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刘培明：乡民眼里，城里来的学生"真野蛮"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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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刘培明：乡民眼里，城里来的学生"真野蛮"

Original 刘培明新三届 2020-08-17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刘培明，1950年生，西安市第六中学69届高中毕业。同年10月到陕西省商南县富水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底招工到商洛公路局，后调入交通部西安筑路厂，现已退休。

原题

插队商南“桃花源”记

作者：刘培明

引子

“文革”以前，经常听到人们说“剪刀差”，尤其是父亲那些出身农村的同事，对此颇有微词，喋喋不休，让人觉得这肯定不是啥好东西。没想到，短短的四五年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去感受到这把"剪刀"的威力了。

“十年动乱”进入第三个年头，1968年的夏天，传出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400万“老三届”中学生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热巅峰跌入绝望谷底，沦为"文革”的牺牲品。

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和满大街返流回城而无家可归的被遣送人员混在一起，西安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每天都熙熙攘攘的，闲逛的人摩肩接踵，挤的水泄不通。曾经的一句口号"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摧毁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虽然报纸上“要斗私批修”的誓言喊得震天动地，可是打群架，欺凌弱小，搜口袋，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事比比皆是，许多中学生参与其中。

我们西安市第六中学的学生大多循规蹈矩，只有受欺负的份儿。对于"文革"向何处去，同学中私下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是蜜蜂钻进瓶子里，前途光明，死路一条"。下来这条消息证实了同学们看似荒谬的逻辑是成立的。1968年12月22日，“老三届”中学生的命运被决定了，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看到同年龄其他学校同学陆陆续续奔赴周边农村，我们四个班因为学校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学成了高六九级，不属于“老三届”，竟然成了漏网之鱼，在沾沾自喜中从他们口里得到一些意外的地理知识，什么"金周至，银户县，白菜芯儿是三原”“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同时，我们也暗自思忖着在这些地方为自己选择安身之处，潜意识中觉得，很难说不会被“一视同暴”。

令人意外的是，一年之后的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陕西省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中学生毕业后的"四个面向"，并不包括下乡插队落户。这一年，正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让人庆幸了好一阵子，以为马上就可以去上班挣钱了。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会出现转机，得从十几年前的"反右”说起。离我们六中最近的一所高校西北大学，当年有一批教授、讲师在"大鸣大放”中因言获罪，运动结束后要被贬到中学以示惩罚。我们学校前身是西北中学，后改为六中，大概因此渊源，有幸被选中。时任校长李枫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工作者, 一股脑儿地接纳了他们，使我们学校教学水平陡然提高，成为与陕师大附中齐名的重点中学。

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下，重点中学首当其冲，我们学校也就成了中学五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别人作鸟兽散，流落各地农村，我们在“复课闹革命"中混到高中毕业，以为躲过了一劫，可是事与愿违，自从工宣队进驻学校就对我们虎视眈眈，这些人成分很复杂，经常听见他们在宿舍吵架，甚至斗殴，造反派的劲头儿十足。

后来到工厂参加工作才知道，好多人都是厂里不爱干活儿的“二流子”，被派到学校来充数的，在他们眼里，考上重点中学的，都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宠儿，感情上格格不入，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升学这些好事不应该落到我们头上，面向农村的事正好由我们来“顶缸”，嘴上说要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其实早已内定，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即然命运已经被决定，不如来个顺水推舟，大家纷纷表示"自愿"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愿意去，人家不见得愿意要。上山下乡运动经过近一年时间，得到的结果却是如后来李先念所说的"四个不满意”，其中之一就是农村不满意。知青下乡和农民争工分，争口粮，农民并不欢迎。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都不肯接纳我们。

据说有关部门接受过一个安置上海知青的任务，地点就在秦头楚尾的秦岭余脉与伏牛山的交界处。此事后来无疾而终，上海知青不来了，于是就有了几个知青安置点在商南县等着我们了。

