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李薇薇：天晴朗了，他却再也没能醒来
作者档案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记我的中学老师
（节选）
作者：李薇薇
前不久翻看老照片，许多教过我的老师又出现在面前。抚今追昔，诸多往事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正值少年迷茫时
古往今来，老师都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人这一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凡夫俗子，只要是略通文墨，想来都聆听过老师的教诲。
我曾自问，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所遇见的老师难以计数。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风度翩翩、成就斐然者。但为何多年来念念不忘的，仍是郑州34中的老师呢？
答案是：我们生长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文革的风暴袭来时，尚未完成小学的教育启蒙。一时间，父辈们提着脑袋建立的所有秩序都被打乱，我们自出生以来所受到的教育，被灌输的一切都被全盘颠覆。可以说，我们是带着人生最初的迷茫和困惑，走进了34中的校园。
从1969年入学，到1972年毕业，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却是自己60多年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时期。
在那里，我们有了最初的青春萌动，萌发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开始了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前途、国家命运的苦苦思索。所以，老师们的治学和为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对我们世界观的形成，乃至成年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与经历，形成了我们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在34中，教过我的老师也不少，但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位。在这里，仅记下他们的点点滴滴。
他从乱象里走来
蔡永年老师——“也许若干年以后，您和您的女友能够在天堂里相会。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大字报和大批判，没有所谓的海外关系，没有对人的歧视和侮辱。”
蔡老师是上海人，长得却是“南人北相”，不像一般南方人那样瘦削。他高高的个子，相貌英俊，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虽说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炫耀和高傲，有的只是良好的教养和浓浓的书卷气。印象中他话很少，眉宇间似乎总带着几分忧郁，像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郁结在心里，几乎从未见他开怀大笑过。
无论什么季节，蔡老师的衣着都那样整洁、得体。春秋时节，他常穿一件米色短外套，一条灰色长围巾优雅地搭在脖子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谁都没有华丽的衣衫，但就是这最普通的卡其布上衣，穿在他身上，也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
我曾听大老李（我们学校的革委会主任）说，当年是作为音乐老师把蔡老师要来的。但他在学校并未教过音乐课。据说他的数学讲得极好，可惜我无缘聆听。印象中他是教我们物理。
那时因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各门课都被改得不伦不类：物理变成了工业生产知识，讲完了牛顿的力学定律和简单的电学后，就开始教怎样装电灯泡和维修柴油机、拖拉机。这些知识显然都是为上山下乡做准备的。
以蔡老师的学识，教这些实在有点大材小用。但他依然认真地备课，耐心细致地为同学们讲解，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一个老师的职责。
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一些同学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学校位于城乡结合部，记得有段时间，每逢上课，就有调皮的男生从课桌下甩出长长的水生物（大多是上学途中从附近水田里捞出的黄鳝或泥鳅），并大喊“蛇”。女生们看到这些“蛇”在地下或课桌上爬来扭去，一个个吓得花容失色，尖叫着逃出教室，一节课往往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此乱象在课堂上反复出现，弄得许多老师根本无法讲课，但又无可奈何。
但我印象中，很少有人在蔡老师的课堂上捣乱。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我从没见他对哪个同学发过火，训斥过谁。那时他除了头顶“臭老九”的帽子，还要背负资本家出身和海外关系的双重压力，更要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但因为他的课讲得好，同学们对他非常敬重。另外，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只要一站上讲台，听课的人就不得不规规矩矩，约束自己的言行。这也许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腹有诗书气自华”。
世间诗华再无他
支撑蔡老师那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的，除了英俊潇洒的外表，还有深厚的学养和艺术修养。除了讲课受欢迎，时隔四十多年，有同学仍会提起他当年拉小提琴时的优雅风度。只是觉得那琴声幽怨缠绵、丝丝缕缕、如泣如诉，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文革时期，许多人家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收音机。除了能听到“两报一刊”社论和批判文章，以及为毛主席语录或诗词谱写的歌曲，就是八个样板戏。其他的文化消费几乎为零。
十年，九亿人，八个样板戏，每个都听得能倒背如流。
“四人帮”一倒台，国人对文化和艺术的渴望，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许多受批判的老电影开始解禁，一些从各种渠道进来的外国或港台电影，也开始小范围放映。我在北京上大学期间，看内部片成了一大时尚。
某天，听说学校也要放内部电影，同学们蜂拥而至，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开演后才知道，放的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录像带。录像未经译配，我们学校外语教研室的一位老师，边看边对着麦克风解说。
人多，嘈杂，解说的老师不仅带着地方口音，而且总比演员慢半拍，因此，看得大家一头雾水。散场后，只记得电影的男主人公叫佐罗。
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夸男主角相貌英俊，演技超群。我也感觉此人似曾相识。问同学们和谁相像，大家都想不出。我在脑海里快速搜索自己的熟人，猛然想到，他和蔡老师有几分相似。特别是脸型和鼻子，还有那略带几分忧郁气质的眼睛。
若干年后，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饰演佐罗的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影星阿兰.德龙。
