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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李薇薇：我在县知青办的日子里
作者档案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在知青办的同事们
作者：李薇薇
在和知青朋友们聊起当年时，我常自嘲是个“伪”知青。因为我在农场只待了八个月，就被借调到了县知青办。
作为一名普通知青，能到知青办工作，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因为从文革开始，父亲就落难“牛棚”，母亲则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我们姐弟在睡梦中被抄家的造反派拎起来，一夜之间，就从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红领巾，变成了运交华盖的倒霉蛋儿。
“复课闹革命”开始后，我极力压抑自己疯丫头的天性，安分守己地上课，循规蹈矩地参加各项活动，谨慎地按照那时的语境规范自己的言行。
尽管成绩不差，但每逢入团和评三好生，作为“可教子女”，总要接受比根红苗正的同学更严峻的考验。
可以说，从文革开始到上山下乡，在人生最美好的七年里，我终日生活在压抑和惶恐之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未奢望天上掉下的馅饼能砸中自己。
所以，当场长说准备调我去知青办时，我丝毫也没流露出 “红太阳终于照边疆”的喜悦。沉默良久，才半信半疑地说：“感谢场长的信任。但我去也许不合适，您可能不知道，我爸是......”
没等我把压在父亲头上“假党员、特务”的帽子抛出来，就被场长打断了：“这些情况组织上都了解，但是......”
感谢这个但是，更要感谢马场长。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是他让我懂得，前方的道路虽然坎坷，依然会有正直与善良伴我前行。
初到知青办，我还不足十九岁，青涩而幼稚，单纯又透明。而知青办成立不久，“山”既不高，“庙”亦不大，却“藏龙卧虎”般地聚集了各色人等。
从那些经历传奇、秉性各异的同事身上，我既看到了人类最高贵的品性：正直、善良和悲悯；也领教了人性中黑暗、丑陋的另一面：散漫、不作为，对“上级”无原则的谄媚和屈从。可以说，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社会生活启蒙。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仍不时在日趋“海默”的大脑中流转低吟，仿佛在催促我即日起航，去追寻一去不复返的往日时光。
从何说起呢？就先写一写在时代大潮中颠簸的同事们吧。
来知青办之前，我对机关工作的“忙”，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因为父亲就是省直机关的干部，记忆中他从未带我们姊妹逛过公园，进过商店。他留给孩子们的印象就是忙，一天到晚的忙。
可现实却让我大跌眼镜：上班近一个月了，我才把所有同事都认全了。因为有个同事回老家盖房子了。即使在平常，大家也像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是上班来“点个卯”“露个头”就不见了踪影。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工作性质所致。因为省会又要新来一批知青，大家都忙着下乡选安置点、协调住房、接收省里调拨的木材、发放安置费用......诸事繁杂。
可等安置工作尘埃落定，情况依然。时间长了我才明白，不仅是知青办，县委和县政府诸多部门都是如此。因为它们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基层，所以没有星期天。因而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工作，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找任何理由请假，不记考勤，不扣工资。
而且这里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一头沉”——自己在县里工作，老婆孩子在农村。春节自不必说，其他如“中秋”、“端午”、“清明”等传统节日，“三夏”、“三秋”大忙时节都是请假理由。再加上农村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人情世故：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新房上梁、老宅翻修...... 中国人历来都是最讲究礼数的，家家都要打点，谁都不能得罪。所以，每到这种时候，知青办常常开个会都凑不齐人。
