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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虎生：蹉跎十年，恍然南柯一梦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虎生，1950年出生，1968年插队，1975年回城。做过工人、教师、机关职员，已退休。曾在《青春》《飞天》《钟山》《作家》《新华日报（文学副刊）》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随笔散文若干，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原题
那年青春
作者：张虎生
从母亲子宫呱呱坠地，到最终化为尘土，一个人，曾经遭际过的那一切，一定不会轻易地忘却。于我，难以释怀的，则是下乡插队的七年，艰难世事，在多少年之后，重新揭开，确有难以名状的情愫浮现，很个人，但又很广谱；很庸常，但又很特别。因此，就有了几番回首，有了那些藏于深底的那些结了痂硬了壳的欢愉与感伤。
01
上塘，一个淮北平原的偏僻乡村，在十八岁那年，成了我独立人生的出发地。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寒冬，满大街的喧天锣鼓和大红标语，正热火朝天地鼓吹着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和无比荣光。在中央到居委会铺天盖地造势中，人们的心情越来越复杂，突然把在城市长大的年少儿女送到农村边疆去耕田耙地，再温良听话的父母，心脏难免一阵阵的抽搐。那时的人，特别软弱，心里再苦，也不敢去做一回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臂。
载我去淮北的车轮，在十二月呼啸的北风里滚动了整整一天。城里的马路很短暂，瞬间即逝，一过长江大桥，田野就出现了。最初的田野尚存着星点绿色，越往北，冷风越猛，军车厚厚的帆布车棚里，我和同道们紧缩身体，不再怎么说话，只听见紧张不安的喘息声，有轻有重，两边的田野，冬天的肃杀愈发清晰，灰褐色的，斑驳起伏的，直到暮色完全掩盖，天地一片冥然。
天黑了很久，渐渐有些灯光在远处闪烁，同时伴随着突然骚动起来的犬吠。上塘，偏于皖苏交界的一个不起眼的乡村，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某个初夜，进入了我的人生，那一天，碎雪飘舞，罕见的低温。
到达第二天就分配了，我留在了公社所在地，上塘大队。其余的一百多个同学，随即分到了下面各个大队。望着或步行或乘着牛车还需继续跋涉的同伴们，既意外，又暗自庆幸，似乎留在公社所在地，还能多少沾点街市的边。第十生产队，是我具体落户的点。同去的还有司生翼，张立田和范家晓。我们四个，算是一家的。提着行李，跟在队干部后面，开始第一天的社员生涯。
从公社到十队，一条小街，约二里路，土路中间，间或有几块石板，两侧的房屋也都是土坯筑就，屋顶苫着麦草。雪停了，云层还有些遮蔽，但毕竟有了一丝的暖意，人们三三两两露面，默默地打量着我们这群学生打扮的异乡来客。我也注视着他们，想象即将开始的再教育。
有人凑前来，很响亮地打招呼，当然是跟领头的队干部，露出的牙齿很黄，一股子的烟呛气。泥泞未干的小街，看热闹的乡亲越来越多，无一例外都蹲着，沿着墙根，个挨个的。干瘦的身躯，破烂不堪的衣饰，与新奇而浮出的笑意，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协调。
知青的屋子，还需待来年春天才盖，暂时借住民兵连朱连长家。当天就闹个笑话，当连长妻子露面时，我们几个下意识地叫了声“奶奶”。事后得知，连长的妻子那时才三十岁。固然我们年少无知，但不可否认，裹着破败的已经看不出底色的棉袄，蓬头垢面，眼屎巴巴，无论怎样的火眼金睛，也辨认不出眼前的这位女子，其实正年当芳华。
