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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骥：陕北高原上的打铁声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赛事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锻 斧
作者：王骥
我们进村时是农历腊月，正是冬闲时节，生产队上已经没有农活了。还有20天就过年，延安地区通知，希望北京知青能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放下行李就回北京是极少数的知青，我们史家岔的知青全都在村里度过了第一个春节。
春节过后又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男生、女生都在宿舍休息快一个月了，村里还没有一点要开始干农活的迹象。
正月十八那天早上，九点多钟，睡梦中的知青们被一阵金属敲击声吵醒，大家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门外，顺着门的右侧走过仓库，在与仓库一墙之隔的大棚中，两个男人正用铁锤击打着一块生锈的铁板。其中的那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宽肩膀、黝黑的圆脸膛，他叫张学文，是村里的铁匠，也是村里唯一的铁匠，靠打造和修理农具维持一家的生活，生产队根据工作量给他记工分。另一个抡大锤的年轻人叫宋长江，比我们知青还小两、三岁，是张铁匠的徒弟。
张铁匠蹲在铁板上，左手拿着个小烟袋锅，时不时放在嘴里吧嗒吧嗒地吸上两口，右手拿着一把长一尺半的铁钳，那铁钳的前面夹了一个像小斧头一样的东西。那东西有10厘米高，锋利的那一面约有15厘米宽，对应的一面是长方形，从铁匠张学文的口中，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破铁的工具，叫剁斧，也有人管它叫铁匠凿子。只见铁匠张学文将剁斧锋利的那一面压到铁板上，宋长江抡起大锤，向着剁斧的受力面砸下去，每打下一锤，就发出一声“砰”的闷响。看着张铁匠手中的剁斧，也就是铁匠的凿子，我不禁想起一句歇后语，“铁匠使凿子——斩钉截铁”。
铁匠棚里，不少乡亲围在四周看热闹，我们也走过去，都想试着抡抡那把大锤。我们知青轮流着从宋长江手中抢过大锤，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大锤控制好，这大锤到了我们知青的手中，就是不听使唤，不是从那剁斧上滑脱下来，就是打在铁钳上，有时锤子抡得太高，那大锤在空中转变了方向，干脆直接打在要被破碎的铁板上，发出了震耳的“嘡、嘡”响声。虽然我以前没有摸过大铁锤，但上初中时，我在体校练过投掷，有抡链球的经验，我也试着抡了几锤，没想到有两锤不偏不斜正好打在张铁匠夹着剁斧的铁钳子上，那铁钳子立刻被我抡起的铁锤砸弯了。张铁匠猛地站了起来，扔掉了左手里的小烟袋锅，不停地用刚腾出来的左手揉着被震得发麻的右手，对我们知青说了一句话：“都去毬（陕北话，都走开）！”张铁匠把我们轰走了，围观的乡亲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乡亲们的笑声中，我们回到了宿舍，拿上各自的饭盆去集体灶吃早饭。张铁匠拿着被我打弯的铁钳，放到砧子上，用锤子把它重新敲打直，让它恢复了原貌。
吃过早饭，我们在宿舍休息，这时候宋长江来到宿舍，开口就问我们：“你们的斧子要多重的？”一时把我们在场的几个知青都给问蒙了。他向我们解释说，生产队安排张铁匠和他一起，为我们知青每人打一把砍柴的斧子，斧头的重量要根据我们每个人力量的大小来决定。他说可以打四斤重的斧头，四斤半的、五斤的、五斤半都可以。他又详细地解释了一下，不是给我们全体知青打一把斧头，而是要给每个男知青打一把斧头，问清楚了，他们破铁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每个人想要的斧头的重量，切割出不同重量的铁块。
