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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刘培明：小山村来了位北大出身的"情报专家"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刘培明，1950年生，西安市第六中学69届高中毕业。同年10月到陕西省商南县富水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底招工到商洛公路局，后调入交通部西安筑路厂，现已退休。
原题
插队商南“桃花源”记
“大有作为"，谈何容易
作者：刘培明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下放干部”。下乡三年，我们大队来的工作组和下放干部不计其数：有公安局来破案的，有农技站的技术员，以及放下听诊器和教鞭的医生、教师。
还有一对儿夫妇，从北京一竿子插到底来到这崇山峻岭中的穷乡僻壤。这两口子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男的是“文革”前图书馆学系的研究生，夫人学的核化学专业。
这些人学非所用，却让“知青”来这里“大有作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这位研究生会英、俄、日三国语言，后来到过我家，和我父亲渐渐熟悉了，他们用英语交谈，把我晾在一边。
父亲告诉我，这人是位情报专家，对此我深信不疑。他轻而易举地从省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外国文献中找到了报道过我父亲解放前在世界无线电竞赛中获得中国区冠军的杂志。
这杂志我家本来是有的，“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没有还回来。
父亲深为遗憾，他影印了一份，了了老人家的心愿，我十分感谢他。
工作组是“太上皇”，队干部不敢拿他们怎么样。下放干部低了一等，大队干部奉旨对他们监督改造，经常支使一些念报纸，念文件的活儿让他们干。
这位北京来的学生领袖对此十分不屑，经常和大队书记顶嘴，我们看了心里感到很痛快。当年北京几个学生派别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为了统一步调，毛主席接见过他们，此人在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根本没把小小的大队书记放在眼里。
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谈一些敏感问题，当然是以我请教他为主，意见颇一致，像黑夜中燃烧的两根蜡烛，相互照耀着。粉碎四人帮以后，天下大白，关系慢慢的疏远了。
农技站的技术员是位西安人，姓许，省农校毕业的，比我们大个七八岁。
作为知青，和农民比体力劳动我有自知之明，是比不过的，所以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农业科学知识。
比如，我们小学学过农业常识课，知道小麦有冬小麦和春小麦之分。如果春天发现麦苗没出齐需要补种，应该用冬小麦种子还是用春小麦种子？
他告诉我应该用春小麦种子，但是问题是商南地处温带，不可能备有春小麦种子。
我说我有办法，他问我啥办法？我说把此地用的种子提前放在冰箱里冻一冬天，以备不时之需。他啪的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你说对了，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说完赶紧把食指竖在嘴唇上说:“别说是我说的。”
后来有一天他悄悄的对我说，公社有个派人去海南岛学育种的名额，他准备推荐我去，我未置可否。我知道我的档案袋子比别人厚，这事儿肯定没门。
但是我告诉他，我和我的小伙伴——一位本村的高中生正在搞育种，不过不是苞谷种子，而是红薯种。
他问我怎么搞？我说我们准备让红薯和牵牛花杂交，如果能结出种子，以后就不用扦插法了，直接用播种法那就简单多了。他哈哈大笑说:“你们是想骑自行车登月球呢！除非你想在这儿待一辈子。”不过我们还是试了。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王聋子。他是个化外之民野百姓，公社、大队、生产小队的花名册上都没有他的名字，可以说是个农耕时代的活化石，自给自足悠哉游哉。
土改时他和工作队员拼过命，抱着人家大腿要一起去见县太爷。他消息闭塞不知道城头换了大王旗。
合作化那年他耳朵突然彻底聋了，有几天头上包着白布，拒绝接受任何宣传动员。上面看他如此决绝，只好作出让步，让他在山跟前那几亩薄地暂时单干。一“暂时”就“暂时”到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
他那块地只种苞谷和红薯，不种麦子，大概种了也不会有啥收成。
地跟前的山坡上喇叭花开得如火如荼。我的小伙伴偶然之间发现他种的红薯结过籽，可能是和牵牛花联姻了，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在他的领地旁边开了一小片荒种上红薯，为的是就近进行人工授粉，想让这种现象变得必然。我们需要多一些红薯籽儿进行科学实验。
可能是我们种的基数不够，没有见到红薯开花，只好放弃了这项业余的科学实验。还是老老实实的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从此也就放弃了超越农民的想法。不过，到了秋天，还是有所收获，多得到了一分儿自产的红薯。
