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回莎莉：瑞金红土地的八年青涩岁月

作者档案

知青时代

回莎莉，回族，1949年生人。1968年南昌二中高中毕业，同年插队在瑞金县云石山公社超田大队下罗生产队。1976年参加工作，在江西铜业公司武山铜矿子弟学校任中学语文教师。1998年单位退休后定居上海继续从教，2018年正式“解甲归田”。

原题

知青岁月钩沉

作者：回莎莉

皓首回眸，插队的那段日子最刻骨铭心！因为那时的我恰青春韶华，那时的生活最为艰难困苦，那时我的精神最苦闷彷徨。很难说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社会进步对国家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但那里作为我初次踏上社会的地方，那八年里我所经历的、看到的事情和人，对我今后的思想观念、处事态度以及苦乐观幸福观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丽而温暖的回忆

我下放在江西省瑞金县云石山公社，瑞金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第一山云石山就在我们公社“机关”所在地。（现在的“机关”是乡政府，也早已从云石山迁到靠近323国道的梅岗了。）这“红色”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此地是红壤土。沿着国道去县城，一路上看到的都是红土岗。

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兴奋的，农村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这种新鲜的感觉让我们给眼前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瑞金地处赣南，武夷山余脉，耕地少又缺水，称之为穷乡僻壤并不为过，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大自然美的一面。

我所在的下罗生产队走半小时就可以走到山口，沿着蜿蜒的山路翻过几个崠就到山里了。我们肩上扛着扁担，扁担挑着柴架，腰间系着刀鞘，刀鞘插着柴刀，脚下一双旧草鞋，就进山砍柴了。走在蜿蜒的起伏的山路上，偶然看见山坳对面也去砍柴的老表，打个呼哨，那边也回应一声，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体验我只在那时只在那里有过。走在山梁上，极目远眺，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山脉，像巨浪翻滚又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真的能使人意气风发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黄亚琳也跟我在一个公社，她下放在黄安大队，我在公社最东边的大队，她在最西边的大队，我们相隔二十多里。她们那也有好风景，我常带着我们知青点的两个初中小姑娘去亚琳那里玩。她住的屋背后就是一座石灰岩的小石山。远看这座兀立于平地上的小石山，就像一个巨大的盆景。山上灌木丛生，怪石嶙峋。爬上小山，奇形怪状的石头毫不逊色于园林里的假山石。小树从石缝中生出来，依着山石扭曲着它的身体。山脚下有一汪深潭，幽碧的潭水冬暖夏凉。亚琳她们吃水用水都靠它。

公社附近有一条河，有几米宽，这在本地就算大河了。河不很深，但有的地方能没过头顶。水很清澈。有一次全公社的知青在公社集中办学习班，我们这帮同学少年曾在这条河里中流击水。那是美好的记忆，可惜全公社知青集中有人管饭的机会非常之少，印象里好像也就两三次。

瑞金人做的农具和器具十分讲究，那里产竹子，所以竹篾器多。箩筐是江西农村都可以看到的，但你们见过箩筐还带盖子的么？瑞金的箩筐向里收口，上圆下方，棱是棱角是角的。上面扣的盖子也是见棱见角的。上下一盖严丝合缝。那么美观实用。瑞金人做的冬天取暖的火笼，有提梁有盖子，还用青篾皮织出图案，是异常精致。当年我们去县城，县城里只有一家较大的百货商店，农资小店倒有几家，我就爱看那里的器具，由衷地赞叹瑞金人的心灵手巧，做工一丝不苟。