资料库加活地图——严秘书
当然，也有非常敬业、“守摊”的好同志，他就是严秘书。严秘书原来在县民政局就分管知青工作（文革前县里就有零星的下乡知青）。所以，对全县知青的数量，安置地点，住房等情况了如指掌，是知青办的资料库加活地图。
那次接待省知青办的主任，让我见识了严秘书为啥能在知青办说话一言九鼎。
这位主任来之前，县里就疯传他是个老红军，性格豪爽，对知青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彼时，县里唯一的高干（十三级）是县委书记。而这位主任是行政八级。县里大概从未接待过如此高级别的干部，紧急动员，要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搞好接待。啥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这阵势让我有了切身体会。
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虽然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农村毕竟山高皇帝远，百姓自发的集市并未“赶尽杀绝”。因而，县委招待所准备下乡来个“大扫荡”，把能“进口”的鲜活一网打尽。
而知青办的当务之急是准备汇报材料，以应对检查组。我们周主任压力山大，急得火烧火燎。在这种关键时刻，严秘书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那时我在知青办负责管理知青档案，晚饭后被通知加班。周主任和严秘书让我把全县的农场、林场及各公社知青点的数量、位置和人数，分门别类誊抄在一张纸上。周主任边看边背，严秘书则边听边补充。俩人还针对领导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实战演习般地模拟了一遍。
严秘书的耐心细致及对各种情况的烂熟于心，让我由衷敬佩。
“临阵磨枪”不知能否做到“不快也光”，总之那天我们仨忙到很晚，主任说回家后还要再加会儿班。
第二天的高级别会议我是无缘参加的。但很快就有消息灵通人士反馈：说主任由于是“临时抱佛脚”，汇报时太过紧张。回答问题也是结结巴巴，把自己憋出了一头汗，省里和县里的领导却直皱眉头。
反馈者还夸张地炫耀说：接待省领导的宴席共有二十二道菜，鸡鸭鱼肉那都算小菜，关键是有海参、鱿鱼。听说是派专人到省里采购的，还从地委招待所借了一名厨师......云云。
在绝大多数人的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这种极尽奢华的盛宴大家闻所未闻，听得办公室一干人目瞪口呆。
而老红军的表现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对豪华的接待并不领情，最终只在招待所吃了顿便饭。第二天轻车简从跑了几个知青点，径直回了省城。
县领导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那是1970年代中期，经历文革的多年浩劫，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我的同事虽然都是县级机关的干部，但除了“三八式”的李副主任月收入过百元（媳妇没工作，还有五个孩子），其他人每月也就三四十元的工资，身后还有在农村的父母及老婆孩子，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
农村更是极度贫困。知青办和县民政局相距不远，我曾亲见一农妇因丈夫遭雷击身亡，领着孩子哭诉了好半天，才从民政局领了20元困难补助。
一条人命不过补助了区区20元！我不知道那桌盛宴花掉了多少“银子”，更不知在被老红军唾弃后，县领导如何处理了那些生猛海鲜。但经历了此事，让我明白了大喇叭里整天聒噪的所谓“同甘共苦，共克时艰”，不过是善良百姓的一厢情愿，“井底之蛙”们是永远看不到真相的。
“无所作为”的知青办主任
周主任的表现并不令人惊讶。印象中，他上班经常姗姗来迟，即使在办公室，也像椅子上长有“蒺藜”，总也坐不安生。我不知道他每天都忙些什么，领导自然有领导的事由，作为下级，也无权过问。
周主任在调到知青办之前在县里某局任局长。给我的感觉，他也许并不满意这个工作调动，所以始终没能全身心地投入知青工作，担负起领头人的责任。省领导检查工作前他的紧张不安，因不了解情况而突击加班，汇报时的慌乱不堪、缺乏底气，都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听同事说，主任的媳妇病了。我曾在院子里见过这位媳妇，四十出头，从她犹存的风韵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曾是个“美人胚子”。但看她的气色以及和丈夫说话的语气，让人感觉她没啥大病，主任却病得不轻。这病就叫“妻管严”。
