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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孟玉信：我们没有蒸过一次白面馍，没有割过一次肉，没有吃过一次酱油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下乡期间照片
孟玉信，郑州大学附中六八届初中生，1969年1月下放河南省方城县赵河公社牛庄大队党庄生产队插队落户，1971年3月招工回郑州当工人，1985年电大毕业，河南法制报刊记者、编辑，后从事律师工作至今。
原题
五味杂陈忆当年
——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作者 ：孟玉信
那年元旦，我家五口在郑州市国营花园路革命（华星）照相馆照了合影，不久全部离开郑州。一人一地，父母随省直机关斗批改团分别下放农村，我和妹妹分别下乡当知青，弟弟当兵，仅留奶奶看门。山东解放区来的奶奶虽然不识字，但知道离家的大孙子是领了上头的令，她踮着小脚，拄着拐杖送我，挥着手说：爽走爽走，别落下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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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3日,我们郑州大学附中68届初一(4)班6名男生(周始杰，张太平、刘永奇、牛庆义、冯博生、孟玉信，周始杰是组长，负责“内政外交”)，来到方城县赵河公社牛庄大队党庄生产队,一个仅20余户百多口人的独立小村庄插队落户，年龄16至17岁不等。屈指数来，我们在好不容易考上的河南省重点中学郑大附中，上课学习满打满算不足一年！（郑大附中文革后更名为河南省实验中学，走出了院士施一公等杰出学子）
下乡人员的分配由郑州电缆厂工宣队主持。记得当时可以提出自由结合意向。那年代有男女方面的想法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报意见时，我们异口同声不要女生。但名单公布，我们队真全是男生，不免失落。虽戏说“军中有女乱阴阳，斗志恐不昂”，但正在青春期的小伙儿哪个朦朦胧胧不幻想？我试探着提出，这下乡做饭怎么办？是哩是哩，好像才发现需要做饭，做饭需要厨娘。遂一致决定要求分配女生。
这要求很快上达，工宣队吕师傅很是上心。不两天，吕师傅高高兴兴地找到我们：问题解决了！找了两个，还是高年级的。我们急迫地想要揭开谜底，忙问是谁。吕师傅美滋滋地说：一个叫苗学敏，一个叫黎柯玲！真是哭笑不得，这俩老兄被乱点了“鸳鸯谱”，恐怕还不知道呢！
最终，我们6个男生像一家人那样，相伴了整个知青生涯，成为半个世纪的莫逆之交。我们开玩笑，几个老同学不仅同窗，还是同房、同床。
我们的房，与村里绝大多数房子一样，还是若干年前的老模样；草顶土墙土坯窗，大白天进屋黑乎乎，大雪天屋里潲雪白乎乎；我们的床，土坯垒秫秸搭，六个人三个床，睡觉两个人通腿。没有电，没有桌椅。几个月后的一个风高月黑夜，我和永奇翻墙潜入母校教室，将一个翻斗课桌拆开装入麻袋，费尽周折带回我们的土屋，使我们有了除案板外的木家具。
知青落户上头有建房拨款，但直到我们走，也不见建新房，一直住在这间土房。
下乡两年多，我们自己做饭自己吃，比农家多付出了不少。晌午下地回来，农家端上了饭碗，我们的火刚刚拢着；晚上星星满天还没有吃饭是常有的事儿。早上刚端上饭碗，队长扯着长音的”上工啦”已经响起。
下乡两年多，我们没有蒸过一次白面馍，没有割过一次肉，没有吃过一次酱油。见天是“包谷糁儿煮红薯，吃得肚子歪歪着”。南阳那地方，一年红薯半年粮，不是红薯就是红薯干儿、红薯面，有点杂粮面条算是好吃食。一次扒车回家，妈妈看到我带到路上吃剩的黑黢黢硬邦邦半块红薯面锅贴饼子，眼泪止不住地流。天下难忘老娘泪，至今心酸！
知青实际没有收入，我们还将买的粮食访贫问苦，接济揭不开锅的农户。党庄的耕地虽号称方城地头，过一趟裤腿油半截，但公粮任务重，一般农户生活紧巴，有余粮的不多。
我们困难时，受恩于党庄的乡亲。那年青黄不接，我们几乎粮断柴绝。各家各户不约而同，今天李家红薯，明天张家红薯饼，接济我们度春荒。
我们曾吃过发霉的红薯干。缺粮时，队里给了我们一筐红薯干，大部分发霉长毛，始杰带领我们在井台上水洗刷子刷，太阳晒干了白生生的惹人馋。谁知煮了掰开里面依然是霉变的暗绿色，我们也将就着下肚。
我们甚至乞讨过。我和永奇去县城拉架子车买煤，指标变化，多买了点煤，没了饭钱。空着肚子拉着重车往回赶，饿得受不了，向路边农家乞讨。那是位中年妇女，刷了锅，端着瓦盆要喂猪。我们望着盆里漂的红薯皮，恨不得抓起就吃。
中年妇女也是好心肠，看我们是十几岁的学生娃，可怜，转身拿出了仅有的两块红薯面饼子。那个饿，那个获得食物的快感，人类天然的本能，非语言所能表达！当我们接过从锅里拿出来的软软的饼子，感激、委屈的泪水一涌而出！乞讨，我们终身难忘！
下乡两年多，回家全凭许（昌）南（阳）公路拦卡车，遇到好心司机可以让我们站在车厢上乘个顺风车。拦车时往往几个人都去，看到来车几个人站在公路上拦。那时的司机都是国（家）工（人），牛得很，常常不停车还丢下一串孬话。一次博生站在公路中间，来车冲到跟前才急刹车，将瘦弱的博生撞倒在地！