真是无风不起浪，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学校。游玩了几天之后，此人出现在欢迎知青下乡的座谈会上，他操着南方口音的发言让人不知所云，只知道我们插队落户的事敲定了。至于此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生活条件等等，他守口如瓶。提供给我们的最有用的信息就是那地方火柴奇缺，而且没电，最好带上煤油灯。后来到了那里才知道，其贫穷落后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告别红海洋

出发那天，记得是1969年10月中旬的一个艳阳天。和我们同一届毕业的初中生来欢送我们，他们未来的身份已经确定，有的面向工厂，有的面向商业，心里乐呵呵的，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手里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地来了。

老师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文革初期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剃阴阳头，被迫吃饭前站在毛主席像下面唱“牛鬼蛇神歌”。其中一位教化学的男老师，令人印象深刻，个子不高，却是一位投篮高手，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标准，每次当大家唱到"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对我专政"的"专政"二字时，他突然提高声调，别致地转为秦腔，弄的人们啼笑皆非。

也许把我们这些当年"活人展"的参观者送走以后，校园里的"师道尊严"才能有所恢复吧！在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热闹劲儿过后，同学们涕泪涟涟地告别家长，我孤零零的目光搜寻着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于一年前先期到达渭南县插队落户，这次专门回来帮我办理到他那里"投亲靠友"的事，可是我的这项权利被工宣队取消了，可能他也就失望的回去了。

在司机们的催促下，我们几十个人七手八脚地扒上学校对面马路边上两辆带着拖斗的解放牌卡车，各人在自己的行李卷儿上落座。我把我的热水瓶挂在弯曲的膝盖上，坐在拖车的角落。我别出心裁的做法逗笑了刚刚还在心酸落泪的同学们。其实我更珍视的是我手边的一个小书箱，里面藏着半部脂砚斋评《石头记》《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戏曲脚本。还有一本《儒林外史》和一部外国小说《基督不到的地方》。这书名冥冥之中向我隐喻着什么，让我对这次远行有一种超脱的预感。

我能得到这些"封资修"大毒草，得益于兄长的一位朋友，一个老知青，他成为"社教"积极分子后被安排到造纸厂当保管员，经常趁人不备从化浆池边堆积如山且源源不断的旧书里"偷"几本出来送人。当时本人还存有幻想，何不趁着大家革文化命的时候学点东西实现当"知识分子"的梦想。

果然，我们的车队穿过墙上涂滿红漆黄字的大街小巷，身后无处不在的语录和宣传标语渐行渐远，浊浪排空般的滚滚红潮渐渐褪去，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证明着我们曾经奋斗的不是我们想要的，继续下去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万人空巷迎芒果和三更半夜爬起来接受最新指示的闹剧对我们而言已经落幕。一块木头因为做成芒果的形状就要人们顶礼膜拜的事再也不需要我们参与了。

穿越时空入桃源

奔赴商南之旅走的是自古以来的一条贬谪之路。

卡车在枯叶覆盖的麦田间结束了关中平原的行程，咿咿呀呀地爬上怪石磷峋的崎岖山路，道路之艰险使人想起韩愈的著名诗句"雲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沿途经过蓝田、商山、武关等历史书上出现过的地方，时光倒流的幻觉油然而生。一埃到达目的地，竟然使人有误入桃花源之感。一个群山怀抱中的小盆地出现在眼前，天地为之一宽，大家心情豁然开朗。这就是全商南地理条件最好的富水公社，把知青安排在这里，可见当地政府的良苦用心。

车子停靠在一户农舍旁边，大跃进时期的宣传壁画赫然在目，苏联人骑着火箭，咱们中国人谦虚地排在第二，坐在飞机上。后面是骑着牛和驴的美英两国，德法意大利紧随其后。显然，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在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宣传上出现断层。

同学们下车以后立即被路边两丛鲜花所吸引，半人高的枝头上开着拳头大的红色花朵，大家七嘴八舌地猜着花名，有的说牡丹，有的说芍药，后来这家主人告诉我们是大丽花，这是我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