干农活苦是苦，但也不是不快乐。放砖（就是制作土砖）最累。和泥的时候如果牛没工夫，那就得人赤着脚用力踩。和好泥，用四齿耙用力——尽可能多地，搂起一大坨泥，（很重！）走到模子跟前，用力往里边一拽，然后弯下腰去用手把泥抹平，再慢慢地把模子提起来，最后用两个手指在这块砖上一划，划出两个道儿，以增大它的摩擦系数，一块土砖就做好了。这活一般都是男人干的，可我们女知青就爱干男人干的活，比如插秧，比如耙水田。好玩。铲草皮最苦。八九月毒日头底下在田埂上铲草皮，晒干，留着冬天垫牛栏用。我们学着老表们的样，出工前先把锄头磨快，铲的时候用巧劲儿，“欻”的一声，一大块草皮擦着地皮被铲起，再顺势一撩，把草皮翻过来晒。我最爱听那“欻”“欻”的声音。真的，劳动中也有美。

瑞金老表属 “南蛮鴂舌之人”，（我这里绝无贬损瑞金老表之意，只是借此形容他们的语言很特别。）说的是客家方言。我们初到那里时如同到了外国，一句话也听不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拿下了本地话，老表称赞我：“话得黑平咻”（“说得很地道了”）。我对瑞金话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语言里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的词汇和语音。普通话里的“走”，他们说“行（hang2）”,普通话说“跑”，他们说“走”。还有，“站”说“企”，“饿”说“饥”，“累”是“倦”，“回”是“归”，“插秧”曰“莳田”，“砍柴”曰“斫烧”。瑞金老表说起话来很形象也很幽默。有一回一个老农看见一个人在黑板上写字，写得又丑又慢，嘟哝了一句“当喱凿碑石啷（就像凿碑石一样）。”我们队的生产队长读过中学学过俄语，有一天他见我们要去弄柴草，就问我们是去砍“树木卡（杈）”还是“卢吉卡”——卢吉（音），一种蕨类植物，在当地是很好烧的一种草。——这两个词恰与俄语中“书包”和“钢笔”两个单词谐音。你能说瑞金人不懂幽默吗？

瑞金人很淳朴很善良。当年我们知青下去其实是给他们增添负担和麻烦的。我们六个知青在一个生产队。大队、生产队从来没说把我们分开，平摊到别的生产队去（有的地方的知青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我们烧柴有困难，大队就特批我们去山里较近的地方砍被雪压断了顶的松树，而本地人是要走很远下到山坳里寻找杂树砍的。生产队干部和队员都很尊重我们信任我们，那些妇娘人更是喜欢我们，你一路过她家，她必拉你进来，接着就端出吃的来：花生、豆子、薯片、米酒等，实在没什么可吃的，就是临时捏个饭团也要给你。

我们下去的时候大多数是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的，我父亲被查出有“历史问题”，人也不知道在哪儿“改造”着，工资也不发，每月只发几十元生活费。一家七口分五个地方：我插队，两个大妹妹分别在两个农场，母亲和我的两个小妹妹下放在永新。我的心里苦得很，但从来不流露，即使是知青之间也讳莫如深，一来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二来说了也没用。老表们其实知道我出身不好，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歧视我。

村里有一位从广东退休还乡的老红军叫钟道山，那一带的人都尊称他为“道山老同志”。有一次，我干农活在道山老同志家歇脚，道山老同志主动对我谈及此事，说：“你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你父亲的问题会解决的，就像延安整风时期一样，那么多的干部后来不是都平反了？”他的直言不讳让我吃惊，同时也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妈妈有六七十岁了，我们都管她叫兰娇奶奶。她见生产队里的知青一个个都走了，而年龄最大的我还没走，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就关切地问：“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跟她说，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她似乎理解又似乎不理解。自顾自地说：“他们都走了你还在这儿，年纪又来了。”这“年纪又来了”的意思是“到结婚成家的年纪了”，有点岁月催人老时不我待的意思。她那哀叹的语气悲悯的眼神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1969年夏天《江西日报》来采访时摆拍的照片。中间的老者是文中提到的老红军钟道山，他左手边的是作者回莎莉

