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夏良才，1958年生，1975年9月高中毕业到湖北省天门县蒋场公社饶场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197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社会科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应聘到珠海特区，先后从事纺织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和建筑工程材料配送工作，现任教于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作者：夏良才
湖北省天门县彭市镇二条街，1964年建成的时候，是一条沙土铺成的路，两旁清一色的砖木结构民居，门前栽有小树，处在小镇正中间位置。它左接新建街，右通公路街，前托一条街，后连三条街。虽长不及400米，宽仅6米，却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记忆。1950年代，共和国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鼓励生育，刚获翻生解放的父母们，除了工作、生产，参加一场接一场的“运动”，还要为国家生养一大群孩子。我们二条街上，各家所生，三四个为少，五六个寻常，七八个并不稀罕。到我1965年上学的时候，二条街七、八十户人家，划入同一班的同学，竟有10多个。倘若上下各延伸一个年级，常在一起玩的一群伙伴，足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镇上没有幼儿园，二条街就充当起我们的乐园。家长没有钱买玩具，也没有时间陪孩子，我们就自己动手，自得其乐地玩起各种游戏。找几块瓦片，在街上画几个格子，玩起跳房子游戏。当街玩跳绳，有“单人跳”和“多人跳”两种，“单人跳”比的是谁跳的多；“多人跳”则比的是集体配合，两人合力荡起一条绳索，其他人依次跳进再跳出，谁跳不出来谁接替伙伴荡绳。打玻璃珠子，是男孩爱玩的游戏，最高的技术是远距离悬空点射，射中了，被射的珠子就成为“战利品”。还有一种打法，是在街上挖几个洞，一路打下去，谁的珠子率先进入最后一洞，谁就是赢家。做弹弓用两种材料：一种是粗铁丝，用钳子将铁丝弯成弹弓形；一种是树杈，选好适用的树杈，砍下并剥皮，再将自行车内胎剪成条状，或是找两根医院输液的橡皮管，绑在两端，另一头接上一小块皮革，就成了一把漂亮的弹弓。用它打麻雀，或者夹着“纸”弹互射。家乡称游泳为打鼓泅，一进入三伏天，打鼓泅是我们的最爱。二条街的孩子们，像一群鸭子，扑进了三条街后面的河沟里。一次，我失足滑进深水区，连呛几口水，被大我3岁的元元救起。河沟是孩子们打鼓泅的练习场，待我们学会之后，又奔向堤那边的襄河（即汉江）去博击风浪。七、八岁的一群伢子，在没有家长的带领下，躲过旋窝，避开大小船只，胆大包天地结伴横渡襄河，居然顺利到达沔阳县彼岸。夏秋之季，夜幕降临，三三两两伢子，怀揣瓶瓶罐罐，手握电筒，循着“曲、曲、曲……”的声音，穿街走巷捉蛐蛐。叫声愈“苍”，个头愈大。如果捉到一只勇猛善斗的“棺材头”，则会兴奋一晚；如果逮到一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紫头金壳”，无疑于中了头彩，此虫被视为蛐中珍品，有坊间行话为证：“紫头蓝行金字壳，玉似腿子糯米脚。”装蛐蛐的罐子，颇有讲究，有罐头瓶做的、竹筒做的、搪瓷缸做的、瓦罐做的，最好的蛐蛐罐，是我们遍地淘宝，挖来观音土，亲手做成的。从襄河河滩捡来的铜钱，因中间有方孔，家乡俗称眼钱。怎样玩法呢？一是拔几根大公鸡的尾毛，用眼钱做底座，制作鸡毛毽子来踢。踢法有脚内侧踢、脚外侧踢、膝盖踢、大腿踢及各种花式跳踢法，练就成我们十八般武艺。二是作为赌博的工具，当然不是赌钱，而是赌香烟盒子和铜钱本身。方法有押宝和掷打两种，押宝，指庄家用三根指头将眼钱往桌面上用力一拧，使之迅速旋转起来，再拿盖碗盖住，让对方猜正反，猜对为赢，猜错为输。掷打是手执眼钱，瞄准地上对方眼钱，径直落下，打翻为赢。否则，须将自己的眼钱放置地上，换由对方掷打。还有一种赌博游戏，叫板墙。各人侧着身子，用硬币猛掷墙面，形成一道道抛物线，反弹至地面，看谁的硬币远，谁就做头家。头家一只脚站在己方硬币落点处位置，探出身子扬起手，持币砸向对方硬币，砸中便将对方硬币收入囊中。没有乒乓球台和球网。放学回家，我们拆下自家门板，搁在两条长板凳上，权当球台。中间两端放置砖头，上面架一根竹竿，充作球网。家有条件的买一付球拍，没条件的自制球拍，方法是：在木板上依样画葫芦，描一个球拍形状，用弓锯锯成球拍，再将破布缠绕把手，自制成土球拍。
