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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薛喜祥：山西令狐庄的北京知青记忆
作者：薛喜祥
2018年9月2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初秋的普通日子。但是对于我们村——令狐庄来说，它并不普通 ，因为这天村里迎来了一行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对！这种说法不准确，应该说是：从北京回来的村里人。因为令狐庄是这一行人的第二故乡！
50年前，他们在这里劳动生活 ，和村里的所有人一样吃着这片土地上的粮食，喝着这片土地下的水，在这片土地上挥洒过青春的汗水，和乡亲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从他们初来到最后一个离开村子经过了10年时间。40多年来，这里是他们常常魂牵梦萦的地方，很多属于青春的记忆都与这个位于山西忻定盆地北部的普通村庄紧紧地联系着。
他们就是于1968年冬天来到村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们。今天，他们回来了！重返第二故乡，探望乡亲们，寻找梦中的记忆。和乡亲们一见面，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并念叨着：“几回回梦里回令狐，紧紧拉着乡亲的手”。大家感慨万千，把思绪一下切换到了50年前。
01
1968年11月29日，三十一位北京知识青年来到了我们村插队落户。我记得那天由好几辆大卡车载着知青及行李在大队部外的三门前广场停下，大人们帮着从车上卸行李，孩子们看热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的行李特别多，有装的鼓囊囊的麻袋还有大大小小的箱子。我当时七虚岁，正是喜欢热闹，好奇心强的年龄，所以一直站在旁边看，心里想着：他们带的那么多行李，到底是些什么物品?他们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恰巧我家的邻居家住上了知青（后来县里拔款盖好知青大院后才搬走）。于是，我就经常过去看，注意到了他们的行李中有好多是书，大多数还比我见过的学生课本厚，有的还是硬书皮，我大了以后才知道那是精装书。至于来的原因，后来我有了点文化以后也逐步明确了！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背景：
（一）毛主席发出第一次号召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毛主席的号召成为多年来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紧接着１９５６年搞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正式通过时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那个时候，城市就业问题等内部矛盾也很多了，如毕业生出路问题等。
（二）出台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那时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
（三）毛主席的第二次号召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的毛主席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四）调整和结束上山下乡
如果把历时２０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１年可以认为是探索阶段，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和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这一阶段的探索进入１９６２年后，国家有组织地统一实施这一政策，为第二阶段，至１９６５年结束。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后期，毛主席下达了第二次号召后展开的，这为第三阶段。因文革造成了三年毕业生在学校滞留的现象，1968年共有六届初中、高中生同时毕业（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这一阶段要求这些学生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
我们村的这批插队知青，是1968年11月29日来的，所以他们是这次大规模上山下乡即第三阶段，比较早的一批了！
02
我姐姐、哥哥们的年龄和插队知青们差不多。他们经常一起劳动，相处机会比较多，所以关于知青的事情了解的也多一些。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所以了解甚少。好在先后有六七位知青在村里的学校任过教，我有幸成为了他们的学生，所以在《令狐庄史——知青篇》里我也能给添上一页。但是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还有待我姐姐、哥哥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来做！
我们曹张公社共11个村。公社西北这片区域内的6个村中，只有我们村来了北京知青。我想当时的村干部们一定是非常自豪的，村里人也是非常自信的。因为家有梧桐树，才能引的凤凰来嘛！上级部门能选准我们村安排知青插队，说明村里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在全公社是走在前列的。
北京知青的到来，像一阵春风，给村里带来了新气象。尤其是年轻人们，比以前活跃了许多。他们经常互相交流，京城和乡村由插队知青作为纽带联系在了一起。我大了以后认为这些知识青年来我们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这里地势平坦，当时是大集体生产，生产工具也比较先进，所以劳动环境条件都比较好。交通便利，尤其离北京也就400多公里，村子离最近的火车站10公里，他们来回都比较方便。生活条件也比较好，专门有知青食堂，村里派有大师傅。
