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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周代申：当年的我，是芜湖版的时传祥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代申，1949年生，安徽巢湖人，1966年回乡知青，种田务农15年。靠自学成为中学英语教师。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酷爱阅读与写作，虽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
原题
我的知青岁月之
芜 湖 拾 粪
作者: 周代申
我国自古就有“慎独”、“静思”之说。近一年来，我对自己的退休生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自然也就多了一些“靜”与“思”的时间。比如，想要写点东西，就必须要强迫自己靜下来，去回忆，去追思，去总结。
依稀记得1966年自己初中毕业那年，并没有举行毕业考试和中考。大串联之后就成了回乡知青，来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滚打摸爬，一干就是十几年。
1981年，因为此前自学英语略有小成，被“伯乐”发现，初建不久的烔炀公社初中一一大高中学校长高家均一纸请去当英语代课教师。后又因机缘有幸成为国家公办教师。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坎坷艰辛与传奇......
静下来，认真地回忆，苦苦地思索，慢慢地总结。种田15年，教书不到30年。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彼此各有所得，各有所失，虽不是五彩斑斓，更没有惊天动地，却也同样是津津有味、无怨无悔地在为自己的人生编织、拼博。
遵从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何博士的勉励，“写着写着，忽然发现，28年的教师生涯，虽然经历太多，相对安逸，却怎么也没有农村种田的15年印象深刻，尽管我早就刻意回避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许多经历却总是像一幕幕电影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仿拂就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永远镌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
我也豁然明白，在农村种田的那十几年生活虽然单调、枯燥和艰辛，但那又确实是烙印、伤痕和财富。
我们村子不大，人口不足百人，但却有三百多亩田地。那是解放初土改时，按当时的常住人口分的田地。后来又陆续搬走了不少人家，结果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田多人少的生产队。在那个大集体年代，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农业税和征粮，仍然按照土改时分的360亩地来计算。全村男女劳力三十多人，只能是广种薄收。缺少劳动力管理，没有足够的肥料，怎么可能有好收成。
我清楚记得，从我回乡种田以后，我们村子从来都是二三角钱一个工。正因为田多人少，当年正值年轻的我，在回乡种田以后，毫无疑问要比其他同龄回乡知青的劳动强度更大，吃的苦更多，经历更加丰富。记得当年我曾把“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诗句改成“村民无闲日，天天人倍忙”。引得当时插队在我们村的女知青们哈哈大笑。
那时的农民种田，不像现在几乎完全使用化学肥料，而主要使用农家肥，只用少量的化学肥料，也是凭票供应的，多用在庄稼生长的中后期作为追肥。所以当时在我们烔炀、黄麓一带，几乎所有的生产队便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每年秋后，组织一批青壮年劳力去城市“撮屎”(烔炀方言)，书面用语为拾粪，如合肥、淮南、芜湖等地。
那时侯，每年冬季春节前夕，烔炀火车站臭气熏天，到处可见一堆堆从不同城市用车皮运来的大粪，一个个用芦席围起来的看粪棚。这成为当时十几年间烔炀火车站特殊的一幕，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烔炀河火车站也被戏称做“屎站”。
我是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十多年的时间，每年秋后都会成为生产队外出拾粪大军的一员。分别去过淮南、合肥、芜湖等地，而更多的是芜湖。