我外祖父是铁匠，二条街的铁匠也有好几个，做铁环和铁钩不是难事。更有伙伴，找来一个废弃脚踏车（自行车）钢圈，一根树枝就能将其滚动。于是，滚铁环比赛，成为二条街上孩子们的保留节目。更高级别的，是做轴承三轮车。有家长在机械厂上班，带回几只报废轴承和轴心，孩子们照着别人的式样，砍树杈，找木板，捣估几天，居然做成一架带方向盘的三轮车。一位坐在上面开，一位在后面推，遇到下坡，则顺溜而下。突遇紧急情况，司机会迅速伸出双脚磨擦地面制动刹车。如此玩法，羡煞其他小朋友。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我们这条街，以工人居多，有修笔匠、锁匠、铁匠、银匠、车工、木匠、汽车司机和装卸运输工。国家干部（现叫公务员）居其次。再就是教师、医生和会计之类的知识分子。还有戗刀磨剪的、打更的、挑水卖的和摆酒主厨的这类自谋职业者。最大的官，是住在街中部的蒋再茂，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初任区长，我父亲15岁时，当他的勤务员，“文革”前，他官至天门县副县长。夫妇俩，个头不高，一付寻常百姓的样子。儿子国新，浑名“苕货矮子”，我们的玩伴，女儿叫国英，与我同班。最小的官，是我家右邻隔一家的刘连生他妈：春枝大妈。她个子高，嗓门大，脸上有些麻子，街坊叫她“麻子组长”。隔老远就能听见她的声音，要么通知开会学习，叫个学生伢读《毛主席语录》和背诵《老三篇》；要么通知居民到粮店、副食品公司去领取各种票证；要么检查卫生，或是提醒大家“注意防火安全”。她官虽小，却掌管着我们各家的生计，上户口、打结婚证和换全国粮票，都要经她手开介绍信、出证明或者盖居委会红色大印。她像模像样地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二条街出了个造反派王伦言，似乎也没见他批过谁斗过谁，更没听说他搞“打、砸、抢”，我只是有一次经过他家门口，看见了架起的一挺机枪，还有堂屋里放着的一梱步枪。因与他女儿同班，我并不感到恐怖。以上事例说明：二条街民风尚正，虽行业各异，门第有别，但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即使遇“文革”这种非常时期，也没有丧失和气，更没有丧失人性。各家孩子，更是亲密无间，在缺衣少食的年代，为生计而奔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以前烧煤，家家需要“引火柴”，捡柴几乎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春夏之季，我们各背一个篮子，乘着夜色走村串户，这里抽几根农民菜园子的篱笆，那里取走人家门口的棍棒和后院的竹筒，甚至连猪食盆里的搅食棍，也被我们顺手牵“羊”拿走。偶遇恶狗追赶，我们一手用篮子抵挡，一手用棍棒打狗，且战且退，直至脱离危险区域。秋天捡柴，则容易得多：一是扫落叶；二是到江岸防浪林去钩枯树枝；三是到襄河堤坡上去耙草，那里有搬运站、陆运站晒过牲口草料后漏下的余草。三条街隔一条河沟，就有上刘湾的花生地和红苕地。秋天，农民收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会操起锄头，沿沟沟坎坎、地角田头再刨一遍，总能刨到一些剩下的花生红苕。一次，我们幸运地刨到一个老鼠洞，收获了一个鼠仓的花生，足有10斤重。烧火做饭，挑水劈柴，多数孩子在10岁左右，就会做了。我家三叔，只比我大3岁，四叔，仅比我长1岁，居然连补鞋、钉鞋掌、焊铁桶、做煤油炉子，都统统搞定。记得1969年，天门大桥还没有开通，正在建设之中。我跟三叔去天门城关，找我爸买了几盒钉鞋掌的钉子，回来帮两家大小补鞋钉掌。后来我爸调到岳口，我又随三叔去买过油漆桶，三叔四叔用它做了几对小白铁桶，我们就用来担附近河沟的水；又做成煤油炉，卖给别人，赚钱以减轻大人们的负担。其他伢子知道后，纷纷拜三叔四叔为师，学做煤油炉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个年代的二条街，几乎全是穷人家。清贫的生活，锻炼了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和谋生本领，成年后，全都闯了出去。