我们男知青又跟着宋长江来到了工棚，放在地上的用来作锻斧料的铁板，已经被张铁匠和宋长江用剁斧錾出来一条差不多半尺多长的通透的口子。我问张铁匠一般人用的斧子多重，张铁匠说：“力量大的人用五斤的铁、六斤也行，力量小的人用四斤的铁。当然，打成四斤半也可以。”我想起四公斤的哑铃也没多重啊，便和张铁匠说：“你给我打一把八斤重的斧头吧。”其他知青也分别选择了斧头的重量，叶尔强要了一个七斤重的，伏永泉早就定好了，要的是六斤重的，褚永琦的斧头也是六斤重。葛家璐个子矮，定了一个五斤重的。知道了我们每个知青需要的斧头重量之后，张铁匠低着头嘟囔了一句话，不知道是想让我们听见，还是不想让我们听见，反正声音怪怪的：“看，这把你们能的。”（翻译成北京话：你们有这能耐？）接下来，他就按照我们要求的重量破铁下料，切割出合适的铁块。
老辈人常说，世上三样苦，打铁、撑船、磨豆腐。而三者中，打铁又位居第一，可见其辛苦程度。那时候，我们村没有电，许多事情做起来和原始社会一样，或者是和电影中的古老故事一样，磨粮食用驴拉着石头磨盘转，磨豆腐要人不停地用手转着小石磨。这打铁是古老的手艺，靠的是一膛炉火、两把铁锤，凭的是一身体力和独到眼力，和古代更是一点区别都没有。张铁匠手艺不错，给骡子和马打马蹄铁、打钉马掌的钉子，再把马掌钉到马的蹄子下面，都是他的活。打造起农具，除了铁犁、铁耙这些大物件，锄头、镢头、镰刀，只要是叫得出名字的农具，也都不在话下。这斧头算不算农具我说不清楚，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到延安插队以来，将要接受的第一件农具，或者说是一件工具。
那块作锻斧料的旧铁板，大约有三厘米厚，一米长、半米宽，是宋长江赶着毛驴车去七十里外的县城收废品收购来的，破铁用的大锤足有十八磅重，通称为十八磅锤。这大锤的把儿是黄檀木的，击打铁块时不震手。把十八磅大锤抡起来，再砸到面积不到一平方寸的剁斧的受力背上，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整个上午一直是宋长江在抡大锤，我们知青围在旁边看，宋长江一边抡着大锤，一边向我们介绍破铁的技术：“两只脚要站得比肩略宽一些、膝盖要半屈、腰部旋转、还要收腹……，最重要的是两只胳膊实际上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只要能够握紧大锤把儿，使上巧劲就行。”我们先徒手做了几十次的练习之后，准备上场了。这时，张铁匠从地上站了起来，把铁钳交给了宋长江，“你给他们扶着吧，我怕北京知青的大锤打到我的脑（陕北话，头）。”说着，他还吩咐我们知青去找些刨花、小木柴，用来点燃铁匠炉。
我们学着宋长江，抡锤用巧劲，锤子打下去，利用张力让大锤自然回弹，举锤的力气省多了，也不再震手了，抡锤破铁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如此，那夹铁的钳子还是常被我们的大锤打弯，张铁匠只能一次又一次拿到砧子上，用锤子再敲打直了，让我们继续使用。
冬天，天黑得早，天黑之前我们五个男知青要用的斧头料已经切割下来，整整齐齐摆在地上了，从外形上就能认准哪一块铁是自己的斧头铁料。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发现铁匠炉的火已经被宋长江点上了，他看到我们刚刚起床，立刻对我们说：“快去吃早饭，吃完了饭过来拉风箱。”风箱放置在铁匠炉右边的地上，一根玉米棒粗的铁管子，把风箱和铁匠炉连在一起。我们迅速地吃完早饭，开始轮流拉风箱。风箱前面有一个小凳子，凳子上还铺上一层带毛的羊鹿子（当地叫法，野鹿）皮，宋长江告诉我们知青，铺上羊鹿子皮是怕沟子（陕北话，屁股）受凉。拉风箱的人屈腿坐在小凳子上，右手握住风箱拉杆，不紧不慢匀速地抽动拉杆，随着一拉一推的节奏，身子也跟着拉杆的伸缩而前倾后仰着，每当拉杆推进风箱里去的时候，铁匠炉上的火苗就呼呼地向上蹿。
张铁匠来上工了，他左手拿着小烟袋锅，右手提着一个黑铁皮的水壶。宋长江一边向铁匠炉的火眼儿处添了一些木炭，一边告诉我们，“今天是打铁不是锻打钢料，打铁用木炭就可以。这木炭是咱们生产队上自己烧的，不用花钱。等需要锻打钢料的时候，就要去牛武煤矿拉石炭（陕北话，煤）回来。锻打钢料必须要烧石炭，烧木炭达不到锻打钢料的温度”。