既然贫下中农可以养花赏花，城里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长长账单上又可以去掉一大罪状了。想到这里，精神一振。接下来的生活，竟然应了红楼梦里一句话"寻得桃源好避秦”。被分派到各自的生产队以后我被半押送而来的身份即刻改变。

本来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由于政策传达不力，生产队干部不知就里，竟把我们几个当成工作组或是下放干部，每天挨家挨户吃派饭。农民们竞相拿出最好的饭食招待我们，至今记得那黄亮亮的包谷糝稀饭、翠绿芥菜丁和煮黄豆腌成的小咸菜的味道。要是遇到节日，老乡们会拿腊肉、米饭款待我们。

才开始，没有经验，自己到菜盆儿里去夹肉，那你就＂上当＂了，主人早已经把大块的腊肉＂埋伏”在碗底，要是你硬撑下去，第二碗就又端上来了！从此以后，不管到谁家吃饭，必须要留一小口，表示你吃饱了，这是当地的规矩。除此之外农民们还有很多不成文的乡规民约：不许对着河水撒尿，不许用有字的纸当手纸，不许向喜鹊扔石头……尤其是平时开玩笑，不许提到对方的父母。

有一次一位同学和年龄相仿的农村青年打闹，随口溜出个“他妈的”，旁边马上就有人咕哝了一句“学生真野蛮＂。虽然这斥责声细若游丝，对我而言却有如五雷轰顶，这才使我意识到所谓的”知识青年”只是徒有其名，“文革”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与农民们在文明程度上，竟然存在着另一种“剪刀差＂，这把＂剪刀＂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

我们小时候得到的一点精神财富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洗劫一空，而他们的心灵由于关山阻隔免遭荼毒，依然浸润在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让人惊奇是，他们说着吴侬软语，用词古香古色，表达自己意思的时侯从来都不平铺直叙，而是十分的婉转。

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们的住处，手脚无措地客气了半天，最后才说，＂到你们这儿拐个弯儿，家里火柴用光了。”我把一盒火柴递到她手里，她打开火柴盒一根一根地数了七根，千恩万谢地走了。

几天以后这位妇女又来了，一只手拎着一篮子红通通的柿子，另一只手紧攥着，见了我摊开手心让我数，七根火柴不多不少。原来,“拐个弯"就是"借"的意思，柿子算是“利息”。

后来有人说出她的身世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这人长得眉清目秀，风韵犹存，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大的相貌堂堂，三个弟弟长相却很平常。原来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嫁给另一个地主的儿子，不知是在哪一次运动中被扫地出门，孤儿寡母改嫁到我们村一户贫农家里。别人家的主妇都会使用火链引火或者是在灶里留下火种，以致不会断了炊烟，她从小养尊处优，至今对家务事不很谙熟。

她的大儿子和我同岁，正是服兵役的年岭，几次报名参军都验不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不把姓改了永远别想当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看了看我搽着红药水的手说："你的手为么事＇肿＇是不好?”他故意用错一个字，听这发音就知道他暗指我的家庭出身和他一样糟糕。我的家庭背景被曝光，是有人想给我制造点儿麻烦，可是这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对阶级斗争并不热衷。

当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地百姓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我就参加过一次温文尔雅的批斗会。批判对象是一位原来的农场工人，他成分高，但是识文断字，因而得到过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他负责看管的种水牛在发情期挣脱牢笼在田野上勾心斗角，打得难分难解，践踏了一大片庄稼。他拿起大扫帚点燃熊熊大火当火把，放在两头牛之间，才把高高立起的畜生分开，水牛倒下来时砸伤了他的双腿。

这次事故使他同时失去了生育能力和那份儿公职，顶着”破坏生产”的罪名被遺返回农村。后来父母相继去世，老婆也早已经离他而去，单身生活的最大问题是粮食不够吃。本来老弱妇孺和他之间可以有所调剂，现在他孤立无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他把问题归之于大队支部书记，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大字报贴到大队部墙上。我只记得几句了:"大队书记某某华，资本主义发了芽。分粮不论大小娃，娃多粮多卖高价。"

