听我们跟他说说外面的形势。要是高兴的事,他就会眉飞色舞地唱起来。原来,他还会唱歌,唱得好听极了,不像我,五音不全,唱什么都跑调。有一次,他竟然让我写个歌词,他来谱曲,原来,一个失聪的人还有这样的天分!我就写了一个《中条山的歌》,他先掏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吹了几个调子,就撕开个香烟盒,翻过来,写起简谱来。很快就写好,就给我唱。本来,我那歌词写得很一般,但经他款款深情唱出,都把我感动得止不住泪水往下流。后来,这歌许多知青都会唱,可是谁会想到,那动人的旋律竟出自这失聪的聋汉之手呢?


他很少在我们这里吃饭,也许是我们的伙食水准实在不高吧。有一次,我们几个都吃了什么闹肚子,他才留下。其实,不是吃饭,是给我们做饭。他很快就擀好了面条,看着我烧火。看了一会儿,他说,你这灶太费柴火,做三五顿饭的柴火,你们一顿就烧了,太浪费。咱这地方本来就烧柴紧张,你总不能老烧生产队的麦秸吧,一斤麦秸一毛钱,就是社员张不开口说你们,可他们心疼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心疼?他说,我都心疼,他们能不心疼?我说,他们心疼我也得做饭吃啊。他说,我给你的灶改造一下,我保证一根玉米秆就能做好一顿饭。


他见我们疑惑,当场就拆了我们的灶,一边和泥,一边跟我们讲烟道的抽风原理,玉米秆的完全燃烧,导致热能的最大限度释放。我当时就想,当年的物理课,恐怕我们村的知青,就他一个没白上。果然,不大工夫,他重盘的灶台一派上用场,一根玉米秸就给我们做了一锅热汤面。我想,我胡乱从地里抱回捆玉米秆子,就够做一个月饭呢。真是太省了。同时,不烧麦秸了,老乡不是也就不必敢怒不敢言了不是?从此,在我眼里聋汉简直就是全才。


后来,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家里有事,让我代课,教化学。上学时,初三才开化学。我初二勉强算是上完,压根就没学过化学。怎么教呢?我不想应下来。聋汉就说,要应,没学过也要教,才是练就你一回真本事呢。我找来一本化学书,现学现卖,那学生竟也听得明白。我也渐渐对化学有了兴趣。给学生做实验,没什么器材,我去2386厂玩的时候,捡回些人家扔掉的废电石,浇上水,打个火点着,烧着玩。让学生看看石头也会燃烧。告诉学生,这就是发生了化学反应,这就是化学的奇妙。我课讲得渐入佳境,那个老师回来了,大队自然不让我当代课老师,该干吗干吗去了。


聋汉却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学到点儿本事了,有本事就有用场。我说,有屁用场。他说,就怕是有了用场却没本事啊。

 

3


我们在一起,玩了两三年。这些日子,聋汉就是我们的后勤部长。地里有的,我们能吃上,地里没有的我们也能吃上,时新的蔬菜瓜果我们总是最先吃到,肉类不是很多,但在冬天里,我们下面条时,还是不时就能下点儿风干羊肉条吃。这些,完全得益于聋汉的操劳使然。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穷乡僻壤,我们基本跑步进入了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对自己丰衣足食的改造。不知这算不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或者说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客观世界。主观客观绕来绕去的,到今天我也没能绕明白。但我知道,我至今也没有能力去改造客观世界,只不过是盼望不时来点变化而已。虽然,我已经进入稳定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我这人就是不安于现状,没有新的世界让我认识,我就没了动力。千篇一律的日子对我说来,就是一种让我抓心挠肝的折磨。


自友朝当兵走了,村里别队的知青也在另寻了出路。我在这个死水一样的村子里更是越待越没意思。我决定去东北溜达溜达。我跟聋汉说了我的想法,他立马说,我跟你去东北。我说,也不知道那里好不好,你去了,要是后悔了,怎么跟你交代?他说,我不后悔。咱们能到这份上,我怎么会后悔。东北再苦,凭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立马就能琢磨出变苦为甜的道。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本事?见到我姐姐,我会跟她当面说。他呢,就开始为我去东北谋划起来。他跟我说,你不是教过化学吗?那你能不能通过化学,让某种物体产生出一种毒气。通过管道输送到村里代销社屋里。屋里的人自然渐渐迷乎,咱们进去还不是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我说你说的是迷幻气体呀,别说我不会做,就是会做也不能做,当年孙二娘用蒙汗药迷翻的多是些有钱人、坏人,咱这代销点里的老头儿比咱们过得强不到哪儿,亏你下得去手?他说,那就去迷外村的,迷那有钱的。我说,这晋南农村有有钱的吗?就是有,也不成,那是犯罪呢。咱摸鸡偷狗,不过就是胡闹,抓住你,也不会怎么着。他说,还是你懂,你有学问。我说屁学问,叫个人就懂。他说,那你的意思我不是人?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大大的良民呢,你才大大的有学问呢。


他说,真的?我说,废话!哥们儿也是阅人无数呢,还没见到能跟你有一拚的呢。他笑起来,说,也就是你这么看得起我。


我说当然。你有一口吃的,都想着留给我。我要是看不起你,没了你,我能活得这样吃喝无忧,这么滋润吗?


