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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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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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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开花是百年不遇的凶兆，可是我们这些“知青”到商南的第二年就遇到了。一时间竹子开花结籽的消息此起彼伏，公路上警车也跑得勤了许多，闹得当地百姓人心惶惶。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不祥之人，难道是？ 这一年，1970年夏收以后我回西安，汽车站已经有民兵小分队把守，挨个儿查旅客行李，主要是查有没有夹带花生核桃一类的当地特产，把这些东西带出境有“投机倒把”的嫌疑。商南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从反投机倒把开始的。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把人害得够呛，这次是不是又要大祸临头了？ 商南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凡是带有“本地”两个字的农作物，都十分优秀。“本地花生”香脆可口，比高产的油果花生好吃得多；“本地苞谷”颜色金黄，质地密致，营养价值远高于马牙苞谷，而且用它碾出的苞谷糁儿做红薯糊汤可以少撒百分之二三十。这一次，本地的竹子用生命的代价警示百姓:“一打三反”运动来了！ “一打三反”始于1970年一月份，到三月份“成果”就出来了。这年三月至八月间，商南县革委会举办了一个商洛地区“一打三反”成果展览会，主要成果是同属于商洛地区的镇安县破获了一个“刘总师”反革命集团。此案殃及无辜群众368人（目前网上显示的数据）。1982年陕西省委给予平反。 文革之初，当地有一个名叫“六总”的群众组织，无非是一些怀念“三自一包”政策的农民，在一起抱团取暖，发点牢骚。因为具有组织性，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为了上纲上线上到最高，和“刘少奇反革命总司令部”挂上钩，办案人员把“六总”改为“刘总”，然后再加上一个“师”字，变戏法似的把他们纳入“刘邓路线”的正式编制。 此案处决29人，办案过程中打死、逼死53多人，受害群众不计其数，逼迫农民承认他们的群众组织是刘少奇的一个师。此案成为轰动全地区，全省的大案。其震慑作用不可小觑。 这类案件办得如此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中央决定收回杀人权，商南县军管组某些极左的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后说:“赶快得杀几个，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商南的“一打三反”运动晚了两个月，始于1970年的三月份，次年三月结束，历时一年，由军管组主导。 商南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简称军管组，“公安机关”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统称，被军管以后一手包办立案、办案、定案、处置全过程，省略了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审理，全国皆如此，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大倒退。其造成的的恶果在以后几年得到了体现。 “一打三反”运动具有一切群众运动的特征，相互揭发，鼓励告密。有些农民不识字，只能口头揭发，因此拉了一些知青去做笔录。据一位亲身经历了办案过程的朋友说，军管组领导人是个现役军人，三四十岁，连级干部，名叫韩学军，文化程度堪忧，更谈不上有什么法律知识。 别看老韩是个大老粗，文件都念不通顺，可是抓起思想犯、政治犯来一抓一个准。依他仇视知识分子的本性来说，算是“人尽其才”。 首先锁定目标——农村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且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然后拿出他的绝招——搜日记。 第一个被搜出日记本的人叫聂进福，试马公社人，20多岁，家庭出身贫农，陕西武功农校肄业生，诨名“聂盖天”，日记中有“恶攻”言论。 被判处死刑后他不服，说:“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没有判处死刑他为什么要判处死刑？军管组回答：他们判不判死刑是中央的事，与你无关。 聂被处决后脑浆被围观群众抢去做了人血馒头，说是可以治精神病。他叔叔去县城跟前的刑场收尸受到阻拦，军管组要暴尸“杀鸡儆猴”。 第二个被枪毙的人叫党广林，赵川公社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也是个贫农。他倒没有被搜日记，是自己跳出来的。他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歌功颂德，被处决前坦然承认对伟大领袖不恭，该死，一副死得其所的样子。他说的比较直白，我不便重复。 另一个被搜出日记的人叫吴圣章，香河公社社员，四十多岁，是个佛教徒，出身地主家庭。他不但写日记，还写一些诗词和小文章。解放前在西安大兴善寺学习过佛学，因此被怀疑为潜伏在寺院里的特务。他写的诗被认为是为别的地主分子鸣不平（“莫笑地主无政权，无地无权自清闲。六月苍蝇落汤客，无辜埋葬李海滨。”李是土改时被镇压的地主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儿子因为出身不好娶不上媳妇）；讽刺挖苦队干部（“禾苗枯黄死，蓬蒿称霸王”形容干部领导无方，队上庄稼长得不好）。 最为讽刺的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把毛泽东思想比喻成老子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经。在佛教徒心里，这些都是神圣的经典，把它们等量齐观是颂扬，军管组却认为是贬低，属恶毒攻击。 此人有这么多问题，经过多次运动居然安然无恙，这次把他挖出来了，军管组老韩说他思想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应该枪毙。幸亏有个省上来的下放干部王讯建议刀下留人，让他交待他的同伙，也许能抓住更多的特务。再加上有两个借调到军管组的北大学生在申报的材料中埋下伏笔，说这人自命清高，不和别人交流，写下诗词文章往头顶上的篮子里一丢，从不示人。他的案子被打回来重审时，上边问:既然如此，民愤何来？这缓兵之计不但救了他的命，还帮他洗清了特务的嫌疑——到西安大兴善寺外调回来的人说他们那里没有特务。最后仅以“恶毒攻击”判处他十七年徒刑。 诸如此类的案件还有不少，比如开会时带头喊口号喊反了的贫协主席余导贵，经教育后释放，撤销贫协主席了事；辱骂江青是“妲己”的中学生童老三，案发后逃到宝鸡姐姐家，抓回来教育释放等等。 军管组一直想抓个特务，发动群众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后来终于机会来了。 龙窝公社有个青年，床跟前的拉线开关可以控制有线广播喇叭。