为了打击治下小民的嚣张气焰，书记大人立即召开批判会。矛头所指的主角站在主席像下毫无惧色，会场也未经布置，略带政治色彩的是墙上一副对联，"阶级犹存谨防石璧穿滴水斗争未已永教后代保红旗"。

书记的开场白原本是一条语录，而他进行了发挥：“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就呜儿的一下。"一边说着一边还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预示着批斗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并且威胁道:“‘坏分子’的帽子先帮你拎着。”

见下边反应寥寥，主持人赶紧又列出几条罪状，其中之一是这人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其实是一个广告）："巴克夏种猪已经到场，欢迎广大贫下中农前来配种。”

见旧事重提没有激起群众义愤，会议也就草草收场了。大家一拥而上撕下他的大字报，说是批斗会，其实就是找几个人帮着书记下台阶的。

阶级斗争在这里如此轻描淡写，而种粮食的人居然存在着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这两者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跨越“粮票"的鸿沟

很快，吃派饭的日子就结束了。大队书记在社员大会上宣布，这些人不是工作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是来劳动改造的。开始，农民们并不太相信这话。

那年头农民见了工作组犹如惊弓之鸟，都要好吃好喝招待着，年纪大的还好说，最怕的是那些愣头青，当地人叫“八棱子”，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一味地“坚持原则”，不肯松动征购粮食指标，搞得农民苦不堪言。后来看我们顶多也就是在晚上开会时念念报纸，才慢慢的释然了。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武大郎"娶‘'潘金莲"的事时有发生。无一例外，五短身材的丈夫都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貌美如花的妻子却是土里刨食的农民。“身份”的优势，全靠粮票来体现。而我们也是自带粮票的，城里人的“高贵”还没有完全失去。

说这话可不是我自命不凡，而是当地一位公社干部看了知青的档案，了解到同学们的家长中有教授、工程师、教师、医生、高干，全然不顾许多人家庭成分属于“黑五类”，脱口而出“这些人出身还挺高贵的嘛！”有人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让我在此时此地感到了“恍如隔世”。

十月份到农村知青点，等来年夏粮分下来，这半年我们仍然要靠国家供应商品粮过日子。大雄、老马、我和两个外班的女生在一个锅里做饭吃。才开始，男女生一起下地干活，女生顺理成章提前回去做饭。

这俩娇小姐做出来的米饭，上面的饭香喷喷的，松软香糯，不就菜都很好下咽，下面却是夹生米。农民看了，一边笑话，一边感到心疼。因为他们平时很少吃米饭，除非家里来了贵客。我们烙烧饼，他们也很惊奇，总是问今天是啥好日子。

有一次我擀面条提起透亮的面片儿看擀得匀不匀，一个农村妇女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招呼别人来看热闹，说我像个裁缝手里拿着一块布。面条出锅吃起来又筋道又滑溜，撒把盐就很好吃。

总而言之，我们从镇上粮站买的粮都是农民交的最好的公粮，一墙之隔的村民自己却几乎顿顿吃苞谷面糊汤。公粮又叫“农业税"，必须由小麦和稻米充当，每年交完公粮，农民手里的细粮所剩无几，一年四季全靠苞谷、红薯度日。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人人可得。“红薯糊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求温饱成了农民生活的最高理想。农民想吃点细粮，主要靠自留地。

说起自留地，那可是农民的命根子，有泡屎都要憋着等到收工回自留地解决。刚到农村的那个夏初，总能看到村民们在自家自留地种的那一小片大麦，青黄不接的那几天，早熟的大麦在绿油油的田野上格外显眼，金黄的麦穗上麦芒特别长，枝杈着显摆它的茁壮。

就是这七八天的提前成熟期，帮多少农民兄弟渡过了春荒。还有就是马铃薯也功不可没，正在生长旺季就被人连根拔起，明显看得出第二天挖出来的比前一天的要大一些，可是，要是没有这些个"早产儿”，孩子们就得挨饿。麦收的前几天，每天傍晚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都能看到有人在田埂上挖出一小捧新鲜的洋芋拿回去下锅。

