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王治河： 要么进大牢要么进北大，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治河，山东人，196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进燕园，拜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为师，1988年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赴美留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述甚丰。
原题
改变我生命轨迹的班主任
转眼间小学毕业已有30多年了。多年来特别是出国后，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的小学班主任李桂玉老师，想向老师当面表达感激之情。
前年新年前夕，在王宝祥先生和《班主任》杂志的帮助下，通过《感恩节随想——找老师》一文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现在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教书的李老师。
当我在美国读到老师的来信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老师在信中说“还记得我脸上那颗痣”，我知道，这一定是我那如假包换的老师了。旁人谁还能记住自己30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小学生脸上的一颗黑痣呢？
作者在美国（2017年5月26日韩国记者采访时摄）
利用去年10月回国开会的机会，我特意到复兴路40号登门拜望了这位令我梦系魂牵的小学班主任，这位我失联了35年的小学老师，因为正是她，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
我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幸遇到李桂玉老师的。她是我们七班新来的班主任。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上衣，配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整个人给人一种纯净高贵的美感。即使是当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也不禁被她的气质所震慑。
说来不好意思，在我所就读的北京宣武培红小学，我是个有名的令人头疼的“闹孩子”、“坏学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题学生”哈。恰值“文革”，造反风气弥漫，也给我的目无纪律创造了机会。常常是一声呼啸，全班男生就跟着我倾巢而出，离开教室，四处游荡去了。
对我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闹孩子”，前几任班主任采取的做法很传统，就是简单的打压。“写检查”和“请家长”是其中两大法宝。倘若不遇到李桂玉老师，少年管教所大概是我最有可能的去处了，或许今天在某个大牢里吃窝头也说不定。以满分的成绩进入133中学，读北大，进社科院，留洋读博士，想都不要想。
时至今日，仍然不清楚当时李老师对我进行了怎样的观察和调研。也不清楚这种观察和调研持续了多久。只知道有一天，她在课堂正式宣布任命我为班长。此举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敢保证，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也一定不敢苟同。
有意思的是，全班男女同学却举手赞成。因为我虽然闹，尽管淘，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如不欺负女生，不欺负弱小。记得一次学校里一个无人敢惹的小霸王欺负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当时人人自危，没人敢上前阻止他。瘦小的我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居然合身扑了上去，把该霸王压倒在地，我班男生随后一拥而上，狠狠地请他吃了一顿饱拳，解了心头之恨。
李老师是否通过我的这些所做所为注意到我的“闪光点”，从而决定任命我为一班之长，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她的这一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时至今日，我也记不得当时自己是如何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了。少年的我只是从心底里感激老师的信任。只知道绝对不能辜负老师的信任。我的“组织能力”也找到了正常的发挥渠道。管理自习，组织出操，小班长当得有声有色。
记得一年秋天去支农扛稻子，我把已经疲惫的全班50个同学组织起来排成两行在田垄间扛着稻子踏歌而行，歌声不仅驱散了疲劳，也招来其他班级和公社社员赞许和羡慕的眼光。这些目光使同学们的班级荣誉感油然而生，我自己无形中也有一种成就感。
李老师是语文老师。她教了我那些名篇杰作，那些语法规则，时至今日，说老实话，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有印象的则是她教我怎样做人。这，既有语言上的教诲，但更多的是自身的垂范。
李老师曾经到我家做过家访，见过我母亲。事后对我说“你母亲很淳朴。”这句话我终生铭记。
真是“一句话，一辈子”。母亲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她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为人真诚，意志坚定。王家能渡过“文革”劫难，母亲不畏艰难的品格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现在从自己敬佩的班主任嘴里亲耳听到对母亲的赞扬，虽然只有一句话，我立即有一种遇知己的感动。从此知道淳朴也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贵的美德。在假大空盛行的岁月，“淳朴”显得尤其弥足珍贵。
母亲常说自己“没文化”。如果文化是指会解微积分，那母亲是没文化。但如果文化是指对某种价值的坚守，那母亲是有文化的，而且很高。李老师对母亲的褒赞，也提升了我对老师本人的敬重。
荷兰当代哲学家安克斯密特曾经说过，如同鱼儿不知道它游于水中一样，一个阶段的芳香只能在随后的阶段被闻到。老师对我的精心培育，老师身上的美德，随着时光的流逝，日益清晰地凸现出来。现在看来，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大的功课就是：尊重他人。
胡适先生曾说哲学系是培养“不惑之人”的。我在北大回忆录《苦乐年华》中则提出哲学系，乃至整个学校，整个教育应该是培养“有感觉的人的”。所谓“有感觉”，就是对他人有感觉，对自然有感觉，对一个时代的忧郁有感觉，对美有感觉。就是凡事试着站在他人的立场着想，欣赏他者身上的美。有了这份感觉，写出的文章才不会空疏无当，说出的话才不会令人乏味。对自然有感觉，才能“我看青山多妩媚。”对他人有感觉，才能酝酿两间和气，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他人，对美有感觉才能远离粗鄙与油腻。在我的眼里，我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有感觉的人”。她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
李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还体现在另外一件事上。
那时的我常常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以往的发言稿从不示人。确切地说是不敢示人，因为很乱，怕人笑话。李老师则一再坚持要看。
拿到我的文稿后，老师对我没有一句批评，没有嘲笑，有的只是仔仔细细的修改，认认真真的批注，从标点符号到段落安排，不厌其烦。老师的这一“坚持”，深深惠及我日后的写作。朋友们曾说我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增减一字都难”。尽管这是朋友间的溢美之辞，但追本溯源，能够取得这些研究成果无论如何是与李老师当年对我精心培育分不开的，这是我心里最清楚的。
蝴蝶效应告诉我们，远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会掀起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可以说，正是老师当年的一手提携，改变了我的一生。对此我心怀不尽的感激。
35年后终于找到了改变我一生的小学老师（2005年10月于北京）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6日，更新于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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