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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刘培明：风雪夜归人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刘培明，1950年生，西安市第六中学69届高中毕业。同年10月到陕西省商南县富水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底招工到商洛公路局，后调入交通部西安筑路厂，现已退休。
原题
风 雪 夜 归 人
作者：刘培明
摘要：现如今，这“发媳妇”的风俗仍被保留着。谁家小伙子一旦经过严格选拔应征入伍，穿上绿军装等待挂领章帽徽那几天，不管家里是穷是富，媒婆都会踏破门槛。哪位姑娘有幸被选中，县政府会出钱在招待所“包房”，让两位新人在一起“私定终身”，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女方便算是名花有主了。
转眼之间，年关又要到了。1969年10月到农村，就听说国家给每个知青拨了建房款，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相约盖房，结伴打柴，为冬天御寒的好时光，我们盼望的新房子却没见一点动静。
我们三男两女被安排在一间一明两暗不大不小的瓦房里，中间是伙房，两边一大一小住人，大门一关，俨然是一家人。因此，我们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被村民们描述得绘声绘色，村里有个长舌妇甚至断言，一年以后就会有小知青出生。其实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意淫，我们男生在闷热的夏夜常常被女同学洗澡时哗啦哗啦的水声驱赶回自己的房间。
村民们难以想象，这几年城里人有多少美好的感情被阉割了。人们道路以目，谁都不敢说心里话，自然无法交流感情。表现爱情、亲情、友情的文艺作品纷纷被打成“大毒草”，多少扮演主角的男女演员被迫害致死。八个“样板戏”男女主角都是鳏夫寡妇，只有“阿庆嫂”有个男人，还被安排去“跑单帮”了。有人生怕人民拥有这些感情便不再相互“奉旨施暴”。
而在这层峦叠嶂之中的穷乡僻壤，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却十分丰富。平时，人们被庄稼活儿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如今，除了盖房，砍柴，这几年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亲朋好友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修梯田的工地上红旗猎猎，彩旗飞舞，寒风中还飘扬着拿来凑数绑在旗杆上的粉红色缎子被面儿。这儿的“突出政治”搞的一点儿都不严肃，说是大会战却像个大舞台。情侣们在旗下可以“偶遇”自己的梦中情人，背着人窃窃私语；不管上一辈有没有姻亲关系，异姓之间都互称“老表”。同宗见面，表情严肃而客气，是不许开玩笑的。老表见老表，互相取笑，俗称“骂笑话”，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谁伶牙俐齿，占了上风，常常引起同族人开怀大笑。谁骂输了，就牵强地叫对方一声大舅哥或是小舅子，算是取得了“精神胜利”。有多少陈年积怨都可以在戏谑调笑中冰释前嫌。
最逗人的是有个男青年笑着学人“哭丧”。他老婆娘家有个小姐妹，出嫁以后和婆家人有点儿嫌隙，有一天听说大姑姐回村了，赶紧放下锄头回家做了几个好菜，想缓和一下紧张的关系。结果左等右等，菜都放凉了不见人回来。出门一问，客人串了几家门儿，已经回去了。这女人性格刚烈，大姑姐过家门而不入，使她颜面尽失，觉得再没脸见人，一仰脖喝农药死了。她娘家是个大家族，听说此事，大家义愤填膺，全体开了过去，好像鬼子进村，到他家杀鸡宰猪，大办丧事，摆了三天流水席，这小伙儿也过去吃了两顿。回来以后，人们问起事情的经过，他模仿着老婆的口吻，连哭带唱，籍着灵堂哭凄慌，把农村的苦情事说了个遍，听得人啼笑皆非。
修梯田，修水渠，贯彻的是“一大二公”精神，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没人敢问有没有啥回报。我们一、二、三队地处平川，到山里其他生产队把山坡挖成平地，算是“替天行道”，可是老天爷并不领情，辛辛苦苦修出来的梯田晴天旱，雨天涝，翻出来的生土不好好长庄稼，反而因为植被遭破坏加重了水土流失，搞得绿水青山满目疮痍，自己队的劳动日价值却因此被摊得越来越薄。