很快，木炭着了起来，越着越旺。张铁匠先烧了一壶开水，拿出从山上采的，不知是什么树上的叶子，沏了一杯茶。那年月，陕北的农民根本买不起茶叶，只能将树叶晒干了代替茶叶沏水喝。沏上了茶之后，张铁匠往铁匠炉的火眼处放了一块切割好的铁料，这是最轻的那一块。宋长江紧跟着在火眼上盖了一块像瓦片形状的盖板，那盖板不知道是拿什么材料做的，有点像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候的那种耐火材料。张铁匠接下来的一句话，“谁的斧头，谁自己拉风箱”，让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能够亲自参与，给自己锻造斧头，这太让人兴奋了。不过，张铁匠倒是不急，他喝了两碗茶，抽了一袋烟，看了看正在烧着的铁料，说了一声：“继续拉风箱。”又是一袋烟的功夫，张铁匠朝地上磕了磕烟袋锅，打了个哈欠，站起来低声说了两个字“干活”。
在锻打烧红的铁料之前，张铁匠和宋长江每人在腰上系了一块羊鹿子皮作围裙。羊鹿子皮没有茸，毛也很硬，平时只能做椅子垫，因为锻打高温铁料时，会有火星溅到身上，为防止棉衣被烫坏，用这又光又硬的野鹿皮做围裙是最合适不过了。再带上两只套袖，可以保护身上的旧棉衣再多穿上个三年五载。这还不是全副武装，他俩每人又弄了两块和脚面大小相等的皮子，绑在脚踝上，盖住鞋面，防止烧红的铁屑落到棉鞋上。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农村人都是没有第二件棉衣的，不仅是钱的问题，国家按人头配发的布票、棉花票也没有富余的。咱村里的铁匠既没有国营工厂锻工的那些防护措施，也没有国家发的劳动保护装备；没有让人羡慕的工人的每月工资和城市户口，更没有工人阶级的名分。他们可能是中国社会中最底层的铁匠，没有怨言，认真打铁，只求让每一个锻件都成为精心之作。
宋长江拿起了大锤，张铁匠左手拿着小锤，右手拿着一把铁钳，把要锻打的铁料从火眼上夹出来，放到了铁砧子上，用铁钳扶着烧红的铁料，用小锤子击打一下铁砧子，宋长江的大锤就落在了烧红的锻件上，张铁匠再一击，宋长江接着打，只见两把锤子一大一小、一上一下，错落有致、火星四溅，随着这一击一打，从铁匠棚里传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声。每锻打一锤之后，被锻打的铁料外形上都会有变化，锻打一会儿，那锻件发黑了，就又要重新放回铁匠炉的火眼儿上，继续加温。干活中间，这师徒二人不用说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双方就心领神会，配合那叫一个默契。一句人们常用的成语“趁热打铁”，道出了打铁技艺的奥秘与诀窍，也透着生活的智慧与经验。
在重新烧锻件的时候，我们和张铁匠聊天，问他是如何挑上宋长江做徒弟的。张铁匠说，宋长江做他的徒弟是队上给安排的，上级领导早就说过，铁匠的铁锤就是无产阶级的铁锤，必须永远掌握在咱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手里。如果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手里，这铁匠炉和铁锤，就会变成打造刀、枪的工具，会直接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宋长江插话说：“你们看过电影《青松岭》没有，赶大车的鞭子不都必须握在贫下中农手里吗？”我们不以为然，对张铁匠开着玩笑：“你打把菜刀还行，你还能打造出枪来不成？”张铁匠笑了笑，用眼睛瞟了我一下，说：“你还别不信。”
第二天，张铁匠真的背来了一支枪，这枪是个老古董，枪把、枪筒加一起大概有一米八长。枪把是用榆木制成的，枪筒的弹药出口是圆形的，出火药的内孔大约和手指头一样粗，我们知青的大拇指都可以很轻松地放进去、再拔出来。这枪筒的直径明显超过2厘米，如果按照国际枪炮划分的标准，枪筒内径超过2厘米，就应该算是炮，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土炮。
