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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骥：村里死了一头牛

Original 王骥新三届 2020-07-0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村里死了一头牛

作者：王骥

到陕北插队第一年的九月份，夜晚，山沟里的气温已经很低了。一天后半夜，裹着棉被睡意正酣时，仿佛听到门外有脚步声，离我们知青宿舍西面60米的牲口棚里有人说话，马灯（手提煤油灯）的光亮在我们的院子里晃来晃去，这大半夜的牲口棚里出了什么事？村中消息闭塞，没有电、没有收音机、也没有近期的报纸，中苏边境珍宝岛战役不知道打得如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有什么新动向？是不是公社领导连夜来部署安排？躺在炕上，我胡思乱想，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后半夜就没有睡好。

第二天清早刚一起床，就听到一个坏消息，我们村里的一头大黄牛死了，就死在离牛棚最近的河滩上。我们男知青拉着架子车，跟着放牛倌老宋叔来到了河滩，和村里的青年社员一起，把死了的牛抬到架子车上，知青葛家璐拉着车，大家帮忙推着向村里走去。

十几分钟后，那头死去的黄牛，被运到了我们知青宿舍后面的篮球场上。那是一只被锤过的大公牛，乡亲们告诉我们，锤过的公牛是在牛的幼年时，用金属工具把牛的睾丸揉碎，这样牛会长得更高更大，耕地时也更有力气。李队长和村里所有的干部围着它，有人用手摇一摇牛的耳朵，有人用手试着掰开牛的眼睛，同时还悄悄商议着什么。“是被毒蛇咬死的？怎么就没救过来呢？”“养了十几年了，怪心疼的。”“咱们村要是有个兽医就好啦。”

四周的人都默默地看着这头已经不能喘气的黄牛，似乎它带走了全村的欢乐，整个球场上鸦雀无声，老乡们吧嗒、吧嗒抽旱烟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李队长看着地上的牛，转过身来对乡亲们说：“这老牛为咱们庄稼人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走了，本来应该给它个囫囵身子，可是考虑到大家日子过的都很清苦，给各户各家都割上一点肉吧。大家都干活去，每户留下一个人等着把肉拿回去。”

民兵连长老乔又补充了一句：”这牛可能是被毒蛇咬死的，肉要多煮一煮再吃。”生产组长卢友良指挥着两个社员，准备给老黄牛剥皮了。

篮球场边上就是小学校的教室，李队长走到教室门口，招了招手叫出来正在上课的梁老师，和他低声耳语了片刻，梁老师回到教室对孩子们宣布：“今天上午不在教室上课了，咱们进沟里去拾柴火……”学生们一片欢呼声，跟随着梁老师，拉上架子车渐渐远去了。李队长向卢友良组长点了一下头，示意他们可以动手了。

村里有不少乡亲经常在山上打猎，都有剥野鹿皮的经验。这时，已经有人在靠近东边篮球架的地上铺了一张用芦苇编织的旧炕席，炕席上又顺序地放了几排木板。只见两位乡亲每人各持一把尖刀，年纪大、高个子的是杨杰他大（陕北话，父亲），富农成分，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群众监督的对象，因此像剥牛皮这样的活，安排他去干，会干得很仔细。另一个持刀的村民是个子不高，长满络腮胡子的程元理，他在抗日战争中是一名传令兵，跟着傅作义参加过绥远抗战，山西保卫战……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是文革中挖出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时候，只见程元理用尖刀先割开了黄牛颈部的气管和动脉，牛死的时间太长了，几乎没有血流出来。接下来，他们用刀从牛的前胸位置，直线挑开前腿皮直到前蹄，再从肛门直线挑开后腿皮，直至后蹄，不偏不斜，利索地剥下了牛四条腿上的皮。

接着，在牛的两条前腿之间和两条后腿之间，横着各划了一刀，又从牛脖子下面那条横刀口，一直向牛后腿之间的横刀口，竖着划了长长的一刀，顺着划开的刀口，一点点地剥去牛肚子和脊背上的皮，很快，一整张牛皮被剥了下来。

杨老汉帮着程元理先将牛皮有毛的一面向下平铺在地上，再用尖刀割开包裹在关节部位的牛肉，划开骨头之间连接的牛筋，牛的四条腿和牛头，很快就与牛的身体分开了。这娴熟的手法，有条不紊的步骤，正所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啊。

