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丨庞松：追忆胡绳同志的治学精神

Original 2017-09-22 庞松新三届

作者简介

庞松，1949年10月出生，祖籍广西北海。1969年从北京到湖南农村插队，后进工厂当工人。1982年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为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毛泽东书系《立国兴邦》；共和国年轮《1949》《新中国诞生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30年：转型与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等。

原题：

精湛史识·高尚史德·

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

胡绳同志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最早在历史学知识和史学理论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导师。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同志领导下，参与中共党史的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邃的洞察力。他对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细节与时代特征、深层社会背景的周密关照，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使我们终身受益。

记得1980年代，胡绳同志在指导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时，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

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同志非常注重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胡绳同志认为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认识清楚，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

1959 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不要苛求前人，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同志很强调要客观、公道。

比如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语，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较全面地引述，是不公道的。

对于19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胡绳同志很早就不同意把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胡绳同志在一次审稿讨论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对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胡绳同志的逻辑结论很鲜明，就是在民主革命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由以产生的根基，避免这种危险性。那时候，我们还不大理解胡绳同志的深意所在。后来，胡绳同志出自高度的使命感，亲自动手，不顾毁誉，非常执着地研究了党的历史上民粹主义的影响问题，我们才懂得这是他在耆耋之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1958年陪同刘少奇到地方视察会见知青，右2胡绳

胡绳同志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他最早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他又及时提出在继续修订建国后29年党史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为此，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胡绳同志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同志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①]

1956春在万寿路与中央政研室同志合影，一排正中胡绳

胡绳同志不但是这样看，并且辛勤劳作、身体力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写了一系列很有份量的文章，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是确定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胡绳同志根据邓小平理论得出以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②]

可以说，这是胡绳同志倾毕生的研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把握。

1960年代初的反俢战士王力、康生、李鑫等人，二排右3胡绳

胡绳同志曾长时期从事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对当时流行的批判潮流“有所抵牾”，在内心矛盾中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经过深刻的反思，他针对那个时代频繁发起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作过这样的分析：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一定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关于这一点，胡绳同志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

比如1955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他十分形象而又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的政治氛围，他指出：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联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全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

这段话里，包含了这位当年“奉命”担负批判胡适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与自察。与历次政治风云中某些人物“绝不忏悔”的态度相反，胡绳同志彰显了“绝不文过饰非”的风范。这种高尚史德，不能不令人敬佩。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同志最先在学界倡言，应借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同志在细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一些富有他个人的风格并经过反复斟酌的说法。

胡绳与万里

他写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他还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党除了领导过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外，又在1953年后相继领导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批判。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

实际上，1986年1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胡绳就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指出了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他强调说，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包括上面一些评价，大概可以算作这个问题领域的“胡绳说法”罢。

晚年胡绳

据我观察，希望有个“胡绳说法”，是由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乔木说法”引伸而来的。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总之，“胡绳说法”也好，“乔木说法”也好，都称得上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基本总结，基本结论。这对于今天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历史和繁荣社会文化事业，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引为鉴戒的。

最好加一段评论（在前一节之末或后一节之初）：原来是个体经管的手工业（包括修理服务）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是可以的。但也不顾具体情况（是否有利于生产……）一律组织起来，更不是愈大愈好。当时是以合作化一定高于个体，愈大的合作化就愈高，国有最高这种概念出发，结果手工业合作化形式上是完成了，但种种流弊随之出现，形成手工业萎缩，对群众不方便，而国家增加了包袱……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总的来看，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遭致某种程度的事与愿违。从党的领导来看，主要是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出现是值得注意的。

胡绳同志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左”的错误作深层次的剖析。比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胡绳同志有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够“先进”，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主席不够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主席实际上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

胡绳同志指出：问题是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这个分析，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1957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今天的改革需要不断地清除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性障碍的一个根本原因。

今天，我们追思胡绳同志，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的史识、高尚的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将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使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水平在新的世纪里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注释

[①]《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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