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刘晓华：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一夜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刘晓华，生于北京，现旅居英国。

原题

1966年国庆

作者：刘晓华 

1966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全国红卫兵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不花钱坐火车全国各地跑。当时的中国，坐过火车的人都不多，有这种机会当然是要争先恐后了。红卫兵最向往的地方自然是首都北京，更有一种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强烈愿望。

我当时还是小学生，记得学校已经停课，我上学的东城府学胡同小学里住满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教室里腾空了，铺上干草和席子，学生们都有国家发的新被子和新军大衣，吃饭也不要钱，可想而知人会多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

红卫兵是一批一批的，呆几天就会动员他们回去，不然太多住不下了。记得国庆节前夕，外地红卫兵都不肯走，等着参加国庆游行去见毛主席。天安门前正式的游行是不能让外地学生参加的，只能是庆祝游行后再组织他们走过天安门。

那个年代国庆节游行北京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各自的任务。文革前每年能去参加庆祝活动都是很荣幸的事，因为是要挑好学生，练队需要占用上课时间，学习不好的学生基本没份儿。但文革开始以后，学校不上课了，在学校里折腾的就是出身比较好的红卫兵，所以庆祝任务自然就是这些红五类了（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1966年国庆节我参加了庆祝活动，虽然之前之后这类活动参加过几次，但这次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组字，就是上万学生在纪念碑前正对着天安门那一大片组成有变化的字符。（现在的庆祝活动仍然有组字）经过一阵子练习以后，9月30号晚12点以前，我们最早进入天安门广场（场内队伍必须最先进入广场）。九月底的北京夜晚已经很冷了，我们的服装是白衬衣花裙子，记得我还被选中护旗，在组字队伍最前面是一排少先队队旗，旗手是一个高个的男孩。另外有两个小姑娘护旗。

当时还挺得意的，因为我的服装是发的，白上衣和红色的背带裙，更重要的是站在前面可以见到毛主席又可以无遮挡地“检阅”游行队伍，那是多大的荣幸啊。那天晚上好像不让我们穿大衣，因为没地方放。我们这一群十来岁的小学生，在广场中央又冷又困，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哆哆嗦嗦，真是难过。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但凌晨更冷了，我们都挤作一团，什么都顾不上了，更可怜的是没吃没喝。记得我还不错，爸爸为我带了从“合义斋”买的肉包子，但天气太冷，冰冷冷的包子很硬，里面的油都凝住了，很难下咽。从天亮到10点庆祝活动开始真是很漫长，仿佛时间静止了，每一分钟都在煎熬中。

好不容易熬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我们的热情已经被这寒冷的夜晚淹没了。更难忍的是找不到厕所，就是找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儿也挤不进去，有的孩子实在憋不住就随便找个地儿方便了。真不知道那时候的国庆组委会是怎样组织安排的。

本来想的好事，可以在最前面看游行彩车，但一夜没睡觉饥寒交迫的我们早已没了这种心情。快到中午时又是烈日当头，广场上无遮无掩，快把我们晒干儿了，哪还顾得上组什么字，看什么热闹，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睡觉。我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一定会发现纪念碑前的组字队伍一片混乱，完全不听指挥没有秩序了。孩子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政治内容，没办法，别人都睡了一宿，而我们这群孩子在这冻了一夜，已经累得拿不起个儿了。

中午12点，好容易盼到游行队伍过完了，谁承想后面还有大批全国串联来的红卫兵。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是还在城楼上坚持着，反正我们是坚持不住了。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一直到下午三点多串联队伍才过完，最后是场内队伍拥向天安门，我们这群残兵败将似的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互相拉着拽着往天安门前拥，广场上到处是垃圾，踩掉的鞋子，一片狼藉。

在一片混乱中，我挣扎着离开了广场，却没有力气走回家了。十一那天北京基本没有公共汽车，只能从天安门走回家。我家住在北京城北边离天安门8站地，我感觉自己已是半昏迷状态，包子也吃完了，走几步就得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一歇，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到天黑才到了家，感觉是我童年生活里最漫长最艰难的路程。

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非常着急，以为我走丢了。三点多散场，7点多才到家。到家后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一头栽到床上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下午，这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觉。这次经历使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明白了什么是吃苦受累，什么是饥寒交迫，什么是不能睡觉的滋味。

外一篇

短暂的中学时代

作者：刘晓华

从1966年五六月文革逐渐开始以后，学校就完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67年十月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后，我们这群瞎折腾闲散了近两年的孩子，才于1968年初和当时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我五年级）一起进入了中学。

我和二哥一起去了离我家不远的“河北北京中学”（就在交道口西边），都是就近分配的。学校里到处乱哄哄，教室里的桌椅破破烂烂，处处可见红卫兵造反的痕迹。记得刚入校时天气还很冷，教室里只有一个火炉，学生都是穿着棉大衣上课，手都冻僵了几乎无法写字。下了课都围着炉子烤火。

那个年代中学生男女界限分得很厉害，男生女生从不说话，男孩子围炉子女孩子就不过去，甚至于男生和女生进教室都不走同一个门。（我们班教室有两个门）学校的条件比起我以前的小学差多了。