同事间闲谈中流露的只言片语，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原来，主任的儿子初中毕业，听说县里要招工，就缠着老爸要当工人。可这次只招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不要回乡青年。所以，媳妇就指责主任没本事，就不会把知青的名额扣下一个，让儿子顶上去。
在农妇的眼里，丈夫在城里当了官，为自家人办点儿事天经地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任没答应，“后院”从此就不再“安定团结”。
平心而论，主任虽然“无所作为”，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儿子谋工作，还算守住了底线。
带我“百里骑行”的张老师
我在知青办年龄最小，身份又是知青，所以对所有同事都尊称老师。实际上，之前真正从事“传道受业解惑”的只有一位，就是县一高的张老师。
把张老师调到知青办，大概就是为了和本县知青沟通方便，因为这些人多是他的学生。
张老师平时谨言慎行，可一旦提及他在一高的得意门生，立马两眼放光，笑出一脸褶子。记得当年县里的文艺汇演，他就曾竭力推荐一位本地知青。说他不仅二胡拉得好，而且会作曲。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还让那位“文艺青年”到知青办来了个现场演奏。
作品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但曲子欢快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在我心里，作曲是多么“高大上”的难事。而面前这位知青竟能自学成才，不能不让我由衷敬佩。
当年，我在知青办的工作主要是内勤：管理知青档案，接听记录电话，接待来访的知青及家长，下乡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走得最远的一次，就是和张老师同行。
那天我的坐骑是一辆“二八型”加重自行车。开始我们沿着公路骑行，还算平坦。等拐上了通向知青点的乡间小道，车子就开始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像在风浪中航行的小船。
等进了村，还没到知青点，老乡养的土狗就对我紧追不舍，还跃跃欲试地几次做“冲锋状”要扑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脚脖子发软，小心脏也蹦得没了节奏，险些跌下车来。
在那个以艰苦朴素为荣、布票按人头发放的年代，我穿着分不出“性别”，打着补丁的旧衣衫，脚踏一双解放鞋，面黑皮糙，和乡下的“柴火妞”并无二样。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们一行五人，这些狗为何独独冲我狂吠，咋就分辨出我“来自异乡为异客”，不是它们的父老乡亲。
同行中有公社的民政助理员，可他只是骑在车上讪笑，显然想看我这个“城里妞儿”出丑。是张老师连忙跳下来，一边呵斥土狗，一边让我往中间骑，他来断后。若不是张老师这个保护神，那天我很可能出尽洋相，身体某个部位变成土狗的“盘中餐”也未可知。时隔多年，依然让我对张老师心怀感激。
那个知青点距县城五十里，回来的路上，我实在是骑不动了。张老师就一直鼓励我快了、快了，也就还有最后“二里地”。我就这样用几乎麻木的双腿，机械地蹬着车，骑了不知多少个“二里地”，终于回了家。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打破一天骑行100里的记录。
“闻香队长”梁老师
“闻香队长”是梁老师的外号，带着鲜明的本地特色。本县盛产白酒，机关干部们多善饮，且凡饮必醉。因而本地有个歇后语，像是为这类酒鬼量身定做，叫“山猫嘴带勾——闻香到”。
印象中，梁老师时常喝的醉醺醺，瞪着双血红的眼睛，趔趄着脚步来上班。同事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就会拿这外号和他开玩笑。
梁老师的儿子大概五六岁，活泼顽皮，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透着灵气。后来听人“八卦”，才知道他们夫妇不能生育，孩子是抱养的。
某天，梁老师的媳妇到办公室找我：“薇薇，恁城里人眼光好，抽空到医院帮我看个人。如果这上海妞儿长得漂亮，那孩子也不会丑，等生下来我就去抱走”。
原来，她听说县医院妇产科住了位上海知青，因未婚先孕，从相邻的安徽某县躲到我们这儿来生孩子。
