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朱志宏：木瓜农田基本建设逸事

朱志宏新三届 2019-06-26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插队时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任职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12月22日我来到太原市古交区木瓜会大队插队。我的记性不算好，之所以可以准确的记住这天的日子，是因为父亲送我到古交那天，我的姑舅大哥用油糕招待了我们。

我并不知道那天是冬至，大哥忙着招待我们和找顺路车也没有顾上说。我当时还以为大哥炸油糕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招待而已。我招工回太原那天，大哥又用油糕招待了我。

在古交，那时炸油糕就算是高规格待客了。我感谢大哥道：“我记得我来那天你就是用油糕招待的我，我走这天又吃油糕可真巧啊。”大哥恍然大悟道：“啊呀！你来那天正好是冬至，走这天正好也是冬至，真巧了！”

我这才也恍然大悟，古交人习惯在冬至这天炸油糕，原来是因为恰好是冬至大哥才用油糕招待我的。由于我不多不少插队恰好是两年，又恰好是冬至去冬至回，所以牢牢记住了这两个日子，而且对油糕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怀。

之后，无论什么筵席，只要有油糕我是必吃。有时已经吃饱了，油糕上来也一定要硬塞一个入肚。

我终身难忘的美食——油糕

我在冬季插队，一来就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虽然是天寒地冻，但公社领导还是要求社员们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能收工。木瓜会地处屯兰川，村子位于北岸，土地则在河川的两岸。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是在河川垒起石坝，以防止山洪把河滩地冲走，使两岸的河滩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我们队一部分人开山炸石头垒石坝，一部分人挖山坡上的土垫到河滩地里。由于开山炸石的活计危险，队里安排我去挖土。

有河堤的河滩地一遇洪水就被冲走

到了工地，如果没有上级领导来监督，村民们就点起篝火在一起侃大山。农村真有人才，我们村有一个小伙子编起顺口溜来一套一套的，既诙谐幽默又切中时弊。如果他今天在电视上来个脱口秀，丝毫不亚于周立波。听他胡谝真是一种享受，可惜我当时没有留意，否则一定要将他的段子记录下来，现在就可以发到网上赚人眼球了。

大家侃够了，等天亮以后也还是要意思几下。我们用镐头在地下刨土，一镐头下去往往只能够砸出一个白点。这种没有效率的工作，实在是在糟践人。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冬季开展的农田基本建设，利用农闲开山炸石还是有效率的，不过也没有必要搞什么披星戴月之类的形式。

农民对上级强制性的农田基本建设非常不满。有一天我偷偷问一个年近七十的大爷，我说：“大爷，你觉得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这个大爷是个雇农，他放开嗓子说：“当然是旧社会好了！”大爷仗着自己根红苗正，又是快要入土之人，所以就胡说八道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大爷的话让我打吃一惊，我又问：“为什么呀？”他说：“旧社会我们哪里吃什么红面玉米面呀，主要吃豆面油面和小米。”原来，为了提高单位粮食产量，上级只准许农民种植高产的土豆、高粱和玉米等农作物，此地传统的农作物豆子糜子和谷子就成了稀罕之物。老百姓饮食质量下降，不满也就产生了。

我接着问：“大爷，那现在总不像旧社会吃不饱吧？”大爷回答说：“哼，旧社会只有懒汉才吃不饱，我们东家对我们很好，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可以敞开肚子吃。”我又问：“大爷，现在干活累还是旧社会干活累？”他说：“当然是现在累了。以前农闲的时候就没事了，大家走亲戚的走亲戚，耍钱的耍钱。哪像现在一到农闲就搞农田建设，还起早贪黑地干。”

当地老百姓对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公社提出的“披星戴月大干快上”的口号恨之入骨，骂之为“背人”呢。“背人”意思是“背死人”是当地老百姓骂人的一句狠话之一。为了发泄这种不满情绪，这个大爷连旧社会吃过的苦也忘记了。这都是极左思潮形式主义造成的物极必反呀，把个老雇农也惹得怒气冲冲。这也难怪，把个七十岁的老人赶到天寒地冻的工地，他不发火才怪了。

