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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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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另类知青 作者：嵇伟
和牛同住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父亲成了牛鬼蛇神，我唯一的亲伯父割腕自杀。我们这代人看到过那么多亲人、熟人和陌生人的死于非命，死于革命，然后，革命就轮到我们头上了。
那年我16岁不到，被分配到安徽淮北插队。记得那是三月的一个午后，很好的阳光照在上海彭浦车站铁色的顶棚上。我站在车窗前看着阳光下的铁色的顶棚缓缓后退，又看着父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挥手追着火车跑。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看上去那么伤心，尤其当他们发现火车越开越快而他们却再也追不上的时候。我想我会从那天起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为毛主席的号召而活着的生命。
也许不仅活着，也许还会去死。我有一个少年时的玩伴徐蓓蓓，比我大三四岁，留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一直是我这个黄毛丫头的崇拜对象。她和弟弟住在爷爷家，她爷爷是个翻译家。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我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比我早两年到江西去插队，去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救当地的小孩而淹死在潭里。据说是夹在潭中的石缝里憋死的，死时全身青紫。我看见她的爷爷一夜间老了十岁，从此变成一个无言而驼背的影子。 我去的地方在淮河的支流茨河边上，一个很穷的小村庄。刚去时没有地方住，队长就把牛棚腾出一半来，用秫秸杆一拦，后半间就成了我的卧室，一张小床，两个箱子，还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在牛棚里的第一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半夜牛反刍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以为是什么鬼怪之类，于是吓得哭起来。 事实上像我这么大的上海女孩，看见一只小青虫都会惊叫的。
很久以后，每当偶尔回忆起插队的日子，最先回到脑海里的总是一副这样的画面：我和十来个农民一起，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拉犁耕地。我们躬着腰，每人背上背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用并不太大的力气拉动那具木犁，就像通常牛们做的那样。我们生产队只有两头牛，春耕时忙不过来，只好用人代替。其实拉犁时我从不花大力气，因为人多容易混。但在永远的记忆中，却总觉得代替牛拉犁看起来有点惨。
南京知青之歌
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点惨。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家，更没有前途。在农村我们是被教育的对象，而且因为我们的出现，农民减少了口粮的分配，所以农民并不欢迎我们。在家里我们成了拖累家庭的负担，我们挣不到自己的口粮，挣不到回城探亲的路费，所有这一切父母都要替我们付。城里人把我们看作祸害，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天来催两次：为什么还不回乡下？不要在城里闲逛！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我们被勒令全部返回农村，怕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做出什么有失体统的举动。 而我们习惯了所有的轻视、敌意和侮辱，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怎样轻松地生存。初来插队时所有的理想都随着这些轻视和侮辱远离我们而去，剩下的是孤独和玩世不恭。 前队有几个男生，一到粮食吃完的时候，就坐到队长家门口要吃的。后来这招不灵了，队长告诉他们，如果再提前吃完口粮，只有到大队部去要，生产队再也没有粮食可给了。男生们一听，二话不说，拿着一根绳一个筐，转身就去了大队部。到了大队部，自然是不可能要到粮食的，他们也不多说，把带来的绳子往梁上一挂，拧一个活扣，其中一个男生往凳子上一站，伸头就要上吊，吓得大队长立即叫人称了一筐高粱给他们。 知青们上街赶集通常是卖柿子卖鸡蛋的农民的灾难。几个知青往摊前一围，一个和摊主讲价，另几个就遮遮掩掩的往口袋里塞柿子塞鸡蛋，然后一轰而散逃之夭夭。 有一度我时常被邀请到邻队的几个男知青那儿去吃鸡。那时吃鸡是贵族的生活，我们普通人一年都吃不上一次鸡。而我被邀去吃的那些鸡，都是他们半夜走几里地到别的公社，从农民的鸡圈里偷出来的。有一次他们还计划用半斤泡了白酒的馒头偷一头猪，后来事发，猪没有偷成，却被绑在树上狠揍了一顿。自然从此以后鸡肉也就绝迹了。
偷东西也好，上吊威胁也好，本质上其实是青春期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的表现。还有一种发泄就是唱歌。我想所有的知青都曾有过发疯般地在落日的田野或夏夜草屋前空地上大唱知青之歌的经验。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唱过样板戏，却能唱全《外国民歌二百首》。 一个晚秋的傍晚，下着阵阵冷雨，满地泥泞中走来两个南京知青。我从烟雾弥漫的灶边抬起头，虽然我们从不相识，但这是规矩，赶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客人。揭开落满苍蝇的锅盖，我给他们盛了一碗红薯——这也是我的晚饭。就是在那间晃着昏暗油灯光的灶间里，为感谢我的饭，那个有一对忧郁黑眼睛的南京知青教给我唱这首后来几乎流传在全国知青间的著名的《南京知青之歌》。那略带忧郁无奈却又坚定沉重的旋律，至今还会不知不觉回到我耳边。
任毅《南京知青之歌》
半年过去了，听人说，在我那儿吃过饭的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已经被抓进去了，判了十五年刑。文革以后我听说他死在监狱里了。（编注：《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被关押9年，1979年无罪释放，在南京一家国企工作至退休。）
那年的夏天，顶着八月的烈日，我戴一顶草帽，背一个军用书包，从安徽到南京去找他，我拿着什么人给的地址去雨花台附近找，人们却告诉我没有这个人。 暮色降临了，我仍在街边徘徊，只觉得又热又渴又累。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得很重，我没有钱住旅社，也没有钱买车票。我睡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发着高烧，脸上已经发出满脸红点。不知多久以后，一个扫地的大妈叫来了警察，我被送回上海，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当父亲从医院把我接回家时，我已经足足六天没吃过东西，然后开始吐血和昏睡。 我至今仍不知道他是否真是《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只记得他那双略带忧郁的深深的眼睛。 牺牲者
