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沈美琴，上海黄浦区格致中学69届，下放安徽宿县专区濉溪县五铺公社八里赵大队东南张生产队，后转到江西亲戚家，顶替潮回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工作，厂关闭提前退休，现定居香港。
忆当年（淮北岁月）
作者：沈美琴
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却不知道市北郊有这么个彭浦车站，听说以前是煤站，因知青潮才改作现用，车站无任何设施，全在露天。五月的灿烂阳光下，人山人海，到处乱糟糟，有满头大汗找行李的，有大呼小叫唤人的，长辈们则抹眼拭泪千叮万嘱。我呆呆地看着那两根乌黑铮亮的铁轨，一直向前延伸，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方。随着火车一阵汽笛声，如同下了一道命令，人们齐刷刷地痛哭起来，车上车下的手紧牵着不肯放，更有嚎叫跺脚的。母亲已哭软了，被弟妹们搀扶着，父亲一改往日的威严，也在抹泪。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列车缓缓向前，亲友们纷纷小跑紧跟着，渐渐地越来越远，直至看不见。
1970年5月临下乡父亲拍下我与妈和弟妹的合影，左一是我
伴着轰隆轰隆的节奏声，车轮滚滚飞驰，车厢内已恢复了平静，大家都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在议论已到了哪儿，这是一条较宽的大河，河水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涟漪，两岸的坡度很大，并且水位较长江低。凭着我的地理知识知道这是淮河，马上就要进入淮北：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在一个集镇上——四铺公社所在地。在大家被集中时，我趁机打量四周：这是一个不大的集镇，除了公社大院是砖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泥屋，不长的集市沿街摆着粮食、蔬菜、鸡蛋等小摊子，摆摊农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蹲着。午饭是在公社大院内吃的，白菜猪肉粉丝汤、白面与高粱面相拼卷成的双色馒头，我被那巧克力色的夹层诱惑着，忽然觉得一定很好吃，拿起一个就咬，哎呀，又苦又涩，呸！呸！连忙吐掉。食堂的老头挎着箩筐拾着满地的馒头，边摇头边叹气：“这可是我们过节时才能吃上的好饭菜呦！”我与雅雯、阿丽分在小张家生产队，俗称“东南张”；在大队的西北端还有一个庄叫“西北张”，因地形很圆，村外围着一圈土沟，又称“磨盘张”，而我们这个村被人称作“鸡别张”。早先村里很穷，终年操劳不得温饱，姑娘、媳妇便结伴而出，她们穿着宽大的衣衫，走村串集，每到无人之处就偷鸡，将鸡头往翅膀下一掖，别在裤腰上，然后卖掉糊口，所以落得个“鸡别张”的臭名。我们三人如出门赶集什么的，有人问：“学生娃，你们什么庄的？”“小张家”“什么张？”……不作声“是不是磨盘张？”我们便含糊的嗯。第一次劳动是拉犁，十几个人一组，纵横排列、每人一根粗绳、一头系在犁上一头套在肩上、随着口号声迈步。我低头弯腰、绷紧绳子，脚踩着松软的土地，总觉得摇摇晃晃站不稳，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累，不一会儿肩膀就火辣辣地疼起来，我用手拉紧绳子更用力地迈步，直累得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被翻松的沙地里不时钻出蜥蜴，吓得我们大呼小叫，我平时虽然胆子较大，此刻也胆颤心惊的频频跺脚，害怕它们会钻进裤脚里。收工回家的路上，社员们议论说：“知青娃娃都下力”，可是我知道下巧力的是雅雯，她虽然弯着腰，可始终将搭在在肩上的绳子绷得不太紧，阿丽因为个子矮将肩上绳子绷得很紧，果然晚上擦身的时候，阿丽的肩膀最是通红。麦收了，家家户户都改善伙食，说是改善其实不过是在杂面里多掺了些白面、汤里多洒几滴香油罢了。队长分给我们一小块地，三人并肩排开，左手反抄麦棵，右手贴地挥镰。刚开始割的时候觉得新鲜，也顺手，时间一长，手酸得挥不动了，特别是腰累得伸不直弯不下，头低久了觉得一阵阵发晕。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渐渐的她们落在了后面，两人都在低头抹泪。阿丽落后倒好说，她的镰刀是最差的，可雅雯的镰刀是她挑了半天、再三比较过的。看来体力劳动不但要靠体力和坚强意志，劳动工具合适也是至关紧要。休息的时候我捡了很多鸟蛋，像鸽蛋那么大，有青灰色的，花白相间的，布满麻点的，她们说不能要、可能是蛇蛋，笑话！蛇洞都在阴暗潮湿的田埂边，哪会在干燥的麦地里衔草做窝？再说管他什么乌龟王八蛋，能吃就行。晚上，我将这些小混蛋放在盐水里煮熟后一吃，嘿！真香，在那没有雀巢咖啡的年代，这雀巢蛋确实是“味道好极了”！麦收打场时碾碎的麦草柔柔的软软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清香。麦穰是队里牲口整个冬天的饲料。