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幼民：陕北信天游引领我们穿越时空

陈幼民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中毕业于北京13中。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编审、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出版有散文集、画册等多部。

原题

崖畔上开花

作者：陈幼民

我会的那些陕北民歌，大多是在山里跟老乡们学的。说是“学”会的，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没人专门为你唱，也没人刻意教你。在高原上人们唱歌，是不用找理由的，只要心里想了，歌就随口而出，不管有没有人听见。

在陕北当知青时的作者

我们刚到村里时，和老乡还不熟悉，在一起干活，大家都是闷闷的。当我们可以称兄道弟时，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生活中，是根本离不开歌的。在掏地的山坡上，拦羊的崖畔上，赶牲灵的路上，打谷的场上，经常可以听到悠扬的“信天游”。

陕北多是山地，人们耕作时，不会像平原上的人那样排成水平的一行，而是沿山坡斜着摆上去。有时领头的把式还在沟畔，后边的人已经站到了高高的峁尖。这时领头的突然唱起歌来，一个一个地传过去，站在山头的人，就把歌唱到了天上。劳作的黄土梁，顿时变成了一个歌场，不管是年轻后生，还是白胡子老汉，聪明能干的，还是平日里憨憨不言语的，随着老镢的起落，毫无顾忌地大声唱着。泥土在歌声中一块块地翻开，播下谷种的同时，也播下了歌的种子。

见天价这样听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发觉自己也都会了，禁不住张开口，随着大家一起吼起来。只有在这一刻，才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真正融入了这片土地，《三十里铺》《蓝花花》《走西口》……一首首的民歌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一生都不会忘记。

最初学会的《走西口》是这样唱道：

正月里娶过奴，

二月里走西口。

提起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泪长流。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不丢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

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解忧愁……

歌曲旋律简单，好听易学，歌词很长，我们能记住的也就是前边的几段。这是一个青年女子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曲调婉转而忧伤，几乎每个陕北的受苦人都会唱，但人们记不清这些歌产生的年代，也不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

我不必重复《走西口》的故事，只想说，唱着这些民歌时，我常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像《弯弯的月亮》里唱的：“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心理上的反差使人恍惚，不知今夕何夕。

被《大海航行靠舵手》送到陕北的我们，就这样一下子进入了“信天游”的世界，耳边听的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变成了“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个性命往哥哥家里跑”。仿佛穿越了时空，触摸到久远岁月斑驳的痕迹。也难怪，那时的陕北，既是现代的，又是古代的，村庄的样子，和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除了墙上多了几条“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如故，正像陕北的方言，还保留着许多的古语，依旧在百姓中间流传。

那些古老的民歌，仍活在老乡们嘴边，一张口就跨越了百年：“红绣鞋金莲子好像两盏灯，蓝花花穿上了扰乱年轻人。”

光棍儿们爱唱：“乾隆四十年事事不周全，什么人留下我单身汉”。

在祈雨的时候人们唱：“老龙王，早下咧，早下大雨救万民”。

想起闹红时人们唱：“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不经意间，我们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见到了活着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十分矛盾而又宝贵的经历，和现在那些扛着摄像机满处寻找“原生态”的人不同，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原生态。我不知道这种经历对别人来讲有无好处，但对于日后从事艺术工作的我，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的专业不是诗歌和音乐，但是这些民歌，却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这块土地和百姓。我觉得，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从民歌入手，是一个捷径。相对于文字史书的记载，陕北的文化，更多的存在于民间的口头流传上，那些古老的歌谣，经过几代人的锤炼和传唱，饱经风霜，加泥带土，耐人寻味，不仅让我知道了过去的人和事，还因它见景生情长于比兴的手法，和凝重凄婉的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历史观和审美情趣。现在搬到舞台上的原生态，依然是传媒人选择改造后的结果，离开了它的生存环境，往往变了味道，而我却能从最本源的地方，感受到它的魅力，这也许就是插队生活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吧。