当然，我们很快就学会熟悉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尺度。所有的粮食亩产都远远低于我们少的可怜的常识，所有的社员家庭都一贫如洗，所有农民的貌相都远远老于实际年龄。这些十分令人震惊的真相，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贫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尤其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居然如此赤裸裸地存在，真实到无法掩饰。
因此，四个十几岁的城里学生，马上就感到，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差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从这个角度，十八岁时接受的“再教育”，是我离开书本，直接体验农村社会状况的第一堂课。
插队第一年，国家补助每人每月八元钱二十八斤粮票。正值长身体，本来就不够，冬季，农村学大寨修水利，劳动强度大，一个月的口粮半个月都不够，虽然有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史，但相比之下，一个强体力劳动者的饥肠辘辘，绝对是难以忍受的。
上塘与泗县结界，后者属安徽。虽一步之遥，但那里的日子要好一些。按规定，每个农户可拥有两分自留地，约132平方米。同样的理论面积，泗县的却大很多。原来测量地块的弓子不一样，江苏一米就是一米，邻居的却一米五，这样一来，安徽的自留地就多了百分之五十。以致造出了一句歇后语，形容说话办事夸张，就叫“安徽的弓子”。体现在紧缺资源上，泗县农民就相对宽裕，吃不饱，就跟着乡亲去泗县，用细粮换粗粮，譬如一斤八五面粉，可换两斤玉米，或三斤山芋干。大约第三个月，我们就换出了一半的细粮。
后来得知，安徽私下的惠民土政策，是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泗县的小伙子，很容易就能娶到江苏这边的媳妇。原因不言自明，哪里能吃饱，哪里就是家。国家补助了粮票和八元钱，正好买口粮，而燃料的短缺，却是始料不及的。粮食产量的异常低下，以秸草为主的燃料就非常珍贵。冬季更甚，连田野上的野草都连根扒光了。逢集时也有卖的，很贵，差不多与粗粮同价，我们四个，曾经锅里锅下都是山芋干，还烧过上面配给的最简单的桌椅板凳。
知青的屋子和农民一样，泥坯墙，麦草顶。房屋是农民最贵重的财产，所以尽可能弄得结实美观。土坯墙外必须抹上一层细细的泥浆，再苫一层麦草防挡雨雪。我们的屋子这些都省掉了，生产队显然偷工减料，墙体直接裸露，没多久，就开始风化剥落，北风天，土坯砖的缝隙冷风嗖嗖的。所谓窗户，就一个方洞，找点塑料皮蒙上透光。
配了两张洋槐木的架子床，村里木匠做的，树皮还没刨干净，看起来就不怎么结实。四个大小伙，两张床，明显又被克扣了。穷地方，捞油水分外辛苦，见缝插针，蚊子腿上也要挖块肉。队长嬉皮笑脸说，挤挤暖和。果真是伪劣产品，翻翻身床腿垮了事件没少发生，床腿榫头最终折断，索性当柴火烧了两顿饭，用土坯垫上倒也省心。
插队的日子，最大的问题是饥饿，魔鬼一样始终缠着我们，过了头年，补助没了，问题更严重。想起领袖教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即玉米饼，稀，即玉米糊，纯玉米也舍不得，都得掺些红薯粉。不上工的日子，能吃两餐决不敢吃三餐。
收成实在太差，一个一百多人的生产队，一年两季，小麦和玉米，单季产量不超一万斤，强劳力每个工记十分，年底决算，最好的年成十分工计价一毛钱，一年到头，除了少的可怜的口粮，能拿到手的分红，也就几块钱。所以，我们实在没法养活自己。衣物，日用品，探家的路费等等，但凡花钱的，必须靠家里接济。尤其充满浪漫色彩的春天，在当时的名字叫“春荒”，青黄不接，饿肚子频频发生。
有句宏大的口号叫“穷则思变”，不逢绝境，是不可能领略其中极具实际妙处的。有一年记得门前的香椿露芽，嫩黄透紫，煞是诱人，于是就围绕头顶上树叶，策划了一次有可能出现的美食。四人凑了十斤粮票两元钱，等到中午十分出发，直奔粮管所。特地挑了笆斗做盛器，底下垫了一层塑料皮，称过面粉，扛笆斗的那一个磨磨蹭蹭拖后，其余的，围着值班的聊天，约莫五分钟分钟，扛笆斗的打着招呼，然后一起出门返家。
实践证明只要“思”的正确，“变”是一定的。十斤面粉，按压打进的油，足足有两斤。成果之丰硕，居然让我们激动得呼朋唤友，一起分享了一顿香椿油酥白面大饼的饕餮大餐。这油饼大餐，比美味更值得怀念的，是那一次的集体行动，从念头到策划，从工具到实施，简直可称非常完美。这样的机会当然少之又少，能出入粮管所的，全公社就那么几张脸，用粮票的更少，告别香椿油饼后，就再也没找到那样的良机了。