堆麦垛是技术活儿，用桑木杈叉起一蓬蓬麦穰高举过头，用力甩到垛堆上，上面的人接住码堆。我站在松软的麦堆上忙得不亦乐乎，东边堆好西边塌了，这边码好那边掉了，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麦垛上干瞪眼，后来在副队长耐心指导下总算顺手了，渐渐有些像样了：下部稍小，上部像屋檐一样稍稍向外延伸，顶部再渐渐收拢成坡形，造型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巨型白蘑菇，比村里所有房顶都高。休息时，我坐在这高高的白蘑菇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吹着黄昏爽爽的风，看着天西边阵阵千变万化的火烧云，真有些陶醉了。以后每当我们外出晚归，疲惫不堪时，远远看见麦场上这大大的白蘑菇，便会脚下生风，快步如飞的赶回家。我们三人的知青安家费早就发到队里，可队里始终挪作他用，在我多次上公社说理、磨破了嘴皮，才在麦收后为我们盖了新房，添了床桌凳之类，总算像个家了。乡亲们说我：“小沈，你咋这样傻？三人的事就你出头露面，得罪人。”我长得高大，虽然干活肯下力，但是说话不知轻重所以大家都叫我“傻大妮”。淮北没有大米，吃小麦、高梁、玉米、红芋干等。这些粮食都要磨成粉，队里有磨坊，套上毛驴，蒙上驴眼，拿根小树枝边抽它屁股边吆喝：“得儿……驾”它就会沿着磨道团团转圈，喝声“吁”它就会停下，看着既简单又有趣，毛驴乖得就像我家的猫咪那么听话。可是到我们手里就不行了，怎么拽、它也不肯迈步，它歪着头用那聪慧秀气的眼睛斜着看我，长睫毛忽闪忽闪似在说：“看你拿我怎么办？”我举起鞭子还没抽，它倒撒起泼来，昂着头大叫起来：“吭……”声音大极了像轮船的汽笛，然后又低头倒吸气“嘎吱、嘎吱”地叫，好像要把前面所吐放的痛快都收回一样。直笑得我们三人捧着肚子叫妈。好不容易把它套上了，由于我们“得儿……驾”不会卷舌音，它装着听不懂不理不睬的。急得我猛抽它屁股，同样气急败坏的它恶作剧地拉起屎来，边走边拉搞得磨坊里乱七八糟，臭气熏天。在我们手忙脚乱打扫卫生时，它无所顾忌的偷吃起面来，把碾盘一圈的面差不多吃完了。雅雯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只好请来饲养员收拾它，也怪，那畜生一听见饲养员的骂声：“叫你欺负人，叫你欺负人”还没打它，它即乖乖的‘得儿得儿’跑起来。真想不通：对付牲口也得讲学问。虽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可队长不喜欢我，总想支我走，农闲时节他说：“小沈，你能说会道、嗓子又好，让你去宣传队吧。”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正中心怀，当时就赶到大队去报到了。宣传队共有六七个人，由大队团支书负责，走乡串村，传达中央文件（那年头文件特别多），也带些唱歌跳舞之类的演出，由于我嗓音清脆，加上从小在少年宫艺术团练就的唱歌跳舞基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台上台下，老乡们的眼睛都爱随着我转。记得当时我最爱唱、乡亲们也最爱听的歌是《大寨之花》，村里的小孩一看见我就学：“一道清河水”……宣传队都是吃派饭，由大队给东家发伙食费，所以每天是白面馒头、鸡蛋烙饼换着花样吃，一个月下来我胖了许多。晚上我把乡亲们塞进我口袋的红枣、花生给她们时，她们不无嫉妒地说：“你小子倒因祸得福了。”大队团支书高个，黑脸，大嘴，张开嘴满口黄板牙，就像嘴里横塞了一棒老玉米，张口未说话先喷蒜臭气。我最烦他，可他却总是借口接近我，每次说话时那双贼眼滴溜溜乱转，看得我心慌意乱直想逃，有次竟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多次对我说：“沈，你要好好接受再教育，多接近贫下中农、听贫下中农的话，以后招工我一定推荐你、”言下之意首先是亲近他、听他的话。弄得我头皮阵阵发麻，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宣传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队长的眼皮底下。队里卖小麦分了一些钱，我们商量着出去玩玩，去哪儿呢？我说去宿县专区吧，专区级也算是中等城市，肯定比较热闹。每日一班的长途车开走了，我们只得靠自己11路走着去，淮北的夏天同样暑气逼人，尤其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越走越热、嗓子干得直冒烟、双脚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觉得两团火焰由下至上的升腾起来，燃烧着浑身的肌肤，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我摘下草帽边扇风边想：“这样下去怕要中暑的，得想个办法。”三人决定像男生一样搭车，于是我站中间，他们左右两旁，三人一字形在马路中间排开拦车。那时的公路车不多，司机老远看见我们加大马力一冲而过，使我们躲避不及，差点被压死。