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蒋申松：陕北插队是我人生最"接地气"的岁月

蒋申松新三届 2019-01-04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申松，1956生于上海，在湖南和北京长大，1975年4月去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9月入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稀有金属及合金冶炼专业，1982年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任工艺技术及技术管理工作，1990年去美国“洋插队”，学有计算机科学专业和技术系统管理专业，长期从事软件开发。十分怀念在延安插队的日日夜夜。

原题

延安余家沟插队回忆

作者：蒋申松

1970 年的余家沟（王克明摄）

（一）

延安余家沟人

让我们把心留在了

那个最美的地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在延安府、河庄坪乡、余家沟村三年半的插队生活，是我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先说说余家沟基本情况。余家沟大致位于延安城和安塞县城两点连线正中：距安塞县的沿河湾镇只有二十里远，在延安城西北四十里。虽然距公社政府所在地河庄坪镇只有二十里，但是在河庄坪乡两大拐沟之一西沟之深处，当年交通不便，汽车开不进来，只能走架子车和勉强走手扶拖拉机，因路窄和路险走起来很危险，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和架子车。

余家沟山多地广，广种薄收，不富裕，但当时在陕北农村尚且属于中等水平，即虽然基本上没有现金收入但还能填饱肚子。我插队的余家沟前庄为余家沟三个自然村之一，只有十几户人家，约七十六口人，没有一户成分是地主或富农，全是贫下中农。1978年以前，余家沟一直没有通上电，晚上靠点煤油灯照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也应该与此有关。尽管柴油机加工粮食的比例逐年增加，粮食加工还不能完全离开牲口和石磨。庄户做饭烧火几乎都靠在山里拣柴维持。

四十多年来，每当延安插队的话匣子打开后，若没有被人打断，总是五六小时也停不下来。刚离开延安余家沟的头两年（还在繁忙的大学学习期间），可是再忙再累，每天晚上一合眼，延安余家沟的生活总会在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放出来，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真是人已离开，但是心还在延安。就像与我们同一西沟红庄村插队的老知青王新华在《一点苦难，一点光荣》一文中所说“我们走了，离开了黄土峁子……把心留在了那个最美的地方。”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余家沟和红庄虽然“穷”但是“美”，人的心美。延安余家沟人是一些真诚、善良、率直的人。他们看人不是看你身上的标签，比如政治面目、家庭成分，也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他们待人爱憎分明，不管别人告诉他，你是怎么一个人，只要根据自己观察认为你好，便会倾全力帮助你，掏心掏肺地对你好。对于认为不好的或不喜欢的人，他们可以面对面走过不打招呼，也不会对人当面搞一套，背后又搞一套。当然人无完人，或许某些余家沟人待人方式独特一些，但我所遇到的余家沟人个个特别真诚、善良、率直。

我们知青在余家沟插队有在家的感觉。

刚到余家沟, 我们三个1975年新到前庄的知青当新农民一开始所需要办的所有事情已经被前庄队长李生福、副队长王茂虎和其他队干都替我们想到和安排好了，比如（用青石板造坑和黄土干打垒筑墙）建厕所；帮我们解决做饭和取暖所用燃料-派架子车外出买煤（否则我们每天得为打柴发愁）；解决菜地和自留地、修猪圈、打地窖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乡亲们对我们关怀倍至，除了耐心教我们干农活儿，如犁地，点种，锄地，打场，捆庄稼，捻毛线等外，生活上也是处处关心。刚到队里的时候，老有乡亲来我们窑洞看看我们还缺少什么。有好几次有老乡表示愿意教我们萝卜腌制的方法和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腌制的菜，来帮我们渡过缺菜的日子。

相当佩服老乡会过日子，他们会将萝卜腌制后等到蔬菜青黄不接时用，并且自己也不够用还来帮助我们。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安胜前副书记的婆姨刘菊英好几次端来她腌制的胡萝卜和白萝卜。但我们哪好意思要啊，他们家中人口多，甚至比我们知青更困难。又比如教我们如何粗粮细作，将玉米面发酵起来吃，或两种面混起来吃等等。

我们有解决不了的事找队长，问题总能得到解决：想养猪又没条件找队长，土豆分了没地方储存找队长，病重需要送延安城看病找队长。我们也时不常求助乡亲们，比如借东西，我在延安自己做的中式黑棉袄就是借茂虎副队长家的缝纫机和在他婆姨高延明指点下完成的，还有当年借老母鸡孵小鸡也是得到了小队会计李福荣的婆姨袁竹莲热情帮助的。农活上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无论向谁请教都会耐心告诉我们。每当有庄户里“喜事”如农户暖窑（即新窑箍好或旧窑翻新完成后、主人入住前要请庄里乡亲吃饭庆贺的风俗）、杀猪宰羊以及逢年过年之际，都不会忘记叫上我们知青参加。

乡亲们每一件关心人的（哪怕是小）事都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

部分余家沟（前庄）乡亲们（蒋申松1981年回余家沟探亲所摄），一排娃娃左起：买红、梅梅、宁儿、爱琴、丽丽、明明、喜红、xxx、xxx、xxx、李军军、伟伟；二排左起：薛军军、李随平、武占平、李生福婆姨、李长荣婆姨、李般花、女娃、李长荣母亲、刘永前婆姨；三排左起：薛富有、孙木匠婆姨、刘菊英（安胜前婆姨）、袁竹莲（田娃婆姨）、高延明（茂虎婆姨）、于锁婆姨、富有婆姨、李随花、顺儿婆姨；四排左起：蒋申松、李明仲、武文军、钟万发、李生福（队长）、xxx、钟万富、钟万军、孙金山、王安邦、李长荣（大队书记）；五排左起：王随虎、王茂虎（副队长）、李永连（大力士）、李喜平、安胜前（大队副书记）、刘永前（保管）、王喜安和儿子、王志来

特别要感谢的一件事是李长荣、王克明、安胜前等大队领导出于对余家沟长远发展的考虑和对我们新来知青的关心、爱护，给我们每个知青都安排了一摊基本上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工作，并给予关心和支持。