饥饿依然，逼迫我们到处寻觅能够吃饱肚子的可能，冬季，能上大河工最好，大河工包吃，不管好歹，肚皮能揣饱。可省地级的大河工几年难遇，多半是县里跨公社的小工程，自带口粮，但好在上面补一块，又不用自带柴草，还是比在家要强。
有一年去五十公里外扒河，伙食不好，收工了也没发路上的口粮，几个知青推着独轮车越走越慢，到县城时再也动不了，天色已晚，恰巧停在县委党校门口，又冷又饿，有人提议进去找个地方睡一觉再说。没几步，看见一座楼前挂着庆祝学大寨会议胜利召开的横幅，走进一房间，满满的烟味，地板上铺的稻草乱蓬蓬的，看样子会刚散。
躺了一会，虽然暖和了，可肚子闹腾愈发地凶狠，几个人议论开，党校肯定有食堂，既然开了这么伟大的会，按照习惯，最后一顿肯定加餐。黑灯瞎火的，我们几个嗅觉全开，果然很快就寻着了那种味道。
轻轻推开窗户，翻进去，暗中摸索，凭着鼻子和对盛器的触觉，一会就端出四五个大盆。不敢开灯，打火机照照，哈哈，白面大馒头，红烧猪肉，白煮羊腿，天上硬是掉了馅饼，一块大大的肥肥的馅饼。
02
凡事习惯了，自然会忘却所谓的标准尺度，饱腹感也一样。跟社员一样，长期一天吃两顿并且都是低热量粗纤维，时间一长，似乎忘了胃的存在。
后来听说一句话，只要你感觉某个器官存在，那里一定除了问题。胃的感觉因为饥饿而麻痹，其实胃本身丝毫无问题，这也许是个医学上的特例。倒是偶尔吃饱了，肚皮顶的圆圆的，反而觉得自己还是有胃存在的。
五月底六月初，小麦黄了，虽然一眼望去稀稀拉拉，并无课本上“麦浪滚滚”的气势和情怀，可粮食熟了的信号却是铁定无疑令人欣喜的。几个月春荒肚皮早饿瘪了的无数双眼睛，又重新燃起大快朵颐一顿的火星。
问题来了，越临近收割，本来就稀薄的三三两两的小麦穗头，稍不留神，就被掐掉，剩下无头无颈的麦秆，夕阳里，孤苦伶仃如被洗劫的穷汉。队长诉苦道，实在看不住，百十亩地呢。
看青是桩肥差，队干部左挑右选也无法阻挡监守自盗，只好把这副重担交给知青。知青无家无口，再搂又能搂多少。队长的逻辑显然很高明。坦白说，假如只自己吃，虽然田里东西并不多，可毕竟沧海一粟，可忽略不计的。
接到这个活计，我们当然高兴。半夜，篝火晚会开始，燃一小火堆，麦穗头燎的噼噼剥剥，带点青的最香，搓去皮壳，一粒粒饱鼓鼓的麦仁翡翠般的漂亮，关键在入口，清香软糯，还稍稍的弹牙，不禁想起小时候吃过的松子软糖。
吃一阵，四处巡察一番，偷青的当然照旧，但只要不是挎着麻袋大规模地进行，则且撵且放过。一个庄子，一群饿鬼，理解的很。
烤麦穗不宜多吃，贪嘴的报应很讽刺，几天拉不下屎。社员告知新麦火大，得悠着点。即便如此我们仍乐此不疲，某种语境下，便秘不是病，是持续性的饱腹感。
03
不要以为几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就知道整天忙着填肚子。有时候我们也想从这些无聊透顶的伎俩中挣扎出来有一番作为。何况我们不可能忘记伟大领袖说过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
最想做的事，无疑还是读书，我们一组四个，两个初二，两个初一，正是读书的好年华。下乡随身带的几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类，不知翻了多少遍，许多段落都会背了，互相换来换去，难得找到一本没看过的。但居然无人带课本，无论语文数学外语，一本都借不到。别人也常常反过来问我，你有吗？真的黯然神伤无言以对。
所幸的是此时来了不少下放户，有干部有普通居民，都是一家家连锅端来的，书的数量和种类一下多了起来。但还只能是碰到什么读什么，没条件挑选，以致养成了杂食的阅读习惯。国内外的伟人著作，当然是当时容易得到和也容易接受的，相比之下，欧洲的领袖似乎更吸引人，诸如自然辩证法，论费尔巴哈之类的等等等等，篇章里的不时跳出来的科学常识和哲学概念，因为既拗口又烧脑，加上语言的华丽，便觉得更具学术价值。
其实包括我在内就从来就真正弄懂那些劳什子，日间疲劳的生存搏斗和夜间复杂的思想体操之间，两者根本找不到共同点，倒是反腐阅读的那份著名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似乎经常戳中某个现实的痛点，学识本来不高，加上无形的禁锢，思维明显跟不上趟，经常把自己搞的头昏脑胀一团乱麻。更令人不安的是时常冒出来的某个问号，让人寝食难安。