再过几天，小麦开始泛黄，布谷鸟的叫声就变了，由之前的"布谷，布谷"变成了"算黄算割"，这叫声时远时近，不知疲倦地提醒着农人，"麦熟一晌，蚕老一时"，不及时收割恐怕遭到暴风雨的袭击。现在，也只有它敢为农民代言了。

虽说经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我们已经由才开始每天挣六分工到成为合格的农民，也能用最简单的工具把近二百斤的麦把挑回场上，但是，用一根野藤把麦子捆成规整的三角形麦把，还是需要技巧的。首先心里要有一杆秤，搭眼一看，一百斤一捆要八九不离十，然后把多出来的根据挑担人数分摊。

有一天，因为分配不均，竟然上演了一场小小的“三国演义”。队长姓曹，人称“曹操”，天生具有农民的“狡黠”。他人长得其貌不扬，老婆可算是年轻漂亮，都说是被他骗来的“讨米女”。这人平时干活，老是跟妇女们混在一起，今天我们决定“整整他”。

这天是龙口夺食的最后一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队长就拿着报纸卷的喇叭筒，站在一人多高的麦垛上吆喝上了。他哭丧似的，近乎哀求地把村民们从睡梦中唤醒，他人就不见了。

我们十二个壮劳力从早到晚，除了中午稍事休息，已经干了整整一天。眼看着月亮悄悄升起，还有十三担麦把撂在地里，而且有两捆兜底的是最重的。

副队长姓鲁，老实木讷，堪称"鲁肃”，自己也精疲力尽了，正在为派谁多跑最后一趟犯愁，远远的看见队长走过来打探消息，他要力争在这一天完成夏收，早一点把秋粮——玉米种下去。

这时候有个“诸葛亮”悄悄的对我们的头儿说，先别告诉他，等我们把肩上担子放回场上，再说我们人手不够，趁他回家拿扁担的功夫，把最后两捆留给这个“滑头”。面对着颗粒归仓的赞誉，队长不肯让我们专美于前，他爽快地答应加入我们的队伍。

但是，当我们揉着红肿的双肩，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返回即将打扫的战场时，队长早已经抄小路赶在我们前面，挑好两捆麦把，架在搭杵上了。月光下，他故意"嗨、嗨”两声，露出得意的怪笑。我和大雄这才明白，大家的计划落空了。可想而知，最后的重担就落在我俩面前。我两人一人一捆重的放在前面，再试图挣扎着把另一捆挑起来。这配重的不平衡增加了上肩的难度，几次都没有成功。

这时候，一位壮硕的农村青年出现了，他解开麦把上的葛藤，重新捆紧，拿我们的扦担(一种商南特有的扁担)狠狠地插入麦把，再扛起扁担用另一头铁尖挑起更重的那一捆，然后用脚捡起地上的搭杵，把担子架在上面交给我们。动作一气呵成，举重若轻，此间没有听见他说一句话。

月光照着他表情憨厚的脸庞，使我想起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对云岗石窟众神的描述，处于最底层的托座力士预示了当代农民的形象，他们默默承受着整个社会的重压仍面带微笑。如果他们耸耸肩，或者也双手合十咏颂解放全人类的经典语录，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基础即刻会土崩瓦解，什么“两弹一星”，支援“亚非拉”革命，“抗美援越”都将无从谈起。

回想起农民们当时辛勤劳作的全过程，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社会发展史：使用最简单的工具，从事着最繁重的劳动；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下，接受着最落后的生产力的驱使；生产出欧洲标准的小麦，向世界出口制造洋面包的面粉，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勒紧裤腰带，为的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肩负如此重任，他们自己似乎并不知情。而知青们在这次夏收之后，随着购粮证作废，就将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是乡下人

