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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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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薇薇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忘了是在何处读到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中的这段话，但在那个瞬间，它却触碰到我心底最深的一处伤，将我又带回到1974年的5月16日，豫东的那个小县城。
县公安局那段坍塌的围墙，通向监狱铁门的那条小径，知青们怒不可遏的叫骂和呐喊，竹竿在头顶爆裂瞬间发出的声响，子弹划过桃树时的纷飞落叶，县委会议室外遭到的粗暴训斥，还有那通了电可置人于死地的铁丝网.....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伴随了我整整四十五年。
如今花甲已过，是时候冲破这噩梦的藩篱，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窗，留下这些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截车风波
初夏的某天晚饭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让我和同事一起去看个病号。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告诉我：恁农场的知青把长途汽车站的人给打伤了。为什么？我问。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截车吧！同事答。
哎！又是截车！
那是20世纪70年代，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农场离县城有三十里，知青出远门时，谁也不想“地蹦”，通常都会在公路上截个顺风车。我也曾不止一次干过这营生。
说起截车，那可是个技术活，要和司机们斗智斗勇。那年头，谁手里能握个“方向盘”，走路的脚步都会比普通人铿锵。所以汽车司机，特别是终日闯荡江湖的长途货车司机，大都牛气哄哄。
知青截车时，如果是个别女生，再碰上个怜香惜玉的“雷锋叔叔”，就算是烧了高香。可若是一帮虎背熊腰的壮小伙，或者车子满载货物，通常就不太顺利：司机出于安全考虑，即使被迫停车，也不愿多带人。知青年轻气盛，又急于出行，常常为此发生争执，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吃一堑长一智”。渐渐地司机们开始变得狡猾狡猾的，看到有知青招手拦车，立马假装减速，当你满心欢喜准备蹬车时，他们却突然猛踩一脚油门呼啸而去。气得你只能“望车兴叹”，在那里跳脚怒骂。
可啥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为了截车，知青们也豁出去了，他们不管不顾地在公路上站成一排，“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面对这些玩儿命的楞头青，再大胆的司机也不敢尝试“铁包肉”，只得老老实实停车。
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火王农场的知青几乎成为“车匪路霸”的代名词，令常跑这条线的司机头痛不已。据说司机们还编了顺口溜：“车没到火王，心就开始慌......”
但是，和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我还是头回听说。
等我俩走进病房，见一个中年男人躺着床上，头上脸上青青紫紫地鼓着几个大包，说话也有点儿颠三倒四，一看就知道伤得不轻。
值班医生告诉我们，除了外伤，病人还有些脑震荡，能恢复成啥样很难说。
病床旁坐着一位车站领导，他边向我们讲述事情经过，边义愤填膺地对着知青的“娘家人”告状：这些郑州知青太不像话了，把俺的职工打成这样。现在车站的员工都吓坏了，伤员家属也不依不饶，都说如果不严惩凶手，以后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我俩赶忙拿出慰问品，又陪着笑脸代表知青办对伤员表示了安抚和歉意，说了些要对知青加强教育之类的话。但车站领导说话的语气，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总觉得事情不会就此罢休。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分发《知青简报》，突然有个同事闯进来：“薇薇，你快去看看吧，听说恁农场来了好多人，还抢了一车竹竿，说是知青被抓了，都往公安局要人去了。”
我顾不上细问，连忙往公安局跑去。 高墙枪声
出了县政府大院，我看到沿街商铺大都关门闭户，偶尔出现的行人也都脚步匆匆，街道上明显比往日冷清。到了公安局，却见大门紧闭，旁边的围墙则塌了一块。
我连忙踩着碎砖烂瓦从这豁口走进公安局。一看眼前那阵势就有点儿发懵：院里人声鼎沸，许多知青拎着胳膊粗细的长竹竿，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前院、后院、办公室到处乱窜，没头苍蝇一般。
打眼望去，这些人皆是熟脸，知道都是我们农场的，却没几个能叫得出名字。想想在学校时，我这个“可教子女”一直怯生生地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和广大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对异性更是“畏而远之”。下乡后，农场的知青来自两个学校，又分为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中队。我在农场待的时间短，基本上只认识本连的男生。
我正发愁没法了解情况，突然看到一位高中同学，连忙拉住他打探：原来，公安局抓了在车站打人的知青，同学们听说后就赶来要人。公安局怕知青闹事，便将大门紧闭。而知青救人心切，就在街上抢了一车搭脚手架用的竹竿，齐心合力撞开了围墙。