说完，她又回头和丈夫商量：“妇产科的人说了，这孩子是私生子，人家生了肯定不要。谁想要这孩子，谁负担她坐月子就行了。到时候回老家给她弄上几十个鸡蛋，再买两斤红糖就打发了”。
她说话的口气，像在骡马市上议论一头贴着标签，待价而沽的牲口。
听了这番话，我一股热血就上了头，想都没想就硬邦邦地一口回绝了。大概是好恶统统写在脸上，也许是他们从没见过这么不通情理的同事，两口子很下不来台，站在那儿发了半天呆。
在那个谈论爱情都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未婚先孕绝对是大逆不道的。通常，出了这类“作风问题”，当事人都会偷偷把孩子打掉。我不知道这位女知青是因为受辱还是偷食禁果怀了孩子，有怎样的苦衷，竟然会跨省到异地把孩子生下来，这举动确实惊世骇俗。
我不认识这位上海知青，但相同的知青身份，同为女性的性别认知，让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 “物伤其类”的愤懑和屈辱，又有对那女知青的同情和怜悯，还掺杂着对她所承受压力的担心。所以，就不管不顾，直通通地表达了全部情绪，全然没有顾及梁老师夫妇的感受。也许，我大大得罪了他们，但至今也不后悔。
宜将胜勇追穷寇——王部长
王部长在调来知青办之前，是某公社的武装部长。因而有极强的军人情结，身上顽强地保留着军旅生活的痕迹：身板笔直，目光如炬，满脸的络腮胡子透着坚毅和沧桑，实际年龄也就四十多岁。
当得知我父亲是随大军南下来到河南的，王部长顿觉找到了“知音”，立马拿出军功章和残废军人证向我“显摆”。还发牢骚说：“我这辈子只会打仗，不知为啥把我调来搞知青工作”。
我开玩笑说，知青在城里都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也许上级专门派你这个转业军人来当“唐僧”，念“紧箍咒”约束他们吧。他想了想，深以为然。又长叹一声：“哎！咱当了几十年兵，‘一切行动听指挥’吧。”
闲暇时，王部长最大的乐趣就是讲战斗故事：渡江战役、西南剿匪、抗美援朝......而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小姑娘就是最佳听众。且常常是边听边走神，不时把他的讲述与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相对照。
记得聊起文革中翻拍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王部长透出一脸的不屑：“一看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都没打过仗，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年我们渡江时，离着岸边很远就下了水......” 如此这般。
还有一次他说起西南剿匪：“当年在藏区，一个土匪藏在草窝子里，一个人打死我们9个战士。班长还让继续搜索，但大家都不干了。那是我唯一一次战场抗命。你想啊，人家在暗处，你在明处，那不是给人当活靶子吗？哎！摊上个不会打仗的指挥官，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提到抗美援朝，他又说，自己1958年才离开朝鲜，打完仗后，一直在那儿帮老乡盖房子，搞建设。他还得意地向我炫耀朝语“巴里！巴里！”，就是“快！快！”的意思。
新中国长大的孩子们，谁心中没驻留过几个英雄呢！在此之前，我看过的所有书籍和电影里，我军总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敌人则都是溃不成军、不堪一击。而我印象中的抗美援朝1953年就结束了。因为姐姐的一位朋友就叫援朝，就是为了纪念“打败美帝野心狼”的。
王部长的讲述听得我目瞪口呆，思维一片混沌。脑海里关于战争和英雄的完美图像被戳了一个大洞，露出了残忍的真相：原来还有如此顽强的“国军”，而“共军”也会畏缩不前。
脑洞大开之后，我终于明白，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历史，保留在亲历者的心中。它们往往比“白纸黑字”的记载更真实、更鲜活、更生动。
曾经的“羊城暗哨”——李老师
李老师在所有同事中最年轻，和漂亮的妻子与我比邻而居。他中等身材，厚厚的嘴唇和略微发肿的眼泡，透出一脸的憨厚。
但“人不可貌相”，如果被他的外表所迷惑，那就大错特错了。李老师原来是空军飞行员，因一场感冒引发肾炎，抱憾离开了飞行事业，转业到了广东省公安厅。
李老师对自己这段“羊城暗哨”的经历颇为自豪。曾用炫耀的口气告诉我：除了北京，广东的公安力量在全国是最强的。你想啊，广东毗邻港澳，文革初期，公检法被砸烂，港澳台趁机派了大批特务混入境内，到了文革后期，我们公安厅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这些人。他还绘声绘色地讲述如何化妆侦查，跟踪特务......
