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幼民：黄河东渡，那一年我没有了家

陈幼民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编审、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出版有散文集、画册等多部。

原题

黄河东渡

作者：陈幼民

一

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18岁。

秋收已罢，打下的粮食都分到了各家的寒窑，往日忙碌的山村一下子显得冷清了许多，清晨也听不见队长们吆喝上工的呐喊声。晌午的场上，有人拉着四胡唱着道情，人们开始商议着过年的事情。这时，知青们想到了回家。

可我的家在哪里呢？1969年，我没有了家。

二月初，我离京奔赴陕北延长县插队。随后，父母和弟弟陆续到了河南信阳的全总五七干校。八月，哥哥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家，在这一年之中四分五裂，天各一方。这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我一个人虽然漂泊在外，不管吃什么样的苦，想到北京还有个家，父母还有稳定的生活，心里多少会有一些安慰，可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根。这个家，还能不能团聚，还能不能重回北京？父母和弟弟生活得怎么样？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河南，看看他们。

我们这个知青点有六个人，清一色的小伙子，都来自北京第十三中学。老大王秉坤，老二李兴，老三左林和；接下来便是我、安红军和魏庆全。大家都动了回家的心思，可全走又是不可能的，因为队里多少还有些活计要干，况且自家还养着猪和鸡。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李兴、安红军和我现在就走，赶在春节前回到队上，其他人再走。

那时正值林彪的一号令发布不久，不时传来消息说，陕西省禁止知青在春节期间返城，各车站接了通知，不卖知青车票。但听说山西省无此禁令，知青们可以自由往来。仗着年轻气盛，我们几个人决定，徒步向东，走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再乘车回家。

我们的窑洞里挂着一张延长县地图，那是我们去县城赶集时从县委办公室里偷来的。平日里几个人经常琢磨这张图，所以对延长县的地理方位了如指掌，便用红笔在上面勾出了一条路线：从我们所在的郭家塬出发，经花莲河到县城，由县城向东，顺着延河到张家滩，再转向东北，爬上罗子山，下山到黄河边一个叫马头关的渡口，过河到山西省大宁县，再到临汾。临汾就有了火车站。算了一下，大约四百里路，三到四天的行程。

路线定好了，就开始了准备。首先是干粮。我们根据路程的天数计算，烙了三十多斤面的饼，分别带着。每人一个军用水壶，这可是当年知青的必备物品。每人一个旅行包，外加四根木棍和两把匕首。那木棍三尺长，一来可以当扁担挑行李，二来如果遇上歹人劫道，还可抵挡一阵。郭家台的王连龙听说了，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我插队的村子，条件相比四邻还算是好的，一年下来，我居然挣了十四块钱。虽然不多，但毕竟是劳动所得。这时公社供销社正好进了一批涤棉布，我便将钱全换成了布，好歹给爹妈准备了点见面礼。

一切准备停当，在一个雾濛濛的早上，我们出发了。

莲宝子是村里的小年轻，平日里和我们的关系最好，这几日，也一直热心地帮我们设计路线，他提出要送我们，正好去花莲河的路我们也不太熟，就答应了他。

在清冷的晨雾中，凭着莲宝子的指点，步行了二十几里路，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花莲河的山头上，山下依稀可见通往县城的大道，莲宝子要和我们分手了。临别前，他送了我们两句话，第一句是：赶路的人要早起早歇。第二句是，宁叫钱受苦，莫叫人受苦。这两句话，朴实到了极点，却值得我记一辈子。它不仅成了我们这次旅程的准则，也成了以后我做很多事时铭记的准则。

赶路的人，看到太阳快落山了，一定要及时找到歇息地，千万不要贪路。否则，天一旦黑下来，地形又不熟悉，在山里是件很危险的事。一路上，该吃则吃，该歇则歇，不要因为吝惜钱，而毁了自己的身体。因为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事。这些朴素的生活话语，其实包含了很深的哲理。在陕北农民中间，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此处按下不表。

二

下山来到大路上，跟着延河向东走。

延河是一条很著名的河。它发源于陕北的横山山脉，流经志丹、安塞、延安，最后在延长县注入黄河，总长近三百公里。甭看它不长，可由于“滚滚延河水”是革命圣地的象征，所以它的知名度要高过黄河的许多支流。延河可不知道这些,它依旧缓缓地、弯弯曲曲地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流淌，哺育着大片的河滩地。