比如对新来的知青，有安排干林业搞果树栽培的、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还有负责创业大坝突击队工作、团支部工作、参加公社组织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妇女队长和参加整队等等。我先是被安排当前庄的农技员、参加整队，后来教学生娃和兼管大队分工的一些事情（学校教育、供销）等。大队领导的这种关心和安排，是我们知识青年能在余家沟家园建设中做出一些有益事情的重要前提。

还有我至今也还闹不明白的当年都是哪些人在默默地帮我们，以至我们前庄知青没有被安排到河堤出民工，总是留在队里干农活，我想应该感谢的人中至少有李生福队长和茂虎副队长等小队队干-感谢你们的信任给予我们干农活儿的宝贵机会！

我们大队老书记李长荣是我很佩服的人。他不识字，但有能力，是石匠、会果树栽培和还是会经营多种经济。更因为办事能出于公心，特别是知人善任，作为大队领头人，与其他大队领导一道，为发展大队经济做了很多好事，如搞机加工粮食、发展大队果园、拉电、打大坝等。不光给我们每个知青安排一摊相对独立的工作，而且及时给予帮助。

比如，我们初到队时，由于谨慎，生怕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说错话、站错队”，好长一段时间，光听乡亲们发言而不表态。老书记发现了，就到来到我们窑洞，指点我们要参加进社员们的讨论来，不要怕讲错话，并讲了其中的道理：你们刚来，社员也在观察你们，你不表态，别人就不易了解你，不利于互相了解等等。这看似很简单的帮助，虽然话不多，但是帮在点上。我们觉得有道理就打消了怕说错话的顾虑，参加到队里的会议讨论中来，后来较快地融入余家沟的农村生活。

1978年蒋申松（左一）与余家沟大队老书记李长荣（右一）合影在延安城

我们前庄的李生福队长，腿有残疾，尽管自己不要当队长，可是他人品好，做事公道，安排田里农活有经验，还是被大家接连十几年选为队长。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当小队出纳和记过工分，又当过大队三个小队所有学龄（包括李队长家几个）娃娃的老师，与李队长接触相对较多，发现他家状况比庄里普通农户的光景还差些。

最让我触动的是在我离队前几天，李队长拿着十元钱来找我还钱的事。我们下乡三年多以来李队长不知道为我们知青操了多少心、帮了多少忙，可是他牢记着要还所借的十元钱，尽管我离队前没有提这事。他家的情况如同大多数没有额外收入的农户一样，年底分红时分不到钱，反而倒出粮钱，所以平时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如买粗盐和煤油，只能靠卖自家产的鸡蛋给供销社换得的那点零钱，平时手头拮据。

而我马上要离队，经队长安排队里已经结清了我的劳动所得，已拿到足够钱做路费到上海报到，我就没想提这事。我猜这十块钱，他一定是到处筹借而来。可是面对这么正直的老队长，我犹豫后还是收下了，因为我不愿意将来听到任何别人说李队长和我关于这件事上的闲话，我不敢玷污，那怕就一点点，我们之间纯洁的干群和真正的同志关系。李队长的好人品让我牢记了几十年。

虽然只是一件借钱还钱的小事，但是从小事能看人品。我们余家沟的队干，象我们小队的李队长，就不是当人民的‘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我从心里对他们起敬，佩服这样正直的队干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尽管他的职位不高，他在我的心目是是崇高的。我们多么希望现在的中国能有更多这样人品的“人民的勤务员”出现在高层领导岗位，换下那些心中没有人民，甚至祸害人民、贪污腐化之人！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1975年夏天的一个麦收天，阳光灿烂，阳坡麦地没有一丝风很热，身负九十多斤的麦捆从山下麦地背到山顶的麦场，背了十几趟后，汗已流干，嗓子渴得冒烟，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渴到极点了，每个人狠不得一口气要喝下半水缸水，可是没有一滴水，只好强忍着。

前庄武占军看到我们没有带水，特意让他那天未上学的弟弟武占平给我们背麦的知青下到沟底拎上来一罐清涼的泉水。这一罐水中所包含的情谊是多么的珍贵！

1981年余家沟前庄老队长李生福（右）和生产委员钟万发（左）在前庄知青窑前

在插队第一年我碰到一次高烧四十度几天不退烧的“重感冒”，前庄队干和乡亲给予我宝贵的帮助。除了余家沟大小队干，我们所认识的公社（乡）以及市知青办的主要领导都很正派。后面文中会提供更多细节。

以上所说的余家沟人好，决不是官样文章，而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我太喜欢这样真诚、善良、率直的好人了。而当我离队后经历更多的人之后发现，比较而言，既使当是被认为有一些缺点的余家沟人其实也都挺好的）。

余家沟几年插队使我们改变了立场：做任何事会首先想到“受苦人”的利益 ——这种立场的转变恐怕就是我们插队的最大收获！

（二）

初次感到一种幸福

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1975年4月被分到余家沟前庄不久，我们新来的仨知青“后生”，张勇敏、盛学文和我，有幸被队长安排干“抓犁把”(犁地）的技术活儿了。山地犁地的活儿既累：抓犁把的手在犁山地时一直要高举着，并且手上还一直得使着劲儿把住犁，以保证犁出地的宽度和深度都合适，责任又大：每趟犁的地，犁窄了不出活，犁太宽了又会撂生墩子，不但影响当年作物生长而且对来年作物也不好，返工比较麻烦，因此抓犁把的活儿平常是轮不到第一年初干农活的人来干，我们可是捞着了宝贵的机会了。

因为这里人少地多，要漫山遍野地、一架山接一架山地耕种，每年要马不停蹄地“种”几个月（然后要马不停蹄地“锄”几个月地，马不停蹄地“收”几个月庄稼），前庄一共就十来个男劳力，除去干大队工作的人（大队队干，管大队林业果园，开拖拉机及粮食加工），还有民办教师以及公社河堤派工等，所以生产队耕地的人手不够，仍然有无人驾驭的犁牛等着我们三个后生！不过允许新来的知青“后生”犁地也可能跟我们来队后干活儿认真和不惜力有些关系。这种信任让我们格外珍惜这一机会。