我在史铁生先生写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文章里看到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们的艰苦程度。那里自然条件差，吃水困难，生产工具落后，交通不便，运输需要人挑肩扛。我在晋西北的偏关县工作过，那里的自然条件和陕北差不多，所以艰苦程度我了解。这样一比较，我说我们村的插队知青幸运也是有道理的。
03
由于北京知青的到来，今年的春天好像比往年来的要早了一些。虽然春节还没有过，但是整个村庄好像已经万物复苏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呈现出和以前不一样的情形。比如以前街上一般人较少，现在常常是人来人往；以前高音喇叭里每天就重复播放的那几首歌曲，现在常常能听到知青们优美动听的歌声，很多还是我们从未听过的；几乎每天傍晚在知青大院的后墙底下都能看到拉小提琴的知青，常常有孩子们，有时候也有大人站在旁边看着听着。大了以后才知道我们那叫音乐欣赏 ，陶冶情操。这之前我是没有见过小提琴的，如果不是有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来我们村，可能我认识小提琴要推后很多年了！
知青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的人还有技术。当时我们村有个电器修理部，主要修电动机 ，技术员就是一个知青，因为他懂得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会缠电动机。那时候村里的生产、生活用电动机很多。
五岳庙的西罗房，当时是学校的教室。有一年暑假，在里面进行了一次画展，作者就是我们村的知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画，也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次画展，当时的感觉是人物画的特别像。有几幅画至今还历历在目：其中有日本鬼子在五岳庙烧村民，群众起来反抗；还有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写真。现在想来画展的主题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
04
我们的知青老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浩老师和李有荣老师了。
我七年级的时候刘老师教的我数学和体育。刘老师很健壮、说话很随和，我印象中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他上课的特点是：语言精炼——用很少的语句就能把一个问题或很难的知识点讲清楚；善于倾听——听同学们回答问题、发表看法时非常耐心，往往让同学们能充分发表看法。比如：《平面几何》里的“射影定理”是初中数学里比较复杂的一个定理，我记得刘老师讲的时候言简意赅，让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后来我当了数学老师，每每讲到这个定理或者用到这个定理时，就能想到我的知青老师刘浩老师。
刘老师是北京来的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我有幸受教于他，成为我忆往昔时的一个亮点。曾经有一个同事问过我，“你是开门办学那个时代在村里学校读书的，可是也没有耽误了文化课！为什么？”我自豪地回答：“我是京城来的老师教出来的啊！”恢复高考后刘老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了。
我六年级的时候，李有荣老师教的我英语，虽然那时候每周英语课时不多，但是作为农村的学生能在初中学习英语也是够幸运的了。当时那个年代对于大多数农村学校开设英语课那是一种奢望。农村孩子学习语言比较困难，更何况是外语，李老师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每节课都非常耐心地教我们。多年以后，有同事问我，“你小时候还学过英语?”我回答：“我的英语老师还是京城来的呢！”这个回答充满了自豪。
李老师还是一个出色的编导呢！此话怎么讲呢？那时候学生们经常进行文艺宣传活动。李老师在她当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编排的一个节目让我们耳目一新，成了永恒的记忆。其中几个片段我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第一段是：穿着绫罗绸缎、戴着瓜皮小帽、拄着文明棍的地主和戴着礼帽，给他主人撑着伞的狗腿子在欺压穷苦百姓。第二段是：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斗争。第三段是：群众挥舞彩带载歌载舞，欢庆胜利。这是一个大型节目，其中还有伴唱、朗诵，并且李老师亲自担任女声。
现在想来，在45年前的农村学校能排演出这样大型的节目，那也只能是李老师这样的北京知青老师才能编导出来！所以现在说：“那个时代我们村的人们还是有点见识的。”毫不夸张。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村和周围的其它村子比较，文明程度要高一些。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开始几年，我们村考上大中专院校的人数就比周围的村子要多，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也看到了人类大规模的迁移，对于文明传播的作用在令狐庄的体现。
五十年前的令狐庄，以它博大的胸怀，拥抱过来自北京的三十一个青年，多年以后这些曾经的青年心中还会常常念着一句话——我的令狐庄！因为他们最好的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
写于2020年3月20日
（注：文中图片来自于令狐庄的北京插队知青所作的《美篇》，在此致谢！图片版权归《美篇》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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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