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努力，总算有人同情我们，让我们兴高采烈上了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人，我又一次发扬风格站在卡车上面。宿县城区规模很小，居民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泥墙草顶，最好的建筑是地区机关楼，青砖红瓦三层高，尽管这样还是让我们过了城市瘾。在那些并不繁华的商店、也不高级的影院里，很快花光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钱。回去的车票卖完了，我们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她们两人愁得不行，明天没钱买票，怎么办？我却不急，怕什么？大不了像来时一样回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半躺在床上笃悠悠的唱起歌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条大河波浪翻”……“谁呀？唱得这么好听”！意犹未尽的我被清脆婉转的声音打断了，来人是个年轻妇女，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打扮入时，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坐下细谈果然是北京人，原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因父亲牵连林彪事件被打倒靠边站被迫复员，父亲关进去前托付自己司机照顾她，可是到了宿县专区一下火车，看见广场上的臭水坑就哭了，后来就在专区黄梅戏剧团工作。她很欣赏我的嗓音，由于搞文革剧团人才青黄不接，她希望我留下来，加以培养定能出息。可是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因为我不理解黄梅戏，以为像我不爱听的淮剧、扬剧那样，再说父亲最反对唱戏之类。（许多年以后当我听到黄梅戏那柔绵儒雅、极优美的唱腔时，真后悔死了！）尽管我没听她的话，她还是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相互交谈间流露着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多的是像大姐姐一样的关怀之情。第二天，把我们送上了她丈夫开的车。临开车时她指着我不无惋惜的说：“你呀！你，真任性。”我强忍着泪低头不语，直到车开我都没抬起头来。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王晶莹”，她周岁的儿子叫“朱朝阳”。雨季来临没活干，我们歇在屋里，我不愿意参加她们东家姑娘俊、西家媳妇俏的议论就看书，很快所带的书都看完了。我就向村里的民办教师借，他姓张，是本村人，高中刚毕业就赶上文革不能上大学了，就在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张老师有很多藏书，中外小说、世界名著等。每次还书时他总要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感慨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少年不得志，也谈些其它问题：如队长与会计之间的勾心斗角，他说队长粗旷豪放、缺少心眼，会计虽不言语却城府很深。他对我们三位女知青的性格描绘得很入骨，说雅雯文静怕羞，待人接物透着一股精明；说阿丽虽有些木讷，但心眼不错；说我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过于坦直、知识面却比她们广。他赞许我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强，使我大有“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之感。在谈到对将来前途的惆怅时，我很惊讶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当地他已经是出人头地）。看着他乌黑卷曲的头发、大眼睛由于睫毛密长而显得有些深奥（如同他丰富的知识）、挺直的鼻梁、铜色的皮肤（因民办教师也常干农活）掩盖不住英俊潇洒。想到这么贫瘠的土地上竟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才、与众不同，真是不可思议！渐渐的村里传开了“小沈与张老师谈对象”之类的话来，一天张老师的姐姐回娘家来，晚饭后来找我，看着阿丽与雅雯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的鬼样，我知道定有事儿，果然她是来给弟弟说媒的，并保证让我到公社小学教书。（她丈夫是公社干部）阿丽他们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赞好！