据老马说，他干了一年，把分的粮食买回来以后，落了一块四毛八分钱。队上一头牛滚坡死了，买了3斤牛肉，还得倒找2分钱。这儿的人是不吃牛肉的，出于感恩的心理，也不吃老母鸡肉。牛是农民无言的兄弟，母鸡被称为“鸡屁股银行”，都要“养老送终”，然后郑重其事地予以埋葬。因为供销社要征收牛皮，这头牛才又被挖了出来。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背上苞谷糁儿和红薯，跟着社员们上山了。日上三竿，有专门的人埋锅造饭，各人把带的粮食交出来，趁机休息一会。饭熟了，红薯糊汤的香味飘过来，大家咽着口水，竖起耳朵等候收工哨子。如果你不敢自信是今天最卖力挖地的那个人，就不要抢先去盛第一碗饭，不然背后就会有人喊“干活不球中，吃饭打先锋”。
作为知青，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头上压着“重在表现”四个大字，经常得和人交换锄头。争取“表现”的机会。
镇上供销社卖的锄头农民觉得贵，划不来，不如自己做。于是大队部支起个铁匠炉子自己打铁。有人为了显示自己膂力过人，特意打造了一把硕大无朋的叉钩锄，每天吭哧吭哧背到工地，抡不了几下就歇下了，我们正好拿过来“作秀”。
如此这般地表现一番，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盛上满满一碗红薯糊汤了，殊不知这样做并不划算，等你吃完了这一大碗再去盛饭，锅里已经见底儿了，只好当个“颉羹侯”。
我的好朋友见我如此蛮干，结果适得其反，便悄悄地告诉我头一碗不要盛得太满，先盛半碗吃完了再去盛一碗慢慢吃，这样不露声色，还能吃得饱。
这田忌赛马式的“韬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非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他们家的贫农成分也不是货真价实的，他的继父土改以前搞长途贩运 ，不靠土地生活 ，是十里八乡唯一到过省城的人，对旧西安的花街柳巷了如指掌。
另外一户贫农，家里却住着三间大瓦房 ，曾经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他命好，解放前三年把做生意赚的钱吃喝玩乐弄光了，地也卖了，正好赶上土地改革，他们两家都没有地，一个当贫农协会小组长 ，另一个当副组长，俩光杆司令。
我们队地理条件不错，却是最穷的生产队之一。归根结底，村民们大都不擅长种地，稍微年长一些的，旧社会都是自由职业者，有郎中，教书先生，账房先生，做生意的和一些手艺人，所以有个奇怪的现象，吃的不好，住的可都是大瓦房。怪不得让两个住茅草房的外来户当队长，只有他们俩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有一天，有个老郎中问我，知道不知道这儿的老年人为啥习惯把手背在后面走路，他自问自答说：祖上是移民，是被绑着双手从江南迁移过来的，所以上厕所在此地叫“解手”。这和我的命运有些相似。
这儿的乡亲们惺惺相惜，人前人后都把我们叫“大学生儿”，并不理会“知青”这个词儿。
也许是他们用更加长远的维度衡量和观察历史与社会，所以比我们自己都更加清楚，这些年轻人应该在知识的殿堂充实头脑，而不是到这里土里刨食和他们抢饭吃。
说实话，我们辜负了这个美好的称呼，这里面包含了百姓对国家的担忧和对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希望国家多一些大学生而不是多几个农民。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过分地相信了铅字印成的东西而忽略了传统，媒体上宣传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使人对生活绝望了，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因而只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人 在高考恢复后进入大学，其比例甚至低于当地年轻人。