河川里的景色，与我们居住的深山沟大有不同。在山里，村子都是隐藏在黄土圪崂中的，有时你已经站到了人家的窑顶上，却还看不见村子在哪里。在河川上，村子依着路边，层层叠叠，看得清清楚楚，有时道路穿庄而过，婆姨女子们在门前打量着行人，使人免除了许多旅途的寂寞。由于是第一次长途旅行，前途的未知和神秘，给我们带来一种莫名的兴奋，一路上有说有笑，脚底生风。

说起来，敢于徒步过黄河，多亏了在插队生活中学到的一项基本技能——走路。当时陕北的大部分地区，既无公路也无汽车，出门办事，全凭双脚。一天走个几十里，当是常事。有一次我和王秉坤去甘谷驿买农具，来回一百里，扛着几十斤重的镢头，中途还遇了雨，一天下来，也没觉得怎么样。

走长路是要有门道儿的，重要的就是不能心急。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尤其是爬山路，一步一步，稳稳当当，看似不快，却能长久。我们刚到陕北时，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上路，总嫌人家老乡走得慢，急匆匆地超过去，结果是走不上百步就要停下来歇口气，待到要起步时，那原来落在后边的老乡，早就登上了高高的塬顶。

走着走着，不知何时，我们的身后远远地跟了一群人，看样子也是知青。我们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早就听说这地方的知青中流氓多，打架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这帮人真是冲我们来的，那不仅家回不成，恐怕人还会受伤。我们加快了脚步，紧紧地握住棍子，李兴还把手伸进衣襟，攢着藏在里边的匕首。

我们也不敢回头，一溜烟地小跑，也不知走了多时，放胆回头去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算是一场虚惊，脚下顿时软了，缓着劲儿，遛遛跶跶地向前走。一直到红日西沉，算算也有一百里路了，正好到了一个叫杨家湾的村子，找到大队部，寻了间公窑歇息，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烧水吃了干粮，便又启程。

顺河走了十多里路，便转向东北，开始爬山。经阎家圪崂等村，向罗子山进发。这地方山大沟深，每翻一座山梁，就有一二十里路。待爬上第三个山头，远远地便望见了罗子山。

在陕北，叫什么山的地方多得是。但这些黄土山，都是因雨水将平坦的高原向下冲出深沟而成。而罗子山，却是一座真正的山，一座屹立于黄土高原之上的山。它就像是一把锥子，刺破了厚土，尖尖的峰顶，直直地指向云天。它奇特的形状，使我想起神话故事插图中的魔山。而我们，则像朝圣般地向它走去。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看着罗子山就在眼前，脚下却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待爬上罗子山峰顶，已是红日偏西。站在山顶，举目四望，几个人顿时呆住了，心中不禁叹道：壮哉天地！由于罗子山是至高点，方圆几百里的山川，尽收眼底。按理说，我们就住在山上，每日看山，应不觉稀奇。但这里的气势，别有不同。

远望高原，千坡万岭，如波涛起伏，一直涌到天边。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出古铜般的色彩。罗子山以西，尽管沟壑纵横，但天际线是平的，而罗子山以东，高原突然倾斜了，几十里的漫坡，向着东方，俯下身去。漫坡的尽头，雾气茫茫，有人道，那里便是黄河。

听说快到黄河，众人皆兴奋起来，几十里的漫坡，几乎一路小跑着下来。到了擦黑时分，我们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古渡口——马头关。

马头关，黄河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渡口，也许只有在延长县的地图上才会标出它的位置。这几日，它的名字，不知被我们念叨了多少回，我始终在心里猜想它的模样。可当我们到了这里，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感到吃惊。这是黄河边一个极小的村子，几孔乱石垒成的破窑洞，杂乱地散落在河边的山坡上，几棵枯树在寒风中抖动着，村子里看不见人，也听不见鸡鸣狗叫。

天空是灰色的，山坡是灰色的，窑洞是灰色的。我一时有些恍惚，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体验过时光倒流，反正眼前的一切，给我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的感觉。如果说我插队的村子多少还有一点能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那这里，则是什么都看不到。

找寻到队长的家，跟他商量明天出船的事。队长正在吃饭，小小的窑洞里暖烘烘的，炕桌上除了玉米粥，就是一小碟醋泡蒜瓣。队长似乎不太热情，只是告诉我们明天一早再说，并安排我们到一个姓贺的老汉窑里歇息。

贺老汉是个瞎子，还是个光棍儿。平日里担水、烧饭都是自己做。我惊异他看不见，怎么做得来。他说习惯了，路在哪儿，井在哪儿，心里都有数。贺老汉年轻时可不瞎，他说还给贺龙的部队撑过船，送他们过黄河打日本。