现散居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不时传来省城和县城纠斗“走资派”、抄家、搞武斗和“打、砸、抢”的消息。与三条街隔河沟相望的彭市中学，也成立起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两个头头，一个叫熊闯，一个叫刘敢，均赫赫有名。熊是横林口街上人，他家与我外公家住的很近，刘的家则住彭市河附近。熊刘率一帮红卫兵，抄了镇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家，抄来的物质就堆放在一条街中间的镇委会，我和一帮伢子溜进去看过一次，有红木家具、瓷器、金银珠宝饰物、菩萨像和民国老照片，更多的是报纸、书籍、杂志和画报。晓得都是好东西。由于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绷得太紧，我们可不敢像拿走农民猪食盆的搅食棍一样顺手牵“羊”，只是看看热闹，开开眼界而已。此时，蒋再茂一家已搬去县城，唯一的“走资派”走了，造反派纠斗对象没了，二条街倒也相安无事。除增添几条口号标语、几本“红宝书”、几首造反歌曲、语录歌曲和样板戏以外，和先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公路街转向二条街，拐角处是铁毛家，他家大门对着公路街，窗户却朝着二条街开。铁毛打小双目失明，可天资聪慧，秉承他爸的手艺，会修钢笔，二胡拉得特别好。三叔与他同岁，特别要好，我常跟三叔去他家玩，《二泉映月》和《赛马》两首曲子，最早我就是听他演奏的。三叔也买了一把胡琴，跟着铁毛学。有一段记忆特别深刻。一天，我从同学处借得一本《苦菜花》小说，靠在前屋床上阅读，正被娟子一家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所吸引……。忽然，后屋传来一阵粗犷奔放、群马嘶鸣、清脆而富有弹性的二胡声，由弱转强、由远而近，原来是三叔在拉《赛马》曲。音乐与文字联动，在我脑海里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画面：娟子、母亲、弟弟和未婚夫一家人，正骑着战马，挥舞着大刀，踩着音乐节拍，向敌人头上砍去。以后的岁月中，只要听到这首二胡名曲，我的脑海里必然闪现这幅画面。我们这代人，是靠“小人书”（连环画），培养起来的阅读兴趣。彼时，即便再穷的家庭，也会有几册“小人书”，一本售价才一两毛钱，我们常常交换“小人书”看。孩子们之间，交换和借阅书籍，不仅是一种文化启蒙，而且也是一种传递友谊的方式。稍大，识得几百个字以后，我们开始啃大部头小说。好在二条街大哥哥大姐姐也多，我们读三、四年级时，他们已经是中学生了，当然读过的书、拥有的书籍比我们多。我借过国雄姐姐的书、斜对门彭家哥哥的书看，三叔也经常带书籍回家。国雄父母当医生，彭家父亲是地主，文化知识和家庭财富是连在一起的，这两家人有些藏书。彭家哥哥的母亲，忠厚，善良，有些像鲁迅笔下祥林嫂，生就一付苦大仇深的形象。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她与地主婆的形象联想到一块。甚至觉得，学校的“忆苦思甜”报告应该请她去讲，效果才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家人被下放农村改造，吃尽了苦头。
在“二条街”居住时，我自己买的第一本课外书籍是《河北民兵斗争故事》，是在“一条街”信用社隔壁的新华书店购买的。这段时间，我读过的书有：《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暴风骤雨》《保卫延安》和鲁迅的书等。借书的范围，当然不仅限于二条街。“文革”期间的文学书籍，除鲁迅与浩然写的以外，其它均被视作“毒草”，我们常常啃“毒草”。还是上面的《苦菜花》，一天我带至课堂，放在抽屉里看，被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朱老师发见，当场予以没收。我着急，借人的书要还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否则断了书路。下课后，我摸到朱老师宿舍窗户外，看见《苦菜花》躺在窗前一堆作业本子上，便伸出小手，从窗户格子中将它取出来。事后，朱老师也没再问起，此事了了。秋哑巴并不姓秋，姓彭，发小忠想的本家，住二条街下街，其大名少有人识，秋哑巴绰号却老少皆知。以前，秋哑巴靠狩猎野兔、黄鼠狼和野鸡野鸭为生。