他说,那你带我去东北。我说,见到我姐时,我一定说。


临走的前一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我把我在村子里领着玩儿的一帮子小兄弟都带来了。他烧了十几个菜,用炕席铺了一地。喝的是五加皮,就一瓶,明显是酒少了许多,但他更希望的是说话。我们说了很多话,分手时,他塞给我一沓大团结。我说,你留着。他说,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去东北,一个新地方没钱怎么行。我说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他说,卖了些麦子,卖了些母鸡,还有鸡蛋什么的。他执意我要收下,我只好从命。


这是盛夏的一天,我们在聋汉的窑洞前把冬天的行头披在身上,以示我们特立独行。中间的那个是聋汉,右边那个特像贫下中农的是我

 

4


见到我姐的当天,我就跟我姐说了这个事。我姐斩钉截铁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我姐说,你还小,你大了就明白了。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怎么样,我都没谱,你却敢想让你哥们儿来,万一将来人家后悔了,或者又有了更好的出路了,咱不是耽误了人家?这里的责任太大了,你姐担不起,你姐不是什么事都能替你挡的呀。


我不知这话怎么跟聋汉说,写信显然说不清楚,还是当面说。春节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此前,我没去过他家,按他说的那个海淀成府的门牌号,我找到院子。他住的房子就是院子里临时搭起的一个棚子,四面透风,一张小桌一把椅,一个小火炉一张床,就再无它物。见到我,我们都已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从床下摸出一整瓶四川的绿豆大曲,又找来两个酒杯,给我斟上,自己也满上,碰了一下,我们便一饮而尽。如此,饮了大半瓶,他才开口说话。


他说,我走后,他过得并不好。第二年夏天,沟里的李子熟了,他就又背上那个破筐给平日里对他还算不坏的知青和村民送去尝鲜。这事不知怎么就让一个叫驴儿的知道了。驴儿的哥哥是大队主任,只要给全村训话,结语都是“高举红旗伟大”,驴儿连这个也说不利索,却当了民兵连长。


导火索是聋汉没有给驴儿送李子。其实,驴儿对聋汉那个果园早就惦记上了。这会儿知青剩下没几个了,翻不起啥风浪啦,驴儿见时机到了便嚣张起来。他叫来几个民兵,把聋汉绑了押到村里祠堂门口,敲钟叫来全队村民开批斗会,说他不给贫下中农分李子事小,地富子弟还乡团又回来了可是大事情。怎么个大?反攻倒算抢夺贫下中农土改成果还不大?霸占队里的果园还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是秋后算账!其实,这果园是队里让聋汉料理的,聋汉把个荒沟收拾成花果沟,驴儿能不眼馋吗?就“必须打倒,再踏上好几只脚。让他下辈子也别想翻身”。其中还有一个叫为为的,下手最狠,麻绳都勒到了肉里,松绑时聋汉身上全是血檩子。那场斗争会让聋汉在村民面前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给他斗倒斗臭后,他只剩下死的心。民兵给他一松绑,他就纵身朝那条数十丈深的沟底跳去,想着死了算了。谁知沟边有一堵矮墙,绊了一下,就在这时,一个叫于大富的知青,飞身拦腰抱住了他,算是帮着他捡回了一条命。


他讲到这儿,我都憋不住跳起来,说,给我拿个笔来,我立即给我那村里的小兄弟们写个信收拾这狗日的。他说,不用了,他回到北京就给那帮小兄弟写信,说了这件事。那帮小兄弟也没客气,收到信后,就在驴儿赶集的路上截住他,结结实实团吧啦一回。劈头盖脸,打得那驴儿直叫唤:兄弟啊,能告诉我为啥往死里拾掇我?那帮人只说,你想想你干了多少坏事,就知道为啥挨打啦,别的啥也没说。