大爷对修整梯田意见也很大，认为纯粹祸害老百姓。后来我跟着去“锄塄”才深刻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谓“锄塄”，就是把山上土塄上去年长起草的立坡上的土，锄到平地上。这些土由于晒了一年，还长了草，锄下来既可以防止草蔓延到地里，又可以当肥料。但是这种种植方式，显然就无法保持规整的梯田了。

实际上，当地的坡地都不是规整的梯田，大多呈坡状。一下雨，雨水就会顺着山坡流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学大寨整修梯田呢？他们说山上没有肥料，这样锄塄还能使地里多少有些肥。他们又说起当年公社硬逼着村里整修梯田，结果把生土翻了上来，三年都没有多少收成。后来由于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公社干部也就阳奉阴违，没有认真搞梯田了。

这里的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几千年来的水平上。山地靠牛拉犁，依然靠天吃饭；秋收时节的土豆和粮食也还是主要靠人力从山上往下挑；化肥难以买到，还是以农家肥为主。再加上吃大锅饭或多或少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农业税还在收国家还在利用剪刀差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解放后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当然，农村的面貌也不是一点没有改变，比如通了电，家家有了电灯和广播盒子，队里有了电磨和高音喇叭，队里还有几台脱粒机鼓风机抽水机和一台拖拉机，办起了村办小学，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和五保户制度，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这位大爷的弟弟就住在他家隔壁，大概有六十岁左右，村里人叫他二大爷。他是一个老光棍，老婆早早就跟别人跑了，孩子也没有留下一个。二大爷邋遢极了，从来既不洗澡也不洗脸，浑身披着一层黑油皮，臭烘烘的。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块肉色，感到非常奇怪。凑到近前一看，原来是脖子上的黑油皮可能是太厚了，在低头弯脖子的时候竟然给挤得脱落了了一块，露出了皮肤。难怪他老婆要跟别人跑掉，跟这么个男人在一起过，熏也要被熏死了。

这里离省城太原虽然只有一百多里，但对县城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闭塞的环境给村民并没有带来什么不方便，反而有助于保持幸福感。有一天，康二懒把两只手插到袖子里抱着一把铁锹出工。他穿着的棉衣棉裤破旧的到处都露出了棉花。他用一条麻绳当腰带扎在腰里，流着两筒鼻涕一脸幸福的样子说道：“咱们这点苦算什么，比米国（美国）人民的日子强多了。”他还以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们正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等待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拯救呢。

我当时可以通过父亲接触到很多内部消息，我对他说：“你还可怜人家米国人民？先好好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人家米国人民住进监狱，每天还有鸡蛋和肉吃，每个星期可以洗上一次澡。人家正在为不能天天洗澡抗议呢。”他把嘴巴张的老大，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样子可笑极了。

康二赖酷似林勇健扮演的一脸惊讶的叫花子

我很后悔给他讲这些，怕把他本来还有的一点幸福感也给弄没了。不过，我的担心对于他似乎多余了。康二懒有6个孩子，小孩子在上学以前连衣服也没有，天暖和时就光屁股满世界跑，天冷了就钻进破被窝里。他是个又穷又懒的人，只要不饿死就心满意足了。那天过后，他也还是那副德行，成天流着鼻涕豁着牙乐呵呵的。这也难怪，他这种人如果在旧社会，即便饿不死也娶不到媳妇，所以他觉得还是新社会好。

村民并非都像康二懒那样没心没肺，有一天我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出工，其中一个后生对我说：“你们知青来以前我们觉得生活挺好的，你们来了，使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就感到自己不幸福了。”另一个后生哀叹：“咱就是这刨土食的命。”我安慰道：“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众后生纷纷道：“那咋能一样哩，你们知青插几年队就可以找工作回城，我们却要一辈子呆在这穷山沟里。”我无言以对，不知为啥想起了鲁迅写的一群关在黑屋子中的人。

与农村青年的这次对话，使我百味杂陈。原先我还抱怨过农村生活艰苦，但与这些没有希望的年轻人比较起来，我受的那点苦实在算不上什么。人苦最要命的不是生理上的苦，而是心理上的苦。木瓜会青年基本上都读完了初中，但只有二三个人高中毕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初中只需要走二里到屯村即可，读高中则需要到十几里的县城。但更主要的是高中毕业也还是留在村里刨食，没有太好的出路。