夏收以后，再去镇上的意义就不大了，甚至还比不上农民。农民可以把在山上打的柴晾干以后挑到街上卖，而我连个孩子都不如。大路上经常能看到家住山里的小学生趁着上学的机会背一小捆柴或是扛根椽子到学校,放学以后扛到街上卖掉再回家。这些孩子有的看上去也就六、七岁，如果生长在城市，可能还在父母怀里撒娇呢，他们稚嫩而坚韧的步伐多年以后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们以前买粮买肉都要到镇上去，现在这些都成为历史。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落有致，几十里以内，街上，乡下，山里层次分明。有一次上街，看到一位长者对一对儿正在吵架的青年男女呵斥道：“你两过(個)邪乎莫事，介儿那门是乡哈?”在这儿生活了半年多了，这话我听得懂，意思是你们两个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这里难道是乡下吗?这人神气活现的优越感警醒了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来赶集的乡下人。

镇上虽然只有这一条街，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商店，邮局，饭馆，储蓄所等等应有尽有，围绕着当地的权力中心。我最喜欢去的是新华书店，就在公社大院隔壁。书架上陈列着几本有点儿泛黄的马列毛著作，柜台橱窗里唯一的商品是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的琳琅满目。可是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不敬请”。

很不幸，你要懂得这三个字的意思，得倒退二十年和封建迷信做联想。营业员身着洗过几水的绿军装，领口上透出粉红碎花的洁白衬衣，下身是微微敞开的小喇叭裤和板儿鞋，经常看见她站在书店门口和街对面商店里的营业员大声聊天。

她先于我们一年来到这里，是省城商业学校的毕业生，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姐姐。早就知道我们要来，所以大家第一次见面总是她先打招呼，热情地请大家进去坐。她长得肤白貌美，街上人都以能和她说上几句话为荣。

攀谈之下知道她在西安的家离我家不远。虽然书店里柜台上下空空如也，可书架后面另有乾坤，有个小小的阅览室，收藏着不少“文革”前出版的杂志和画报。这些东西在大城市可能早就被当做“毒草”付之一炬了，在这里却被保留下来了，但是也受到了另一种摧残。

有一次我翻出一本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人民画报，封面是电影“阿诗玛”的剧照，女主角美丽的脸颊被她的仰慕者亲吻得斑驳陆离。此时他们哪里想得到千里之外的昆明，阿诗玛的扮演者杨丽坤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关押在舞台下面的黑屋子里，白天被人用铁丝捆住双手拖出去跪在瓦渣上批斗，晚上就睡在两张凳子上等待天明。

还有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摄影画刊被人别有用心地翻译成了中文，一张一家三口在海滩上的合影照片让看的人血脉贲张。女的上身裸露着，怀中宝宝对那对儿上帝的艺术品毫无兴趣，看样子平时营养不错。她下身也一样，只是前面用一根细细的带子绑着一块类似手绢的东西挡着。旁边的男主人公胸肌腹肌清晰可见。我这才知道“遮羞布”在她们国家可不是单单被借来当形容词的。

听见主人推门进来，我若无其事地翻过这一页，下面一页是一户农民全家对着电灯开怀大笑的画面，画面旁边用中文报道着阿国全国实现电气化的消息。后来我估摸着翻译这事儿一定是外贸部那帮家伙干的，他们送上去的援外计划经常被人在数字后面随手添加上一两个“0"，搞得一大帮人手忙脚乱，又要从新去筹措资金。

平时阅览室门是锁着的，我大老远的从乡下来，有个这么好的地方歇歇脚，我至今心存感念。后来这位最悠闲的营业员调走了，听说是回西安了，从此富水街上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夏粮分下来以后我才明白为啥农村妇女擀面技术还不如我，那是面粉质量问题，以后再也没吃到以前那种晶莹剔透的擀面条了。我们有一次分到手的麦子送到磨坊去磨面之前，尽管反复清洗，用毛巾擦干，仍然有一股刺鼻的怪味儿。这味道并不是农药残留，而是粮库表面覆盖着一层六六六药粉，农民用这种落后的方法防鼠防虫，麦子里渗进了药味。