两位操刀的乡亲选择了一块厚木板，接着在这块厚木板上，用斧子砍、用刀剁，连切带割把一头整牛分成了几十块大小不同的带骨牛肉。每一块肉切下来，就依次放在芦苇席上面的木板上，两位生产组长在那里监督分肉的整个过程，其中一位组长高声公布每一块牛肉的重量。“2斤7两”、“3斤8两”……大队会计杨振海拿来一些两寸宽的小纸片儿，用毛笔小楷字工整地将每块肉的重量分别写在小纸片上。“5斤3两”，这是牛后腿上的一块肉，肉厚骨头少，我真希望这块肉是分给我们知青的。

一头牛全部分割完之后，会计拿出了一个账本，本子上记录着上半年各家所积累的工分总数。根据每家的工分及人口，算出一个平均值，既要考虑到工分多少，又要考虑到人口多少，尽可能的做到分配合情合理。村干部们快走到“5斤3两”那块后腿肉的时候，我上前走了一步，说：“这块肉是分给我们的吧？”

几个村干部都笑了，李队长说：“给知青吧，他们在北京经常吃牛肉，到咱们这儿也快一年了，没尝到过牛肉味。”其他村干部和乡亲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感谢李队长，感谢乡亲们。

可是善良的贫下中农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北京也很少有机会吃牛肉，在北京主要是吃猪肉，得凭肉票去买，有正式户口的汉族居民每月供应半斤猪肉，不供应牛肉和羊肉，只有回民是供应同等数量的牛羊肉。

记得有两年，到春节每个汉民家庭给增加半斤牛肉或羊肉解解馋，街坊邻居们拿着副食本和刚发下来的春节特别补助牛羊肉票，互相转告着，提醒赶早买回来，千万别让肉票过期了，那个高兴劲儿全挂在了脸上。

村里的贫协主席赵才不知从哪儿又拿出了一根牛肋骨，放到了我们那一块肉的位置上，还特地用斧子把那根牛肋骨剁成了三节。女生的嗅觉也很敏感，不一会她们就端着一个专门做饭用的洗脸盆，来到篮球场把那块5斤3两重的牛肉和剁开了的肋骨放进盆里，拿回灶房准备改善生活了。

乡亲们陆陆续续地领走了各家的牛肉，没有一个人嫌自己的肉不好或者数量少而发牢骚的。一张空牛皮晾在了篮球场上，当然是有牛毛的那一面贴着地皮。在牛皮的正中央，也就是牛的脊背处的牛皮里面，我发现了有几个像指甲盖大小的寄生虫，最小的也比西瓜子大。上初中时读过一本小说叫《牛虻》，我问了几个老乡，“这种小虫子是不是牛虻？”他们摇摇头说:“这叫牛蜱虫，几乎每头牛都长这种虫子。”站在我身边的杨杰接过话头，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杨杰是我们村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民，1957年他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同情农民的生活，说了一句“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苦的”，因此被定为右派学生，遣返回乡务农。虽然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右派，可是没有一个人歧视他。

他婆姨叫刘花枝，以前是村里的妇女队长，他俩到公社办理结婚登记，当时正抓阶级斗争，公社领导劝刘花枝放弃这门婚事，“他是富农出身，本人是右派，你是贫农，又是妇女队长，正准备发展你入党呢。”“我啥都不要，就要这个男人。”刘花枝态度坚定，和杨杰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杨杰告诉我们，“这种虫子的排卵管从牛背里插进去，在牛皮里面产卵，幼虫寄生在牛背部的皮下组织里，长成之后，再从牛皮里面钻出来。牛背上有了这种寄生虫，又疼又痒，它自己摸不到，用舌头也舔不着，特别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只能忍着，还要任劳任怨地耕地、拉车，辛苦劳作到死，死后还难免不被屠宰，用来丰富人类饥荒的餐桌。”

我第一次感觉到，牛的一生好可怜。怪不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杀牛时要用布把牛的眼睛蒙上，要不然怎么面对老牛那哀怨的眼神。我们经常用“牛脾气”来形容那些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固执的人，这似乎不太准确，牛哪里有脾气呀！这分明是对牛的诬陷和栽赃嘛。