“那你为啥又调回河南老家呢？”我傻乎乎地“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咱北方人受不了那儿的气候，太潮！老生病。”
语气中透着无奈，我也打心眼里替他惋惜。
我的忘年闺蜜——刘老师
我到知青办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就是刘老师。报到那天，见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同志，正提着开水艰难地爬楼梯。我上前帮忙，并打听知青办的位置。当得知我是借调的知青时，她朗声大笑着说：“你算问对人了，跟我走吧。”
初来乍到，是刘老师热情地指给我食堂和开水房的位置，而我住的宿舍离她家不过十来米，所以，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到知青办后，我的生活费也从农场的15元变成了30元。这百分之百的涨幅，让我顿时“烧包”的找不着北。
中秋节前一天，吃过晚饭，我到副食店买了斤月饼，准备明天过节。可那时肚子里缺油少糖，月饼香甜的味道勾的肚子里“馋虫”蠢蠢欲动，加上自己“革命意志”又不坚定，很快就把它们“落实”进了肚子。
第二天，刘老师问我准备咋过节。我实话实说：“我昨天已经提前过了。”
当她听说我晚饭后又一气吃了一斤月饼时，像看怪物似的盯了我好半天，小声嘟囔着：“就你这‘作’法，别说每个月三十块钱，三百也不够‘造’的。”
我心虚地打着哈哈：“我已经给家写信，以后不让他们寄钱了。”
她的脸色更加严峻：“你自己三十块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说孝敬父母，还好意思跟家里要？真是城里长大的闺女！我每月只有36块钱，可是要养三个孩子，还有你姑姥姥（刘老师的姑姑，帮她带孩子）呢。”
我被她敲打得红了脸，但知道她爱人是云南边防部队的参谋，就心虚地回嘴：“那杨叔叔呢，他在部队工资高，就不给家里钱？”
刘老师叹了口气：“就你杨叔那六十多块钱，还不够每年探家支应人情世故呢！俺两家都在农村，老人、孩子、七大妗子八大姨，哪家照顾不到都落埋怨。”
和刘老师接触多了，我更真切感受到了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勤俭。
小县城巴掌大，她几乎每个营业员都熟捻。每当我俩一起去商店，她总要去看卖布的柜台，打招呼让人给她留着“布头”。
原来，每匹布卖到最后，会减些布票和钱。而这些颜色各异，尺寸不等的小“布头”，到了姑姥姥的巧手上，总能像变戏法似的变成家人的四季衣裳。就连挖衣服领口剩下的小块布也不会浪费，可以给孩子们做成小鞋。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自己再像刚来时那样奢侈，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大约到知青办三个月后，姑姥姥半夜来敲门，急切地告诉我，刘老师“来阵儿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老人急得手足无措，只得找我求助。
我听刘老师说过，杨叔叔当时出国参加“抗美援越”，回不来。立马起床，准备陪着刘老师去医院。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真是个“傻大胆”。半夜三更，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信手段，而知青办到县医院颇有一段路程。我一个小姑娘，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路上出了状况怎么办？
还好，那天有惊无险。刘老师忍着阵痛，在我的搀扶下走走停停，总算平安挪到了医院。但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一群流浪狗对我紧追不舍，吓我得魂飞魄散。最后一口气跑到个路灯下，一边大声喊叫着给自己壮胆，一边用砖头拼命砸退了疯狗。
这件事给我带来终身的阴影。直到今天，哪怕是见到一只小宠物狗，我依然会吓得躲着走。刘老师和姑姥姥更是为此心怀愧疚。
1975年夏天，我突然持续高烧，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就随便喝了点柴胡口服液。可出过一身大汗后，又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刘老师见事不对，连忙催我到医院化验，才知道是发疟疾。
持续的“冰火两重天”让我元气大伤。体重只剩下106斤，走路直打飘。独在异乡，又生重病，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想家和悲苦。是刘老师和姑姥姥一直精心照顾，我才熬了过来！她们对我亲人般的关爱，啥时候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心生温暖。
刘老师大概是生孩子受了风，落下了头疼病。每次犯病，都会躺在床上不停呻吟，痛苦至极。后来，有人推荐了个偏方：天麻炖老母鸡。天麻是云南特产，她爱人每次探家，都会千方百计买些回来。
而姑姥姥专门养了几只老母鸡，每次刘老师犯病，就会有一只鸡大难临头。每回炖了鸡汤，姑姥姥总要给我端上一碗。我那时少不更事，总是毫不推辞心安理得地享用。
