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 | 张小华：我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青葱年华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小华，1949年生，1969年5月毕业于江西共大（中专），1984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院(函授大专）。当过工人，进过机关，上过县委党校讲坛，2004年在中核芜湖（安徽省）基础工程研究总院从事宣传党务工作至退休，退休后偶尔笔耕。
原题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节选）
作者 | 张小华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58—1969）曾随那个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闪亮登场，红了一片天，在革命老区江西省的深山老林中拔地而起，存世仅十年。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它曾盛极一时，尔后潸然消失。作为亲历者，我的青葱年华，消失在挖山、砍竹伐木的不堪承受之重中，磨砺，一段刻骨铭心的终生印记。哲学家说：生命的彻悟等于受苦深度。
（1）
1964年夏季，父亲因右倾被开除公职，家庭一片阴霾，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出身，高中于我可望不可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没有资格深造，高中只属于红五类。
八月中旬，我等到了一纸入学通知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柱山分校。我愕然地望着母亲，迷惘而惊悚，怀疑与彷徨。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中考招生时并没见这所学校呀？它学的是什么？将来又干什么？再说，我是初中毕业怎么又接到大学通知啊 ？终归，人是命运的奴隶，除了服从，还能怎样？
9月1日学校开学了。学校将招到的学生集合在一处。上午九点，开来了一辆大货车。我们在穿着一身蓝布褂的校长指引下爬上车厢。母亲曾告诉我，校长出身木匠，后当了我们的副县长，不知为什么，他又当上了这所据说是隶属地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校长一脸风霜，浑身素朴。与人们感觉和印象中，儒尔、高雅，戴着水晶眼镜的大学校长大相庭径。
我的行李是草席卷着棉被，内中裹着几件换洗衣服打成的小包，同学们和我一样，行李简单。我默默地打量着，发现我是少数城镇同学中的一个，放眼一看，大多数都是农村同学，他们脸盘黝黑，衣服更破旧，还有几个显得特别老成，显然和我们应届初中生年龄大有区别。
大货车开动了，我们像一群猪羊似的拥挤在车厢前段，后三分之一装的是我们所有的行李。我第一次离开家，泪水漱漱而下。遽尔，呼啸着扬起一阵尘土，灰黄的扬尘瞬间蒙住我的双眼。汽车卷着尘土，一路飞扬。渐渐地人烟稀少，进入无人区。汽车载着我们，从街衢进入人烟稀少的山间马路。进山的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孤零零地爬行。越行，山越高，峻岭越陡峭，天空越幽暗。
我抻长脖颈朝山谷探望，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一旁同学猛一把抓住我的后衣襟，说，你千万不可这样欠身，万一汽车一个趔趄，你被摔出车外，掉下深渊，那就成肉酱了。
有同学悄悄地问：“这是什么学校啊，为什么办在这样的深山老林中？”
下午5时，暮色四合。车子终于停在一处大山围合的壑地，结束了近8个小时惊心动魄的颠簸，车轮扬起的尘土将我们浑身上下，全抹上一层灰黄。一个个污头秽脸，仿佛刚从泥瓦窑中爬出的泥瓦匠。
马路边有几幢草房，草房后面有几幢青砖红瓦的平房。没有围墙，也不见校门。有人将我们带进平房，我找到其中一间贴有自己名字的宿舍，里面已摆好上下铺的5张木床，床板是竹片的。
1964年9月5日，是我长达近五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柱山分校生涯的第一天，我十六岁。
八幢砖瓦房排列两边，中间一条沙石通道，穿过沙石路，赫然可见一幢两层教学楼。据说，这幢两层教学楼是今年，特别为我们这届突破以往招生数而建的。老师告诉我们，这学校由总校、分校组成。总校由省农林垦办，属大专；分校属专署农林垦办，为中专。
我们就是中专，班主任姓孟，他脸庞黢黑，穿一件灰不溜秋的灰白色中山装，他赤脚穿一双旧布鞋，裤脚管一只长一只短，既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农民。介乎两者之间，这就是当时下放干部的形象吧。
开学第一课，一个剪短发的女老师来教校歌。她的歌声嘹亮、激昂：“劳动好，学习好，我们的劳动大学真正好。学勇敢，学勤劳，学习把幸福生活来创造。学会踏踏实实干革命，学会和劳动人民心一条。好钢要经过千锤百炼，真金才不怕烈火烧。劲头大，热情高，来一个社会主义大改造。锻炼！锻炼！再锻炼！我们的劳动大学真正好！”
女老师说，歌词作者是希扬，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就是他写的。谱曲是著名音乐家李群。后来我知道，歌曲《茉莉花》是他的作品。出自名家高手的校歌，提升了我们的崇高感。
第二节课，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的班主任老师走了进来，看着我们，语意深长，一遍遍告诫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革命大熔炉，培养“又红又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你们需要坚强意志、磨砺、锻炼，就像我们的校歌所唱。老师越说，我的脑子越空白，我已经听说过，我们的四年学习主要是砍木伐树。
据说，4年后将统一分配工作。这个许诺的“铁饭碗”，成为人们不顾一切追求的唯一目标。
我对着木头毛竹捆扎成的学校大门，好奇地看，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学，像我们学校这样，大门用这毛竹片捆扎而成。它给人的感觉是草创，就像大跃进时，一夜矗立街头的泥巴石头筑起的炼钢炉。
按照规定，我们学制四年，第一学期劳动时间为80%，上课时间为20%，依次类推，最后一年，劳动与上课时间各为50%，劳动是我们的主课。我们新生劳动的第一课，是上山挖梯田造林。山离学校不远。晨六点学校吹号，同学们必须起床，盥洗、吃饭，七点钟准时排队出发，学校实行军事管制。
没有发书本，学校给每人发砍刀一把，又备了挖山公用的锄头、揪。带队的就是班主任，他姓张名子高。在农村砍过柴的同学指导下，我们在拦腰处系上一条麻绳，然后将砍刀插入后腰麻绳间，腾出手来扛锄、扛铁揪。学校同时给每人发两双草鞋。
（2）
每天，我们浑身汗，浑身土。数天过去，我的双手打满血泡；血泡很快地结成了厚厚的痂。要命的是我的双臂，竟然从大腕腋下一直肿到背后。每晚躺上床，它便钻心刺痛。白天含在眼眶里的泪水，在被窝和黑暗中，它像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一直淌到嘴唇上……..