理论导师关于剩余价值的高论，放到现实中，眼前的贫下中农大爷大娘们，从早忙到晚，地主老财早就打倒在地，纯粹自个儿当家作主，可是为什么还是食不果腹衣裳褴褛呢，翻身做主创造的价值呢，一亩地年产仅百十来斤，塞牙缝都嫌寒碜，何论剩余。
一头乱麻，只有找老社员请教。十队看仓库的朱三爷，早年参加过组织，后来脱离了，原因他不愿说，问起加入的缘由，他说了一个字，穷。穷跟革命的关系他至今没搞明白，不过当初动员的话语他仍然记得很清楚，现在咱们是穷孙子，革命成了，咱就是地主老财了。“眼下，地主老财是没了，可咱怎么还是这样呢。”
三爷手上有半块印，为米字，另一半的良字，由队长执掌，两下只有合一块，才能在粮垛上印出个大大的“粮”字。必须两块一起到场，方能动粮垛子。这个监督防范措施，大约源自于古代的“虎符”，动粮如动兵，可见粮的地位。
有一次正与三爷热聊，队长来了，三爷暗示我藏好，黑暗中，就听见队长悉悉索索扒粮，大约二十来斤一袋，然后叫三爷盖印，三爷嘟嘟囔囔地，磨蹭了一会，结果还是照办了，就闷闷骂了一句狗日的。
在六队的仓库里，李大爷正在烤火，满脸皱纹的老脸上闪动着难得的兴奋，“说等干成了，不但吃香的喝辣的，还发女人，发法国的烙发女郎”，估计他从来没见过烫头发的女人，两只手在灰暗的脑袋上翻来覆去地滚动着。
李大爷1926年就入了组织，参加过小规模战斗，打散了就跑家来了，然后就继续种地。如果不是亲耳听，恐怕一辈子都不会重新思考那些既存的概念。联想起耳熟能详的李自成们，心里常常会咯噔几下。
革命以后的故事就更多了，土改的那一阵欢悦，烟花般的绚烂稍纵即逝，在人们心底，几乎难寻踪迹，只有对比的时候，老人们会借机扼腕长叹。时光隐藏的秘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尤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知识多半属于谬误，而真理往往躲藏在假面之下，农民的亲身经历，就成了最鲜活的教科书。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名知青是一种幸运。
读书渐渐成为习惯，书的来源始终是个问题，而对已有概念的重新解读，只能借助农民的亲身经历。所有书本，都是特定意志的产物，充满了出版者的种种企图。因此，即便得之不易的某些书籍，我仍然保持一定的警惕，随着提供者意图逐步的拆破，而又无法找到接近真相的道理之前，倾听亲历者并综析例证，以理出若干逻辑关系，无疑是最有效的学习。
有一年冬天，没什么河工，不知哪一级的领导突然发动村村大搞“忆苦思甜”，并特地嘱咐知青必须参加，第一个老农民忆的苦，显然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换，一个又一个，苦来苦去统统都是那三年的破事。
有个段子记忆犹新，村里饿死了人，要人送葬，活人有气无力，抬不动，领导情急之下来了通物质刺激，凡参加抬棺者，发一块“五好饼”。由除了粮食以外的五种植物构成，如榆树叶等。农民说，尽管吃了几天拉不下屎，可总比饿的前贴后心强。令人诧异的是，究竟谁给起了个“五好饼”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呢，过了几十年，我仍然非常钦佩此君超凡的想象力。
有人提，忆苦思甜得配合忆苦饭，更有好事者，不知从哪本金科玉律上找了个忆苦饭的菜单，地瓜秧，老玉米，豆渣啥的，公社领导照搬，没想到，哗啦啦全体社员都抢着吃，味道确实不错啊，平日里豆渣挺金贵的。饭吃了，苦也忆了，就是甜没法伪造，领导脸上挂不住，不顾广大社员坚决要求忆苦思甜天天搞，紧急刹车了事。
04
两三年下来，经历一些书本从不存在的事情，也新生了更多的问题和疑惑，回过头再从书本追本溯源，利用一切机会寻找可读之物，虽然零零星星也有所得，但是，那个年代的思想框框已经明确定死，许多诸如哈耶克的现代思想理论闻所未闻，失去理论的思考，如同盲人摸象，常常被直观的现实和伟大蓝图之间的严重冲突折磨的疲惫不堪一片茫然。而一旦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渐行渐远，承认现实的残酷性，不仅严重挫伤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同样在磨损被精心灌输培育的信仰。