后来，野兽几近绝迹，遂改作打狗。那时没人养宠物狗，只有野狗家狗。家庭养狗，为的是看门，陪孩子们玩耍和兼吃婴幼儿拉的屎。当然，狗有时也会伤人。秋哑巴打狗，一是为民除“害”，二是卖狗肉谋生。他斜背一把猎枪，整天沿大街小巷捕杀猎物，狗主人们因他是一名聋哑人，不大计较，间接成就了秋哑巴的“事业”，但却害惨了镇上及周边湾村的狗。无论是大狗小狗，还是公狗母狗，只要一闻到秋哑巴的气味，便会夹起尾巴，夺路而逃。跑得稍慢，会被他一枪毙命。忠想养了一条黑狗，一次被秋哑巴盯上，幸亏忠想当时在场，竭力护狗才躲过一劫。第二天，忠想将黑狗抱到横林，送给了亲戚家。秋哑巴恶名远扬。不仅仅狗怕他，伢子们也怕他。谁家伢子哭闹，只要旁边有人说一句：“秋哑巴来了！”便会乖乖止哭，连大气都不敢出。彭市小镇还不通自来水，居民饮水，要到襄河去挑。两桶水，百二十斤以上，担着它来回要走3公里地，还要翻越汉江大堤，爬几十米高的斜坡，非强壮劳功力而不为之。于是，就有了靠挑水和卖水为生的职业。条件好的，如公路街鲜年可的父亲，备有毛驴板车，车上装有椭圆形木质水箱，一车水约有七八担。条件差的，仅有一条扁担一对桶，一双草鞋一坎肩。离我家右边隔5户，住着肖落成一家。他家条件差，除祖上传下一栖身之陋室之外，几无长物。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他得起早贪黑，爬坡上坎，肩挑手提，为的是那挣那一毛钱一担的送水钱。夏秋两季，天热干燥，饮水量大，收入尚可。冬春饮水量变小，仅靠挑水送水不足以养家，肖落成便开辟了第二职业：打起“莲花落” （一种快板），扮叫花子讨米要饭。改革开放前，农民基本没有解决温饱，遇农闲、过节，出门讨米要饭，乃是一份正常的兼职，并不觉得羞耻。而且还伴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施展各自的才艺，比如手拍渔鼓唱小曲，比如打“莲花落”讲书，无非是在施主门前搞笑，并百般恭维施主，让施主开心，乐意给讨饭者一碗饭、一把米、一点年货或一两个银分子。近期，阅彭市小学群，看到刘志华同学写的一则小故事，是关于肖落成的，征得同意，摘录如下：……文革时期肖落成全家被下放到双河垸。
1975年我们二十几个彭市伢一起，作为知青下乡到庙湾村，那是我们小时候到二屋台看电影的必经之地，离街上五里地，汉江堤脚下。堤外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捡柴禾的宝地，没少挨过“捡狗魅气”的追赶，这个“捡狗魅气”就是我们庙湾村四队的。四队在滩上有好多芦苇荡、花生和萝卜田。双河垸的田和庙湾的田是相邻的。
我记得是扯棉梗的时节。一天晚上，我回家拿了点咸菜匆忙往“知青点”赶，天下着毛毛细雨，虽然常走夜路，但走到罗河山的水闸那里，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并时不时地向堤上瞟一眼。就在此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句：“哥哥，我的米袋子！”
漆黑一团，看不见半个人影，我心头一紧，难道真的碰到鬼？强打精神大吼一声：“你是人是鬼？跟老子出来！”
话音刚落，只听见一个懦懦的声音说：“我不是鬼，我是彭市河的肖落成。”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双手抓住闸口的栏杆，露出些许白影屁股在屙屎，又瞧瞧脚下，我踩着了一个装有大半袋米的棉布口袋。
我惊恐之中露出愤怒：“黑灯瞎火，你想把老子嚇死罢？”
他答道：“我讨米回来，走到水闸，肚子生疼，便蹲下来屙屎。不想让您郎受惊，真对不起。”
晓得是肖落成后，我慢慢平静下来，带着几分愠怒、几分惊吓向着知青点奔去。
1971年小学毕业，我家迁往外地。一晃，将近半个世纪。去年清明节，我陪母亲回了一趟彭市河。找到老家地址，大门紧闭，邻居说静安叔叔后人外出打工，只过年才回。她家买的樊家物业，住进来没几年。我们谢过邻居，沿二条街走下去，平房没了，树木没了，两边耸立起座座楼房，路面铺设了水泥，街道却显得逼仄。出了二条街，左转经新建街，寻到位于居民点的二叔家里，他正好下班（机械厂退休返聘），又领着母亲和我到酒店见到了三叔和姑姑，他俩分别从武汉和仙桃回老家，为父母扫墓。久别相逢，亲情难舍，自有叙不完的话题。我感觉又回到50年前、我们同住二条街老屋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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