我发现，有些男生吃完碗里的饭，舔着嘴唇，眼里仍是意犹未尽。有女生借口吃不掉，将饭扒给男生。我也故作吃不了，将午饭拨出一块，送给需求更大的男生。
寒风呼啸中，整整四个半月的挖山劳动，我的手掌结出硬板似的痂，指节变粗变硬。脚后踝被草鞋磨出的血泡也早已百磨成老茧，像一个个钉子。冻疮长在脸颊上，像生了茧子一样失去了感觉。和我同龄的花季女同学们的脸上，也个个大都紫一块，黑一块，像挂了破布。
那天，干了不多久，突然风骤雨狂，个个被淋成了落汤的小鸡。我们拥挤着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风狂雨骤，浑身又冷又湿。渐渐地，风停了，雨也小了。同学们纷纷重新拿起工具，紧接着又去挖梯带。有人说，赶紧挖，让身上出汗。大家抡起镐锄，不顾身上衣湿。可下了雨的泥地特别黏糊，不好挖，越不好挖，越花大力气。终于到了下午收工，大家又累又倦，可一摸身上的衣服，不用晒也不用烤，它就在我们挖山的劳动中，用我们身体的热量烤干了。
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大家纷纷上床休息。我睡不着，发现自己发烧了，一会儿寒潮陡起，冷得我瑟瑟一团；一会儿，热浪像潮水般袭来，又恨不得踢掉身上所有的衣被。想起近三个多月来大大超过体能的魔鬼劳动，就像掉进无边深渊一样，让我直打寒颤。
挖山没几天，就有同学卷铺盖退学了，说，与其在这样的地方日日挖山干体力活，不如回家种田赚工分。赚工分也没这苦！
1959年，父亲在他主持的全县财会培训班上，打比方说，一头猪，只有六个奶头，却偏偏生下八条猪仔，奶不够，小猪就抢。这就被诬陷影射了大跃进，被划右倾，开除公职，下放劳动。这就是我的出身问题。
父亲开除公职，哥哥学校解散，家庭的变故成了根植于全家心底的毒瘤，时时地流血流脓。
四个半月的挖山劳动终于结束，老师点名表扬表现积极者，话锋一转：“毛主席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出身不好的同学更应该不怕苦不怕累，将自己锻炼成劳动者一员”。蓦然抬头，正与老师眼光相接，我像骤然挨了一巴掌。
临放假，学校发给我们3元/月零用钱，作为劳动报酬。除了必须的肥皂、牙膏、卫生纸之类。一个学期结束，我还剩5元。许多同学不舍得花钱买车票，放假后便连夜徒步回家。我决定步行二十里，到山外的一个停车点购票坐车回家，车票两元。
（3）
新学期开始了，又有个别同学退学，绝大多数在指定日回到了学校。后来，老师在班会上说，这几个没来的同学做了逃兵。开学便是劳动，这次劳动是采茶。茶叶有极强的季节性，清明至谷雨间是采茶的最好时机。学校要求我们务必在此期间完成采摘任务。
肩背茶篓, 我们上山采摘茶叶。为赶任务，我们将背篓挂在胸前。一手抓枝，另一手则将整枝茶叶一把捋到底，像织麻工捋麻，不分细嫩大小，一古脑儿装进篓子。茶树大都长在背阴的山腰和山脚。在那个年代，不但茶叶遭受掠夺性采摘，后来，我们砍竹、伐木何尝不是如此！成片的毛竹林，成片的原始森林，一样被剃光头。
采茶中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最可怕是蛇的攻击。一天，一个女生在伸手采摘茶叶时，手指触上了蛇身，一条大青蛇愤然纵身一跃，从茶树上盘游而下。女生来不及逃跑，左脚趾被蛇狠狠地咬了一口。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同学们蜂拥而上，将她及时抬下山。幸好，被蛇咬这一事故，我们中时有发生，校医备有蛇药，控制住毒性后送往医院。所幸，女生保住了性命，而左脚趾却因中毒过深，像烧焦的木炭般，可怜被截了一趾。
我也曾多次与蛇亲密接触，那冰冷的皮肤令我像触电一样心惊胆颤。除了危及生命的蛇，就是可恶的飞蚊——大花蚊。它们成群结队，绕空飞舞，将尖喙深深地扎入人的肌肤，吸足血，留下一片难受的搔痒。除了蛇、飞蚊，最令人难受的是，春雨淅淅沥沥，我们浑身湿透，浑身上下干了湿，湿了干是我们家常便饭，难受极了。