下乡两年多，我们都是队里的10分大劳力，交公粮扛200斤绿豆桩（写着人民公社好的标准帆布粮食袋）上小山样的粮食垛。拉架子车由方城到平顶山市拉煤，往返几百里，晚上睡在公路旁架子车下，一次，支煤车的立棍歪倒，车把砸在庆义头上，险些要命！
下乡两年多，我们没有进过澡堂，也没有烧水洗澡，冬天破冰在河里洗，一半图爽一半无奈。生了虱子，歼灭自有高招：在冰河里顺便洗尼龙袋（就是那种前面写的日本产，后面写的是尿素-40公斤）做的衬裤，将白色稀布衬裤湿了水对着太阳照，黑芝麻样的虱子便暴露无遗。
知青小组的合影，前排正中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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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党庄，天黑后像大海孤岛。没有电，一片沉寂一片黑暗，除了偶尔的狗吠，劳累的人都早早躺下。没有广播，没有音乐，没有报纸，没有刊物，没有书籍，精神生活荒漠一般。封闭、闭塞，信件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源。一封信反复看，烂熟到可以背诵。
学业中断，常在惶惑中。求知若渴的年纪，不免怀念精神家园郑大附中，母校的校园、课堂、老师、同学，常在魂牵梦绕中。不免向往未知的科学和知识。不免向往幻想中美妙的艺术天地。
大约是1969年秋，煤油灯下，我给母校班主任王道清写了一封信。请求帮我买一套高中教材。我的打算是，在农村自学完高中课程。不久，我收到王道清老师寄来的教材和鼓励我学习的信。教材没有印定价，我还作难怎么给老师书钱。
世事难料。不久我去了焦枝铁路工地，极端的体力劳动，刻板的集体生活，没有条件学习。后来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学习难进行，但学习欲望从未泯灭。
我和永奇看农村缺医少药，买了医学书籍学习，那时都是些浅显简单的手册类。我们学针灸，在自己身上试针，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曾想扎治哑巴的哑门穴，叫哑巴喊出时代最强音，幸亏没有需要的长针。我们去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河医一附院，学习新针疗法月余。回来便为乡亲们扎针治病。实践使我们对医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可惜，文革尚进行，求学叹无门！
有天我突然对音乐和优美舞蹈产生向往，可身边什么也没有。想了想，便给当时正红的《红色娘子军》剧组写了封信，署名“孟克”，请求给予学习帮助。没有想到，剧组免费寄来了音乐全谱，还有《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画册。
村里小伙更是荒漠中的饥渴者。他们捧着画册，盯着吴琼花“倒踢紫金冠”剧照，目不转睛，啧啧有声，眼睛都直了。赤裸裸火辣辣的语言闻者心跳脸热。农村原始野性的“性文化”无形中也对我们进行性启蒙，接受别样教育。
难得回郑州。回郑州少不了到花园路市场冷饮店品杯冰水（糖精香精勾兑）。少不了去河南影院看电影，就是老乏片坐那里听听《地道战》鬼子进村音乐也是享受。一次，放映黑白荧屏片（电视转制胶片）舞剧《白毛女》，1毛5一张票，躲在影院不出来，连看两三场。遇到知青同学刘建国，他一句“真得劲哪”叫我记到现在。
还少不了到郑州向阳造纸厂。一是与分配进厂的学哥们侃侃，听听乡下没有的消息、见解，二是扒造纸原料堆，翻出了要销毁的文学书，及一些文件，等。都是难得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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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苏修虎视眈眈，战备风声紧。伟大领袖发号令：焦枝铁路修不好，睡不着，要坐毛驴看看（大意）。我和太平被抽调到南召县泰山庙附近的焦枝铁路工地。那时全靠人工，肩挑手搬，架子车是特制“吨车”，几个人拉着大石头跑，拐弯稍陡立马颠断车轴。开始是料僵石，抡十字镐劈山削坡，精壮劳力抡开膀子挥汗如雨，姑娘手持话筒口号不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约十几分钟一班，两帮人马轮番上阵。
为了伟大领袖能睡觉，我们就宁愿少睡觉不睡觉。郑州一知青，一人装筐一人挑，连轴转48小时！第二天早上，我上工看到这老兄脸色死灰，机械般操作着身体。后来，这名知青上了工地小报，上了工地广播，那年代的各等好事儿接踵而来。
同去的知青慕明，看到大队干部不干活晚上还喝酒吃肉，就提意见。不想，几天后的晚上，在工棚开大会，先是学习元旦社论，看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放眼全球，展望未来，然后突然联系实际，口诛笔伐批判慕明。一农村小伙义愤填膺、义正词严状，大声喊：慕明，你何毒其也？这小伙将不详其意的大批判经典词语“何其毒也（多么狠毒、恶毒）”，生造成疑问句“何毒其也”（什么毒），我不禁哑然失笑。知青成为批判对象，“农村的同志”批斗“应该（受）欢迎（的）他们”，也算那个年代一绝。