算了一下，在芜湖拾粪七年，其中有一年春节也是在芜湖度过的。过年期间留在芜湖拾粪那可是黄金时期。不用拾的，就是直接挑，就怕你挑不动，一天可抵得平时的五六天以上。那时我对芜湖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还有那些单位、工厂，我都像出入无人之地。像芜湖钢铁厂、纺织厂、禽蛋厂、火柴厂、铝制品厂、造船厂等，到处都有过我的身影，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至于那芜湖郊区的村庄我更是熟悉不过。但是前十几年去过一次芜湖，我已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至于现在芜湖的模样那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生活篇
在大集体年代，每年秋收以后，农村稍有闲适。于是有手艺的人便会去外地做手艺。但要向生产队交钱的，每天五角，美其名曰“管理费”。我已跟父亲学会裁缝手艺，1968年和1969年下半年，我都是去江南做裁缝的。到人家上门做裁缝，生活上能受到江南人家的热情款待，还能挣点不错的收入。一段“二坝过江，眼泪汪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民谣至今还记忆犹新。
后来，由于村里劳力太少，生产队就不允许我个体经营了。于是，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每年我都和村里的五六个青年人外出拾粪了。
在芜湖拾粪时，我们常年住在一位陈大爷家，他家就在芜湖通往繁昌方向青弋江大铁桥下面的陈屋基村，紧挨江边。每年拾粪将近三个月时间。生产队每天每人补贴二角钱，不管吃多少米都是生产队的。我们离家时都会带上足够的小菜，如腌白菜、萝卜干、黄豆等，中途还会派人回去讨的。
拾粪必须要起早贪黑，所以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左右第一餐，下午四点左右第二餐。那时人们的饭量特别大，吃饭用的是大碗，现在即使是在农村，也只有少数人家用那样的大碗。一个人至少每餐吃两大碗干饭，甚至有人吃三碗，一天吃米将近二斤。平时就吃自带的小菜。但有时也买点白菜，称点肉，那叫加餐。
称来的肉，为了平均享用，有多少人就切成多少块，以保证一人一块，那叫“大爷不代二爷面子”。再打点散装酒，当时叫“苦老八”，山芋干酿的酒，八角钱一斤。
傍晚时分，几个人用上东家的小酒杯，先平均每人端上十多杯，然后开始划拳，谁输谁喝。划拳是中国酒文化中曾经的绝妙，什么“一定高升”“哥俩好”“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魁手”“六六大顺”“七巧手”“八匹马”“九长久”“十全十美”......太有意思啦！就那样的生活，虽苦犹甜、有滋有味。人的欲望和满足感是完全顺从客观条件的。
有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时芜湖军分区养了很多猪，食堂离猪场不远，食堂门口经常挂晒着许多猪皮，每次当我们在猪场把粪弄好准备运走之前，都会派一个人去那儿光顾一下，只要有猪皮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那可是最好的战利品。那晒干的猪皮，带回来以后，用开水一烫，泡软以后切成一块块的，用来烧黄豆，那可是美味佳肴，那也叫加餐。我们更是饱食一顿，同样是饮酒猜拳，把酒喝得七八分模样，那可是神仙一样的幸福生活。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会策划安排所有人“高攀”在芜湖的亲戚，定期到有关系的人家去“光油”。至今我还非常怀念火柴厂一位堂弟的堂舅，他们夫妇对我们这些乡下人从不嫌弃，隔一段时间，就会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堂弟的舅妈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前两年才把户口转到城里，她对我们真是格外热情。他们是厚道人家，连孩子们都和我们成了好朋友，还经常花钱买票请我们去胜利电影院看电影。
我的姨娘家就在芜湖钢铁厂附近，我们更是经常成为她家的座上宾。姨父特别疼爱我，总是招呼我们：下次再来。想起来还真有意思，那时候，虽然在芜湖是拾粪，却也像走亲戚一般。青年时期，倒是享受了姨父、姨娘太多太多的关爱。五个表弟、表妹更是和我亲密无间，有时他们还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我，而且肯定带上姨娘为我专门做的好菜。有一年，姨父还为我买了一套新衣服，这一切，使我至今老是思念早已逝去的两位老人。