茶叶采摘完毕，没有休息，紧接着投入新一轮劳动——砍伐毛竹。第一学年完毕，我们已是老生，意味着经历了一年锻炼，可以承受更重的劳动。经过整整一年不间断的重体力劳动，我们完全忘记自己的学生身份，活脱成一群年轻林工。砍伐毛竹在更远的深山中，离学校近七十里。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同班同学中年龄参差，学历不等。那些读完高中的大都是农村子弟，他们渴望“鲤鱼跳农门”；城市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猜测，大部分都类似于我。
行走在山间，衣裤补丁打补丁，乍看这群进山青年，穿越至今，一定会将我们错当苦刑犯 。七十里山路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我们终于来到了“桐木关”劳动基地。那一边是福建，这一边是江西。
十二个女生住在竹楼上，三十几个男生住下面，那里原是牛羊棚，牛屎、羊屎混合的臭气直冲鼻腔。地上铺稻草，摆上草席，就是我们的睡床。
翌日一早，天刚亮，出工号吹响。
班长的力气最大，刀也最锋利，在他的带领下，几十位同学抡臂挥刀，只听一片噼噼啪啪声，就像新年的鞭炮声在深山中炸响。数十、数百千根毛竹应声倒下。我将磨好的砍刀高高举起，用力砍下。没想到，从我砍开的部分轰然一声裂开丈许远，一棵上等优质的毛竹一分为二，高高吊在半空，刀口处裂开，朝上高高翘起，我目瞪口呆。组长闻声而来，他出身农村，从小砍柴，说：“幸好没挑着你，很危险的，翘起的竹片划到身上或脸上就像刀片，脸上破像不说，伤了眼睛就终身残疾了”。我惊骇得说不出话，吓得浑身冒冷汗。
17岁的我们，个个脚上穿着草鞋，身穿破衣烂衫，在深山老林中，干着伐木工的体力活，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襟。
（4）
一个半月的砍伐终于结束，时值隆冬，阴雨寒风，我们的手和脸被吹裂开一道道细沟似的裂纹，稍一碰，血从里面渗出来，脸上的冻疮又结成硬痂。
山中多阴雨。我们因为没有多余的衣服换，出工时，只能将头天的湿衣服继续穿在外面，冷风一吹，直透心骨。尤其是脚趾，谁也没有舍得穿鞋上山，赤脚穿着草鞋，尽管劳动砍伐时浑身冒汗，而双脚却仍然被冰冻一般，冷得麻木没有知觉。
从砍伐毛竹的山腰到离马路最近的山脚，是十五里的崎岖山道，中间有一处断崖。我们将四根或六根毛竹用麻绳分扎成两捆，麻绳吊在头颈去拉，足足几百斤！挂在脖颈上的绳索深深抠进颈项肉里，忍着痛，负着重，佝偻着脊背，拉着毛竹下山。
一路跌跌撞撞，我头颈上拖拽着当天任务的最后四根毛竹，走过一段狭窄的山路，来到那片断崖壕沟上的木桥前。身疲力尽，不知被什么一绊，一个踉跄，我的身体连同身后拖拽的毛竹，一股脑儿像奔驰的火车骤然脱轨，一头栽下山崖。
四根毛竹横亘在树木丛中，我整个身体借助这横亘的力量半悬在山腰，脸被树木的枝条蹭破了皮，小腿被一处尖石刺中，蹭去一大块皮，殷红的鲜血，从皮肤绽裂处汩汩地淌出。上衣和裤管被枝条挂破，像撕裂的败旗，吊着、挂着。
闻听惨烈的尖叫，后面的同学们摔下肩上的毛竹，匆匆赶来。他们七手八脚砍断枝条，把我拽上木桥，脖颈上留着一条深深的勒痕。如果不及时救护，麻绳也将令我窒息而死。
我像从阴曹地府逃回一条小命一样，张开嘴嚎啕大哭。
临近一年，我们几乎没有翻过一页书，更甭说老师上课。
回家过年，我小心地拿出一学期积攒的十元钱，回家的路费三元，还剩下七元。我珍重地用手帕包了又包，掖进贴身的内衣口袋。回到家，我珍贵地从内衣口袋掏出手帕包着的七元钱，层层地打开，露出两张2元，三张一元的七元钱，交给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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