后来,村里的知青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541,有的去了2386,都是保密厂。村里就没剩下什么人了。他那成分不好,人又聋,就没人要他,想想回北京算了,就办了病退。他把积攒的那些破烂送人的送人;鸡、羊什么的也卖的卖,杀的杀。他犯愁的就是那匹叫花儿的狗。他本打算把花儿送给我那帮小兄弟,但就是送不出去。送几回,那花儿跑回来几回。他回北京那天,花儿也跟着去了车站。车来了,那花儿就扯着他的裤腿不松口。好不容易才甩开花儿跳上车,那花儿也跟着往车上跳。列车员手疾眼快,一把就关上了车门。那花儿就往上跳,扑那门,扑一回掉一回。掉到站台上,翻个个儿还往上扑。他说,“隔着车门上的玻璃,扑得我呀眼泪扑漱漱往下掉”。后来,车开了,花儿就在后面追。直到列车拐了个弯儿就再也看不见了。后来,我那帮小兄弟写信告诉他,他走后,花儿就守着那沟口,像是等着他啥时候要回来似的。


那个冬天,我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有时是在他家那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子里,有时是在我家,有时是在长征饭店,我们要个肉皮冻,要四两莲花白,就坐一天。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在肚子里搁着,不说,彼此也都明白。有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反正,只要我回北京,没要紧的事,我就和聋汉成天泡在一起。1978年春天,我去上学。他回北京,也有了工作。是在一个建筑公司当瓦匠。

 

5


1992年,我调回北京,还是新闻出版这一行。他见到我说,你是当记者的,一天尽和外国人和运动员打交道,你可得穿得体面点。原来,他要送我一件体面的西服穿。那是件咖啡色的粗纺毛线西装。他说,他只穿过几次,但更适合我穿。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差不多穿西装的都是村里人了。更不知道,我身上的阿迪达斯运动套装,能买他那样的西装好几件。但我每次去他家,或者知道他要来我家,我都会换上那件咖啡色的西装,因为我知道他看见会很高兴。


又过了两三年,一个晚上,我去他家。他说,他下岗了。我说,给你留点钱。他说,不用。他已经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收入还好。我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帮你做点啥,你说出来,我能做到自不必说,做不到的创造条件也要做。他说,他只想让我陪他回趟村里。我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儿,我每年都有干部假,但我从没休过。你想回村,我非休不可了。


1997年,盛夏,我们回到村里。我们那帮小兄弟,当村主任的,发小财的,都混得挺不错。他们开车跑到侯马接我们回村,天天酒肉,那是自不必说。我只想说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这聋汉心还是软得很。有一天晚上,村里请我们吃饭。这聋汉把当年捆绑他的为为也找来喝酒。喝就喝吧,还没完没了。我自是越来越烦,忍无可忍,我便说他,不说你认贼作父,你也不能太轻贱自己。又不是你亲朋好友,犯得着跟他没完没了?这一瓶一瓶的汾酒,不是让你们这样喝的。我又冲为为嚷:他一个苦命孩子背井离乡,跑到你们这儿接受再教育,你就下得去手捆绑他?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马上给我出去。我在村里这几天,千万别让我再看见你。这聋汉还圆场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做什么?我说,你闭嘴,在你那儿过去了,在我这儿,他没跟你认错道歉,就过不去。


后来,我们回到北京。正好,我一哥们儿在圆明园里面办了个原始图腾园。我就介绍他去那儿当保安。那图腾园建在一座小岛上,上岛看图腾,得通过一道百十米的浮桥。聋汉就把在桥头收取游客园中园的票券。有几个日本游客,不知道中国还有园中园的特色,以为买了大门票就畅通无阻了,哪知还有人守在那里跟他们要门票。他们依哩哇啦跟聋汉讲道理,这回聋汉无论怎么研究他们的口型,也整不明白他们说什么了。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伙日本人呢?双方就争执起来。聋汉认为他得忠于职守,就毫不示弱,竟动起手来,险些把一日本人推到湖里去。人家就找到公园管理处,管理处就找到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就找到我。我说,难为你了,开了他吧。我那哥们儿说,不开不成啊。


又过了几年,他退休了。两千块的退休金也还够花。他就在上庄水库边儿上租了一个小院,两间小屋,钓个鱼,养个花儿,还栽了一两畦西红柿、黄瓜什么的。春天来的时候,他常拾掇些干柴,在小院里支口烧柴的大铁锅,焯些灰灰菜、婆婆丁、马齿苋什么的,攥成菜团子,冻在冰箱里。我去看他时,他总不忘让我带几个回去,给我老婆孩子尝个新鲜。他又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纯黑色的,毛皮就像是软缎,跑起来也是呼呼生风。名字也叫花儿。


他和老婆还有那花儿过起了安稳日子。


那时候,我腿脚还没毛病,周末有空儿,就常去看他。


1997年,我和聋汉回村,和当年一起土里刨食的乡亲排排队吃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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