知青并不知道公安局的后院就通往监狱，现在围墙被撞开，让警察心有余悸。混乱中，他们连忙开枪示警，但打的是空包弹。
知青的初衷只是为了要回被抓的同学，不成想却要承担冲击监狱的责任，更没想到警察会开枪。但这枪声显然激怒了他们。当我穿过月亮门走到后院，只见一群男生正站在平房后面，拍着胸脯高声叫骂：“用子弹壳吓唬谁啊，有种来真的，照这儿打！”就像一群暴怒的雄狮，个个都摆出了拼命三郎的架势。
放眼望去，月亮门的不远处是一道高高的围墙，一条小径通向围墙一侧的大铁门，旁边赫然写着“监狱”两个黑色大字。警察就站在监狱的制高点，虎视眈眈地用枪口对着知青。
我从未见过如此紧张的场面，更想不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严重。混乱中，根本看不出谁是组织者或指挥官。我这个平生最怵和人打交道的小女生，只能硬着头皮劝说一个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同学们一定要理智，千万别乱来，要通过组织解决问题。”
我竭力想让同学们相信，这不是小时候玩的“骑马打仗攻碉堡”游戏，不可能像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指望手中的“烧火棍”与“荷枪实弹”的专政机关对峙，救出被抓的知青，无异于以卵击石。
可是，这和平年代的枪声早已将知青们的理智击得粉碎，只剩下暴怒和发狂的冲动。我那些“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的“碎碎念”，就像开出的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兑现。更有人把我当成了知青办派来“招安劝降”的说客，对我怒目而视。那一刻，我的身份尴尬之极，恨不能捧出一颗心来证明自己。
眼看着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我只能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应当先去找公安局的领导，请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开枪。知青现在就像烈火干柴，只能釜底抽薪，绝不能再火上浇油。
这时，我看到有个警察站在一棵桃树下，连忙跑去告诉他：“我是县知青办的，能不能帮忙找找你们领导。”谁知那警察根本不搭理我，只顾情绪激动地冲着周围人群咆哮：“恁知青真是无法无天，竟敢把公安局的围墙都推倒了，这是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反革命行为。”
没等他话音落下，一个高个子男生怒喝道：“你说谁是反革命！”伴着吼声，他抡起手中的半截竹竿，对着那警察的脑袋用力砸了下去。只听“啪”的一声，竹竿瞬间裂成几片，鲜血顺着警察的头流了下来。
我头回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正不知所措，身后突然又响起一阵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打得桃树叶纷纷落下。还没等我缓过神，就听到有人惊呼：“这次是真子弹！快看，打到墙上冒火花。”
知青们更加怒不可遏，一个个血脉贲张，瞪着通红的眼睛，脖子上的大筋鼓得像红薯秧子，发出了更高声的叫骂！眼看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又见不到公安局领导，咋办？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回知青办叫人，可又一想，公安局可比知青办要牛得多，即使我们主任来了，说话也未必有人听。干脆，直接去县委搬救兵。 县委求救
那时，我来知青办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从未进过县委大院，只在书记大人移步政府机关视察时，一睹过他的尊容。我心急火燎跑到县委门口，门卫刚要盘问，我忙说了句：“找蔡书记有急事。”就不管不顾地闯了进去。
我不知道书记在哪儿办公，只能见人就问。终于有人指给我会议室，说书记正在开会，我便一把推开门，冲着正在讲话的书记喊了一声：“蔡书记，你快去看看吧！”
一帮县官正围坐在长条桌旁恭听书记教诲，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急赤白脸加胆大包天惊呆了，齐刷刷对我怒目而视。书记也停下报告，盯着“不速之客”的眼里窜起小火苗。没容我组织好第二句话，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走过来，一把将我揪出门外。力道之大，容不得反抗。
这厮显然是气急败坏，一出门就咬着后槽牙喝斥：“你是谁，想干啥？不知道县委正开常委扩大会，在这儿瞎喊啥！”
我又急又气，委屈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有急事找蔡书记。县委快点派人去吧，俺农场的知青撞开了公安局的围墙，警察都开枪了。”
也许是我苦大仇深的语气让他感到事态严重，他返身进屋叫出了蔡书记。我连忙把公安局那边的情况复述一遍，急切地说：“县委最好赶快派人，先别让警察开枪。知青都是属弹簧的，越压越硬。再说那子弹可不长眼，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书记自然是见多识广，不像我这般惊慌失措。他扫了我一眼，不疾不徐地说：“你先回去吧。现在我们正开会，等回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我顿时感觉浑身冰冷。也许在书记眼里，你一个小姑娘算那根葱啊，还想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我不甘心，只能又加重了语气：“不用再派人了解情况，我刚从那边跑过来，最好马上派人过去，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书记也许真比中南海“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还忙，没容我唠叨完，转身就进了会议室。