说起当年事，贺老汉像换了一个人，脸上透出一丝光彩。晚上我们早早睡了，贺老汉则坐在炕头抽烟。半夜里我们突然被焦糊味儿熏醒，原来贺老汉将毡子点着了，大家七手八脚地灭了火，待接着睡，天已快亮了。

三

天刚刚亮，我们几个人就来到了黄河边。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黄河情结”。记得还是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老师通知我去北京少年宫参加活动。去了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场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会上还放映了电影版的“黄河大合唱”。

我至今都无法形容它给我年少的心带来怎样的震撼。反正从那一刻起，奔腾咆哮的黄河就成了我心中的图腾。尤其是合唱开篇的朗诵：“朋友，你见过黄河吗，你到过黄河吗，你见过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这几句词，一直吸引着我，梦想有一天，能够身临其境。

如今，我的双脚终于站到了黄河的岸边，搏战即将开始。

虽然时至冬初，这一年黄河的水却很大。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浩浩荡荡，汹涌澎湃。令人感到恐惧的是，满河床漂着大大小小的冰凌，大的像间房，小的也赛磨盘，顺着水流打着旋儿地横冲直撞，看得久了，人直发晕，仿佛河岸也在动。河岸边是几丈宽的厚厚的冰层，一眼望去，黄河上下几十里，像是镶上了银边儿。

寒风也来助威，顺着河谷呼呼地吹着，不多时，从脚底到心底，我们感到了彻骨的寒冷。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黄河吗，我如此崇拜它，它却以这样不近人情的姿态，横在我的面前，阻挡我回家的路。

更令人烦恼的是，看我们只有四个人，船工们说什么也不肯发船。有人扛来了羊皮筏子，说用这个载我们过河。看着汹涌的水流，我心里直打颤。李兴胆儿大，抢先坐了上去。谁知羊皮筏一离岸，就被水流箭一般地冲到下游去了。任凭船工怎样使劲，筏子都无法驶向对岸，只得在下游二三里处靠岸。看着李兴他们扛着羊皮筏子慢慢向回走，我想，今日过河难了。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又来了三个过河的知青，七个人商议了一下，出价十五元，船工们终于同意开船了。可船还在下游两里路以外的地方，必须把它拖上来才能渡河。老乡们硬拉上我们一起去拖船。那纤绳有镢把粗细，把它系在腰间，双手握紧，倾着身子，顶着寒风，一步一步地向上游走去。

由于踩在湿滑的冰面上，吃不住劲儿，走一步溜半步。稍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刚想松口气，船就后退，这时老乡就喊：学生家，使劲啦！我看过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颇有感触，想不到，今天自己变成了画中的那个少年。一步一滑地终于把船拖到了渡口，我们急忙跳上了船。

黄河上的船，约一丈宽，三丈来长。若形容它的样子，恐怕用“粗犷”二字最为合适。要和我们在大地方见到的船来比，它只能算半成品。船板几乎就是用原木破开，稍加斧凿，没有刨光，用大铁卯钉连在一起，船帮漏着大缝。所谓船桨，就是几根剥了皮的树干，用粗绳子绑在船杆上。不过我倒觉得，这粗犷的船，和这些粗犷的扳船汉子，和这粗犷的黄河峡谷，倒是相配的。若是一条秀气光堂的船，摆在这样的河流中间，反而显得软弱无力了。

船中间有一横梁，船工们分成两排，对面站在上边，拥着船桨。老大一声令下，木船终于启航了。船桨一动，号子立即响起。你若以为船工号子是歌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几丈长的树干被船工们拉来搡去，在水中吃力地划动着，每推一下，船工们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咳——咳——咳——这呐喊，粗野，急促，拼命。他们赤红着脸，脖子上的青筋暴努着，尽着全身的力气。他们把桨向后拉时，身体几乎和船平行，忽而又跃起，将桨推向对方的怀中。

就这样随着他们的大起大落，船一下下驶离了河岸。由于地方狭窄，他们的身体紧贴在一起，分不出张三李四，就像一组活动的群雕。我站在船底，仰望着他们，这些汉子，若在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一到船上，咋就个个成了神。除了他们，谁使得动这千斤的大橹，谁又敢在这惊涛骇浪中讨生活呢。黄河歌谣中唱道：黄河无路船头上站，狠心不过男子汉。当是这些人的写照。