我们的东家也把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作亲人一般。平时家里如果来了客人，烧了一大桌菜，肯定一如既往地把我们请上作陪，丝毫没有区别待人的做作。遇到节日，从不让我们单独做饭，总是和他们全家一起过节。陈大爷的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大，她不但不嫌弃我们这些“撮屎”的，还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时甚至为我们洗衣服、补衣服。有一年，还和我们一道来到我们村里玩，挨家过了一天。陈大爷还硬是把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王认作了干儿子。至今那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人与人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更是把东家一家人视作亲人。平时东家的重活，我们大家都会抢着干。有一年，他家修缮房屋，所有的活计都是我们干的，反正我们里面什么样的手艺人都有，木匠、瓦匠、篾匠，一应俱全，我每年还为他们家做上两天衣服。东家的场子并不大，三间茅草屋。庞大的粪堆就在他家的山墙附近，那臭味完全可想而知。但人就这么奇怪，整天和臭气打交道，反而并不那么敏感，那浓浓的臭味也并不觉得明显。但如果是一个新来乍到的人，初闻那样的气味，肯定是受不了的。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留在芜湖继续拾粪，初五的时候，生产队长和会计来看望我们，他们就忍受不了那样的气味，老队长饭后还“哇哇”呕吐。最难受的其实是稍有暖和的天气，苍蝇洐生极快。那到处是黑压压的一片，嗡嗡作响，漫天飞扬，家里家外到处都是。有时烧饭的锅盖一揭，苍蝇就会掉到饭里或菜里，那个滋味还真有点受不了。
我们就睡在东家堂屋的地上，那是大通铺。先是用红砖四周一围，铺上稻草，再铺上垫絮，然后自愿搭配，两人一个被单筒。拾粪之余，或是遇到雨雪天气不能外出时，我们便坐在被单筒里，在盖被上打扑克。那是娱乐，最高兴的休闲时光，其乐无穷。
全国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
拾粪篇
拾粪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任务，按斤量记工分，每天各人称斤量后记账。我们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环境和“业务”不熟悉，只能白天拎着粪箕到处乱跑，在芜湖的大街小巷、江埂、圩埂和农村转悠，俨然像一个环卫士，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拾粪。只不过是一天辛辛苦苦两趟，最多也拾不到一百斤的。那可不行，进度太慢且收入太低。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环境的熟悉，我们渐渐“入门”了。所谓入门，那是像大多数拾粪人一样，另僻途径，彻底改变拾粪的内涵，那是“偷”，或者是“抢”。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郊区农村。郊区农户大都是种菜的，猪粪对他们可有可无，但也有不少人家视为宝贝，我们只好“一视同仁”，干脆统统的拿走。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在马塘区一带，附近方圆十几里，几乎每个村子都去过，而且都是下半夜。那时郊区的农户大多数人家都养了猪，只有到了下半夜才有粪的。我们都是单独行动，各有各的“路子”。通常是每天挑着一担从花街买来的圆形粪筐，这种特地为拾粪人编织的粪筐装粪时恰到好处，若满满一筐能装一百七八十斤。还带上花街人专门制作的适合拾粪人使用的手提小粪箕，那是篾匠艺人的杰作，后面安上能用手扶持的把子，使用起来很方便。
每到一个村子，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扁担和粪筐藏好，然后拎着小粪箕开始干活。一般情况下，需要连续跑两三个村子，挨家挨户大扫荡，才能有足够的收获。有的人家养了狗子，听到动静会汪汪大叫的，这时必须要立刻停下动作深藏不露，待到狗子不叫了，再蹑手蹑脚地干活。那个过程简直就像谍战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既小心翼翼又胆大如牛。
跨越农家的猪栏就像运动员一般，一手拿着粪钗，一手拿着粪箕，轻轻一跳就过去了，一点声响也没有。即使是完成任务后，拎着那十多斤重的粪箕也能轻松、快速地跨越栅栏和围墙的。
就这样一户一户地清野，待到天快亮时，早已大功告成，可以满载而归了。这时才是最辛苦和最困难的时候，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还要挑着一百六七斤重的担子走上十几里的返回路程，即使中途休息两次，还是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即便如此，这已是满满的收获了。而每天吃过早饭以后，就可以随便出去转转，那是作为添头。只要每天能有二百斤左右的收入，就是二十分工，那可抵得上在家里干活的两天以上。