当时农村青年最好的出路是被招收为工农兵大中专或技校生，其次是当兵。但招生名额很有限，我在的那两年我们村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让从济南来此插队的队长家的侄子拿去。我到太钢上班以后，我们村的一个外号叫“老练”的高中生，才被太原铁路技校招走了。但“老练”家是村里的实权派，他在村里就是电工，其他高中生并没有他那种幸运。

当兵回来如果有门路，也可以分配到县城工作，但大部分没有门路的还是回了村。我们村有一个青年当了6年汽车兵，他可以从开过去的汽车声中听出汽车是否有毛病。但即便是像他这样有一技之长的复员军人，由于没有关系也只好回村。这个青年不满情绪很大，常常到我那里发牢骚。这也难怪，这个村的确是苦，我在的那两年，每个工分才2角钱。农民穷的连醋也买不起，就连我的房东也是自己酿醋吃。个别农户甚至连醋都酿不起，吃饭只有盐和辣椒为佐料。

不过这里的农民的居住条件还可以，原因是原材料大多是免费背回来的，人工也基本是免费的。我见上工回来的许多人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就问：“你们背这些石头干什么用？”他们说：“盖房子。”我这才注意到，许多村民家院子里都堆着一大堆大石头，原来这些都是用于盖房子的石料。

有一天下工回来，我要骑一头毛驴，这头平时看着温顺的毛驴尥蹶子不让我骑它。旁边的农民告诉我，上工的时候骑它没问题，但下工的时候它就不让人骑了。毛驴也知道下工该休息了，但人却在下工的时候也不忘背一块大石头回家。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比毛驴还辛苦。

不久，有一家盖房子，我也被叫去帮忙。此地的村民盖房子有一个习俗，就是互相帮助。无论谁家盖房子，亲戚朋友邻居都要出劳力帮忙。主家则只管饭，不付工钱。石料是日积月累从山上或河滩背回来的，木料则有的是坎自家种的树，更多的则是从山里买来的。

这里的后生们都会算计盖房的花销，比如买木料要多少钱，买石灰要多少钱，需要准备多少粮食等等。后来我看了一些书才知道，原来这种互助盖房方式在人类社会中极为普遍。比如，台湾的汉人是这样，云南的独龙族人也是这样。

冬季农田建设还差点出了人命。我们村的十几个知青，都属于问题青年。他们已经插队五六年了，因为各种原因招工单位不要他们。他们所在的知青点只剩下一二个人，于是区里就把他们从各村集中到一个知青点。这些知青大多不在村里住，有几个住在村里的平时很少出工，连口粮也挣不回来。

有一个知青，不知道哪根筋抽了一下，有一天也出工来了。结果他在烤火的时候，不小心把裤子点着了。他穿的是当时时髦的晴纶一类面料的裤子，见火就着。火着起来后怎么也扑不灭，后来我们一群人拿铁锹铲土往他身上扔。虽然他被搞得灰头土脸，但总算没有把他烧伤。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工了。

我插队的时候正是“四人帮”依然猖獗的时候，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弦还绷着，但人们已经疲了看不出有什么激情。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之际，穿插了几次批斗会。我参加过两次批斗地富反坏的斗争会，地点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小学校的教室很大，桌椅也很多，是村里开会常用的场地。那天开会是公社下来的人主持的，大队广播里老早就喊人了。首先跑来的是孩子们，和几个没事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宣泄着过剩的精力。会议开始后孩子们才被赶出教室，回家去睡觉。

原定于晚上八点召开的批斗会，到了九点人才陆陆续续来了，这是农村开会的常态。主持开会的公社干部也没有显得过分着急，等人基本到齐了才开始。会议开始，公社干部先讲了一气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式，然后就把我们村的几个地富反坏分子带了上来。民兵让他们踩在几块砖头上弯腰低头，然后让他们交待最近犯下的罪行。