尴尬处境中的知青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知青完全融入了农村的生态中，与当地人的生活毫无二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里刨食，三饱一倒。渐渐地，新鲜感退去了，浪漫的面纱揭掉了，生活露出了它嶙峋的面目。“知青最最起码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极其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显现出来。城乡生活的巨大落差和我们与当地农民在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距使我们的思想开始动摇了。

我们是带着改变农村面貌的使命来的，讽刺的是我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这就很尴尬了。我们下去的时候，国家给我们知青每人二百二十元钱，其中一百元安置费，一百二十元生活费。开始大家都很天真很浪漫，一位责任心很强人品又很好的省公安厅下放的带队干部，带领着我们大队的下放干部和知青二十余人还办起了集体食堂，还制作并发行饭菜票！半年不到，事实证明这种乌托邦式的做法行不通，食堂解散了，我们的生活费也花光了。我们下到下罗生产队，真正开始靠挣工分在生产队买口粮吃。

瑞金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贫瘠产量低，口粮很少，一个壮劳力每月的口粮也才三四十斤谷（看收成）。老表们早上吃稀的，中午吃干的，晚上吃稀的再加点红薯。他们使用的饭碗，碗口虽然有十一二公分的直径（小碗），但只有五公分高，而且自上而下向里斜着，像个盘子。他们盛饭的时候，把蒸熟的、已经很松的米饭，扒松，虚虚地装上堆尖的一碗，看起来很多，其实天知道。我们偶尔到老表家吃饭，两碗下肚就像没吃一样，但不好意思再盛了，因为主人家没有再盛第三碗的。

第一次年终分红，张贴出来的红榜上，我们挣的工分就刚刚抵得上生产队分给我们的口粮和食油，几乎没盈余。村里劳动力多的人家虽然账面上有余钱，但也一分钱拿不到。因为村里拖着五六个孩子的欠债户太多了。每年的“分红”对农民来说就是“画饼”。我们知青，生产队每月给我们三十斤谷，三十斤谷机成米就只有二十一斤，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月补九斤大米，但是需要我们自己拿钱到粮库去买。这种年终生产小队按工分结算并且拿不到分文的分配方式与我们脑子里熟悉的每月领工资的分配方式是那么不同！

我平时的零用钱都是我母亲从她和妹妹的生活费里省给我的，每月5元。我们也不花什么钱，就买点盐、火柴、煤油和邮票。我的大妹妹在赛湖农场，每月有16元生活费，她每次给我来信都在信封里塞一个贴好8分钱邮票的空信封。当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呀！我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有钱给妈妈和妹妹们买点什么呢？

城里的人都是买菜吃，城里有菜场，蔬菜是商品，而农村没有市场，没有商品蔬菜。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划了一块自留地。老表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但老表侍弄自留地用的那份心思，下的那份功夫，我们学不来。

老表们都是傍晚收工后，妇娘人做饭，男子人就去自留地干活了。我们哪成啊！大清早起来干了一天的活，收工了哪里还有精神头儿去自留地浇水、除草、施肥、灭虫呢？再说我们也没有肥，我们的肥水都流到外人坑里去了。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在诗里是美的，真的做起来是痛苦的。看到“草盛豆苗稀”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但爱莫能助，只能对它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爱谁谁吧。碰到有些命硬的，挣扎着结了果实，我们还舍不得摘舍不得吃了。我们常常没菜吃，最惨的时候我们吃过茄子叶和豆角叶。茄子叶豆角叶的纤维很粗，上面还有一层毛，划嗓子，真难下咽。

有一个公安厅下放的单身汉，是江浙人，在我们知青点搭伙，有一天吃饭时他抱怨说：“早上霉豆腐，中午霉豆腐，晚上哈（还）是霉豆腐。”那个“哈（还）”拉得特别长，我们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话怼他：“有霉豆腐就不错啦！”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集市吗？但是逢集日到集市上买菜也是不现实的。一来不是天天有集，二来最近的集市也得走八九上十里路，来回得半天，还出不出工挣工分了？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我们真的很难接受！