我之所以醉心于民歌，是因为民歌大都有好听的旋律。和现在的许多歌曲是靠歌词和吉利话来吸引观众不同，我听民歌的时候，往往还没弄懂唱的是什么，就已经被它的旋律迷住了。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早春的晌午，我躺在阳坡上歇息，草帽往脸上一扣，任阳光暖暖地照着全身，山风缓缓地吹过来，四野显得格外宁静。就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隐隐地听到了歌声。它随着风忽忽悠悠地飘过来，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我睡意顿消，抬眼望去，隐约见对面的屹梁梁上有人在耕地，听不清他在唱什么，只觉得这曲调饱含着忧伤，高亢而凄惶，长长的拖腔在空旷的山野中久久地回旋游荡。我愣愣地听着，心也随着飞了起来，身上暖暖的感觉顿时没有了。三月的高原，到处裸露着灰褐色的干土，崖畔上衰草枯黄，见不到一丝的绿色。在这天地之间，因这歌声，我年轻的心中，第一次体味到了什么叫悲凉。

民歌的旋律就有这样的魔力，只用几个小节，就能把你带入某种意境，像陕北的《蓝花花》，云南的《小河淌水》，内蒙古的《送亲歌》，青海的《下四川》，还有五朵梅给王洛宾唱的《眼泪的花儿》等等。我很难说清楚初听时的感受，只觉得那些旋律超出了你的一切生活感悟和想象，将固有的概念和偏见打得粉碎，能迅速占领心灵的每一个空间，你会张口结舌，被它牵着，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它将草原的悠远，山野的荒凉，离别的痛苦，旅途的孤独，人心的惆怅，都浓缩在小小的音符里边，就像那花儿的泪珠，把人的心都淹了。我曾听过一位陕北的歌手唱《光棍哭妻》，刚开始是唱，后来是哭，最后唱到“孩儿的妈妈呀”时便成了嚎，分不清唱腔和哭腔，歌者直唱得泪流满面，听的人也无不动容。我想这旋律是用心和着血泪唱出来的，若非人苦到了极致，思念和期盼到了极致，情感积聚到了极致，是唱不出这样的歌来的。

站在荒凉的塬畔，望着层层叠叠群山后面的落日，一种苍凉之感油然而生，这时候，还有什么比“瞭得见村村瞭不见人，泪蛋蛋洒在沙蒿蒿林”更能表达你的心情呢？我曾多次住在陕蒙道上的小旅店中，在昏黄的油灯下，我耳边响起的，是“城头上跑马”的旋律，荒凉的古道，陌生的环境，这歌声，从你的心中一丝一丝地抽出惆怅与孤独，难怪马思聪要把它演变成《思乡曲》的主题。

寻找记录民歌的旋律，为我的插队生活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乐趣，我就像个饥饿的人在搜寻食物一样，不放过传到耳朵里的任何调调，这首刚学会，就盼着下一个。

有一天早上，推开窑门只见满山大雾，一个个山头隐隐的就像海里的孤岛，扛着锄头走在山路上，雾把头发都上了霜，眼前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唱小曲，那声音从雾里钻出来，带着潮气，断断续续，湿润了耳朵。我急忙向前追去，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被它牵着在山路上转。追了半天，好歹把曲子给记了个大概，他是这样唱着：

记住了歌，却迷了路，待大雾散去，我才发觉，已越过要锄草的玉米地几个山头了。整个上午，我都在心里默念着这首曲子，直到把它完整地回忆出来。

我曾揣着一瓶白酒，钻到一个姓解的老汉窑里，哄着他唱歌，那老汉精瘦，面色黝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似的。几杯酒下肚，他没了拘束，张口便唱道：“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四十里山路瞭也瞭不见个人。”陕北人唱歌惯用假嗓，声音高亢透亮，老解老了，便带了些沙哑出来，仿佛古树枯枝被风吹着，更显得苍劲有味道。曲调是这样的：

老解灌了酒，有点刹不住车了，他盘腿坐在炕上，对着跳动的油灯，也不理我，自顾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就像我并不存在。有些歌我也听过，但由老解唱出来，就变得古老了许多，好似铜器上带了锈。那一夜，也不知道老解唱了多少首，歌和酒把人都醉了。