这几个人早已经被这么斗惯了，站在砖头上稳稳当当。他们脸上很谦恭，但并无惧怕之色。其中，有一个地主放羊不小心吃了道边地里的庄稼，公社干部领着人们高呼了几句口号，大家起哄似的跟着喊。然后公社干部又讲的几句话，就把时间留给队里。这时，这几个地富反坏就下来，和村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丝毫看不出是刚刚挨过批斗的样子。

其实，村里这类畜牲啃食庄稼的事常有，但如果成分好就屁事没有。所以大家也不当一回事，在会场上叽叽喳喳窃窃私语。批判会结束，书记和队长又说了一些队里的事，大家才竖起耳朵来认真听。两次批斗会大体都是这样，公社干部也是一副应付交差的样子。形式都走到了，主持人宣讲阶级斗争形势，被批斗者站砖头弯腰低头认罪，旁边站着几个持枪的民兵，公社干部领喊口号。但组织者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不当回事，由此可见“文革”已经是强虏之末了。

有一天，一个老乞丐要到我的门上。我原本打算给他点吃的把他打发走，但却发现他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于是，我就把他招呼进屋，让他和我吃了顿饭。吃饭期间我盘问他是什么人，开始他不肯说。我说：“你绝不是一般人，说吧，我绝对不会出卖你。”这老汉大概是被我感动了，承认他原来是国民党团长，其他的就不说了。

我的好奇心满足了，也就没有再追问。我估计他是被红卫兵斗怕了，才躲出来要饭为生的。我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挺高，但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我非但没有对他产生痛恨，反倒是有一丝同情。这么一个精英混到这般田地还挣扎着活着，够为难他了。

农田基本建设不限于冬季，只要是农闲时节都要搞。夏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率就高多了。为了搞得热火朝天，公社还常常搞大会战。我们村农田基本会战时，公社动员了附近的知青来支援，其中有一群古交城里插队的女知青住进了我的房东家。房东家的四合院正房是三间石窑，东西两个厢房各有三间平房，北边则是一个大门和两间平房。她们有四个人住在了正房西面的窑洞，还有六七个人住在了东西厢房。小小的四合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这些城里来到姑娘们非常爱干净，常常脱光上身擦澡。从我的东边的窑洞上厕所，要路过西面的窑洞。开始她们擦澡连窗帘都没有拉，我透过窗户看到灯光下白皙的酮体，特别是颤动的乳房，感到浑身酥软。我站在窗外心荡神迷地偷看着那令人销魂的青春，脚下就像生了根一般动弹不得。

这虽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人的酮体和乳房，但却是令我几乎无法自持的一次。因为5岁以前在澡堂里看到的女人裸体，对我来说毫无感觉。后来，姑娘们发现这个小院里还住着两个同龄的小伙子，再擦澡时就挂上了窗帘，我的眼福到此结束。

我对她们挂起窗帘虽然有些失落，但每天总还是可以看到穿衣服的美女出出进进，聊解寂寞之心。但是我的房东家的二宝在饱了眼福之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康二宝一表人材，个头有1米78，身材修长，属于村里顶帅的小伙子。住在他家的一个古交女知青，爱上了他。这个女孩对他说，只要他能够跳出农门就愿意嫁给她。这个女孩长相一般，配不上二宝。但是一个城里的女子向他示爱，还是把他平静的心搅乱了。他打电话求他在公社当领导的哥哥想办法，把他拉出农门。可是，他哥哥一时也没有办法。

那个女知青走了以后，痛苦万分的他才向我吐露了秘密。我看他痛不欲生的样子，既可怜又好笑。我劝他：“这种女孩不值得你伤心。如果你跳出农门，还非要找她？比她好的姑娘有的是，凭你的条件还不是被一群姑娘包围了呀。如果她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嫁给你，那才算是个痴情人，娶了她才算是值了。”

二宝想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多了。但他决心已定，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跳出农门。二宝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后来古交一个煤矿的坑口就建在我们村，我们村的青壮年悉数成为了矿工。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但由于身体的原因我没能回村看看，不知二宝最后娶了谁。

我万万没有想到，木瓜会的农田基本建设还引发了这么多轶事，现在回忆起来甚觉有趣，所以就记录下来与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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