我傻楞在那儿，真恨自己人微言轻，笨拙无能：既劝不动同学们，又无力阻止警察开枪，就算直达县委，也没能说服最高决策者。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还能怎么办？我只能独自咀嚼着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助，带着满腔愤懑回到知青办。
刚一进门，就见我们农场的几个知青匆匆闯了进来。最前面是一位高中同学。只见他用手捂着头，上衣血迹斑斑，鲜血顺着手指不停地往下流。我吃了一惊，连忙询问，才知道他们刚从一机厂过来，被那儿的工人给打伤了。
天呐，原来除了公安局，还有个第二战场，并且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我不知道同学们咋会惹上了一机厂，那可是本县最大的企业，工人们走到哪儿都头颅高昂，民兵的实力更是不可小觑。可看那同学心慌气短，也顾不上多问，连忙带他去包扎伤口。
等我再次回到知青办，听同事们说，子弹打中了一位知青的小腿，农场的人已经抬着伤员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除了腿受伤的知青，还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班夏予生的耳根擦过，万幸！只留下了一道黑色灼痕。
知青最终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求告无门，悲愤交加，只能抬着伤员，风卷残云一般涌向商丘火车站，回郑州到省委讨要说法。
那天，河南省委的大门被几百名知青黑压压围住，所有人员和车辆“只准进，不准出”。最终迫使省委接待室出面，接受了同学们草拟的“上诉书”。
1974年的这个“五一六”，本来是我们下乡一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却成了一道刻在火王知青心头的黑色伤痕。凭心而论，绝大多数知青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那天公安局不是大门紧闭，而是及时派人与知青沟通、倾听其诉求，就未必会发生知青撞墙而导致民警开枪。如果本县的“父母官”在人命关天之际，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及时处置，也许子弹伤人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当然，作为受害者的知青也应该反思。文革之初，我们这些同学大多十一二岁，虽未直接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却亲眼目睹了对黑七类“油炸、火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的癫狂。后来又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喧嚣中进入青春期。所以，当我们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通常不会选择理性地思考和解决，而是习惯于使用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一六”也折射出一代人的悲剧。 刻骨铭心
作为警察打伤知青的证据，伤员的裤子和一只鞋被送到了知青办保存。几个月过去了，天越来越热，主任怕那沾满鲜血的衣裤招苍蝇，就让我把它洗了。
裤腿和鞋子上的鲜血早已变成硬硬的一层血痂，颜色也开始发黑。我把它们泡进水池，下班后，看到了满满一池殷红的血水。
“五一六”事件已过去几个月了，最终却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知青的血难道就这样白流了吗！清洗着衣裤，我觉得胸口憋闷得无法呼吸。
去省会告状的同学们早已回到农场，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来知青办找同事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五一六”。此人显然亲历了一机厂的冲突，说到亢奋处，大脸盘上神采奕奕：“那天打得真热闹。我也就是现在才敢说，俺厂把围墙上的铁丝网全都通了电，火王的知青还算命大，没敢翻墙硬往里冲，要不然非电死几个不可。”
办公室常有人来吹牛聊天，起初我并没在意。听他提到一机厂，才抬起了头。这时，正好看到有同事神色慌张地给他使眼色，显然意识到此人说漏了嘴。可那人正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看到报警信号，依然高腔大嗓地满嘴跑舌头。
竟然还有这种事，真是岂有此理！那一刻，我像被银针刺中了任督二脉，一股热气直冲四肢百骸，站起来就对着那人喊开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竟然这样对待知青。公安局的人用枪打，民兵把铁丝网通上电！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上山下乡的，不是来送死的。恁自己家就没有孩子，将心比心，真把知青电死了，咋向人家父母交代！”
我越说越气，语调也越来越高，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悲愤搅合在一起，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那人万万没想到，办公室里竟“潜伏”着一个火王知青，而且知晓了“地雷的秘密”。他那写满张狂的脸顿时吓得灰绿，连忙仓惶地离开了。
一屋子同事面面相觑，大概从没见我如此“失态”过，连忙过来劝慰。与那人聊天的同事还想替他遮掩：“薇薇，他今天猫尿灌多了，你别听他瞎说”。闺蜜刘老师则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并让我先回宿舍休息。
回到自己的小屋，我心中充满酸楚和悲凉，觉得自己就像个被欺骗、被愚弄的大傻瓜。
平时在办公室，我对每个同事都真诚相待，尊重有加。可今天，在关乎知青生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竟态度暧昧地偏袒自己的“父老乡亲”，防着我这个“外乡人”。我越想越觉得寒心。