参加修建铁路的留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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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阶级斗争是主课，“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忆苦思甜是经常话题。将1960年饿死人，当旧社会的苦诉，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苦诉，都曾亲耳听到。使人骇然的是，田野里一座座死于大饥荒人的坟茔。乡亲们曾经详细叙说并不遥远的悲惨故事。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展。我们6人分别驻队，在公社干部带领下进行这场现实的阶级斗争。我在马庄17队，队上有个国民党老兵，单身一人，一次生产队开会批判他，叫他老实交待。他交待了部队番号，讲了作战经过，听着听着，明白了，他是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与日本鬼子作战。我主持会，很快便叫散会，以后再没有开他的批判会，还去他家聊天。
驻另个队的知青，公社干部指派他听阶级斗争新动向，没错，是听，就是听墙根儿。大雪天潜伏在羊圈，听“坏分子”家两口儿的动静。最后一干人马破门而入，一个运动积极分子打着手电，在床上不厌其烦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
一打三反，还反出了人命。队里有个叫刘占国的，公认的庄稼好手，单身一人日子不错，儿子在部队也提了干。这老汉割麦子，没有人能赶上，往往超劳力们一大截。这边在挥镰追赶，他已经到头喝水了。可问题就发生在割麦上。
这年，刘占国拉开架势一路领先，不一会儿一人就到了地头。发现了一窝野兔，大兔逃逸留下一窝出生不久的兔仔。大队人马也到了地头，对这窝没有睁眼的小家伙发生兴趣，还发生争执，一些人说是兔娃，刘占国说是猫娃。说着说着，扯上了纲。猫娃——毛娃！于是刘占国便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抓了现行。公社干部在村里召开了批斗会。
专政威力巨大。没有几天，刘占国悬梁自尽。留下一锅底肉食和零线，给送葬的人享用，以求使他一路走好。县里穿制服的人勘验结论：畏罪自杀。不久，刘的儿子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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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招工开始，彼时叫支援工业战线。可能下乡时间不长，方城县没有出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景象。我们队上，大伙的心态平稳。经过合计，决定公社分下的两个名额，给两位家庭更需要的同学先走。过了段时间，传下消息，先报上去的没有批准，再报。于是，我和太平就成了第一批返城的知青。
消息确定后，我去见了大队干部。这个干部算是与我能够说上话的。他告诉我，郑州这次招工的水工机械厂是造机枪的军工厂（虚张声势的讹传），政审严格，原来上报的没有批准。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另外生产队上的女生王xx，家里有问题。招工外调，她爸单位黄委会来了信，信中证明，“现在无定河工作”。公社研究时认为，现在九大已经开了，政策该落实的落实了，仍然无定何（河）工作，肯定有问题！所以也给刷了下来。我听了不禁愕然，无定河是黄河支流，归黄委会管辖，现在无定河工作就是已经落实了工作。大约一年后，这位同学去了郑州油脂化工厂，几年后在工厂宿舍煤气中毒去世，卒年约30岁。
1971年3月，我离开了生活2年零2个月的党庄，其他各位也陆续离乡，走上新的人生路。村里老者临别叮嘱：要手稳、嘴稳、球头子稳，一辈儿平安。堪称乡村世故经典；
近30年后，2000年，党庄办电，我们回去赞助，这个小村庄终于结束了没有电的历史；
近40年后，2010年，经过努力，我们帮助党庄实施了了“村村通”工程，结束了党庄不通公路的历史；
47年后，2018年，上山下乡50周年，我们队6名知青，冯博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故去，其余均退休多年，平安度日，安享晚年。掐着指头算算，现在回党庄认识的人无几，50岁以下的，见到真真会是 “笑问客从何处来”。
2018年11月3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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