任何事情都会充满变数，选择芜湖郊区那样的拾粪方式，最后也是好景不长。
那时，江北在芜湖拾粪的人特别多，你选择的拾粪方法，人家当然也能想到，或者早已就这么做了，放现在叫竞争。比如说你是每天夜里三点钟进村子，别人会比你更早，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我们经常会几个人一下子碰面在一个村子，那肯定有人扑空。后来竟然发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次当我拎着粪箕回到藏粪筐的地方，准备结束战斗时，不知是哪一个黑心人把我辛辛苦苦的战利品连筐子一起挑走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次。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干脆把筐子直接放在一户装着路灯人家的大门口，这样居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我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既然在郊区拾粪如此艰难，为何不从农村走向城市呢？经过侦探、踩点，我发现还是城市“大有可为”，后来实践也证明选择向城市进军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时候，城里的工厂或单位多数都有食堂，有食堂肯定就有养猪的地方，那叫废物利用。
一开始，我们选择了芜湖禽蛋厂，不用说那个厂肯定粪很多，但已有承包对象。目标是禽蛋厂，那是真正的“偷”，甚至是“抢”，即便被发现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怕他一个看粪的人吗？所以大凡去禽蛋厂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全体出动，人少了是不可能完成那样艰巨任务的。
首先禽蛋厂的围墙特别高，估计有四五米样子。现在回想当初去那个地方偷粪的经历，甚至都有点后怕和不可思议。那绝对是只有在现代武侠影视片里才可能出现的画面。带上一根结实的长绳，一端拴上铁钩，站在围墙下，“嗖””的一声，将抓钩扔向高墙。一个人抓住绳子迅速攀登上到墙头，只留一个人在外面守候，其他五六个人紧随其后，一个个翻墙而入。不到一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了，那真是战斗凯旋。
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带着东家的板车去的，就这样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禽蛋厂离我们住处太远，且围墙太高，看守也很严，后来我们又重新开辟了战场。
此后，芜湖市的很多工厂和单位都成了我们的作战目标。不过并不像去禽蛋厂那样倾巢而动了，而是分头行动或者小部队作战。记得去铝制品厂仍然是全体出动，因为围墙也是太高。不过后来我们又不去那儿了，因为有人顺手牵羊，偷了厂里的铝制饭锅、脸盆等，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偷粪自己可以安慰自己，那不叫偷，拥有者可有可无，我付出为我所用。是鲁迅先生说的“那不叫偷”。
在军区大院偷粪时，我们就曾被哨兵发现，当时虽然被抓了起来，待到天亮以后，当官的来了，问清了情况，非但没有为难我们，还让我们到食堂每人吃了两个雪白的馒头，最后让我们挑着粪筐从大门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而偷粪时顺手拿走了厂里的产品，那就是偷盗行为，就是真正的贼了，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打那以后，我就开始单独行动。，反而比以前收获更大，也更轻松了。往往只需光顾一个单位就可以满载而归了。记得我去芜湖康复医院的时间最长，那是我精心寻找的一个最佳地点，围墙不是太高。里面养了许多大白猪，几百斤一个，好像叫什么“约克亚”猪，反正我们当时管它们叫洋猪。
单独行动以后，我的偷粪方法有所改变。每进一个猪笼，不再使用粪钗了，干脆直接用手扒，这样做有两大好处：快，三下五除二，迅速结束战斗；安全，无声无息，不会被人发现。那时是根本不怕脏的，只求速成和安全。
其实那是极其寒冷的冬天，有时猪粪冻得像坚硬的冰块，我的手更冻得像胡萝卜一样，那样的感觉绝对是未经历者无法想象的。也有令我求之不得的兴奋时刻，每次进入猪笼后，惊醒了正在酣睡的“朋友”们，它们会一个个爬起来大小便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皆大欢喜！多扒点粪不说，刚拉的猪粪热乎乎的，就像在取暖一样，立刻，早已冻僵的手变得灵活自如，舒服极了！相信吗？这千真万确是我的无数次亲身经历。