各家各户的牛肉都领走了，还剩下一份儿没有人领，纸条上写着的名字是“张明昌”。“张明昌是谁？”我问周围的乡亲们。“就是咱生产组长‘牛’，他家不吃牛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告诉我。这家人真够傻的，怎么会不吃牛肉呢？都知道回民不吃猪肉，没听说过有汉民不吃牛肉的。

当年那位被称作“牛”的社员张明昌

“牛”家为什么不吃牛肉？乡亲们说，大伙儿叫他“牛”，这“牛”可不是外号。牛他娘生他的时候是在自家炕上，村里没有医生，也没有助产士，连个接生婆都没有，邻家的一位婆姨烧了一锅开水，帮着他娘把孩子接生了下来，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娘也就断了气了。他大（陕北话：父亲）张道胜用苞米糊糊喂他，越喂越瘦、越喂越干巴。

也赶巧了，村里有户人家的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张道胜就去找那养黄牛的人。有牛的人家看着张道胜的孩子没有娘，没有奶吃，实在可怜，就让张道胜的儿子和刚生下的小牛犊一同吃那母牛的奶，“牛”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落下来的。和他一起吃母牛奶的那个小牛犊子，可能是由于奶水不够，后来死了。

张道胜带着儿子，两个人艰难地过日子，他们家从来不吃牛肉，甚至不用一件牛皮制品。牛长大了，为了便于户口登记，他大（陕北话父亲）又给牛起了一个大名“张明昌”，可是周围十里八乡的还是习惯叫他“牛”，很少有人叫他“张明昌”，他自己也不习惯人家叫他的大名。

“牛”二十多岁时去县里抓药、去公社赶集，看到同龄人穿的再破，腰里都系着根牛皮带，显得十分威武，而他的腰里系的永远是一根麻绳，或者是棉线绳。以前村里分牛肉，他们家也不来领肉，但是每次村里分牛肉，还总给他家分出一份。

现在的“牛”张明昌

牛肉分完了，大家把铺在地上的那张芦苇席和放牛肉的那几块木板都冲洗干净了，不知道是谁发了放行令，一直围在篮球场周围的狗，转眼都涌进了球场，它们舔着地上的牛肉残渣，贪婪地喝着冲洗过刀具和放肉木板的血水，乡亲们开玩笑地说这些狗怕是一辈子都没闻过牛肉味儿。为了防止村里的狗咬破或抓坏牛皮，几个乡亲登着梯子把一整张牛皮晾到了东面篮球架子高高的篮板上，准备风干后，制成牛皮绳或者其它生产用具。

牛肉的诱惑太大了，因为急于品尝这道美味，这天的午饭是我们知青一起动手做的。葛家璐劈柴，褚永琦挑水、切牛肉，叶尔强添柴烧火，伏永泉掌勺。女生负责蒸大米饭，我去老乡家要青蒜。

路过小学校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从沟里拾柴火回来了，正在上最后一节课，是梁老师特意增加的一节美术课，让孩子们每人画一头牛。村里的孩子没有钱买画笔和图画纸，就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图画纸，大量的纸张，都被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用来写大字报、印传单了。没有纸，孩子们只能将自己心目中的耕牛，用树枝或者石块画在地上。

农村的孩子从小就牵着牛放牧，看它吃草的悠闲神态，听它独特的低沉叫声，牛是他们最熟悉的玩伴，教室门前那块宰过牛，刚清理完的黄土地上，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牛，有的还真是栩栩如生。

牛腿中的精品被我们切成了肉片儿，加上从老乡家要来的新鲜青蒜，打开了一盒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借着灶膛里红红的柴火，炒了一大盘子青蒜牛肉，几乎每个男生都吃了两大碗米饭，女生也没少吃。晚上用带筋的牛肉还有那根牛肋骨，加上刚刚收下的新土豆，熬成了土豆牛肉汤。

说实在的，当时就是在北京，这样中午晚上连着两顿都吃牛肉，也够得上“奢侈”了。舌尖的美食，味蕾的刺激，给了我们极大的满足，一时间，“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理想似乎不再那样遥不可及，混沌岁月中的我们好像又有了克服困难奋力向前的力量。

第二天，我们全体知青都出工了，吃了这么好的牛肉再不出工出力，有点儿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也对不起那死去的老黄牛啊。干活时和乡亲们聊得最多的，也是头天的牛肉都是怎么吃的。有做牛肉面的、有包饺子的，有个婆姨是贵州人，还把牛肉做成了腊肉。