这枪的枪筒里面很光滑，宋长江说，使用之前要将火药从枪筒倒着放进去，然后再把铁砂也放进去。枪筒外面是黑色的，没有准星、标尺、瞄准器之类的东西，到接近枪托的部分，圆形的枪筒逐渐变成六棱形的了。这六棱形最后边的地方是一个活动的扳手，宋长江把它叫“击头”，我知道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击锤。把这个击锤掰起来，将一个土霉素药片儿大的底火，放在枪筒后部的一个凹陷处，扣下扳机，击锤击打底火，就会引爆枪筒中的火药，将枪筒中的铁砂喷射出去。
宋长江说，这枪就是他师傅锻打出来的。我怀疑这枪是清朝某支部队火器营留下的遗物，或许是明朝留下的也说不定。这可能就是历史书上提到过的“抬抢”、“土炮”之类的火器。我们所在的公社叫牛武人民公社，“牛武”二字就是古代军队养牛备战的地方，民间有几件旧兵器、旧火器，也是正常的事。不过那枪托确实很新，是没有上过漆的榆木制作的，有可能是后换上去的。扳机和现代步枪几乎一样，那扳机圈是手工锻打成型的。
宋长江介绍说，他师傅这枪可厉害呢，一枪能打一对山鸡，一筒火药放出去能打死一群鸽子。这支枪在那个叫“击头”的地方出了点问题，张铁匠需要重新打造一个，当然是在给我们锻造斧头的间歇中，干点私活也不足为奇。再说，也许不算私活，万一苏修从内蒙古打过来，打到宁夏、再打到我们陕北，这老掉牙的滑膛枪，没准就派上用场，我们知青也随着这老枪一同保卫延安，说不定勃列日涅夫都会死在这老枪之下呢。
土枪修理好了，宋长江拿着土枪在场院上放了一枪，“嘭“的一声，没有打到山鸡、鸽子，连麻雀都没打到一只，倒引起村里不少的狗叫声。听到枪声，又有不少乡亲围拢过来，有看土枪的，有和张铁匠闲聊的，从河南聊到山东，从铁锤又聊到了斧头。一位从河南逃荒到史家岔落户的贫农，讲起在他们河南老家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的故事，说到铁锤在战场上的作用，那是手舞足蹈、吐沫横飞。
“南宋岳家军狄雷、岳云、严成方、何元庆，四员小将攻打金兀术十万金兵驻守的重镇——朱仙镇，四员小将都使用双锤做兵器，他们冲入敌阵，金、银、铜、铁八柄大锤左挥右抡，骁勇无比，直杀得金兵一败涂地，岳家军大获全胜。”“使用金锤的是岳云，银锤是何元庆，铜锤是严成方，铁锤是狄雷……”每说到一位岳家军小将时，他还拉开架势，做出双手持锤的动作，四个人物四个造型，没有一个重样的。想不到，这史家岔村中藏龙卧虎，真还有能说出点历史典故的人。
宋长江祖上是山东人，也是父辈逃荒来到史家岔的，听到此处有点坐不住了。“俺们山东，有个水泊梁山，你们知道李逵吗？用的是两只板斧……”说话的同时，他双手做出用斧头向下劈砍的动作，乡亲们连连点头，举起拇指称赞。如果说，这斧头究竟是农具还是工具，我们一时半会辨不明白，但它是兵器却是毋庸置疑。宋长江说到得意之处，又提到程咬金的一把板斧，乡亲们笑了起来，有人说“程咬金只有三斧头的功夫”，宋长江不服，再说出手持双锏的秦琼，“秦琼的双锏也是在铁匠铺锻打出来的。”接着话茬有人问了一句：“快枪（有来复线的步枪），你们能打吗？”宋长江趾高气昂地回答：“我师父啥都能打！”看热闹的乡亲中，不知哪位开玩笑地冒出来一句话，“你们要开兵工厂啊？”把大家伙都给逗乐了。
宋长江接着告诉我们，这枪不能随便用，为啥呢？因为咱们公社有个人就是用这种土枪去打山鸡，枪膛后面不知道怎么漏了，铁砂蹦到自己眼睛里，一只眼睛瞎了。我们知青都预感到这种枪的危险性，在插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这种老掉牙的土枪，都害怕后枪膛出现问题，会伤及自己的眼睛，或许整个生命。
铁料烧红了，又开始接着锻打斧头，因为张铁匠原来说好的，“打谁的斧头，谁就来拉风箱”，所以，当我想试着锻打自己的斧头，让其他知青帮我拉风箱时，张铁匠没同意。这时，我注意到张铁匠握着铁锤和夹钳的粗糙的手上满是裂口，于是我回宿舍拿了一盒从北京带来的凡士林，这凡士林在陕北农村可是稀罕物。我把凡士林递到张铁匠手中，趁着他往裂口上涂抹的时候，我自认为得到了他的默许，就系上宋长江的围裙，拿起了铁锤。