仅仅几年时间，从立志成为改天换地的英雄，一下滑落到贫困面前的失败者，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更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新农民的渺小。如何摆脱自身的困境，渐渐成为一股潜在的但却日益膨胀的社会大潮。
读书和思考的形而上层次的烦恼，很快就被打落尘埃，何时才能返城，重新获得城市居民的户籍，重新有自己的粮本子，即使扫马路掏大粪也心甘情愿，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让每一个知青都骚动不安。
高层当然明白，再次掀高舆论，针对性地树立了一系列誓言扎根农村一辈的知青典型。我宁愿相信，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新疆到崇明风闻全国的那些扎根标兵，其誓言确实是发自内心是真诚的。那个时代的语境，已经简化成一道非红即黑的公式，到处都能见到听到这些榜样，红彤彤的伟岸形象无时不刻不在发出强烈的刺激信号。
可是，无论怎么鼓舞，榜样的力量也有失效的时候，预言中的成果没有出现，开小差赖在城里的比比皆是。1970年代初，情况有了稍稍的改变，迫于大格局的退火趋势，上面不得不开出一点点口子，明文子女全部插队可以回城一个，独生子女或严重疾病的，也在允准之列。
独生子女在当时非常罕见，只有两个的还能想点办法，如同一组的张立田，硬是弟弟过继给亲戚，才办妥的。疾病回城这一条也不容易，关系非常过硬的才能从大医院开出假诊断证明，所以，绝大多数还还得苦苦奋斗，以争取获得少量招工的机会。
对于千百万嗷嗷待哺的知青，所谓机会，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吃商品粮，拿工资，彻底脱离饥饿。与农民相比，好歹多了一条出路。因此，争夺馅饼的博弈，其激烈残酷的程度可想而知。手握上调大权的公社及大队干部，难免多有借此交易者，男知青各显神通，虽有拼命劳动换得调令的，但毕竟机会甚少，女知青付出的代价则更加惨痛。
同一大队女知青胡某被公社书记玷污事发，胡某被安排上调，进了县里一家国营厂。此类悲剧全国频现，应该是一次计划经济下黑暗交易的实践。
05
青春期，且读过些书，闲着发慌，生理心理的勃发就有些肆意，即使营养缺乏，也不能遏止荷尔蒙的持续发酵。只不过，与正常年代的青年不同，他们的婚恋，通常发生在生活相对稳定阶段，爱情的确是生活的附丽，而知青们似走了反道，大凡谈起恋爱甚至结婚了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千盼万盼的回城念头灭绝了之后。
回城无指望，干脆谈恋爱结婚吧，这样消极状态下结出的爱情，真不知道什么滋味。正式领证结婚的，男知青娶女农民或女知青嫁男农民的比例显著的高。能否从对方那里得到温饱和保护，是最关键的一点。至于相貌，才华啥的，此时显得极不实际了。
上塘知青与农民联姻的，有男有女，男知青的丈人，一般在当地都有些势力，而女知青的当地丈夫，其家庭通常是大队级别的干部。四队的孙某，人老实，眼见回城无望，毅然走了结婚路线，老丈人资深大队干部，很快就获取工农兵学员，回南京读了技校。
下放户子女机会更少，女孩子嫁当地干部的就多了起来。这类机会主义婚恋，随着若干年后大政策的改变，难免不会反复颠簸，让人深思。
文革后期，旷弛甚久的国民经济因换帅而稍有起色，急需优良的劳动力，因此回城的路途逐渐松动。一些大的国企开始从知青中招收新人。零零星星的维持了两三年，直到文革结束，知青从政策上获得了正式回城的指示。大批的回城，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顿然爆发。
蹉跎十年，恍然南柯一梦。丢掉了书本，丢掉了青春，其实，细细想去，我们失去的，远远不仅这些。可是，生活这位导师并非只有魔鬼的面孔，虽然，在等待晨曦时，它倾倒的却是阴霾，期盼鲜花时，又总是出乎意料地朝我们的脸上扔来石块，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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