他手贱，闲来无事拉着开关拉线玩儿，广播声音被他弄得断断续续，发出长长短短类似滴滴答答的发报声，遭人举报后被民兵当成特务扭送到公社。公社干部觉得把有线广播变成发报机，他没那个本事，于是去问了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的杨老师，这样能不能发电报。杨老师是西安交大学无线电的毕业生，当时就笑了。不用多说了，听了杨老师的回答，公社干部回去就把人放了。 还有因为买了本地图就被怀疑想偷越国境叛变投敌的；以及手里拿着树棍儿在墙上乱画伤了毛主席语录和画像的中学生等等等等。当时县里看守所一度人满为患。 商南是个山区小县，1970年的人口大约16万。据“历代商南大事记”记载，这次运动历时一年，揪出九种人746名（地富反坏右分子加叛徒特务走资派资本家），触及农村基层干部2719人，总共3465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0.02多一点，远低于全国百分之五的比例，应该说还是比较有人性的。而且没有涉及知青和下放干部、下放的大学生。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动。 但是，这次运动为左倾路线保驾护航的目的明显，之后各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摊派、征收征用层出不穷。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政策重新畅通无阻。以贫下中农办水利，贫下中农办教育，贫下中农办交通，贫下中农办广播的名义进行的各种工程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很多同学都参加过修县河水库的工程，还有去湘河修公路的，去青山修微波中继站的，又有多少农民参加到这些工程之中，可想而知。这些人拿着在外面挣的工分和补贴回生产队分粮食，买粮食，加重了生产队的负担，变相地把这些公共事业的成本摊到每个农民头上，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却在日益减少，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对此，农民们只有发出哀叹:“农业农业，脓脓捏捏，吃柿子捡软的捏”。 “一大二公”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场面要大，公有制程度要高，集中力量办大事。至于具体受益者是谁，实际上是完全背离的。 水库工地上有好多来自于松树沟的山民，住在原始森林旁边，水库的水永远不可能送到他们家乡。其中一个民工，令我印象深刻。由于接触社会面狭窄，他的语言沟通能力极差，受了别人的气，不会反唇相讥。他报复人的方法极其特殊，经常趁人不备，从裤裆里拔出几根毛塞进对方嘴里。 至于看电视，在商南农村是近二十年以后的事，可是当时参与修微波中继站的人，绝大部分是农民，而能看到电视的百分之百是城里人。 目的不明确的劳动几近奴役，鞭挞他们的，就是高悬在头顶上的各种政治运动。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农民们学会了“跪着造反”。 我们去农村的第一个夏天是个丰收的好年景。高高的白杨树下面，麦垛子有好几人高，是我们光着膀子一层一层码上去的。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迟迟不见队长下令打场。 几场雨下来，麦垛开始冒出白烟，似乎有了自燃的危险，这才把麦子摊开，发现已经有部分麦子穗儿发黑、发芽了。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此漠不关心，这使我想起“生产关系”这个词儿。 陈伯达别出心裁，在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重提发展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这种本末倒置的想法不但让我党摆了个大乌龙，还被人扣上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送进了秦城监狱。 之前的刘少奇多次提出阶级矛盾不再是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意图改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的结果差点儿让毛主席失了业。捋了虎须自然没有好果子吃，文革中他被打倒了。 两个大人物都因此栽了跟头，人们只好对农村日渐恶化的生产关系装聋作哑。 农民不热爱土地，只想着把自留地种好，凡是知青都有目共睹。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上工一窝蜂，干活打呼隆”“抱着锄头吃奶”磨洋工，同样自然条件下，生产队大田里的庄稼和农民自留地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禾苗枯黄死，蓬蒿称霸王”一语成谶。 这种现象只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才改变。我再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农民们三三两两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我说给我也找一把锄头，我帮你们干。他们说，不用不用，现在的地可比你们在的时候听话多了！他们拿锄头轻轻的给地挠痒痒，庄稼就蹭蹭地往上长！有人晚上没事儿了，甚至会跑到地里去听庄稼拔节的声音。 回顾我们的知青生涯，第一个夏季收成尚可。第二年夏收时节，情况急转直下，人们对四声杜鹃的叫声置若罔闻。农民们一边讲述着“算黄算割”的故事，一边任由成熟的麦子遭受风吹雨打，麦穗由金黄慢慢变黑，有的甚至长出绿色的麦芽。勉强收割回去，芽子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第三年，我们离开农村的那一年，麦田里的麦苗参差不齐，长势好的是少数。大部分庄稼都只有一尺多高，稀稀拉拉的，农民称之为“瘌痢头”。夏收时龙口夺食的紧迫感再也没有了！
眼看着太阳光白白的反射回天空，知青们也无可奈何。我们去农村那几年，并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带去了新知识，新科技。也许有一点，但比起极左路线给农民带来的损失，微不足道。华国锋主席说的“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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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刘培明：竹子开花了，"一打三反"运动在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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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刘培明，1950年生，西安市第六中学69届高中毕业。同年10月到陕西省商南县富水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底招工到商洛公路局，后调入交通部西安筑路厂，现已退休。
原题
竹子开花了
作者：刘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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