记忆最深的是王茂虎副队长高亮的一声“呜--呜--呜--”出工吆喝，像霹雳划破长空，“今天早工去脑坢（或某某湾或什么什么沟）”，一般只吼一两次，就走了。只要一听到他的这声吆喝，无论晚上睡了几小时，无论多累多困都要第一时间立马翻身下炕，否则可能就有“麻达”（麻烦），即不能按时赶到该去的地块而误了早工，因为余家沟山多地大，沟湾多，我们刚到队里之初，许多地方从未去过，甚至地名也是第一次听说，如不能及时追上王队长，就可能误事。

我就干过一回，没跟紧队长，在岔路口跟丢了，结果误了早工。所以尽管很多年过去了，耳边还老是回响着王队长的出工吆喝声，成了条件反射，听到后就神经紧张。

每天只要天一亮就得出工，天黑了才收工。夏天五点多天就亮了，晚上十点多钟才天黑，从山地里走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到家才开始做饭，利用月光挑水浇菜园。吃完晚饭，已是很晚（夏季常常会过了第二天的零点）。那个年代会议多，每三天开一次会，几乎每次一开就开到凌晨一两点（因为知青窑是前庄活动中心，开会、计工分全在这里，“会”散后还有懒屁股的不走）；每三天记一次工分，常常一记就记到夜里一点多；每三天中余下的一天的晚上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虽然非常想睡觉但多数情况大家都是用来学习（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列毛著作和写日记等）。结果是真是象孙立哲当年回京做报告所讲得那样每天只能睡三至五小时，这种状态持续到秋季后好些了，因为天亮得晚了，而天黑得早了，每天才可以多睡几小时。

难忘的是1975年，风调雨顺大丰收，到了冬天为了把熟在地里的庄稼全部背回来，白天要出工劳动，半夜里还要起来背几趟庄稼，为的是赶在大雪下来前把所有庄稼从地里收回来。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庄稼背到年三十前几天才背完，真是把大家忙坏了，也累坏了！

1970年代的延安山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因许多人所知道的原因包括过度开荒、广种薄收、山地植被被破坏等种种因素，十年九旱，而1975年是少有的大丰收！

真的，这之后的三年中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也没1975年那么忙。事后不知道有多少乡亲跟我们提起，今年多亏你们来了（多种了许多地），否则队里要少收多少粮食啊！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延安农村需要我们！可能对作为对我们三个新来后生劳动的认可，我们第一年工分被队里评为8.5分，第二年就评为10分（当然我想也是有一定关照成分在内，因为10分劳力应当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强，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975年4月从北京日坛中学来延安余家沟前庄插队的三知青。左起：盛学文、蒋申松、张勇敏

（三）

一场罕见的“重感冒”

到延安余家沟第一个夏天的一个麦收天，阳光灿烂，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阳坡山峁上明显感到比在沟底距离太阳近了许多，也热了许多。另外除了山顶有一棵大树外，坡地里没有一棵可以遮阳的植物。

我们几个知青由队长带着，还有李永连等少数社员，专门背麦子，因为捆麦，相对背麦有点“技术”含量，轮不到初来的我们干。麦地坡度大致在25~40度。麦场设在山顶上。背麦是从靠近山顶麦场的麦地上端开始，先背靠近山顶的麦子，然后逐步往下再背麦地下部的麦子。最后几趟背麦最累，因为在背了很多趟后已经疲劳，又要从坡地最低处背到山顶，背麦走的路最长。

这是典型的余家沟麦地，在海拔一千多米阳坡山峁上，明显感到离太阳近了许多，麦子要从最低处靠人工背到山顶麦场去脱粒（王克明所摄）

凭着曾去过湖南农村（五七干校所在地在井冈山老区六县之一的茶陵）有所锻炼的底子，我卯足劲可背起一大捆（90来斤）麦子，与一般社员背个平手。而李永连竟可背起两大捆（180斤左右）而且行走得不比背得轻的人慢，我非常佩服他！

在这种较陡的坡地上背上小山似的一堆麦捆（麦捆松散堆大是由于初干背麦捆得不够紧），从山底往山顶麦场上走，身子得弯成近90度，脸快要贴着地，也迈不开大步，由于负重及麦地坡陡、土松，走一步会往下溜半步。天又热，阳坡没有一丝风，背了几趟就浑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平时由于全体都上手背麦子，平均每人也就背四五趟，而那一天只是部分人背麦，我们几个背了十三趟，从早上五点多出工，一直干到下午两点多。背到最后一趟，到达山顶的麦场时，人一点点劲儿也没了，身上的汗已淌干，浑身发热，汗腺张开着，被山顶的风一吹，身上不是凉快，而是发冷。吃完午饭后，又出工。收工回家后没理会劳累和不舒服，因为来延安后天天如此累，以为睡一觉就会好些。

第二天早上起来腿重特别累，浑身没劲，硬挺着起来出早工，在知青窑前的羊圈装粪。可是一个装满“羊粪”（其实大部分是羊圈内沾了点羊尿的土）的粪装子，约一百四五十斤重，平时一掐就可掐起（以放到骡子的背上），可那天我怎么也掐不起那装子来。

待早工结束，回窑一量体温竟是摄氏39.5度。后来马上被乡亲和同学们用架子车送到四十里外的延安市医院。先是在急诊室过道躺了三四天，高烧40度不退，被延安市知青办刘主任知道（他时常通过我们同队的延安知青了解和关心新来的北京知青），主动与医院商量，才给打了青霉素针，打后才退了烧。可见当年延安是如何缺医少药，市里医院青霉素针也是轻易不给打的。

前后在医院急诊室过道躺了七天。我的同学张勇敏受队里委派在医院整整照顾了我七天。出院后回队的40里路，其中20里是山路，我是硬撑着走，走得极其艰苦，两眼发黑，迈不动步，一点点力气也没有。