我们的船呈斜线向对岸驶去，撞开冰凌，压住急流。这时，风声、水声、船工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使人感受到一种激昂的气氛。站在岸上的人看水，和在船中的人感觉是绝然不同的，我不知道李白当年是否渡过黄河，反正我觉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只有渡过河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在河中间，你真会觉得那水是从天上流下来的，直扑上你的头顶。仿佛你一松劲，就会被它压入水底。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险情发生了。巨大的冰块挡住了船的去路。任凭船工们怎样努力，船还是不能前进半步，反而随着水流逐渐向下游飘。

眼看冰凌越积越多，渐渐对船形成包围之势。船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船老大铁青着脸，和船工们商议着对策。我心里感到一阵恐慌，在这宽阔的河面上，湍急的水流中间，渡船就像一片树叶，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随时都有可能被冰凌挤压得粉身碎骨。如果是这样，那可真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这时见几个汉子，跳到冰面上，用手中的篙杆死命地顶船，黄河水就在他们的脚下奔腾，冰面随时有倾翻的危险。我不禁为他们担起心来。几番较量之后，船竟渐渐离开了冰层，他们赶快跳上船，拼命地划桨，船终于驶出了包围，又开始前行了。

“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冼星海的《黄河船夫曲》写到这里时，用了舒缓的旋律。而我们的靠岸，却依然充满了惊险和刺激。由于冰层和水流的关系，我们的船停在离岸还有两丈多远的地方，再也不能靠前了。船工们一边用篙杆撑住船，不让它移动，一边将梢板搭上岸，喊着：“学生家，船停不住，快下吧！”

那梢板两三丈长，只有一拃来宽，斜度很大，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我看着心里确实害怕，可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心一横，几步就窜了下去，稳稳地落在河岸上。几个人一上岸，船立即撤了板，一会儿功夫，就看不见了。

山陕峡谷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东边是土岭，西边就是石山；如果此岸是缓坡，那彼岸必是悬崖。前面说过，马头关陕西这边是几十里的漫坡，过到山西来，就面临悬崖。这悬崖紧贴着黄河，我们的落脚之处，不过两三米宽。我在船上时，就打量过这处山崖，根本看不出有何攀援之处。心想把人撂在这里，难道要飞上去吗。

还真是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俗话，古渡之名，不是虚传。我们刚从波涛处回过眼来，就惊喜地发现悬崖上有一条人工凿出的小道，层层台阶，顺着石间盘旋而上。路边石壁上还刻有字，已斑驳得看不清了。

这道不知何人所凿，亦不知被人走了多少年，风雨的侵蚀，已将有的石阶，剥落成浅浅的一道沟。苔藓斑痕，将它染成黑色，所以在远处，根本看不见它。石道之险，直上直下，尤如华山上的千尺幢，而且也没有什么铁链可扶。几个人不敢往下看，手脚并用，几乎一口气爬到了崖顶。

站在山顶回头望去，黄河已被笼罩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了。在黑压压的群山下，黄河只显出淡淡的身影，看不见波涛，也听不见涛声，一切突然变得那么静，那么远。仿佛使人不敢相信，那拼死的搏斗，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坐下来，凭着风吹，欣赏黄河。这真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跋山越岭，一日可步行百里之遥，而渡过这几百米宽的河道，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且还曾命悬波涛。人说不能小看黄河，看来是有道理的。

摸黑儿走了十余里，寻到个村子歇息。老乡安排我们住的窑洞里，还有两个走乡串户做活计的小木匠。房东的女儿凑着油灯，头挨头的和他们说着悄悄话，看样子很是高兴，对我们的到来不理不睬。我们在黑暗中合衣躺下。

不知怎的，我看着油灯下房东女儿红扑扑的脸，心中竟升起一丝醋意。“北京学生”（这是陕北老乡对我们的通称）在她眼里，还不如个小木匠。不及多想，困倦袭来，便沉沉睡去。

四

早晨起来，便忘了房东女儿的事，因为肚子问题遇到了麻烦，我们的干粮已经全部吃完。那时脑子笨，竟想不到向老乡买一些吃食。便饿着肚子启程，走了四十里，到达一个叫曲娥的镇子，待坐到饭馆里，要了一桌子饭，却吃不下几口，原来已经饿过劲儿了。

晌午过后，走到大宁县，找了间车马店住下，赶忙去买车票。大宁县地处偏僻，长途车两天来一趟，我们到了车站，方知车票早已售完。这事有些不妙，如果明天走不了，就得在此地呆上两天。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在车站院内发现了一辆卡车，一打听，是到大宁运货的车，明天一早返回蒲县。便和站长央求，要搭卡车走。站长爽快地答应了，因为那年头，用卡车充当长途客车，是常事。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离开了大宁县。卡车在吕梁山的盘山道上急驰，寒风呼啸着掠过耳边。刚开始，我们还站着观山景，没多久，耳朵就痛似刀割。急忙蹲下来，裹紧大衣，蜷缩在车帮下，可不一会儿，全身还是被风吹透了。双脚先是发疼，进而发木，没了知觉。寒气逐渐向胸口侵透，到最后，连呼气都是冰冷的。

