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周其仁：从完达山到朗润园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人物简介
【周其仁小传】
1968年：周其仁去黑龙江插队，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1969年—1978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傅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
1978年：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
1981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参与其中。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
1982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1990年：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认为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1996年：周其仁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1997年—2001年：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原题
周其仁：
从完达山到朗润园
文 |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原载新京报2013-09-14
周其仁说，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因为他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周其仁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顶着有些花白的头发，周其仁先生进入了新的采访。在隔壁房间，一个采访刚结束。
2013年，周其仁出版了两本新书《改革的逻辑》与《城乡中国》。从1979年开始，他关注城乡发展，密切参与中国改革，对时事发表看法，乐在其中。《城乡中国》如今出版上册，还在写作过程中，和他的经济学研究一样，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
《城乡中国》下册，2015年出版
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求学、治学，周其仁向来温和、理性，写文章专业，做学问严谨，不空喊口号，不故作惊人之语。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认为“挨骂最少”。
周其仁的人生也在城乡间穿插奔走。1968年，18岁的上海青年去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回到了城市。毕业后，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题目包括土地产权、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1989年，去英国、美国求学。
1996年，周其仁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开设多门课程，带领学生在城市、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曾说：“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从完达山到朗润园，周其仁对城乡中国的关切，在真实世界里求索的精神，延续至今。
完达山的猎人
“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2010年，周其仁带着一家老小，包括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内，回到了在黑龙江下乡的地方。现在来看，他当年“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摁在那里。
作为知青，周其仁插队的经历并不顺畅。1967年，他前往江西，想在那里插队，“结果江西还在武斗，吸收不了人”，只好返回上海。次年，上海学生对口去黑龙江插队，周其仁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来到黑龙江农场，一般先被分到农业排，要割草、锄地、扛粮食等等，“人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干这些农活，我们没有不适应，反而以此为荣，觉得越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周其仁说。
在农业排，农业劳动表现好，才能去机务排开拖拉机，“这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事情”。没有成功开上拖拉机，在农业连队劳动半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直至1976年才下山。
打猎是农场的一项副业。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傅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傅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如果鹿掉进去死了，可以吃肉，还有一张鹿皮的收益，如果在陷阱里鹿还活着，那抓来养殖，发展成一个鹿群，产出鹿茸，经济收益就更大了。”
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周其仁当时的理想是要去缩小城乡差距，“一代年轻人为什么要下乡？就是因为城乡有距离，我们想通过改造农村，把农村建设好。”周其仁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动员令”，内容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
回忆起来，63岁的周其仁笑了笑。他对记者说：“当时不是通过发展城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而是让城里人下乡，把城市的力量咔嚓一下送到农村去，后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如今，周其仁称“上山下乡”运动为乌托邦，因为“理想主义色彩太浓”。
重回下乡农场，教周其仁捕猎的师傅已经去世，当时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农二代”受教育的程度高，大多已不再从事农业。走访时，问当地人，知青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其中被肯定的变化有两条：知青到当地小学做了老师，师资水平比过去高；知青去了医院，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
对于周其仁个人，“上山下乡”运动也带来了很多益处，“除了锻炼身体，体格强壮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毕竟了解了社会实际情况，不会有那么多想当然的东西，你看报纸，听广播，看样板戏，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出了问题，“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这一经验影响深远。2006年，周其仁出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提出在开展经济学研究时，要立足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仅是他个人网站最显著的标题，也成为他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神秘九号院外的小伙伴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他是一个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1977年的年末，在农场的大喇叭里，周其仁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前是‘挑’人上大学，现在是自己‘考’，感觉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当时特别激动。”
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知青返乡，学校撤销红卫兵组织，安徽凤阳点燃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恢复全国高考。这一年，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
政策之变突如其来，周其仁却在无意中做了充分准备。到农场不久，他的父亲不断从上海给他邮寄书刊，寄书的同时，连续编号，“最后有好几百个号码”。书寄得多了，引起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把周其仁叫下山，进行面试，想要他在农场教马列课。面试他的教官，是日后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最后，他被留下教课，“到底是小城镇，信息灵通，恢复高考的消息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接收到了”。
第二年，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此后，他参加校内外多种读书活动，有一次聚会，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其时，朱嘉明已经来社科院读研究生，两人不时结伴参加活动。谁也没有想到，参加这类活动的一位人大老师，把当时一些青年人的想法转述给了自己父亲的战友杜润生。杜时任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对学生们的议论颇感兴趣，还把他们约去交谈。
1981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回忆，研究组成立时，杜润生曾到会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