看着张勇敏背着我们的行李行走在山路上的背影，心想“我空着手走还这么累，而张勇敏背那么多东西又会是如何辛苦啊！”非常感谢张勇敏、市知青办刘主任和所有帮助过的我的余家沟乡亲们、同队插友们在共同奋斗建设余家沟家园中结成的战友之情！

从医院回到队里后又足足在炕上躺了八天，躺在炕上的我比健康时干重活儿时还累：浑身发热，身上每一个关节都酸疼。当我在回队后的第八天挣扎从炕上爬起来时，感到天旋地转。扶着窑洞门框向外望去，那感觉就像人死过一回重回人间般地，整个天地颜色都跟以前不一样。

这场让我整整躺了十五个日日夜夜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重病呢？延安城里的医生告诉我，这只是“重感冒”。我这罕见的重感冒，其实就是到延安几个月来辛劳的总爆发，而在山顶麦场上的着凉，只是“那压垮骆驼身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以后40年中我再也没有得过比这种“重感冒”更重的病。

（四）

仍然是受照顾的“特殊社员”

在延安插队我们首先要在余家沟那种劳动和生活环境中站住脚。在余家沟的日子是有点苦，可对我们这些自愿去吃苦的年轻人而言，并不是算苦，还有点趣儿，苦中有甜。

我们的“蔬菜”，除了队里分的少量胡萝卜和白萝卜以及数量最大的土豆（三人一年可分到一千多斤土豆）外，就是在队里分给的那块巴掌大的自留菜地上种的蔬菜如豆角、西红柿、黄瓜、葱等。作为全年常用蔬菜的土豆不能一下吃光，为此我们在乡亲们指点下挖了一地窖来储存。

每天下工后，无论收工回来，天有多晚，人有多累，除一人去升火做饭，只要有足够的月亮光，其他人都去菜地施肥、浇水、锄草，或往水缸挑水。因为靠近水源的自留地实在太小，种不了多少菜，根本跟不上那么多知青（1975年知青灶上有6人，最多时1977年有9人）吃菜的需求。所以平时绝大多数时间以土豆为菜。

因为菜油很少（六个人一年共分到六斤豆油），平时又没有肉，只能用一调羹菜油来炒满满一“海脸盆”（洗脚脸盆）的土豆丝。待油烧热土豆丝一放入，扒拉两下土豆后一定要放上一大瓢水，否则土豆丝必粘锅，所以炒土豆丝就变成煮土豆丝。而且土豆是年年吃、月月吃、几乎天天吃，就跟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怕吃竹笋一样，我们吃土豆都吃怕了。很多年后我仍然不喜欢土豆食品。

若到了自留地的玉米收获季节，则煮上一大锅（几十个）玉米棒子而没有任何菜，当作一顿饭，直吃得腮帮子酸疼。记得有几天我们自己的菜地里没有别的菜可吃，只有大葱，一人一根，大葱蘸粗盐权当一顿菜，吃得还满香的。这么强的劳动强度，这么差的副食，肚里没有油水，就造成对主食的依赖，每顿能吃五至八两粮食一点也不新鲜，逐渐将胃撑大了（饭量大以至于后来到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被领导也知道了，热心帮我申请最高粮食定量）。

我第一次北京探亲回来带回五斤又咸又辣的北京辣菜，可是仅仅一顿就被我们知青灶上几人一扫而光（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可能会有点不理解）。

河庄坪公社的那家小饭店的两面馍、素粉汤和肉粉汤可能在余家沟知青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对这有只有两片薄肉“肉粉汤”的好印象好像并不亚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眼中的北京莫斯科餐厅的“罗宋汤”。我们那儿的情况跟延安老知青、著名作家史铁生回忆的一样，他所插队的延川县的县城饭馆也是“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在那个缺油少荤的年月，几乎每次进延安城路过河庄坪镇，只要有机会，都会来此一转，尽管不是每次都会下决心买一份。

记得我们全小队每年纳入分红的现金很少（自从我1976年兼小队出纳后才得知全队纳入分红的总共只有五百元左右）。如家中人口多，分到了多人的口粮而挣的工分不够，还要出粮钱；此外还有各种预扣，如分了落果（插队几年五分钱一斤的落果我一次也没舍得买过）。

我，一口人之家（可分一个半人口粮），从插队第二年开始起是10分劳力，全勤出工（1976年起每年出工360天以上），一年大约只可分得15元红利及60元粮钱，这在小队里已算是收入高的了。虽然插队后没有向家里开口要过一分钱，但还是收到过家里一次钱，也就是因我1975年那次“重感冒”住院的消息后来被家中老人通过同学张勇敏的家长辗转得知以后寄来的30元。那时觉得自己已经过十八岁了而且在农村有工分，我应该自立了，不能向家里要钱，而且应该给家中老人寄钱（后来寄回过一次）。

虽然川道队收入高些、劳动条件好些，但是我们拐沟队在吃的方面是得天独厚。五谷杂粮：玉米、谷子（小米）、糜子（黄米）、麦子、黄豆、黑豆、荞麦等等，如今都是有机健康食品，高价食品。除玉米外其它作物数量不多，像麦子制品如馒头平均一个月能吃上一两次。

余家沟当年麦子磨出的面做出的白面馍可是好东西，比城里的成年面做出的馒头不知道好吃多少倍，又香又暄又白还有点甜。每当说到余家沟白面馍，我眼前就闪现“在山上地里吃早饭，因没有水洗手，抓粪的手在衣服上蹭两下就抓白面馍，雪白的白面馍上有五个黑手印，还吃得美得很”的那一幕，不用任何下饭菜，单单白面馍就能一口气吃好多个！

相对麦子，小米和黄米的数量还是算多的。玉米也是好东西，能天天吃到是福气，比起川道队主要粮食是高产的高粱来，不知道好多少了。我们同一届分到杨家岭的插友曾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吃高粱米或高粱面，都吃伤了：吃红的（高粱颜色）拉红的，整天泛胃酸，胃有病，肠也不好。而五谷杂粮中许多品种如谷子（小米）、糜子（黄米）更是补女人。有照片为证，的确我们余家沟的女知青个个红光满面身体健壮，而男知青个个黑瘦（在延安插队期间特别是插队头两年里我的体重是我十八岁以来最轻的）。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