“四人帮”倒台后，我听说蔡老师调回南方，到某大学当老师了。想他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终于苦尽甘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颇感欣慰。
再过几年，又传来蔡老师英年早逝的消息，心中怅然。但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总觉得他还那么年轻，眼前闪现的，依然是他在34中时的音容笑貌。
噩耗是从李主任那儿得到证实的。我和岳老师一起去探望生病住院的大老李，他正在做化疗，但精神矍铄。他看到我们很高兴，滔滔不绝地聊了一个上午。
总理办公室突来电话
我们说起学校的往事，历数每个老师的近况。提到蔡永年，老李神情黯然，叹了口气说：蔡老师的事从头到尾我最清楚。然后，他开始从根到梢地讲给我们听。时隔多年，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仅就我能记下的写在这儿。
当年，是李主任把蔡老师要到34中的。那时，学校缺音乐老师，老李就到市教委（当时大概叫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去要人。人家说，有个复旦的毕业生，会拉小提琴，但是大资本家出身，海外关系也很复杂，很多学校不敢要，你敢要吗？
老李当时就说：“就教孩子们唱个歌，管他啥海外关系不海外关系，这人我要了”。
就这样，他把蔡永年带回了学校。因为这，蔡老师一直心怀感激，认为老李对他有知遇之恩。有位同学曾回忆说，蔡老师离开34中时，曾把自己当年在学校获得的一枚金质奖章送给大老李留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某日，突然有老师急切地叫大老李接电话，说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
老李以为谁在开国际玩笑，总理办公室怎么可能把电话打到一个普通的中学。但接电话的老师信誓旦旦，老李这才半信半疑。电话那头问：“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位老师叫蔡永年？”
得到肯定答复后，对方又说：“马上买火车票，让他立刻赶到北京。别问是什么原因。”老李不敢耽搁，连忙让人买了车票，把蔡老师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事后才知道，当年有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到访，里面有位女士是蔡老师的同窗，也是他的初恋女友。后来，女方辗转去了美国，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现在，那位女友已是著名的旅美华人科学家，此次来访，点名要见蔡永年。接待方不知蔡永年现在何处，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他在郑州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于是，才有了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四人帮”倒台后，蔡老师国外的亲戚曾让他去继承遗产，那笔钱数目巨大。他找到大老李商量此事，老李让他自己拿主意。他说：“国家给我发的有工资，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并说要把钱捐给国家。
老李还提到，蔡老师刚调回南方时，大学还是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待遇远不像当下。学校没有宿舍，他就蜗居在楼梯角下临时搭建的小房子里。
相逢何处“再握手”？
后来，曾在文革中被查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出版了，一时间洛阳纸贵。很快，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开始在全国上映。后面的这些情节，都是蔡老师离去后，他的亲戚告诉大老李的。
蔡老师去看这部电影，当放映完毕灯光亮起时，他随着散场的人群往外走。刚到电影院门口，意外发生了。他一头栽倒在人群里，再也没有醒来。
就这样，蔡老师在终于回到了家乡以后，在他终于可以施展才华的时候，在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不再因为海外关系和家庭出身倍受屈辱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
《第二次握手》这部电影，几乎是蔡老师前半生的真实写照。在观看过程中，他内心有着怎样的五味杂陈，激起了怎样的万千思绪，也成为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
呜呼！我们尊敬的蔡老师，也许若干年以后，您和您的女友能够在天堂里相会。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大字报和大批判，没有所谓的海外关系，没有对人的歧视和侮辱。您再也不用忧心忡忡、紧锁眉头，终于可以开怀大笑，享受到作为一个人本该享受的平等和尊严。
愿您在那里重新拨动琴弦，拉响一生钟爱的小提琴，相信在《梁祝》那优美旋律的陪伴下，您的灵魂一定可以得到安息！
……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转眼间，我们这届同学离开34中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荡涤下，社会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理念和选择也日趋多元。
但每逢同学们相聚，只要提到34中的这几位老师，无不流露出深深的感激、怀念和敬仰之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他们用知识，浇灌了我们饥渴的心灵，使我们能够在这场文化大浩劫中，学到一些东西，为以后的工作和深造打下了基础。
是他们的正直、责任和坚守，奠定了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使年少轻狂的我们能在乱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不至于做出太出格的事。
是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人格，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使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面对金钱和各种诱惑，坚守道德的底线。
不知在那本书中读到，生之为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精神世界的发育和滋养，除父母外，还离不开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在这里，我想由衷地对老师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写到此，耳畔响起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老师我想你》。
春天的花开了，
老师我想你，
你的恩泽似绵绵细雨滋润我心底；
夏天的蝉叫了，
老师我想你，
你的教诲似凉爽的风轻拂我耳际；
秋天的果熟了，
老师我想你，
我看到你那慈祥的脸上荡漾着笑意；
冬天的雪飘了，
老师我想你，
一个青松般的身影耸立在大地；
穿越人生的悲欢离合，
老师我想你；
走过循环往复的四季，
老师老师我想你，
我想你。
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作者近影
写于 2014年5月
改于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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