突然有人问起来那牛锤子（陕北话：牛的睾丸）分给谁家了，“夜各（陕北话：昨天）谁把牛锤子给吃了？”有人说：“今天谁干活儿最有劲儿，就是谁吃了。”组长卢友良蔫不出溜来了一句：“吃了牛锤子那人今天干活就没劲儿了。夜各，那劲儿都用在咥活了（陕北土语，做爱），说不定今儿就歇了，没准儿在家修火炕呢。”

乡亲们哈哈大笑，你一句我一句地甚是开心。我们男知青也跟着哈哈笑，女知青似乎没听懂。一块儿干活儿的婆姨们听懂了也不好意思插嘴，没有寻下婆家的女子，索性就低着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乡亲们听说我们用牛肉炒的青蒜，而且加了酱油膏，都非常羡慕。因为在陕北乡下根本就买不到酱油，平时食用的盐，也是从宁夏盐池县拉来的池盐，那池盐白色里透着淡灰淡黄，有些本地出生的人一辈子也没吃过海盐，更不知道酱油是个什么味道。

也许是吃了一天的牛肉，勾出馋虫来了，我居然在公开场合建议，村里是不是可以多养一些牛，经常杀一些牛，好给大家分牛肉吃啊。其实我是一边干活，一边随口说出来的，可是乡亲们都认真了。“不可不可，万万不可”“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不能养牛杀牛的道理。“养牛行，但是不能杀牛，杀牛跟杀人一样是犯法的。”

老白个子不高，用沙哑的声音高声说着，“夜各听说，有人虐待耕牛，还关在县大牢里呢。”有好几个人为他作证：“那个人被判刑了，是反革命破坏农业生产罪。”老白一看有人支持他的说法，更兴奋了，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写字，说道：“你们北京知青有文化，一个宝盖底下加个女字，念什么？”“念安，平安的安”，我回答道。“对呀，家里有个女人，这家里就平安了。”

“一个宝盖底下一个牛字念什么？”另外一个男知青抢先回答道：“念牢。”老白眯起眼睛，用手轻轻拍了一下前额，说道：“聪明，这就是监牢的‘牢’字。在家里吃牛肉，就得坐牢。”这话引起一阵笑声。卢友良抢过话来说：“咱们公社为啥叫牛武？古代战国时候，这里是给军队养牛的地方，军队拉车，拉粮草，拉军需物资，都得用牛……”

杨杰到底是念过师专的人，他说出来的话，就连我们知青都觉得可信度很高。杨杰说：“咱们牛武公社原来叫牛武城，是古代翟国屯兵养牛的地方，当时的军队都要开荒屯田，自给自足，养牛是用来耕地拉车的。牛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保护耕牛是有法律条文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咱们延安这块地方以前就是秦朝，商鞅变法的时候进行了很多农业上的改革，杀牛是要判死刑的。以后的各朝各代，虽说杀牛不一定判死刑了，但还是要判刑或者充军的。”

卢友良一听说古代杀牛要判死刑，紧接着来了一句唱腔，也不知道是秦腔还是啥，“拉出辕门把他斩……”又是引来一阵笑声。

我忽然想起上学的时候读过李白的《将进酒》，诗里有这样一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我说：“李白的诗里可是这么写的，有宰牛。”杨杰说：“我的北京知青大老爷，李白是斗酒诗百篇，他写的诗都是喝了酒之后写的，喝了酒之后壮了胆，什么话都敢说，还敢让高力士给脱靴子呢！”乡亲们听了哈哈哈大笑。

杨杰又告诉我们：“在古代，只有皇家可以吃牛肉。因为皇帝是真龙天子，龙是可以吃牛肉的。皇家的祭祀首先用牛，其次才是杀猪宰羊，老百姓祭祀就只能用羊和猪了。你们学过《木兰诗》，有这样的话，‘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说的是杀猪宰羊，不可能杀牛，一般的老百姓只能吃猪肉。牛肉金贵，皇上用它来犒劳打了胜仗的将士，你们看那个‘犒’字，偏旁是个‘牛’，犒劳，就是用肉里最高端的牛肉来慰劳。”