我很惊异，这些旋律的歌者，都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他们不认识“哆、唻、咪”，更不懂得什么叫和弦与调式，但他们唱出的曲调，却令专业工作者感到震撼。虽然许多创作歌曲也有好听的旋律，但多数总在人的意料之内，你若听到有些歌很有特色，细一打听，那旋律也是由民间曲调演变而来。和专家们的写作不同，“信天游”大多是歌者在山野之中哼唱出来的，有感而发自不必说，你若往陕北山头上一站，对于那些旋律的产生也能体会出一二。古塬的顶上是平的，远眺可达百里之遥；条条陡峭的深沟，又将其割裂得支离破碎；数不尽的山梁，层层叠叠，波澜起伏。所以这歌声，既幽远悠长，又跌宕起伏，高能碰上白云，低能深触到谷底，婉转得好似山间的小路，绕过了一坡又一梁。就这样，几年下来，我收集了几十首民歌。虽然陕北劳作辛苦，知青命运未卜，但有了“信天游”的陪伴，我在生活中还是感到了温馨和快乐。

很难想象，陕北如果没有歌将会怎样，受苦人一年四季在山上忙活，一把老镢，同一个动作，得重复几个月；赶牲灵的人，走着望不见边的长路，身旁就是一群哑巴牲口；守在家里的婆姨，抱着枕头盼五更，若没有了歌，恐怕人会闷得发疯。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人压成闷葫芦，相反，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情感的追求，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在歌里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表达：

“听见哥哥唱着来，

热身子扑在冷窗台。”

“听见哥哥脚步响，

一舌头舔破了两扇窗。”

“一对对沙鸽朝南飞，

泼上奴命跟你睡。”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面对面睡觉还想你。”

这种直白和率真，就像被个婆姨直扑到身上，带给你惊奇和欣喜。有人说，正是由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强烈反差，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幻觉，才使民歌有了如此动人的旋律和真情的表露。

生活不总是压抑的，到了正月里，人们的情感释放就达到了高峰，闹秧歌，踢场子，踩高跷，跑旱船，你会觉得，那时的陕北人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平日里也没见他们咋排练，可只要一踩上锣鼓点，人就变得活跃起来，左摇右摆，且歌且舞，那数不清的秧歌套路，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曾经跟过这样一只秧歌队，那是路过黄河边高山顶上的一个村子，偶然碰上的。“正月里闹元宵”，村民们组织了秧歌队，准备到各家各户去拜年，可这是怎样的一支秧歌队呀，没有漂亮的彩衣，没有鲜艳的彩旗，鼓皮上缝着大补丁，锣和镲裂着口子，孩子们的脸上用红药水涂了两团，猛一看像小丑，那些成年的汉子们穿着平日劳作时的旧棉衣裤，只是在腰里系了条撕扯开的旧被面作腰带，这样简陋的装备并没有消减人们的热情，孩子们蹦蹦跳跳，锣鼓唢呐依旧吵翻了天，家家户户开了院门，摆上烟酒瓜子，等待秧歌队的到来。伞头根据各家的情况，现场编词，为主人送去新春的祝福，众人和着，把小院舞得开了花。

舞了半晌，秧歌队来到一片空场喝水歇息，却见几个汉子好像还没有尽兴，要相互比试舞技，三四个人拉开了场子，边唱边扭，和我们通常见到的刚劲的舞风不同，这些粗犷的汉子，此刻的舞步轻盈柔美，还带着一丝俏皮，歌声咿咿呀呀的也显得缠绵，他们旁若无人地跳着，却把一边的我看呆了。谁能想到，这些农家汉子，平日里操着笨重的劳动工具在土地和庄稼上拼尽全力的身板，竟然还能舞动出如此美妙的动作。破旧的衣衫，饱经风霜的面孔，粗糙的双手，与这舞姿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合成了更加动人心魄的效果。

我看着他们，心头升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眼睛竟湿润了。那时我已离开农村，重新成为一个城里人，再回陕北，不自觉地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我知道现时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和陕北有着怎样的差距，对于他们的快乐，甚至怀有一丝悲悯和疑问，如果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自己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还会这样开心吗？可这震撼人心的舞蹈，却分明告诉我，谁说贫穷地区的人们，就只能表现得卑微与木讷。快乐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天赋，如果不能享受到它，就失去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

陕北人自古就有一种自嘲自乐的品质，在悲伤的时候也不放弃欢乐。也许正因为贫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才更加强烈，才对这欢乐格外珍惜。和能够“雌了男儿”的江南小调不同，陕北民歌的基调是苍凉悲婉的，但并不绝望，人们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信天游”中那野辣辣的情感，燃着世世代代受苦人希望的火光，正像他们在歌中唱的：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受苦人盼望着好光景。

延伸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