1971年5月1日，红卫兵在广场跳忠字舞

每天早上第一节课是天天读，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老师一进门，手里拿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带着我们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具体说的什么话记不清了，反正是想祭拜神灵一样地念念有词，然后再开始读毛主席语录著作。文化课也有，但很不被重视，记得英语课就教我们“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等等，反反复复总是这些内容，天天用英语赞美歌颂伟大领袖。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很不错的数学老师，30多岁，北航毕业的，好像因为什么个人和家庭背景问题沦为中学老师。他数学讲得很好，清楚明白有趣，所以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他的课。虽然一共也没上过几节，也没学到什么，但这是数学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对后来的一生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下午放学要做晚汇报，还是老师带着向领袖汇报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真是愚昧可笑。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班级都要轮流挖洞（防空洞）把学校地下都掏空了。这可是重体力活，记得我们的工作是运土，两个学生一根扁担把一个大筐放在中间挑土，我瘦小单薄的肩膀都压肿了，但慢慢适应后一点都不痛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到立水桥背沙子，（在北五环以外天通苑附近）离我们学校很远。（学校在二环以里）

1972年，广州第61中学女学生课间休息跳皮筋

不知是为了锻炼我们这群孩子，还是学校省钱，我们每天都要去背一趟沙子，来回要4个多小时，表现积极的同学还要去两次。去的时候还好没有负担，回来时可就苦了。那个年代学生都在比谁最能吃苦，谁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所以都争先恐后地多背。

刚开始时还凑合，可越走越沉，但不敢往出倒，因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我那时的身体不太好，有个毛病就是一走长路就恶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病， 长大以后再没有过。所以每次去背沙子我都会在兜里放些咸菜，一难受了就吃点咸菜。

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正好一辆马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和我们走的是一个方向，我把沙子口袋放在了马车上，然后跟着马车走了一段（那个年代立水桥就是农村了，来往的马车很多），这才休息了一会。回来就有同学汇报，挨了老师的批评，说我怕苦怕累。其实每天我们全体背回来的沙子也就那么一小堆，真不知道文革中人的大脑都出了什么毛病。

北京兴建地铁，掀起又一轮拆毁城墙高潮

记忆最为深刻的要算拆城墙了，那个革命的年代，因为修建防空洞所以对砖的需求量很大。不知道谁出的主意去拆城砖。离我们学校最近的就是安定门城楼了，学校几乎全校出动到安定门城墙拆砖。

我们这群不谙世事的孩子，把一个好端端的历史古迹拆得破瓦颓垣，支离破碎。然后用绳子拖着砖往学校拉。北京皇城墙的砖质量非常好，非常结实，当然也很沉重，一块估计得有三四十公斤重。女孩子没劲就拉半块，男孩子拉整块的，用一个绳子捆上，在柏油马路上拖着走，那摩擦力，你想能轻松吗。规定一天要去两趟，绳子磨断了接上再用。

现在想起来真是造孽呀！虽然这等错误不能归罪于孩子们头上，但我们毕竟是执行者啊。在我的记忆里，始终很自责对北京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就是这一错误把北京雄伟壮观的历史古迹城墙和门楼，这个皇城文化的历史见证毁掉了，北京九门至今幸存的就只有正阳门（前门）和东便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了。而那壮观的城墙就彻底消失了，在城墙的旧址上边修建了北京第一条环城道“二环路”，下边便是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环城铁路了。

两年中最大的一次娱乐活动，就是参加十一游行。（忘了是哪年了）这次岁数长大了一些也没有那么辛苦。中学生是文艺大军，就是跟随着八个样板戏的彩车，穿着花裙子，（那年头儿找花裙子可不容易，破四旧都给破掉了，母亲向一个华侨朋友借了一条）手里拿着一束花，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我们经常要到午门广场去排练，虽然也很辛苦，但总比挖洞搬砖强，同学们在一起跳跳唱唱的，为我们贫乏的娱乐生活带来了些快乐。记得喊的口号是“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1969年，只在中学串个门儿呆了一年，从小学六年级和我们一起升上来的那届学生开始分配了，全部发配到东北建设兵团。他们就是我们那时常说的老四届的最后一届。（老四届的前三届是1966年，1967年和1968年应该毕业的，文革前已在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第四届就是69届了，他们是文革开始耽误升学的那一届）

1970年，北京，国庆大游行

第二年的春天，由于还没有恢复高中，我们这届学生也被“赶出”了校门，（70届）但我们比69届幸运多了，没有上山下乡，大多数都留在了北京，我们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虽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工作等待着我们，（没有文化能干什么）但毕竟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北京。

在中学的这两年里，我们所受的教育除了学习毛著以外就是劳动，挖洞，基本没学什么文化。所以十年动乱里，我们和69届是最不幸的受教育最少的两届学生，68届初中生毕竟文革前正经在中学学了一年。71届就恢复高中了，一部分幸运的学生都上了高中。而我们这届，从小学5年级文革开始后就基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文革后有人考上了大学，但我相信这两届的比例也是最小的）还不到16岁的我，就此迈出了中学的大门。

不知不觉我们的经历已经成为历史了，把这历史的点滴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儿女。看着今天的孩子们，和我们形同两个世界。虽然他们可能难以理解，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父辈的童年，父辈的生活。

刘晓华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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