据在网上查到的资料[1]：1969年在延安（延川县）插队的，插队第一年，政府向知青提供的人均经费包括：安置费220元，建房费120元，农具费14.5元，灶具费17元，伙食费每月9元，零用费1元，医药补助费5元。其中，安置费和建房费没有发到知青手上，而是给了公社或大队。建房费用在箍窑洞。农具费、灶具费给知青用于买镢头、锄等农具，和买锅碗瓢盆水缸水桶等灶具。

不曾记得我们有过这么多项国家补贴，可能是因为我们1975年来生产队之前，知青窑在1969年老知青来后已箍完了，农具和灶具已添置了，仍然有印象的是：插队第一年有点特殊，国家对每个第一年插队的知青每月补贴十元（应该就是伙食费和零用费吧）。记得补贴是发到知青灶上而没有发到个人手里。所以我们知青灶上有钱买煤（否则也要像老乡一样拣柴）。

除了之前提到的生产队给我们知青的许多照顾，还有一件：当知青人数比较多时，生产队允许每天知青灶上留下一名知青专门在家做饭和处理内务，队里给记工分。

可见我们仍然是一群受照顾的“特殊社员”。对于受到照顾，我们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安，心里想我们应当多做实事，做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成果，才对得起国家和生产队乡亲们的关心和付出，至少不能长期受照顾和当“特殊社员”吧，因为这不是我们志愿到延安插队的初衷。

尽管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不把自己当作一名受照顾的“特殊社员”，比如在劳动中，样样跟普通社员一样，不要特殊照顾；自己种菜做饭；我们知青灶上养了猪，以减少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的吃肉上的额外帮助；又比如自己养鸡并参加缴鸡蛋任务（曾努力尝试从老乡处借母鸡孵小鸡，不仅解决了我们自己吃鸡蛋的需求，还主动承担了队里“一农户的鸡蛋上缴任务”），但是仍然还很不够，比如还未能作为独立的一户来承担队里给国家的生猪上缴任务，还不能独立解决烧柴的问题，等等。

（五）

同情乡亲们

抵制“浮夸翻番”

1976年底延安地区为了落实地委、行署领导在1973年6月对周总理承诺的“三变、五番”[2]的要求（即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并不太好，上面不是客观根据各地实际粮食生产量和合理口粮、种子等预留量而摊派给各公社及下属各大队与实际有很大出入的公购粮上缴数额，具体说就是市里要求“人均口粮（毛粮）280斤”，以虚假地实现“三变、五番”的要求，造成包括社员口粮不够吃和变相逼队里动用“储备粮”交粮等一系列问题。我管这种作法叫作“浮夸翻番”。

当时基层的社员和队干都对此有很大意见，并以不同形式（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加以抵制。听说别的公社派出了武装部部长带着武装民兵到各大队去催粮，我们河庄坪公社并没有这样硬来。但我曾看见我们公社西沟最里面的枣圪台大队不情愿送公粮的车队路过余家沟，有人边走边抹眼泪的情景。

最后，所有未能按上级摊派数而上缴公购粮的大队在被一阵强压之后，不了了之了，据说是因为将国营南泥湾农场的粮食收入也算入延安地区当年粮食总量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而实在无法凑足与“粮食翻一番”总产量[3]所对应的公购粮上缴数的粮食。

我们从下乡之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应该“革资本主义尾巴”，到下乡之后看到余家沟乡亲们的实际生活和疾苦，就觉得对不上这里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这里乡亲们养鸡不是为了解馋（鸡下了蛋还舍不得吃），更不是为了发财，而主要为了用鸡下的蛋换一点生活必需的零钱（当时国家鸡蛋收购价每斤6毛8分）以作为农户现金收入的基本来源。

我曾当过供销社派在余家沟队的代购代销员，知道乡亲们会买的生活基本用品就是粗盐（每斤1毛7分）和煤油，其它东西很少很少买。又比如养猪，延安的拐沟队多数像我们余家沟，尽管粮食尚够吃（除了“三变五番”最后两年外各拐沟队情况各异），但收入很低，也没有足够的猪饲料喂猪，平均每户一年只能养一头（一岁）猪，每户隔一年还要完成一头生猪的国家收购任务。因此我们对诸如不是以解决老乡们的生活疾苦为首要考虑的“政绩工程”和“三变、五番”中的“浮夸作法”很是不以为然。

1976年12月我曾借公社领导要看民办教师办学教书总结之际，对“浮夸翻番”作法提出很尖锐很冒犯的批评意见。幸亏河庄坪公社（乡）李宗印书记是好领导，没有计较，我也没有被挨整。只是在后来被公社指名通知去井家湾参加“全社知识青年工作现场会议”（又曰学习班）受教育，会议主题是“纠正知识青年中不少思想混乱问题和高举、紧跟上不明确”。

1978年夏蒋申松在余家沟前庄知青窑前，身后远处是余家沟大坝（泄洪壕之右侧）

参加公社学习班的，除了像我这样需要受教育的人外，还有各大队的书记和各大队知青组长和基本路线宣传队成员参加。可是在学习班上，我仍然不知道害怕，还是跟不少知青一样（开会当时也搞不清来开会人中哪些人也是和我一样来受教育的和哪些人不是）不知轻重地发言，发言大意是：首先当然是拥护党中央和华主席的英明领导，大力发展农业，中央的“经”是好的，但下面的和尚的嘴是歪的，将上面的好的“经”念歪了，比如1976年，相对实际粮食产量，公购粮分摊过重，乡亲们口粮都不够吃，等等。

学习班中间休息时，私下里谈话，有一大队书记表示，你们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不过虽说我们对领导不恭，倒也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真是万幸，碰到了公道正派的好领导了。只是后来我听大队领导告诉，公社曾有人来了解我家庭出身和在队里的表现，让我吓一跳。公社到我大队蹲点的是王兴海副书记，我猜很可能是王副书记来了解我情况的。