冬天，也是每年征兵的季节。古时候，将士出征戍边，如果还没有成亲，官府会出面给安排一门亲事，保证这家人不要断了香火。现如今，这“发媳妇”的风俗仍被保留着。谁家小伙子一旦经过严格选拔应征入伍，穿上绿军装等待挂领章帽徽那几天，不管家里是穷是富，媒婆都会踏破门槛。哪位姑娘有幸被选中，县政府会出钱在招待所“包房”，让两位新人在一起“私定终身”，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女方便算是名花有主了。
到年底，队上交年猪的任务陆陆续续完成了，家家户户准备杀猪过年。被进贡的猪都是躺着担架去的，不是猪有病，而是主人家怕猪在路上随地大小便，拉泡屎再撒几泡尿，几块钱就没了，所以宁愿辛苦一点抬着它去。
老马和一个女生擅长吹拉弹唱，长得又好，常常被老乡邀请去“拉猪脚”。男的装模作样按一下待宰的猪腿，女生在旁边转个圈就算是帮忙了，然后就在一旁待着，名正言顺地等着吃“杀猪菜”。猪血，猪下水被主人的朋友们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猪肉腌起来过年吃。
队上有个风水先生家里盖房，队长安排我去帮忙，这活儿只管饭，不记工分儿，正合我意。工分儿不值钱，不如混个肚儿圆。盖房，用的是老祖宗修长城的办法，加板筑土，两块木板用机关锁紧，两头一堵，中间填土夯实，再把木板往上挪，挪得越高，墙也筑得越高，到最后高到墙两边晃，我们挑土沿梯子上去站都站不稳了，主人却说晃了好，不晃说明墙没有打端正。房主人一高兴，拿出腊肉犒劳我们，提前过个年。
村里人见我平衡能力好，不管哪户人家盖房，宁愿跟我们“换工”砍柴都要把我叫上。
我们队有一块靠河边的好地因为堤堰水毁，每年都要损失不少面积，可是修“大寨田”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只好对这块良田弃之不顾。
更要命的是村民趁农闲打柴的时间被挤占了。眼看着大雪即将封山，而砍柴的路越来越远，已经深入原始森林。人说“窑烧十里空”，再加上老百姓烧火做饭全靠烧柴，打一次柴跑到二十公里以外是最起码的。
我们第一次砍柴，队长给我们派了个向导，是个南方来的“老革命”，因为没有文化，到我们队当了上门女婿。一只眼睛受伤失明了，嘴里牙也被打掉不少，再加上是南方口音，说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这人脾气十分火爆，我们只好对他敬而远之。他把我们三个带到山下，指了指一条羊肠小道，又拍拍自己的旱烟袋，表示林区禁止火种，他就不上去了，然后就拉着架子车，找了个阴凉处休息去了。
我们远远的看见有几个樵夫挥舞着砍刀，就直奔目标而去。
我们不懂得要“之”字形行走，前头的人蹬松动的石头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可见山有多么陡。
找到一小片灌木丛，我们放下扦担和装干粮的书包，还有路上拔的葛藤，便连砍带拔的弄了一小堆柴禾，准备稍事休息。
忽然听见几声狗叫，原来是我们养的小黄狗寻迹而来了，它对着天上狂吠不止。
我们刚爬上山坡，就有几只巨大的黑乌鸦来迎接我们，这时候再抬头看，乌鸦已经叼着我们的干粮袋在头顶上盘旋而去了。
后来仔细回想，记得有人提醒过我们，山上有豹子和猞猁，不要带着狗去，这两种猛兽最喜欢吃狗肉，却把用石头压好干粮袋子的事忽略了。
比起远在另一个公社清油河插队的凯临、亚南和老潘，我们这次行动是十分失败的 。
之所以叫他老潘，是因为他行事老练，考虑问题周全。
他们听老乡说进一步深入原始森林能砍到木料，只要能证明是去年的死树，便没人追究。于是三人翻山越岭到了当地人都不敢去的密林深处，虽然个个都弄得满手血泡，但是大获丰收 。
只是百密一疏，这么远的路途，根本不可能当天往返，带的干粮和水只是勉强够一天的。
回来的路上他们住破庙，喝泉水，摘柿子充饥，能克服的困难都克服了，可是架子车不争气，一支轮胎被他们丰硕的战利品压爆了。他们三个人拉了两辆架子车，心够沉的。
这一点倒是救了他们。老潘想了个办法：先把好的那辆车子拉出一段距离，再卸下轮子回头去救那一辆。就这么来回倒腾， 坚持着到了一个大点儿的村子，一边打电话要求增援，一边找老乡借粮做饭。
等到七八个男女同学扛着车轮和烧饼找到他们，三个人狼吞虎咽，已经把大半锅面条吃光了，肚子撑得人不能动弹，凯临示意二人，不许说话不许笑，小心胃穿孔！
他们回到村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乡亲们纷纷要求用双倍的柴禾换他们的木料，还说到底还是“大学生儿”有本事。
后来这些柴禾直到参加工作离开农村都没烧完，又都交还老乡了。
自从这次出征归来，他们三个人的形象高大了许多，农民有事没事都来套近乎。
他们队上有块地在河对岸，平时上工可以踩着冽石过河，要是下上几天雨，河水涨了，几个小媳妇都借口水凉不愿趟水过河。