等到了蒲县，我们几乎被冻僵了。互相搀扶着爬下了车，双脚像踩上了高跷，不会走路。踉踉跄跄扑到一个小饭铺里，多亏一碗热汤面救了命，身体才慢慢缓过来。在蒲县换了客车，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晋南重镇——临汾。

临汾车站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要在此和三个伙伴分手，独自南下。分别前，几个人躲在角落里说话，这时身边走过一队用铁锨挑着铺盖卷儿的民工，其中一个听见我们说话，便凑过来问：“哥儿几个是北京的吗？”我们说是。

他自我介绍说，他也是北京知青，在山西插队，现在被抽调当民工修水利去。说了没几句，有人喊他走，他急忙告辞，赶队伍去了。望着他破衣拉洒的样子，王连龙说：“这哥儿们怎么混得这么惨？”李兴嘿道：“没准儿过几年我们还不如他呢！”一句话说得众人都不言语了。

临汾分手，我独自到了运城，找到汽车站，买到去平陆的车票，照例是卡车。出得车站，见天已大黑，几盏路灯惨黄黄的，只照见巴掌大小的地方。心想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找旅馆呢？索性就在车站忍一宿算了，明早上车也方便。候车室里人很多，围着大煤炉取暖。

我根本挤不进去，就倚墙角找了个地方，旅行袋往屁股底下一垫，大衣往头上一蒙，一夜半睡半醒，坐得腿都麻了。这里清晨五点就发车，我挤上去，靠着车帮坐下来，车一开，我便蒙头又睡，直到汽车吼着从中条山上冲下来时才醒。发觉胸前被口水湿了一片，不好意思，忙用手掩了。

车一直开到平陆县的黄河边。平陆县，曾经很有名气，著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读过报道的人可能还记得，人们打破“黄河自古不夜渡”的古训，去三门峡找药的情节。河边早有渡船接着，我又开始二渡黄河。和几天前在山陕峡谷渡河相比，这次渡河平淡得让人失望。这里河面宽阔，水流平缓，载客的是大型机动船，不到三十分钟就过了河。回头想起那条古训，心中有些不服气，暗想，这样的河，就是夜渡又有什么了不起。

过河直奔三门峡车站，买到去信阳的慢车票。心里踏实了，看看离开车时间尚早，就想到市里去转转。走不多远，见一商场，便踱进去闲逛。可不多时，就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了，人们都以异样的目光，打量并避闪我，好像看一个怪物。

我正纳着闷儿，正好走到一面大镜子前，抬眼一望，自己也惊呆了，那镜子里的人——是我吗？头顶一个破帽子，说灰不灰，说黄不黄，帽檐歪斜着，搭拉在眼眉上。一件破军大衣，像从土里刨出来似的，肘间袖口漏着棉花，半长不短地披着。尤其是那张脸，汗渍着尘土，黑一块黄一块的，这哪还像学生，活脱一个叫花子、盲流！

我返身跑出商场，直奔车站。那时车站前都有卖洗脸水的，要了一盆热水，洗下半盆黄汤。又脱下帽子当掸子，把浑身上下好一通拍打，打得四周尘土飞扬。当我掸到裤腿时，又一个发现让我吃惊不已，那时的裤子都有一道裤边，不知何时，这裤边成了鼓鼓囊囊的一圈，翻开来，倒出一堆黄土。天呐，我竟是脚上绑了两个沙袋走了几百里路，自己却毫无知觉。

经过一番收拾，自觉得整洁了许多，像个人样儿了，但也没了闲逛的兴致，老老实实在候车室里呆着。候车室很大，空空荡荡。不远处，有三个年轻工人在聊天，两男一女，穿着海蓝色劳动布工装，拎着饭盒，说着什么通勤车、倒班之类的家常话。可这些话在我听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在插队之初，我们还怀有“广阔天地闹革命”的自豪感，总觉得知青地位应被人尊重。到这时，我才切实感受到了孤寂、冷落和一丝自卑。

坐上火车，奔信阳而去。至于见到父母，接着伤心离别，一个人返回陕北，依旧风餐露宿，又是一番经历，就不在此篇表了。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