夏粮收割以后在场上分出三六九等，最好的交公粮，其余的按比例分给农户。粮库验粮是非常严格的，麦子的饱满程度、含水量都有苛刻的要求。验粮的人手里拿着一根空心的铁钎子插入粮袋取样，然后拿牙一咬要嘎嘣脆才给过秤。

完粮的那几天，公路上询问“你家完粮了没有”"你家完粮了没有”的声音此起彼伏，负责缴粮的那几家农户互相关心着对方的粮食是否验收合格，队长把这活儿包给他们了，缴不上粮不许下地干别的活儿。经常看到有人把粮食拉回来在场上重新晾晒，只要有一户人家没有完成任务，整个生产队都不许分粮，这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不是一件难事，粮库门前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饿着肚子交公粮的情景成为当时农村的一道奇观。

这一招儿在后来的秋收时也用过，十几亩地的苞谷一夜之间被社员们扳了个精光，多劳多得，过秤按斤两记工分儿，总的精神类似包产到户。平时干活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抱着锄头吃奶”，今天有这么高的效率我很吃惊，我问我的好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我四个字“人心思汉”。

显然人们还在怀念刘少奇主席“三自一包”的政策。他说1958年大跃进吃食堂那会儿，开始是放开肚皮随便吃，甚至于有的人把米饭偷回家喂猪。后来很快就难以为继了，最后只能喝野菜汤。有人把桐籽儿烧熟了吃，吃得上吐下泻，还有人试吃各种野菜差点儿中毒一命呜呼。后来是刘主席的政策救了他们，“三自一包”很快扭转了连续三年大饥荒的局面。

大食堂糟蹋粮食饿死人的事，当时不少农村都发生过，媒体诿过于苏联逼债，引发了赫鲁晓夫的反唇相讥。他说的那句有名的话：“苏联的共产主义（起码）是土豆加牛肉”见诸报端，“老大哥”由此变成了“修正主义”，前面说的重点却被当做国家最高机密封杀了，至今可能还有人不知道说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大锅清水汤”。后半句去掉了“起码”两个字，变成一件称手的兵器，拿来上下挥舞，以为“反修防修”的斗争就此可以无往不胜了。

毕竟老百姓的智商还没有那么低，清汤寡水拼不过“土豆加牛肉”是显而易见的。直到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才算是报了“一箭之仇”，这两段有因果关系的话才得以解密。

知青们到农村以后和农民争口粮，吃淘汰下来的泡泡麦、芽子麦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吃的那种麦子，虽说气味难闻，但是颗粒饱满，原来那是种子粮。从前队干部对知青一直都是客客气气的，有时候有人睡懒觉耽误了上工，队长也不说啥，到时间拿着烟袋锅在门上轻轻地敲几下，嘴里喊着某某同志、某某同志起来吃饭了。如今对我们颐指气使的，话都懒得多说。

有一次他喊完话把报纸遗在场上，我拿回去看完后顺手贴在床跟前的墙上了，他找过来大发雷霆，训斥完了警告我说:“年底分红你们的报纸没有了！”我大吃一惊，这报纸本来就是让人看的，他却从来不拿出来，原来是怕弄脏了会贬值。

当时真没有想到分报纸是社员们分红的一项重要内容，不然我也不敢随便拿报纸糊墙了。想当年我们在城里贴大字报，糟蹋了多少纸和面粉，谁在乎这个，这城乡差别也太大了。后来到年底每家每户还确确实实分到几份儿崭新的报纸。

每个生产队订一份报是政治任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邮递员每天把报纸送到队长家，就被他整整齐齐的摞好，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件事很认真，从来没人去借阅。

说句公道话，队长这个人有他的独到之处，不然也不可能推选他当队长。前些年上面推行“合理密植”，他把煮熟的麦子混在麦种里，上级领导来检查，表面上看增加了播种量，其实該下多少种子农民心里有数。后来上面又要求农民改变传统扦插法种植红薯，搞“红薯下蛋，亩产过万”，不知道被他用啥理由搪塞过去了。别的队种的下蛋红薯费工费种又难吃，我们队逃过一劫，他却挨了批评。