自从听说老潘背过一个执意过河去上工的女生，这几个女人的劳动热情变得空前高涨，专挑下雨天出工，堪比《三国演义》“曲有误，周郎顾”的故事。凡是被背过的，那满脸的幸福感连她老公都没见过。
自蒙元以降，历史上就有了九儒十丐之说，把读书人排在娼妓后面。“四人帮”跨过民国，恬不知耻地继承了这一精神遗产，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前面排着八种“阶级敌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和这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觉得比同学们低人一等，所以不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插队落户。
有一天三队的冯萍同学来到我们队，她从东边进村，我们从西边出去，就要擦肩而过。她很不高兴地喊道：看见人来了还往哪里跑！
听这口气没把我当外人，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她溜回西安了，我们都不知道。她把我们三个家里都跑了一遍，给每人捎来一封家书，自己还从家里带了很多好吃的，邀请我们晚饭到他们队上去会餐，从此我们三个男生开始了蹭饭的历史。
自从有一次我们队五个人吃饭的时候，老马夸赞了一队和三队熬的红薯糊汤多么多么的香，那两个三班的女生就不给我们做饭了。
和我们队不同，这两个队的男女生都是同班同学，女主人当得尽职尽责，因此一队的饭我们三个也没少吃。
饭的味道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吃饭时的氛围回想起来至今仍然让人感到温馨。他们有独立的厨房和各自的宿舍，我们去了，吃晚饭时大家围桌而坐，把三盏罩子灯都拿过来，照得满桌饭菜熠熠生辉，和我们队的“独角菜”形成鲜明对比，令人羡慕不已。
凡此种种发生的事，温情脉脉，使人如沐春风，我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又开始瞎琢磨了。
312国道从我们村穿过，村里有条狗十分多事，听见公路上有汽车开过来便冲上去追着咬汽车轮胎。它和它的主人“王聋子”一样，认为公路两边仍然是自己的领地。可是有一种车它咬不着。
这车开过来的时候像“刺客”一样悄无声息，开得又快，狗发现了也追不上。
连续好几天都有这种崭新的绿色卡车络绎不绝地从东往西开过。后来从《参考消息》上才知道这种4吨半的日野小卡车在日本已经没有了市场，五十铃公司频临倒闭，咱们国家搓堆儿按“白菜价”买回这些“积压品”分配到全国各地，所以有一部分从这里经过。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加重了我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记得小时候我国已经生产出“解放牌”大卡车，日本还只能生产三轮卡车。上小学农业常识课时科学家在书本上就说了，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结合带最适宜种苹果，这建议没人当回事儿，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带的老百姓才靠种果树富起来。
科学家还说过，25度以上坡地不适宜耕种，可是“大寨田”照修不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太低贱，可以被随意糟蹋。
要不是“文革”和上山下乡，高层的路线斗争谁对谁错，我们还一直是稀里糊涂的。到了农村，听农民斩钉截铁地说:“刘少奇可以打倒，刘少奇的政策打不倒！” 再想起去年冬天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为了向政府输诚，早一点回到人民中间，顶风冒雪上山为“五保户”和军烈属砍柴，结果有一人被野兽所伤，以及几个同学因为家庭遭人陷害，被遣送农村而有家难回，悲愤难当，哈开冻笔，写下七律一首：
玉龙战罢鳞甲飞，万木萧瑟百草衰。
月照荒村千里雪，鸱泣空山一片悲。
象伴贬客伏沃野，蛇引征徭趋不归。
衾薄难眠思家国，暴政竞秦几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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