王副书记以前是某县农业局局长，曾被打成右派，虽然说话词是一套一套的，诸如什么“天大旱，人大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不习惯外，人还是挺好的，为百姓着想。比如王书记曾强迫余家沟各生产队安排夜里背庄稼，以防止突然下雪而庄稼被压在地里。开始许多人还怪他，觉得多此一举，还害得我们半夜爬起来，后来见到雪果然下起来了，又感谢他。大家管他叫“拾粪老王”，因为他老背个粪筐，走到哪儿就拾粪到哪儿。

虽然大队和小队领导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在队里的表现，可是信不信、信多少及如何处置我，王副书记是关键。可是后来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挨整。现在想来当年对抗领导的情绪是过火了，其实公社及市里有很多好干部好领导，上面有很多作法他们也未必认同，只是不会象我们这些楞头青那么行事，我们不了解他们。

事后王克明老兄帮我分析，说你是赶上了好时候，不然你的言论在五七年的话就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在此衷心感谢延安各位正派的好领导对我们年轻人冒犯的宽容、理解及爱护！

（六）

当山村民办教师

有幸接触所有

“家有学生娃”的余家沟家庭

1976年11月份，大队民办小学的一位老师被大队换下，让我临时过渡一下，后来听说开始大队决定的接替者本地回乡青年不肯接替，才让北京知青的我接替的。尽管这预示着将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麻烦，对我而言却是开始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与余家沟家家户户有孩子家庭有交集的机会。

那时小学校共两个老师，教两个复式班大约七十二个学生（年龄从五岁到十六岁不等）。我先接那位被换下老师教的低年级复式班（包括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共三个年级），在八个月后也是北京知青的罗茵老师离队后，又接过她教的高年级复式班（包括三、四、五年级三个年级）。

作为复式教学老师，因为要同时教三个年级的课，每天要不停地从早讲到晚。隔壁窑就是大队机房，时常因有粮食加工噪音干扰，要喊着讲一天。这可能也是造成我说话嗓门大的原因之一吧！一堂课要教三个年级，当教某一个年级的课，事先要布置另外两个年级学生适当的课堂作业，否则学生们会在课上互相干扰。

在这大队民办小学，老师得到充分的信任，老师教书全凭的是良心，没有人整天盯着你，也没有人对你说三道四。其不利之处是老师的不当或教学上的偷懒会被延迟发现，教学成果除了学生自己心里知道外，只有看小学升中学考试成绩，有利之处是，老师是“说话是可以算数的”，比城里学校的校长还说了算数。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

刚接低年级班，发现学生们课文‘唱’得很好，读起书来，众学生娃摇头晃脑，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但是相当一些人不认识几个字（读书眼睛不看书、只瞧着窑洞窗户），也不知如何写作文，算术基础打得也不够扎实。因此决定先下力气在学生认字上。

为了能让低年级学生能自己顺利认字，学好汉语拼音是关键。会了汉语拼音，学生就可以自己认字读书（而不是唱书）和自己复习，老师教和学生学相结合效果好些。根据自己学拼音的经验，编了一汉语拼音发音表，包含了一般教材中没有的涉及的发音组合。教学的效果不错，聪明的孩子一学就会，其他一二年级的孩子学几遍后也陆续都会了，绝大部分学前班学生也可以掌握基础部分的汉语拼音发音。

通过低年级全体统一听力考试以发现每个学生自己汉语拼音到底学得怎样，鼓励学得好的，激励其他人。这样的汉语拼音学习后来扩展到高年级（当然高年级学生多数只须在个别复合发音上提高），学生娃大多数还有兴趣。在全校五个年级全体进行拼音听写测试，没想到汉语拼音听写成绩最好的竟然是原二年级的女娃娃勤娃（李新东）。勤娃可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学什么一般都是教一遍就会，在复式班上她有富裕时间听高年纪的讲课，跳了一年级后在新年级学生中仍然是学得最好的。如果有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包括老师，她应该是能够考上大学的那种学生。

对于未能进一步帮上她和其他一些很有潜质的学生我心里一直内疚。我很想念我曾教过的学生们，特别是有勤娃这个班的学生（毛小、校儿、随平、勤娃、巨平、开会、二会、二娃）—— 他们是跟我在余家沟小学直接教学相处时间最长的几个学生（见附图）。

余家沟小学三年级班（我教时间最长的一个班）1978年在余家沟小学操场（远处可见文中提到的蓝球架、树、围墙、教室窑洞）合影。前排左起：李随平、安继元（校儿）、李毛小、栗翠平（二娃）；后排左起：谷海华（二会）、谷海梅（巨平）、谷海琴（开会）、李新东（勤娃）

在教高年纪学生时，发现有的大龄女学生娃（十五六岁）解算术应用题时会解题但老算错，也不来问老师，就私下里了解。原来是在学算术基本运算的年龄时没打好基础。因为大龄学生入小学时岁数比同年级同学要大不少（这种情况在余家沟很普遍，家中最大的女娃要在家带弟弟妹妹而不能按正常年龄上小学，除非最小的弟妹那年可上小学她才能上学），有不懂的问题本来就不好意思问，一句“这你还不懂！”就吓得不敢再问了。

知道这情况后我就特别注意关心各种不同情况的学生，尤其是学习上有一定困难的人，教学生尽量注意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不管你是队干孩子还是普通社员孩子，不管孩子家长与我有无磨擦，都尽心尽力该教什么就教什么，该管的就管。一开始曾与那位被大队换下的老师家庭有些磨擦小故事，因为一视同仁，后来我与这个家庭的孩子们都相处得与其他家庭一样融洽。这也是我非常高兴的地方。

山里的孩子能吃苦，特懂事。学习也够努力，就是学习条件不够好，比如由于老师自身水平、教学态度不整齐，还有比较频繁的老师变动都有影响。因大多数家庭文化不高，学生如果在学校没学懂，回家后一般也没有人能在学习上给予辅导；许多家庭的学生娃只能在干完家务活儿后，等家里人睡了，趴在炕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复习；特别是贺家山小队的孩子因为小学校是在山下的前庄和后庄之间，孩子们要很早起来从山上下来，午休来不及回家吃午饭，中午只能吃点自带的凉干粮，秋冬天和雨天就更艰苦了因为许多孩子还很小（最小的只有五六岁）。我非常喜欢这些山里的孩子，尽可能地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