多年后我才知道，天麻是贵重药材，不仅得之不易，而且价格不菲。而不逢年、不过节的杀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若不是为了治病，在寻常百姓家也是很奢侈的。刘老师工资低，还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那么紧吧，有了好吃的还惦记着我。每念及此，我都会被刘老师和姑姥姥的善良和厚道所感动。
离开知青办的前一天，我去和姑姥姥告别，老人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掉了眼泪。我曾听刘老师讲过姑姥姥的身世：她因为不满家里的包办婚姻，在出嫁那天，一头撞到香案上昏死了过去。婆家没见过性子这么烈的女子，只好退了婚。于是，姑姥姥住了一辈子的娘家，后来被刘老师接过来帮忙带孩子。
没有家庭，没有子女的姑姥姥，却把那么多无私的关爱，给予了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异乡人。老人家的博大胸怀和悲悯之心让我永生难忘。
男儿有泪不轻弹——杨老师
杨老师是我最后认识的同事。我到知青办时，他正好回老家盖房子。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竟来自一次大哭。那也是我头回见一个男人那样嚎啕。
那天，主管知青的县委副书记要下乡检查，周主任想让李主任陪同，被一口回绝了。李主任还发了通牢骚：“我最烦跟着书记下乡，走到哪儿，屁股后头都跟一串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个个陪着笑脸，点头哈腰，我看着都难受。”
周主任尴尬地笑笑，正好看到杨老师进门，就把这差事给了他。
没到中午，杨老师就回来了。一进门，屁股还没坐稳就开始大哭：“丢死人了，我长这么大也没受过这种侮辱。”
同事们大惊，又不明就里，纷纷围过来劝慰。只有李主任把眉头拧成一团：“有事说事，咋嚎得像个‘娘儿们’。”
原来，杨老师陪着书记下乡，不知为啥和郑州来的插队知青发生了冲突。这帮愣头青就不管不顾，用绳子把俩人给捆了。其中一位还用手胡撸着书记的头说：“就你这号干部，在郑州比兔子还稠呢。”
听了他的讲述，周围的同事无不大惊失色，纷纷指责这帮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在他们看来，捆了县委副书记已经是大逆不道，竟还敢“胡撸”着书记的头发说那番话，这不是蹬鼻子上脸吗！
事后得知，这位在“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知青是个高干子弟，难怪会出此狂言。
只有李主任朗声大笑：“嗯，这小子的话虽然听着刺耳，但说得是实情。书记不就是个副处级吗？郑州是省会，有那么多厅局机关，加上厂矿和科研单位，他这级别的干部可不就是比兔子还稠吗。”
李主任的这番话让我突发奇想，猜他当年一定受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思想启蒙。
大义灭亲的老革命——李主任
在我所有的同事中，李主任绝对是个的另类。
初次见面，在问了我的年龄和籍贯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会背‘木兰辞’吗？”
我愣怔了片刻，因为先前耳闻，李主任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却没料到他会提一个如此“文艺”的问题。好在高中学过这首诗，忙背给他听。
李主任满意地点点头。我松了口气，知道自己总算没露出“无知青年”的狐狸尾巴，涉险过关。
后来我才知道，本县共有四个“三八式”干部。另外三人分别是县委、组织部、武装部的一把手，执掌党、政、军大权。但在老百姓心中，职务最低的李主任似乎名声最大。除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还源于他有一手正骨绝技。
我曾不止一次目睹李主任为人正骨。不管来人是衣冠楚楚还是两脚泥巴，他都一视同仁。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农妇，一大早用架子车拉着丈夫来求治。李主任让那老农伸出伤腿，看似检查，不经意间手腕一抖，又随便捋了两把，错位的骨头立马就对上了。真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事后，他又叮嘱那老农，回家时你拉车，让媳妇坐！一个大老爷们，让个女人拉着跑那么远，你也好意思！
憨厚的老农感激涕零，刚要致谢，李主任摆摆手，我也就看你是个泥腿子，才给你捏两把。回去别给我“显摆”，要不咱县医院的骨科主任又说我抢他饭碗。国家给我发的有工资，我不靠这吃饭。
听闻此言的人无不哄堂大笑。
李主任有一双儿女也是知青。我曾听刘老师说，他儿子从小习武，功夫了得，“一拳能把碗口粗的大树打出水。”
大约在1975年中秋节前夕，某公社的插队知青和大队民兵营长闹矛盾，把人家给打伤了。于是，营长的老爹用拖拉机载着伤员和一家老小，敲锣打鼓，边走边吆喝，来县城演了出“杨三姐告状”。
被告正是李主任和县武装部梁部长的儿子。
那天，小县城热闹得像过节。平民百姓本来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如今有人要状告大名鼎鼎的李主任和梁部长的“公子”，围观者更是把主干道挤得水泄不通。个个都瞪大了眼珠子，就等着看县里咋处理呢！
迫于压力，公安部门把两个孩子关进了拘留所。