这锻打的铁锤比破铁用的铁锤轻了不少，形状也不一样。铁锤击打锻件的底面是平的，抡打铁锤的时候，左手要握紧锤把的尾部，右手握在靠近锤头的三分之一处，击打的方法也和破铁截然不同。破铁主要是用腰的力量，将大铁锤抡起来，通过腰部的旋转，靠惯性将铁锤砸下来。锻打铁料时，不需要腰部做太大的旋转，铁锤也不需要抡起来，只是高举起来，再平拍下去，比破铁轻松多了。
我一边向张铁匠请教，一边抡着那把打铁的大锤，虽然铁锤每一下都打在了烧红的铁料上，但因为力量控制的不够好，锻打的力道和准确性很难达到要求，只打了十几下，就被张铁匠叫停了。不过，这毕竟是生平第一次打铁，我在自己的斧头上留下了用铁锤锻打的痕迹。
三天的时间，我们几个男知青跟着张铁匠和宋长江打造自己的斧头，看上去经历了破铁、拉风箱、锻打几道工序，其实真正的锻造，特别是到了需要细致加工打出斧头形状的时候，我们只能充当观众，看着张铁匠和他徒弟的精彩表演。打铁，看似简单的体力活，其实也是技术活，好坏全凭着手上的功夫把握，没有多年的实践绝对不成。
几把斧子的外形都打出来了，宋长江赶着毛驴车去牛武煤矿拉煤，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石炭，只有把石炭拉回来之后，铁匠炉烧石炭才能提高炉子的温度，才能锻打钢料，给斧头加钢。两天后，宋长江从牛武煤矿拉回来一架子车石炭，铁匠炉又重新燃烧起来。
锻打斧头，加钢虽然不是最后一道工序，却是非常关键的工序，我们知青插不上手。张铁匠用铁钳将烧红的铁料从炉眼儿的火口夹出来，把斧头需要加钢的那一面朝上，固定在铁砧子上，再将剁斧放在烧红的铁料上，用大锤猛击剁斧几下，铁料上出现了一道宽度约为0.5厘米，深度为1.5厘米的槽，整个槽的长度与斧子的宽度是一样的。接着放入一块尺寸相等的钢料，将斧头平放在铁砧子上，来回翻着，两面进行锻打。逐渐冷却的铁料包住了夹在中间的钢料，这时，再次送回铁匠炉的火眼处，重新烧红后，再拿出来继续锻打，反反复复几次，火候全凭张铁匠丰富的经验，以目测来决定。最后还要用一个圆锥形，叫打眼冲子的工具，在斧头的中间部位冲一个通透的洞，是为了安装斧头把用的。
斧头外形全部打好之后，最关键的是淬火。把刚刚烧红的斧头，在高温情况下，迅速放入冷水中，听到“刺啦”一声，一缕青烟悠然而起，几秒钟之后拿出来，还有一道回火的工序。这些高难技术活，只有张铁匠会，宋长江也只会看不会干，更说不出里面的工艺原理。不过这个过程，倒是让我们知青在真实环境下，见证了“好钢用在刀刃上”，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民间俗语所蕴含的哲理。
把锻打好的斧头发给我们知青，也没有什么仪式，张铁匠手递手交给我们。斧头的形状很漂亮，外表光洁度很高，特别是靠近斧刃的那半边，在冬日的阳光照耀下，反射着乌黑的亮光。
接下来的任务是在石头上磨出锋利的斧刃，这对于我们知青来讲，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在石头上磨斧头，不能直接磨，必须加水磨。冬天川里气温在零度以下，向石头上洒上一点水就冻冰了。可是，咱们知青聪明，有智慧，选择中午气温相对比较高的时候，用热水先把石头浇热了，再磨呀！我们每个人找了一块适合磨斧头的地方，有人在灶房前面的石头台阶上磨，有人在牲口棚的石槽上磨，我这人好动脑子，我去井台边上磨。那井台整个儿都是石头垒成的，每当有人来挑水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磨斧头的技术，挑水的人放下水桶给我做示范，我就和他聊天，这磨斧头的示范动作一做就是十几、二十来分钟，那一天，我基本是看着全村的男劳力轮流来教我磨斧头，我的这把斧头当然是最锋利的。
磨好斧刃后，我们每个知青又根据自己适合的粗细和长短，配了斧子把。我配的是一个岗木的斧把，为防止斧头从木把上脱落，我还在木把上钉入了斧钉。三天以后，我们的斧头派上了用场，生产队安排我们男知青和社员一同进山，伐木烧炭。
如今，随着农具生产的机械化，曾经回荡在那偏僻小山村里的打铁声，已渐行渐远，成为让人追忆的遥远绝响，为自己锻打斧头的这段经历，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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