物质贫乏，生活艰苦，如果精神有所寄托也好些，可是中国农村就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就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地方。

要说我们超田大队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在赣州—瑞金的公路（即323国道）边上，又是全公社离县城最近的，二十多里路。我们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县城看电影，而看一场电影来回要走四五个小时。电影都是晚上放映，看完电影走回到生产队一般都凌晨了。走夜路，不管怎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特别是没有男生同行的时候。一路上都看不到人家，除了“短松冈”就是“野猪林”，还有我们认为很容易藏坏人的“长亭短亭”（那时候瑞金还有“长亭”）。

我走夜路的经验是，想象力一定不可以有，神经质的动作也一定要杜绝，否则会被自己吓死或把别人吓死。还有，最好有个话题，分散一下恐惧思想，要是话题都枯竭了只能默默走路，那就请大家都管好自己心中的“鬼”，不要让它跳出来。

有一次，我们快走到家了，从路边突然冲出来几个人，手里还拿着家伙，我们惊得汗都出来了。他们冲到我们跟前大声问：“什么人？”原来，他们是与我们大队毗邻的沙洲坝公社的民兵。一看是“自己人”，我们这才把心放回肚里。黄亚琳她们要想去县城看电影那就得“三日游”。先走上二十多里到我们超田住一晚，第二天我们再一块儿去县里。现在的人不会理解：走那么远就为一场电影？宁可不去！可他们不知道，与百无聊赖的生活相比，走几十里路算什么！

看电影不方便倒也罢了，这上厕所不方便就让人不胜烦恼了。村里的厕所大都是私人的，又脏又小坑又浅，而且常常与猪圈合在一起。如厕的时候，你还得密切关注旁边这位二师兄的表情，提防它认生造次。有一个厕所是生产队的，“地段很好”，在村边坡上一块甘蔗地的边上，很独立，较少人光顾。里面很宽敞，两块用原木扎成的板子很结实，虽然粪坑深得有点瘆人，但也有好处——没那么大味儿。我们知青都相中了这个厕所。

要知道农村的厕所是不分男女的，而这个厕所呢，还没有像样的门！只有一块像锦旗一样的草帘子靠在一边，要用了，就把它往砖缝里一插，遮挡一下。冬天没有长甘蔗的时候还好，老远地望过去，看见挂着“锦旗”就“望而却步”了。等到甘蔗长起来了，视线被挡住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待到你走过去，一拐，看清敌情了，敌人也就在你跟前了。那份尴尬就甭提了！

如果是女同胞那还好点，有兴致的话还能一里一外聊会儿；如果是男老表，我也还可以做到坦然转身，特别是碰上个小青年儿我甚至能用玩笑的口气大吼一声：“几曾（可曾）屙掉？”来掩饰我的尴尬。唯独碰上男知青，我是一点招儿也没有，只好任凭斯文扫地颜面全无！你想，两个同文化的人掉到异文化圈里，还要不要尊严和体面呢？要吧，要不成，不要吧，又都是读书人，原来都一直要着的，岂是说丢掉就能丢得掉的呢？

这事吧，你还怪不着谁，农村的厕所本来就不是为人的生理需要而建的，它的目的就是积肥。既然它关照的是粪便而不是人，那别男女讲文明是不是反倒显得矫情了？所以说，要怪，只能怪在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太慢了。

青山留不住

农村的生存模式与城市截然不同，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已经接触过现代社会文明的青年，怎么会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怎么会适应这种生存环境，又怎么会有归属感从而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知识青年注定是要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文明社会中去的。人心浮动，人心思走！

其实，刚一下来就有人走了。我们超田大队最早离开农村的是三个南昌下放的社会青年，两女一男。他们虽然比我们年纪小，但都已在社会上混迹多年，两个女孩她们下来没干过一天农活，第一个春节也没与“贫下中农”一块儿过。回南昌过完年后，折回瑞金拿了东西就走了。