我还是不太服气，抢白道：“《水浒传》中说的，武松在那家三碗不过岗酒店，不是吃了四斤牛肉吗？先吃了两斤，又要了两斤，一共四斤。”杨杰一时无言以对。冷不丁，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这八成是家黑店！”瞬间，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快的笑声。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人是村里的一位回乡知识青年，他接着说了，“这三碗不过岗酒店卖牛肉，肯定是非法经营，孙二娘还在十字坡卖人肉包子呢，都是犯法的。《水浒传》里描写犯法的故事太多了。”

一聊开《水浒传》，可就热闹了，大伙儿说完武松吃牛肉，又说武大郎卖炊饼，当然潘金莲也没有逃脱贫下中农们给予的历史性批判。还是我们北京知青伏永泉的一席话，对保护耕牛讲的更清楚。“在河北我们老家是不允许杀牛的，杀牛犯法。只有生病或者老得快死的牛，才可以宰杀，还得经过县里或者公社负责鉴定的部门批准盖章之后才行。鉴定的方法呢，是在地上挖一个十几厘米宽的沟，让牛从那沟上面走过去，快要死的老牛和病危的牛是跨不过这个沟的，走到那儿一条腿就掉那个沟里了。有的人怕老牛或病牛死了影响肉的品质，就事先在这些老牛病牛一条腿的膝盖钉上一个小钉子，检测时这牛当然就过不了那个沟了。”

乡亲们听到这儿，顿时，一片骂声崛地而起，“挨毬顶的！”“挨毬货！”“这才是哈怂！”“可怜的老牛……”大家七嘴八舌气愤地议论开了，一致谴责个别人对待病牛、老牛离世前的残忍做法。

在这些陕北庄稼人的眼里，牛是有生灵的，和人有情感上的沟通，牛即是跟着他们在田间辛勤劳作的伙伴，也是他们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因此，他们对耕牛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与爱护。我们村负责放牛的宋老汉手里总是拿着一条鞭子，可是从没见他打过牛。我问他：“你拿着鞭子不打牛，天天拿着它干什么？”他说：“给牛轰蝇子，不让那些马蝇、牛蝇落在牛背上，让这些不会说话的哑巴牲口少受点皮肉之苦。”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民间的故事，“杀前遭牛跪，弃刀方显贵”，说的是农村屠户杀牛时，遇到牛下跪流泪，会心慈手软下不去刀，从此不再操刀，与屠夫的行业一刀两断。

庄稼人与耕牛之间这种特殊的情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推广，能够继续延续吗？村里民兵连长老乔总是盼望着农业机械化尽早实现，村里要是真有拖拉机耕地了，还有谁会费神下力养这些耕牛？又有谁会把耕牛当家人而怜惜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政府取消了早在建国初期颁布的禁杀耕牛的法令，牛的使命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几十年中，耕牛从农民的助手悄悄变成了供人食用的餐桌牛，牛在四千年中国农耕文明中的地位被彻底颠覆。

我们知青和“牛”张明昌合影

三年前我回延安看望乡亲们，见到了张明昌，就是我们村那位叫“牛”的老乡，七十多岁了，已经搬到他女儿家颐养天年了。闲聊中，我问他现在是不是还坚持不吃牛肉，他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还是个哈怂（陕北话，坏蛋），受苦人（陕北话，农民）咋能吃牛呢？牛是额兄额弟（陕北话，我的兄弟）。”

我被“牛”的话感动了。纵然，没有了耕牛的乡村，似乎多了一种缺憾，打下的粮食好像也少了几分泥土的味道，但是，田野里、山坡上曾经遍布过的耕牛的脚印，让牛在陕北庄稼人的心中有足够丰富的收藏，对耕牛的那份情感，被他们深深地留在了心底。

后记：文中提到的李队长已于1997年去世，埋在史家岔村西面的山梁上。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序幕还没有拉开，他顶着被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在村里创办造纸厂发展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走致富之路。改革开放后造纸厂的发展让全村乡亲收益，1982年李队长被富县党委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

小学校的梁老师在改革开放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公办教师岗位上教了几年书后，被调到富县直罗镇主管教育工作，后来从直罗镇镇长的位置调到县教育局担任书记一职， 2001年因肝硬化医治无效去世。

那位给我们知青介绍与牛有关知识的右派杨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回原籍被安排在一所中学的教务处工作，今年八十多岁，退休二十多年了，现住在一家养老院。

当年给我们知青介绍耕牛知识的右派杨杰

王骥读本

王骥：贫协主席赵才的山村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