来到余家沟小学，发现学校建设上有不少事可做。因为自己干惯了“天亮出工、天黑收工”的劳作，故而利用学校上课前和放学后的空档时间来建设校园。我们两位老师（开始八个月是与罗茵老师，后来与也是北京知青的王辉老师）合作得很默契。更重要的是大队领导和各小队队长们都关心小学娃娃们教育和非常支持小学校的建设，要地给地（拨给小学校一块地种土豆），要树给树（给了三棵树供我们砍伐）。

老师和学生一齐上阵搞小学的基本建设。先是将小学校窑洞前的平地尽量扩大到不能扩为止，然后夯实地面，再用刚到队时学到的干打垒技术垒校园的围墙。然后在围墙外种上一溜儿小树苗，槐树和果树。树苗是由罗茵老师带着年纪小一些的学生娃从山里树上采集来并培育成小树苗。要求每个学生种一至数棵，并记住哪棵树是自己种的，种的树都活了，孩子们经常跑去照看这些小树。

我带了些年纪大些的学生娃到山上，伐了队里给的三棵树，抬回、晾干、锯开。因为从小受爱动手的“机械工程师”父亲的影响和在湖南农村耳闻目睹农村木匠如何将一棵新伐下的树做成家具，会干点木匠活儿中的粗活儿，动手做成了一对篮球架：一个做成了标准高度的，可用于年纪大的学生及村里的年轻人，一个做成矮一点的，可用于低年级和个子小的学生娃。我们还做了乒乓球台、单杠和小足球架和网。

因为垒了校墙，所以课间和放学后孩子可以尽兴地玩一阵子篮球和足球（而不至于像以前没有校墙玩球那样，课间常玩不了几下，球就滚到沟底，等球捡上来就到该上课的时间了），眼睛和精力得到较好休息，有利上课集中精力听讲。还在教室窑洞尽头做了一木柜，存放各位知青贡献的连环画和字书。图书借阅有专门的学生管理。为了存放将要收获的土豆，我们还挖了地窖。

1978 年，余家沟小学王辉老师（前庄北京知青）和小学校娃娃们。前排左起：李新军、李延平、武占平、李新喜；二排左起：贺小琴、李小燕、谷海平、安余宁；三排左起：王辉、刘小平、谷海延、张延娥

学校门前的地种了土豆（土豆种块是队里给的）。我们还采集供销社收购的药材白毫芽（学名茵陈）231斤和黄花菜若干，土豆和药材收获后一直留意市场收购行情，后来土豆和药材卖后，小学校有了一些收入。师生一起参加的小学基本建设，不但解决了教学经费，对学生娃的思想及锻炼都有好处。

在没有电的余家沟看一场电影还是不容易。为了学生教育和回馈队里的支持，我们小学校还包了两场电影，放映给学生娃和余家沟众乡亲看，记得其中有一场电影放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想我们刚到余家沟第一年，我们知青们曾经为了看一场电影要进延安城来回十小时步行近一百里路，十分欣慰我们小学校能为余家沟众乡亲做点好事。

自小学校基本建设改善后，学生娃们就比较乐意来学校，有一点以校为家的感觉，学习也比较上心。连庄里的年轻人也喜欢光顾小学校，进来活动活动。

1978 年夏部分余家沟小学娃在学校劳动休息中

在余家沟，老师和赤脚医生，特别受到乡亲们的尊重。学生们和老师们相处挺融洽的，平时时常邀请老师去家里，有好吃的也会记得老师。我大学毕业回北京后还收到许许多多学生来信。

这一段的山村教师的工作干了一些对余家沟家园建设有益的事，尽管都是小事，有幸福感。

1978夏，当教师的北京知青与西沟队办中学和万庄小学的教师合影。后立左一蒋申松、左三孙红，前中者为余家沟前庄回乡知青王安邦老师，其他为万庄的教师

（七）

几件插队囧事

囧事一：1978年夏天我干的一件蠢事，让我活生生地认识了黄鼠狼的本领。我曾尝试着用从老乡借来的母鸡和换来的种蛋孵小鸡，成功后，我们知青灶上就有了三只公鸡和六只母鸡。那些天真高兴，每天都有五六颗鸡蛋从天而降。

因为只有一个鸡窝不够六只鸡下蛋用，我们的鸡在哪儿下蛋的都有。常常随着母鸡下蛋的叫声循去，在我们窑旁的牛圈或羊圈的干草堆上发现新的一窝十来个鸡蛋。不仅解决了吃鸡蛋问题，还帮队里完成国家鸡蛋上缴任务。

可是鸡窝口是用石板顶着每天必须按时开和关。因时常会忘记按时开或关石板门，我就想了个自以为巧妙的法子：在鸡窝后的土坡上挖了后门，中间插了两根木桩，间距是鸡可以勉强通过，但更大的动物如黄鼠狼应该过不去。

如此这般设想：万一前面的石板门忘记打开或关上，则鸡可以走后门进出。结果种下了祸根。

因为事情过去久远，已记不清这一招当时实行了多久才出的事了，反正有一小雨天，打开鸡窝，窝里的鸡全没了。发现鸡窝后门有扒动的痕迹，我们走出去找，在一里路周围三个不同地点发现新土堆，发现了三只被咬死还未被触动的鸡被虚虚地掩埋在新土下面。因为鸡太多，黄鼠狼一时来不及吃，狡猾的黄鼠狼临时储藏起这些猎获物。我这自以为是的改进，因低估了黄鼠狼缩骨的本领而没有通过实践的检验。