单独行动，也存在困难和风险。既然是偷粪，就不可能光明正大走大门，只能永远是翻围墙出入。但是那满满的一筐粪，要从围墙内弄到外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一次高难度的动作。通常是带着一根拴着铁钩的长绳，把两个粪筐放在围墙边，人站在墙头上，先把重重的筐子慢慢地扯上墙头，然后再徐徐地放下，至今令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
任何人干任何事情，只要勇于探索和探险，有不怕吃苦和耐劳的精神，就一定会有收获和成功。芜湖拾粪，我和我的伙伴们终于有了“路子”，找到了捷径。从此，我们轻松多了，并且有规律地每天只需下半夜“上班”了，其他时间完全是休息或自由支配了。
后续篇
后来我们居然干起了第二产业。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芜湖县水利局仓库，经常有大卡车、机帆船运来钢材、水泥等货物，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成了下货的最佳人选：年轻力壮、随叫随到。只要货车一到，看仓库的刘老头就来喊我们去下货，货一下完，老刘便把工资现场付给我们。就这样，除夜晚拾粪以外，白天我们成了随时待命的“装卸工”，那才真叫“双赢”。
有收获就必须要付出，而且往往是沉重的付出。在芜湖县水利局仓库上下货，只有在那时，也只有真正年轻的我们才能承受那样繁重的劳累。
那时候，所有的水泥都是用机帆船装来的，估计水泥厂就在青戈江上游。从船上把水泥搬到物资局仓库，那可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扛着一包水泥走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首先就是一大考验。接着是上坡，艰难地爬上圩埂，然后是下坡，腿子容易发软，再有三百多米才到仓库。
每扛一包五分钱，无论怎么拼命的干，半天至多能扛一百包，即收入五元钱，不过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但是这项工作，那个累的程度却是无法想象的。由于老是上坡下坡，半天下来，到了晚上，全身骨头都像散了一般，两条腿子也变得僵硬僵硬，甚至疼痛难忍。但由于当时正值年轻，几个小时休息以后，很快就能恢复的。倒是那扛水泥时脏的程度令人可怕。半天活干下来，人人都像灰老鼠一般，几乎认不清谁是谁了，彼此只剩下能对视的一双眼睛。
这时候，我们肯定会花上五分钱到不远处的澡堂痛痛快快地泡上半个小时，晚上更是少不了加餐喝酒。在芜湖拾粪的最后几年，我们不光是拾粪的，还成了“装卸工”，每次回家过年，口袋鼓鼓的，但我们一直都瞒着村里的干部，谁也不敢说出去的。在芜湖拾粪期间，我们虽然吃尽了辛苦，但是最苦最累的还是拾粪结束后的那个装运过程。
为了确保来年的春耕大生产，我们每年必须要赶在春节前把几万斤粪运回家。运输方法有两种，一是水路，二是陆路。走水路，船只能停靠到河口张(现在的月亮湾那儿)，可是离我们村子太远，有二十多里路，太不方便了。后来，我们改走陆路，用火车皮装到烔炀车站。
在不知跑了多少趟芜湖市航运局货运公司要来一只机帆船后，一天之内，我们必须要将那几万斤粪从住处一担担挑到船上，就像下水泥时的那个过程一样，挑着重担艰难地爬坡、下坡，艰难地走在摇摆不定的跳板上……不过更脏更繁重。
后来我们改为陆上运输，但到芜湖火车站货运调度室要车皮难度更大，时间更长，一般要跑上个把月的时间才能把计划做好，安排车皮时还必须是几个生产队凑在一起，才能达上足够的吨位，调度室才给我们“不慌不忙”地安排车皮，反正我是天天一趟调度室，和工作人员苦苦哀求、硬磨。那一年，我们春节在芜湖坚守岗位就是因为没有要到车皮。
要到车皮后，如何把粪装进车皮，那才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我们先是把粪一担担挑到一公里以外的马路边，用反复交涉要来的市运输公司的大货车把粪运到货运车站，这期间，我们六七个人任凭怎么年轻力壮，经过上粪、下粪两个过程的折腾，一个个早已累得晕头转向，几乎瘫痪。
稍稍休息后，又开始把刚从大货车上御下的粪，一锹一锹地往火车皮里装。所有这一切繁重的劳动，都是在两天以内完成的，其劳动强度是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芜湖拾粪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大集体年代的一种无奈而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劳命伤财、得不偿失的行为，应了一句古话“豆腐盘出肉价钱”。
作者2014年摄于皖南山区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图片选自胡顺安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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