我问自己，知青是什么人？不过是一群被迫中断学业、被抛到穷乡僻壤修地球的年轻人！是，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幼稚、鲁莽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更不是专政对象。
“五一六”那天，我亲眼目睹了“父母官”在子弹横飞时的淡漠冷血，看到了本该“抑恶扬善”的国家机器把枪口对准知青，今天又亲耳听到“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竟然用通电的铁丝网来对付赤手空拳的知青！ 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究竟还能信任谁、依赖谁？
想想同学们在农村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流汗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付出血的代价？他们凭什么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知青？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凭什么？为什么？
没有答案，唯有锥心刺骨的痛。
经历了以上种种，使我在好长一段时间对人性充满绝望，陷入悲观厌世中不能自拔。昔日关于上山下乡的种种冠冕堂皇的喧嚣，曾经憧憬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铁肩担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片甲不留，残渣遍地。 故地重回
2013年的“五一六”，下乡四十周年回到县城的那个夜晚，我几乎彻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了县政府大院。
小县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门卫李大爷也换成了年轻的保安。东方初晓，他揉着懵惺的睡眼，拦下我这不速之客。
我连忙解释：听说过知青吗？小伙子一脸迷惘地摇着头，我苦笑。然后指着他身后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四十年前，我曾在这儿住过将近两年，进去看一眼就走。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老太太的怀旧之旅，挥手放行了我这“良民”。
面对眼前熟悉的旧屋，一幕幕往事霎时清晰重现。上帝保佑，在大拆大建的今天，小屋仍静静地蜷缩在平房的一隅，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我心中涌出一阵酸涩，在小屋前默立良久，直到同行的知青呼唤，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走出县政府老院，我没有去公安局。转瞬即逝的流年，过往的一切早已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不愿再重启当年的苦痛与不堪。时至今日，我还会与老伴开玩笑：那年在公安局的桃树下，如果被一颗没长眼的子弹击中，也许我早就“荒冢一堆草没了”，咋会认识你呀！
历史就是如此诡异，有时是“故事”，有时则是“事故”。许是上天怜悯知青和家长的悲苦，那天只让大家在奈何桥上走了一遭，却没让我们喝下那碗“孟婆汤”。
时至今日，我仍不敢揣测当事人的心情。但我相信，无论是下令开枪的公安局领导，还是淡漠冷血的县委书记，抑或一机厂接通电网的工人民兵，成长中都缺少了最重要的启蒙课程——尊重生命！
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神州大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五一六”式的悲剧，不知有多少“人中龙凤”蹉跎了青春，更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做了荒唐岁月的陪葬。比起那些长眠异乡或伤痕累累的知青战友，我们每个能全须全尾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者。因为我们等到了天亮，知道了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雪莱的诗句“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所以，无需去争论“青春无悔”还是“悔青了肠子”，回味当年，甘苦自知。挥挥手，别了，曾经的知青岁月，别了，那些悲欣交集的往日时光！ 多余的话
人常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说，历史也是一张硕大的拼图，每个亲历者的相关记忆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碎片。对于当年震惊县城的“五.一六”，我只拼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个碎片。那天，我们火王农场究竟发生过什么，知青为什么会和一机厂的工人发生冲突，在我离开公安局后，大院里又发生了什么，时至今日我依然一无所知。
所以，我期待着亲历“五一六”的老同学和知青战友们，也写一写自己眼中的“五一六”。四十多年过去了，再把当年的“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一张清晰的历史拼图，更为了让这流血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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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五一六”惊魂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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