我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心想：“要你们瞎起哄？无非想挤我走，好让你们多一个招工名额，少一个竞争对手。”当时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过早谈恋爱，离开父母时他们千叮万嘱“为了前途，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朋友”，这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怎敢忘？再说，我只是对张老师有好感，对于什么叫爱情还真朦朦胧胧，不知所以。夜深了，我拿着书放不下手，那是一本苏联前期的小说《在好人中间》。“出生于贵族世家的女主人公瓦莎，受过良好的教育，仪态万方，典雅高贵，由于连年战争，家境破落，颠沛流离中只得当女佣，后来邂逅了年轻英俊的中尉军官，军官对她宠爱有加，两人恩爱无比。就在她感到万分荣幸时，军队要开拔了，军官不忍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她带着幸福甜美的微笑熟睡时悄悄地走了。瓦莎醒来，发疯似地寻找爱人遍寻无着，整天徘徊街头，再一次的从天堂跌落地下。军队又开回来了，中尉却没回来，瓦莎在人群中一遍遍地询问，痴痴打听，不愿离去。黑夜降临了，毫无自卫能力的瓦莎被一群饿极了的士兵包围了……陷入深深的地狱之中。”未及看完，我已是泪流满面，想想自己比书中女主人公的年龄还要小，却也如此的坎坷多舛、再想到劳动时不堪承受的劳累、离家后所受的委屈、村里人们的风言风语，禁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吵醒了她们，大概想起各自的心事，三人哭成一团。数天后，有个小孩给我一张字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很抱歉，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我并不知情，请相信不是我的本意，望珍重。”我当然知道是谁写的，从此我再没去过张老师那儿，不久他调到县中学教书去了。父亲文革前是区商业系统的主要干部，文革时被打倒了，秘书揭发他曾说过江青“是个女戏子”的坏话，为此被当时所谓的“公检法”拘留很长时间，期间被打坏了右腿，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心情郁闷，病情恶化发展成骨癌。接到“病危速归”的电报时我正在擀面条，一下就呆了，怔怔的看着两手白面，半天哭不出声来。列车在“上海是个英雄城市”的广播声中缓缓靠站了，离家已久的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东方不夜城”，可我无心欣赏这一切，心急如焚的往医院赶。在抢救室门口，我看见众亲友都到齐了，我推开他们，跌跌撞撞扑向父亲，嚎啕大哭：“爸爸，你看看我呀，看看我呀，我是你女儿，我回来了呀。”我拼命摇撼着他，弥留之际的父亲似有所知，从放大的瞳孔中涌出两滴大大的泪珠滚向两边、缓缓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我疯狂地跺脚痛哭，绝望地拉住尸车不让人推走。我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双眼，知道他有太多的……我的父亲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永远走了。那次车站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诫：“琴儿，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千万记住：凡是要多动脑子，不要以自己的坦诚去轻信别人。”这句话是父亲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对我的最后遗言，那年我刚18岁。春节刚过我便一个人早早的回生产队了，队长亲自拉了小车来接我，晚饭时，队长老婆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安慰说：“可怜的娃，不用担心，以后就把队里当成你的家，大家都会关心你的。”说得我热泪盈眶，队长也解释了那时挪用我们的安家费是队里春耕急等买化肥，并夸我在三人中间虽然年龄最小，却处处作榜样，使我感到很欣慰，前嫌尽释。由于修理地球沉重的操劳、超负荷的心理承载、营养上的滞后，我渐渐地觉得体力不支，那天在淮河边耪地时，我怎样拼命赶还是落在后面。休息时，社员们说：“小沈这娃，从回来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多言语，也不爱唱爱笑了。”是的，我确实变了，变得多愁善感。此刻，我望着田埂边那突起的小坟丘呆呆地发怔，那里面长眠着一个叫“瓶儿”的女孩，她上面有三个姐姐：分别叫“金花”“银花”“玉叶”，花多了就管她叫“瓶儿”，家中唯一的男孩叫“扎根”大概是取牢靠之意。瓶儿特别俊俏，瓜子脸桃花眼，小嘴总喜欢紧抿着，害羞不爱说话。“瓶儿”死前两三天肚子疼得厉害，家里穷，又不重视女孩，拖到实在不行才去看，已经迟了，阑尾穿孔，一朵美丽而鲜艳的小花过早的夭折了。