囧事二：曾喝了参加整队的本乡赵家岸大队一瓶西风白酒，好心帮忙但没有办成事，心里总是感到歉意。

事情是这样的，1975年冬季大约11月末、12月初的一天，一场寒流刚过，天气还很冷，大家都穿棉袄，感冒发烧刚退烧两、三日的我，穿着棉袄在窑里还有点冷，听大队队干讲，赵家岸在延河抽水的水泵泵头被冲走了，想派人下去捞捞看（或许并没有被河水冲出很远），可是队里人包括当时在队的延安知青都不会潜水，不知谁行。

听后我犹豫了，潜水我是会，可是天太冷了，我发烧刚退才两天，比身体正常时怕冷，能否在河底捞起并无把握。可想到别人都不会潜水，毕竟买一新泵头对当时的陕北生产队也不是小数了，拼一下也应该。

得知我愿意一试，队干大喜。于是在延河河滩上点了一堆火，我脱了衣服后就将那队里准备的一斤西风白酒一口气空肚喝完。因为天气太冷，这堆火似乎在寒风飕飕的河滩上并没有起大作用，入河水前没有汗发出来，就一头潜入混浊的冰凉刺骨的延河。刹那间那从未体验过的万箭穿心疼痛、寒冷从四面八方扎来，在五六米深的水下，憋一口气竟是那么从未有过的费劲，睁开眼，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好用双手在河底乱摸。摸不了几下就憋不住了，只好钻出水面换气。

因为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潜水憋气的困难，为防止出意外，如此来过两次，没有摸到水泵头，就结束了潜水打捞。那瓶西风酒在下水时没起作用，但我上岸后从河滩走回庄子的路上发作了，我头晕得走路左一晃右一晃，就像电影演员表演的醉酒那般，好不容易走到吃派饭的老乡家门外，就吐了。这也是我难以忘记的一段经历和教训，对困难估计不足，不仅没有解决队里的问题，可惜了还使队里额外开销了一瓶西风酒（当时茅台酒8元/瓶，4瓶西风酒的钱可买1瓶茅台酒）。

囧事三：也是在赵家岸发生的，有一天前半夜起来到山上背庄稼（赵家岸虽是川道队，但也有一部分庄稼在山上的），雪刚下起来，那时地已经结冻，有霜，白茫茫一片，小雪开始飘起来，蹬着塑料底的“老汉鞋”，在二三十度坡度已经冻了地表的山坡上，背着庄稼从山上往下走非常滑，加上还有风更难，感到人和所背的庄稼随时会从山顶吹下来。小心翼翼地走仍滑倒了好几次（所幸好是只是单腿跪地，背上的庄稼没有受损失）。

本来路也看不清，因刚来到赵家岸又是第一次到此山不认路，又是夜里，远处有人近处没人，结果真正迷了路，花了不少时间和力气才找回来。这个背庄稼迷路的风雪夜还真是令人难忘，因为连在余家沟插队三年多也没有碰上过一次这种事！

囧事四：刚到余家沟不久，在我负责知青灶早饭的一天，由于没有经验和准备，点火的细柴潮湿，做饭的煤块死活引不着火，又在短时间内找不到适当的引火替代物，未能按时在送饭的“拦羊人”出发送早饭时，将早饭送到“拦羊人”手里。结果害得出早工的插友们在地头开饭的点时没有饭吃（饭是等早饭做好的我出工时带去的）。太不好意思了！

以后变机灵了，轮到自己做早饭，会在前一天的夜里事前想一想引火物的准备，特别是明天可能下雨的话，一定要事先将引火的细柴拿进窑洞以防被淋湿或受潮。后来我们点火技术提高了，可以用很少的引火物点着煤块。

其实我最大一件插队囧事是没有做到扎根农村。尽管自己坚持了一下但是没有坚持到底。无论是什么原因，未能将自己承诺的事情做到底，自己一直感到非常惭愧。

（八）

感谢和心愿

离开余家沟后我们仍然关心农村的变化，特别关注农村大力推广单干和全面单干的情形。多半因为在黄土高原上呆得久了，像王新华说的“土攻了心入了血，注定要带一辈子土气”，从延安插队以来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不讲究吃和穿，被那些没下过乡的人士认为太凑合太土（而自己总觉得比起延安乡亲们来，生活已经足够好了），也没有只为个人挣大钱的欲望。

我们不怕吃苦，不怕生活艰难，只图生活过得有意义（哪怕只做成一件对国家和老百姓真正有益的事），而不是钻营（包括作虚功和假大空）以谋取个人好处（如升职和发财），尽管还得养家糊口，得挣钱，毕竟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同于当年插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为此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的八年工作中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在现实中碰得鼻青脸肿，也没觉得做成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后来想到去国外学习，虽学了不少东西，收入比以前高，但是失去了在延安插队时有过的那种“建设自己家园、共同富裕”的使命感和幸福感，因为那只是自顾自地“活着”。

在延安这片革命老区的土地上，我们得到关心和照顾，有在家的感觉，有成就感，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我，找到社会对自己的需要，找到一种责任，一种幸福，这根本无法用收入多少和如何辛劳来衡量。这么多年来，不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被如何评价，我始终认为，余家沟三年半插队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快活和最最感到生命有意义的几年。

衷心感谢延安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只要需要，我们这些曾经为延安建设出过一点力当年的年轻人，仍然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

2016年3月原稿写于洛杉矶

2018年12月15日修改于北京

1975-1976年部分余家沟知青在延安宝塔山合影，前排左起：王丽丽、秦佐、罗茵、陈克、常改琴（前庄三延安知青之一）；后排左起：郭伟时、盛学文、王克明、韩辉、张勇敏、蒋申松

1下乡安置费和插队食谱——知青岁月之十二：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46ffb901010zmh.html

2“三变、五番”指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到延安，向延安的领导同志提出：“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而当时延安地委许效民书记等领导承诺的近期目标。参见《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延安的22小时》：http://www.jsxf.gov.cn/zxgc/whkd/201404/t20140422_160164.html

3根据原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周恩来的延安情》(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06/c85037-24036361.html):“1978年粮食增加了一成，到了1979年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才翻了一番”。根据延安政府网站（http://www.yanan.gov.cn/info/1238/1754.htm）: 延安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均年收入在700元以上，总理为延安人民制定的目标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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