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走访时，周其仁也觉察到了农村的变化。在黑龙江下乡10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村没有什么变化，去的时候是那样，走的时候还是那样”，但进入1980年代，农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种田更有积极性了，这其中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正是变化的结果。”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2年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从神秘九号院里出发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时代进程。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此时，周其仁的身份认同是“研究员”，“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问题”。这与杜润生的领导风格也有关系，他有意不让研究人员走行政官员的路子，农村第一线来的人、不同部门的人、左派或右派的人都为他所用。周其仁表示，如此宽松、自主性强、相互激发的研究环境十分难得，“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了”。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从这些人之中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然后跟更高级别的领导对话，形成政策。”采访中，周其仁对记者解释道：“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洋插队
因缘际会，周其仁在国外留学多年，遇到关切中国的学者，并有幸一起观察改革中的中国。
1988年夏天，周其仁随着访美团到了斯坦福大学。在该大学最高建筑胡佛塔上，同行的体改所的一个青年说：“我一定要到这里来读书。”当时，周其仁想也想不到自己会到美国来留学。命运再次发生了转变。周其仁在英国做短期访问，准备返回北京，却因突发事件，去往美国，走上了留学之路。“我根本没有打算来，只随身携带了一套西服。你看，时势比人强！”周其仁笑着说。
在美国，他像所有留学生一样，学英语、上课、泡图书馆，“这样一来，就把下乡前后学业上的亏空给填满了”。1990年秋天，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的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到了芝加哥大学，周其仁才知道因为自己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盖尔·约翰逊才推荐他做访问学者。“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科斯一样，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研究过中国的粮食问题、教育问题，也批评过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胎化”，他最触动周其仁的，当属其治学态度，“到中国来访问，四处了解实际情况，生了病，用推车推着还要去参加研讨会。”周其仁认为，求学问的精神没有东西方之分，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周其仁谈及的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产权理论的奠基人，曾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则认为，“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事实上，1964年以后，科斯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周其仁把能找到的所有科斯的著作都读完了，“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作者本人”。
“这么大的教授，我怎么能随便去访问他，而且我的英语也词不达意……”面对朋友们不断的询问，周其仁只好这样作答。其实，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获得思想主要靠阅读他的著作，而不是当面拜访。”
2008年，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时年98岁高龄的科斯，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现场，科斯对中国发出让私企自由竞争、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等十大忠告，最后表示：“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在这次研讨会上，周其仁提交了一篇题为《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论文，并且第一次见到科斯。会后第二年，他没有依循过去“只阅读著作不当面拜访”的成见，特意去美国拜访了科斯。当时，科斯正和助手王宁修订《变革中国》一书。
2013年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去世，对他的回忆、对他的经济思想的阐述，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周其仁手头的“重头戏”。刚刚出版的《改革的逻辑》中，周其仁摘录了一段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周其仁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非典型经济学家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科斯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科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不是某个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变革的过程。
科斯这一看法，在周其仁看来是中肯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好像有了另一种倾向，读懂了中国，似乎就读懂了全世界。但是，我总觉得，不该着急，中国有发展经验，这个经验本身还在变化，急急忙忙称之为‘中国模式’，比较鲁莽，不太可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风生水起，国际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其中一些学者想把它模式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不是私人资本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以社团为基础的最好的发展模式”。有一年，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参会前，周其仁先考察了一番，发现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集体乡镇企业正在发生变化，“在改制过程中”。来到会场，他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你写的论文，还没等你发表，研究的对象已经发生变化了。”几年后，这些论文已经烟消云散。
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1996年，他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此后，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1997年至2001年，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在评价成都经验时，周其仁认为：“成都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确权为基础，先确定这是农民的地、农民的房。然后再谈转让、流转、市场化重组。确了权，农民才有权算账，合算不合算，参加还是不参加。或者看明白了，再参加第二期也不迟。”在城乡二元划分的土地制度之下，土地确权的缺失，使得失地者无法也不可能充分分享城市化的利益，而成都经验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学者的发言可能有公共效益，但别把他的意图夸大成本身就是如此。我从来不是以公共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发言，就是个人一点好奇，一点表达的愿望，有时候就是受到一点刺激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什么公共经济学家的头衔，有点离谱了。”他笑了笑。
采访时，周其仁完全处在自我的回忆、讲述的状态里。结束之后，他背着包下楼，来到大街上，第一句话是：“这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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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杜润生（1913年-2015年），资深的农村问题、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年轻的周其仁曾在其领导下展开研究工作，他认为：“杜润生老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盖尔·约翰逊
盖尔·约翰逊(1916－2003)，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等。他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在美国留学期间，被其学术态度触动，他觉得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罗纳德·哈利·科斯
罗纳德·哈利·科斯（1910-2013），英国经济学家，曾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曾表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周其仁在留学期间阅读了科斯的全部著作，但未曾谋面，回国后才与科斯在关于变革中国的研讨会上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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