我后来反思：她们身上那种不受管束，不顾一切去追求理想的闯劲儿我是太缺乏了！我只会等，等“上边”安排，等政策。过了几个月，我们知青点一个高一（3）班的男知青也转插走了。（当时有个政策：如果父母也下放了，本人可以转到父母下放所在的农村插队。）这时候少数人的走，并没有引起整个知青队伍的震动。

两年之后，知青队伍开始瓦解了：南昌、赣州、瑞金来招工，我们队六个知青走了仨，后来推荐上大学，又走了一个。生产队就剩了我和一个初中男生。全公社的知青人数锐减。这时下放干部也都“上调”走了，“五七”大军办公室也撤了，剩下的知青顿时成了没娘的孩子！

习惯了被“组织”驱动，左右，安排的我们，像被弹出飞船的宇航员，自由倒是自由了，可没着没落了呀！那时候心里好凄惶啊，真正体会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况味了。那段日子知青没有生活目标也看不到希望，整天为了活着吃饭，为了吃饭种田。每天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跑到大队部去看看有没有信……

来的时候敲锣打鼓，轰轰烈烈，走的时候却是各显神通，历尽辛酸。有一个女知青的离开令我非常难过，她姓谭，初一的，分配在梅岗大队。那里也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强烈地想离开瑞金！她通过关系在南昌郊区的一个公社物色了一个对象，打算以他为跳板调进南昌市。我听她像谈生意似的跟我说这回事，吃惊极了：这不是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当儿戏吗？如果她是个心思缜密、办事稳妥的人我也许不会反对她这样做，可她是个大大咧咧、懵懵懂懂的姑娘！我劝她，但是她不听，还是奔着南昌郊区去了！直到今天我想起她来都心疼，也不知她后来怎样了，现在还好吗？

我是1974年才离开瑞金的，在此之前我是有条件离开瑞金的。我母亲下放在永新，按政策我可以转到那里插队。但是我一直不肯迁过去，因为我认为在家庭的卵翼之下难有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要独立！再说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意义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生活上有依赖情感上有寄托？

就这样，三年、五年，我一直熬着。直到1974年，我父亲的“问题”解决了！当时给了我父亲两个选择：回南昌机关或是去下面的厂矿。我父亲选择了后者，一来是不愿再回伤心地，二来是厂矿有招工的希望，有可能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

这时我没有犹豫，也不再坚持要靠自己的闯荡来立足社会，而是选择了借助家庭的力量。我把户口从赣南瑞金迁到了赣北九江地区武山铜矿边上的瑞昌黄岭公社，又在那里劳动了两年。1976年武山铜矿招工，我终于成了瑞金老表说的“公家人”，进子弟学校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经历了八年的农村生活，以前冶金厅机关大院的生活又回来了，我回到了文明社会，我找到了“组织”！什么都有人管了，有公共设施了，有人文关怀了。国有大企业人多地盘大，财大气粗，水电不必说了，澡堂、开水房、食堂、影院、球场、泳池、医院、学校，城市里应有的这里尽有；在学校里除了读过书的人就是正在读书的人，也算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我还求什么呢？我知足极了，立即把自己的青壮年献给了武山，献给了我的学生，在武山铜矿子弟学校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

 作者与当年插队瑞金的同学黄亚琳（左）重返瑞金时照

当年我人离开了瑞金，可是我的心割了一块留在了那片土地上，过去的一切从不曾忘记且历久弥新。2019年5月我和黄亚琳第二次回瑞金（2005年回去过一次），同去的还有另外三个我们大队的知青。（他们也忘不了瑞金啊！）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瑞金农村今非昔比的时候，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当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住老表双手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

最后，让我用一副对子来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作个总结吧：

青春插队，体民情，嚼菜根，权当有意义；

皓首回眸，审自己，索足迹，也算没白活。

作者2019年重返瑞金时与当年的“老表”合影

（本文选自南昌二中68届高一4班集体回忆录《岁月的河》，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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