命运之神就像抛一粒小石子一样，随手一丢就把我抛到这块贫瘠落后的地方。我深深的为“瓶儿”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看着那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抢栽红薯秧那天，下着中雨，早春的雨带着阵阵寒意，淋了一天，晚上我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昏沉之中，我又看见了父亲、还有去世不久的奶奶，他们疼爱地抚摸着我，三人均是泪涟涟的。醒来后，我沉浸在梦景中半天缓不过神来。在一个星期的昏睡中，我时时回味着与他们的缠绵，病好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乡亲们说我的的魂被鬼收去了。招工条件第一条是劳动表现好，可我怎么也不行了，像熬干油的小油灯，人瘦得脱了形，宽松的衣衫穿在身上晃晃悠悠，我已经精疲力竭。妈妈来信说：小姨随姨夫转业到江西一个军工厂，能带家属，愿意带着我，家中长辈们一致同意我去，也好有个落脚处。此时的我已变得麻木不仁，脑子一片空白，不加思考就答应了。在南京转车时，我又一次呆呆地看着那两根没有尽头的铁轨，不知道这一次它又要将我引向何方……变 迁 · 思 绪
作者：沈美琴
回想二十年前，我生活在赣南的一个山沟里，那是一个中型矿区，连职工带家属近万人，是一座1950年代的老矿。虽说逐年更换各种新设备，以及不断分进新技术员，却不能改变其老态龙钟的面貌。那时候，我从当知青的乡下被招工进了这里。矿区出现生机是在1970年代中期，那年招工招进不少上海知青，以后随着上海知青的不断涌入，沉寂的矿区热闹起来。先是井下的工人，由于增添了新生力量，生产进度上升，工余休息话题也丰富了。而那些分在地面各科室的知青也各显其能，人们走进办公室会觉得眼前一亮，代替原先毫无生气的是焕然一新的环境，及那些内容形式都有改变的黑板报。特别是小李自担任工会主席后，把工作搞得更出色，广播、影院、俱乐部等活动都上了一层台阶。每晚亮灯时分，劳累一天的人们纷至沓至俱乐部，连附近的山民也被吸引过来。在天天广播声中生产节节高的形势下，矿区的宿舍楼如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青灰色的三层砖瓦房散布在山前山后，聚居着天南地北的五湖四海人。那些居民们虽保留着不同的习俗，可是却喜欢模仿上海人：每天拖地板，也挂花花绿绿的窗帘，并纷纷托人从上海带来时新衣衫。赣南多雨，年青姑娘出门，手持一把沪产自动弹簧伞，蔚成一种时髦。矿区的上海知青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众人艳羡的氛围中，很有自豪感，可是却也赶不走屡屡思乡情绪。每天清晨，当我被对门人家饲养的大公鸡啼醒的时候，听着左邻主妇对孩子的呵斥声，右舍男子的挑水劈柴声，便情不自禁的想起上海闹市区的一条弄堂。那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弄口的饮食店因为经营美味早点，每天清晨总是很拥挤，特别是想起那令人馋涎的小馄饨，便会让人止不住倒吸口气，仿佛已尝到了那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随着家家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夜幕降临了，山前山后便逐渐亮起了灯火。那一盏盏点缀在沟沟洼洼的灯火，总令我想起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多么的耀眼夺目、令人眼花缭乱。记得矿区新建的综合商店开张时，大家都赶去凑热闹，我也拥在其中，在人们兴奋于那些众多的新商品里时，我说起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及淮海路商业街，在女人们惊羡不已的啧啧声中，我叹了口气，显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上海再好，已经不属于我。如今我已回到上海，上海又展现在我的面前。面对日新月异、更加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反倒淡然许多。有次去参观郁金香花展，我竟索然无味，觉得那些精心培育出来的名花，虽然娇艳高贵，却不及以前在山区常见的映山红亲切自然。那时我每天要从山边小路来回几次，路边潺潺小溪旁长满了鲜艳的映山红，小溪随着山路而蜿蜒，映山红又随着小溪而蜿蜒，连绵不断，山路似被镶了两条鲜艳亮丽的花边。远处山坡争奇斗艳似的挤满了丛丛映山红，向阳的一面全被山花染红了，气势壮丽无比。在江西那个封闭的山沟沟里，几乎日日思念着上海。如今回到上海了，却又常常惦念起了山沟，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时候想想，人就是这么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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