1982年我大学毕业前，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奇瘦的高个子男人到学校找我。他说：七年了，你没变。
我惊愕地看着他，那张奇瘦而冷峻的脸慢慢抓住我的回忆，而回忆中，他的脸青春而温暖。 那是1975年的事。他姓秦，原来住在上海的成都路附近。他和我在同一个公社插队，表现积极。尽管我们之间的政治等级差别很大，他是公社团委副书记，内定的公社党委书记接班人，而我是出名的落后分子，甚至连团都入不上。但即使在最革命的年代，青春男女中仍然有因为感情而忘记政治身份的时候。我们一度很接近。
但是没过多久，听说他被捕了，关在蚌埠市监狱，罪名是叛国出逃。再后来又听说他被判了18年监禁，送到劳改农场去了。我不再想念他。谁会想念一个叛国罪犯呢？
七年后，这个变得我已经无法认出的有着一张无比冷峻的脸的男人告诉我，他从没有叛过国。另一个希望成为公社党委书记接班人的上海女知青向公社党委汇报，说他和外国特务有联系。公社民兵对他进行搜查后，发现他在云南插队的好朋友给他的信中提到想去缅甸打游击，希望他也能同去。这封信和那个上海女知青的忌妒，使他坐了七年牢。
他不是知青中唯一的权势的牺牲者。
我们大队从1973年起，每年都有一名女知青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生，回上海或去合肥念大学。每年的那一天，看着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向县城方向远去的背影，我总会羡慕的几夜睡不好觉。
我想上大学，我想回上海，但问题是，所有被推选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仅要表现积极，还都是大队书记的好朋友。我从小不爱体力劳动，表现积极当然是谈不上了。而且我还不喜欢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长得挺英俊，但笑起来时的表情令我害怕。我总是这样幼稚地安慰自己，我是全县知青中最小的，等到所有的知青过了二十五岁上大学的年限，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机会了。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全国高考制度就恢复了，1978年我考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这之前，1977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听说大队书记被县公安局抓去了，因为最后一届被推荐回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怀孕了。经调查，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四五个——也许更多？——女知青有过这样的关系。
当初和现在我都从未谴责过那些女知青，尽管事实上她们可能占了我招工招生的机会，我认为她们是比那个团委副书记更惨的牺牲品。在她们一辈子的生命中，永远会背负一种道德的负罪感，也许？ 无色无味的记忆
也许历史和人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来评判。几乎整整一代人把他们的青春和热情消耗在贫瘠的农村，许多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十七岁时我有个男朋友是上海打架最出名的年轻人，他的弟弟在黑龙江兵团，1975年或者是1976年时在黑龙江被枪毙，罪名我不知道。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的儿子当时在黄山茶林场，他的女朋友陆华和另十一个女知青为救灾——救什么灾我不知道——全部死去。而他后来因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死去的陆华胸前而被批判：伟人像章怎么能跟着下葬？！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不少人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他们虽然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回到了故乡，后来却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他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黄土中，失去了求学求艺的机会，于是一次次被时代淘汰。
与此同时，文革后中国大陆最出色的作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插队的知青占了大多数。当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经历，成为了他们奋斗的动力和成功的资本。
我并不否认曾经有过的日子是一场灾难，但是岁月的确能麻木所有的创伤，在今天的回忆中，当年的那些苦痛已经不再刺伤我，它只像夹在纸页发黄的旧书中那瓣早已辨不清原色的干花——真实，却易碎而无色无味。
作者近影，2019年7月摄于挪威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视频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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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嵇伟：另类知青，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嵇伟，1954年生于上海，1970年初赴淮北插队八年半。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月刊》。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赴英。1999年起在英国做记者和时事新闻主持人。2015年从BBC辞职，至今在世界各地游走。
前言
此文1995年发表在英国的中文杂志《天下华人》上，2001年收入由季羡林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因为我两星期前刚知道有这本书，而且文中错处不少，现在纠正了一些错处并改了题目。
多少年过去了，只有在梦中偶尔还会回到那间用黄土垒起的小屋，前半间住着两头牛，后半间用秫秸杆搭起的矮墙后面，是我那张同样用秫秸杆编成的小床。
和牛同住只是我无数次搬迁中的一次，而一张窄窄的小秫秸床，却伴我度过整整八年半的插队时光。在今天的回忆中，岁月早已熬干了生活真实的苦痛，剩下那片断的记忆，就像夹在纸页发黄的旧书中那瓣早已辨不清原色的干花——真实，却易碎而无色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