有一次某领导看见麦田四周麦子长势优于中间，一拍脑门儿，便要求农民种条田，也就是种几垄，空几垄，多一些边边角角，发挥“边角优势”，却不管小麦种植面积会大幅度减少。这一次，队长他又故技重施，在马路边上种几亩装装样子，弄得差点开他的批斗会。农民种地没有自主权，上级领导急功近利瞎指挥使粮食连年减产，征购粮指标却节节高升。

有一天，村民们在议论一件事：柬埔寨那边为一个马达打起来了！有人质疑说:“你扯筋，为一个马达打仗值不值估嘛！”马上有人自作聪明地说:“你晓得么事，人家那马达是金边儿的。”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们当然知道说的是柬埔寨首都发生政变的事儿。秋粮刚刚收获归仓，征购任务就下来了。

今年的公购粮换了个名字，叫“爱国粮”，据说和万里之外的柬埔寨有关。山那边有个青年去年当兵入伍去了越南，帮着北越抗击美国，今年又转战柬埔寨，帮红色高棉打琅诺施里玛达。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多卖点粮食给国家是应该的，反正工作组为了加大公购粮任务能把话说圆。

说是卖粮，其实和征收差不多。公购粮执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价格由公家说了算，农民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没有议价权。秋粮是苞谷和稻米，黑市上能卖四五毛钱一斤，粮站收购价苞谷八分钱，稻米一毛多。被压低价格的农产品就是“剪刀差”的那半把剪刀，另外半把是高高在上的工业品，我几乎没见农民买过。家家户户都能把盐巴和煤油买回来就不错了。

工农业产品之间交易量越大，农民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农产品取得“制饥饿权”，实现了工业生产低工资，高积累，农民却因此失去了免于饥饿的权力。“三自一包"政策减轻了农民的痛苦，其中的“自由市场”在客观上造成了征购粮食的不便，每年秋天都要派工作组驻队对农民施加压力。刘少奇主席也因此在“文革"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改革开放首先以“包产到户”开路，证明了刘主席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

秋收以后，有一天我去学犁地，师傅说:“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话虽如此，牛一上午挨了不少鞭子。牛没有错是我没有把犁扶好，它一边用力拉着犁，一边来回扭着头躲避我的鞭打。师傅心疼牛，解开缰绳放牛到一旁吃草，我们爬上小山坡休息等候收工，他啪啪啪打着火镰，点燃一袋烟，远远望着犁了一大半的农田说:“你看这地多好看，像不像人换了一件新衣服?”我听了这话，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差点儿潸然泪下：上身已经破了，腿上令人尴尬地穿着一条秋裤。幸亏是藏蓝色的，不留心看不出来。

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窗外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培明培明，借我一条裤子，我要去县城卖柴。"我一听是师傅，我心里一直这么叫他，很多农活儿都是跟他学的。他下身几乎赤裸着，趁着天黑来了好一会儿了，听见大路上有人走动，他才鼓起勇气敲了敲窗户。我先是把这条暂时不穿的秋裤拿给他，他死活不要，说他就要一条最破的。农民们一年四季穿草鞋，大冷的冬天拿苞谷皮当袜子，让他穿条秋裤进城，不是让他出洋相吗？我只好把我平时穿的脱下来让他穿上，害得我穿着秋裤去上工，尴尬了好多天。他宁要衣衫褴褛，也不要不伦不类，此乃有节也!

师傅是个鳏夫，有一儿一女，女儿十七八岁，我在那儿一年了，只见过一两次。他们一家三口从来没有同时在人们面前出现过，大概就是因为衣不蔽体吧。今天，我，师傅还有牛，命运何其相似啊。牛都知道躲避鞭打，我们为什么没有躲过命运的捉弄，失去了应有的生活。

左一刘培明，中间张大雄，我们一个队的，右边胡宝玺，另一个队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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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义奎：我在地头读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