几天后，我打开水回办公室，见一少妇坐在李主任面前抹眼泪。刘老师咬着耳根告诉我，来人是李主任的媳妇。
那时大家同在一个大房间办公，毫无隐私可言。只听那少妇抽泣着说：“他那么大个子，每天才六两粮食，不知道饿成啥了。”显然是想让丈夫和她一起去看儿子并送吃的。
李主任苦笑着劝她：“你儿子还能饿着！我今天在路上还碰见他那帮狐朋狗友，都提着月饼、水果去看他呢。”
媳妇大概又想让丈夫托关系说情，早点儿把孩子放出来。可李主任的回答毫不含糊：“自古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他打伤了人家，就得承担责任。关他几天正好长点儿记性。自己的孩子打了人，我去说情，那以后其他知青犯了事咋办？我可不干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
以李主任的资历和在县里的人脉，如果他开口，相关部门不会不看面子。但他的正直和坚守，确实令人敬佩。
2013年5月，是我们下乡四十周年。我和近200位知青战友重返故地。在丰盛的晚宴上，我问负责接待的一位本地干部，认识李主任吗？
“当然！咱县没人不认识他。”
聊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告状案时，那位干部笑了，说他姐姐也是知青，所以还记得这事。他又告诉我，李主任那位曾进了局子的儿子，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我心中一紧，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打击对李主任太大了。
我提出想去看看李主任，那位干部自告奋勇给我带路。可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再去叨扰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实在不妥，只得作罢。
第二天早饭后，我放弃了知青的集体活动，一路打听，找到了李主任家。
天阴的很重，李主任坐在屋子正中的木椅子上，独自沉思。看着眼前的老人，除了头发稀少变白了，模样几乎一点没变，那一刻我竟然有些恍惚，仿佛穿越回了四十年前。
我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走过去大声说：“李主任，您还认识我吗？”
老人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显然没认出来。
我报上姓名，他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似乎想从我布满沧桑的脸上找回当年的青涩。
他终于想起了我，也露出激动的神情。聊起往事，已是耄耋之年的李主任记忆依然清晰，说起话还是那么底气十足。他告诉我，你走后，有人曾打算整我，说知青办挪用了知青的安置款，县里还专门派人来查账。笑话！我老李头会贪图小利，干那种坏良心的事？别看我在这儿当了那么多年副主任，可连知青家长的一根烟都没抽过。我就敢撂下这话，你们调查组的人谁敢这么说？最后，那帮人还不是灰溜溜地走了。
老人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如同小时候玩游戏时掀翻了对手的孩子。
接下来，他又搬着手指，告诉我当年的同事谁还健在，而某某已经“毙头了”（当地土话，死了）。听得我后背一阵阵发凉。
时光的沙漏已经流逝了四十年，李主任已过米寿，我也从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连李主任都认不出的老太婆。多数同事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意料之中。虽如此，我俩仍唏嘘不已。
老天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尽管我一再劝阻，李主任仍坚持要把我送出门外的小胡同。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轻轻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面了！”
我心里一颤，但仍故作轻松：“看你说的，哪能呢！”
他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拦下一辆出租，坐上后再次招手和李主任告别。看到老人孤零零地站在蒙蒙细雨中，一直目送我远去，我再也无法自持，转过身，泪流满面。
生活的磨砺让我早已过了动辄流泪的年龄，但这一天，我却让泪水肆意长流——为了我那些已驾鹤西去的同事们，为了我们蹉跎的青春岁月，为了我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热血，更为了那些长眠在这里的知青战友。
原谅我，依然健在的和已经远行的同事们！原谅我又把那些魂牵梦绕的往事拿出来翻晒，且对你们多有褒贬。但我绝不是为了臧否人物，而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年的知青办，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点滴关于知青生活的原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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