秋天的山里，柿子树最为引人注目了，它是家家户户的糖罐子。
柿子树也最会勾引人了，刚刚入秋，它的果实就早早地长大，在清凉的风中摇曳，一面向各路仰慕者暗送秋波，又一记粉拳把你推开，用青涩拒人千里，任你垂涎三尺也难以下咽。
只有放牛娃懂得她的的心思，把她从树上请下来去洗温泉。
好了，不浪漫了！不管是谁家的树，把生柿子摘下来埋在小河流水的沙子下面催熟，是放牛娃的特权，三四天以后把它扒出来，涩涩的味道就没有了，村里人人都可以提前分享这又甜又脆的开心果。
可是有的果实却不吃这一套，用温水泡过之后仍然不好吃，必须等到深秋，树叶都掉光了，红彤彤的柿子才成熟。
各个品种的柿子树漫山遍野，装点着果实累累的秀丽山川。人们从来不把柿子摘完，留一些在树上等着喜鹊来吃。包谷、红薯、花生，各种豆类纷纷进入成熟期，始终都有柿子陪伴着。
平时乡亲们看到刚刚梳洗换装的女同学，就像看见仙女下凡似的，男的远远的上下打量，女的上去就搂着肩膀说话，这几天却敬而远之，生怕沾上雪花膏和香皂的气味。
红薯是社员们的主粮，最怕化装品靠近，被异味熏着以后就没法储存了。株连之下，我们男生都不许从红薯窖跟前走过。其实我哪里有香皂可用。
农村人一年里七八个月吃红薯糊汤，从不厌烦，自嘲说“商南人，包谷虫，不吃糊汤肚子疼”。
至于黄豆绿豆，更被视为珍品。煮黄豆配芥菜丁是餐桌上招待贵客的美味佳肴，绿豆不舍得吃，留待来年夏收时熬汤消暑。
豆类存储之前，农民们都要把小土块儿和蹩耔挑出来。蹩耔城里人叫铁豆子，怎么煮也煮不熟。它不是播种种下去的，而是在人们收获之前就从豆荚里蹦出去的野种，自生自灭成熟以后混在庄稼里被人们一起收回来了。商南人用它代称私生子，表示对始乱终弃的鄙视。
我们刚到知青点的时候，队部还在村对面的娘娘庙里，墙上贴着正副统帅的画像。村民们聊天时提到其中一位，传统文化因子在肚子里发酵了，神奇般的预言了两年后发生的历史变故，说白脸将来必定要害红脸。
脸谱化的戏说被孩子们听到了，他们看谁脸白就拿树棍戳谁的眼睛，后来的孩子有样学样，连伟大领袖也被连累了。
很快，县公安局就来人了，小队部变成了警察的办公室。每天早上都有一位穿军装的人坐在办公桌旁边发呆。这本来是一件 毫无悬念的事，调查了几个月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驻队公安干警在村里晃来晃去，就是没人出来指证幕后黑手。
有一次要召集群众开会揭发娃们的家长，孩子的母亲非但没有象城里人那样训斥孩子，反而在场上大喊:“这有么事丢人的？又不是偷人养汉。”吓得两个有过风流韵事的妇人赶紧劝说村民息事宁人，批斗会就此流产了。
此事后来还没有等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就不了了之了！什么叫大义凛然，什么是丢人现眼，我算是领教了。真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我之前说漏嘴的那句“反动话”担惊受怕了，也更加认同了农民的理念，以不正当男女关系为最大的耻辱，政治问题次之。
我们到商南不久，来了一些真正的大学生。他们是带着工资下乡镀金的，来我们这里串门的时候还带着一条狗，起名叫“锻炼”。我们三个看得眼热，也想养一条，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扎根”。
有一天我听说谁家的狗下了一窝狗崽，追出门去叮咛狗主人给我留一条“身体健康”的狗，为的是好养活。这四个字在当时是专用名词，我喊的声音有点大，好多人都听见了，他们用惊诧的眼神看着我，我回过神来有些后怕。我本来就有“案底”，在学校时是“学习班”唯一的“政治犯”，再要是被人举报了可咋得了？！
自从那位母亲奋起反抗以后给我壮了胆，长期以来的恐惧感变得风清云淡了，大不了老死林泉之下，或者就近呼啸山林，待到天下有变，在那几个坏蛋倒台的时候给他们最后一击。
正在我思绪万千，感叹人生的时候被人摇醒了，原来是午后小憩时的南柯一梦。这位村民告诉我，下午别乱跑，学校有人来看你们了。这一天正是我们下乡一周年之际。
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姓孙，有点儿酒糟鼻。下午刚刚上工，他就从别的队赶过来了。我见到他，鞠了一个躬，这是我跟这儿的人学的，学生家长见了老师，都要点头致意。
我把叉勾锄使劲儿扎进土里，让老师坐在锄头把儿上，我席地而坐。老师关切地问我生活过得惯吗？安心不安心？
我照实说，很好啊！山高皇帝远，再也没人欺负我了。老师咂了咂嘴说:“你要好好改造思想，你给朋友写的信被人家家长交给学校了。对上山下乡不满，还用文言文，是不是想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很危险。”
我看了看老师递过来的那封信，铁证如山，正是我写的。
其实以我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哪懂什么文言文？不过是想和“文革”打个别，排遣心中的痛楚。
三年以来，发生了多少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把传统文化摧残得支离破碎，如果我在心里也屈服了，还算是中国人吗？
老师收起那封信，作为证据带走了。我后来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副本，是父亲被工宣队警告时抄下来的。我勒个去，这些家伙不敬祖宗敬鬼神，我偏要和你势不两立。多年以后想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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