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北京：漫长的结束
作者：王刚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上旬刊
边作君
在顽主边作君的记忆里，1968年发生了几件轰动京城的大事：
第一件，自己的哥们，名震九城的小混蛋周长利，被一帮红卫兵扎死了。
第二件，为给小混蛋报仇，他带着一帮顽主，跟红卫兵干，声势日隆，有了个北京菜刀王的名号。
第三件，到了年底，公安开始社会大清查，他被收监了。
从1966年红八月开始，到1968年底，那一代年轻人前后折腾了两年。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随着一连串“血色浪漫”式的回忆，他们这帮年轻人反复被提及，而回忆经手的人越多，就越让边作君对那段日子的认识模糊起来。
当年，大院孩子把他们胡同孩子当流氓打，踩在脚底下。如今，摇身一变，血色的事实就都浪漫了，还把他们这些胡同孩子继续当流氓写。说他们强奸大院女生，每人身上背着人命。
他说，他要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以前没这种想法，就是看了大院版的《血色浪漫》后才有了这种想法。和他有相同经历的老哥们都盯着他的故事看，之前边作君这个最没文化的顽主，如今也成了写字的人。他和几个老兄弟坐在一起，总爱回忆，然后把回忆真实的记录下来。他的老兄弟里，一个叫马克印，一个叫黄培新，都是当年北海中学的初中生。前者是满族正黄旗后裔，一出生就是黑五类，被踩在脚底下；后者恰恰相反，老爸当年是中央办公厅的首长，典型的红五类，血统高贵。
他们三个的关系维持了40年，在他们三个的回忆里，那两年从来都只有血色，没有浪漫。那两年，不止是简简单单改变了他们，而是彻底浓缩了他们的青春。虽然，1968年的时候，他们三个都只有17岁。
后来的40年，对于他们这些人，与其说是重新开始，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结束。
停课闹革命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表示这张大字报内容特重要。边作君当时听不懂，一张大字报竟然那么重要，连毛主席都要亲自表态支持。到了学校里，一些政治敏感的同学就已经听出了味道，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老师。
没几天，北京市委发出指示，停课闹革命！
革命对象就是学校里的老师、校长。先从大学开始，率先倒霉的就是边作君他爹。老边当时是工业大学的药剂师，解放前是傅作义部队的上校军医，由于历史问题，底子不干净。
边作君当时特羡慕革军子女，当时等级分得清，干部分级，13级以上是高干，6级以上是首长。他们班里他跟黄培新最好，人家的爹是首长，出门坐的伏尔加，他当时在学校特崇拜黄培新。黄也跟他不一样，虽然学习也差点，但总关心政治。刚上初一的时候，黄就跟边作君说，快和美国打仗了。
要和美国打仗了。这都是当年大院孩子关心的事。边作君当时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有一件将校呢大氅，上街拔份。而他另一个哥们马克印则只关心，自己家有两棵枣树，招人，怕别人惦记。
当时，红卫兵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孩子，都是红五类，一开会就站成一排，军装扎着武装带，嘴里念着革干革军，气势凌人。这些人是最吃得开的，然后是工人、农民，他们这些小市民的孩子就特别次。那时叫血统论，看出身。
边作君他们北海中学，小市民子弟比较多，革干革军凤毛麟角。起先，孩子们填出身的时候，都楞充革军、革干。到了运动开始了，在革命的熔炉跟前，真金白银一切立现。红卫兵只吸收革军、革干、革烈（革命烈士）出身的，连工农出身的都不想要，嫌人家土。边作君这样历史有问题的小市民子弟只剩干瞪眼的份儿。
那一刻，他的哥们黄培新加入红卫兵，成了北海中学的头子，他和马克印，一个是小流氓，一个是狗崽子。
红卫兵的八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学校里，坏蛋老师、校长自然不在话下，不久就收拾得服服贴贴，再打没意思。到了8月，红卫兵又有了个目标，让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四旧灭了，红卫兵冲进了胡同，那里隐藏着大批的封资修、地富反坏右。中央当时专门发了文件，让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不但不许干涉红卫兵，还要协助红卫兵，保护红卫兵。
马克印的家遭了殃，他觉得是他家的枣树招了人。
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禄的。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份的时候，他爷爷自然是地主。
马克印的爹叫马咏春，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
马克印他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站得住脚。老头子当时所有都算计到了，觉得即使天再变，自己的家也可以维持不倒，可是唯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多数人都被打倒。
1966年8月25日，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家当时住地安门，跟总理公寓正对着。前后两进，五百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这是第一次。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这拨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被这个街道主任给拦住了，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那些红卫兵才不管呢，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了铺盖赶回了老家。整个院子贴了封条就剩马克印一个人。这一住就是两年，直至1968年上山下乡。
那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崇文门有个叫李国庆的，让红卫兵抄了家，逼急了，摸了菜刀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这个李国庆比较典型，后来在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后枪毙了。
红卫兵不光上门打，还把黑五类抓到学校关起来，每所学校都设了监狱，关黑五类、牛鬼蛇神，整天地揍。
这一回，轮到了边作君。
运动刚开始，父亲被关，母亲怕边作君惹事，把他送到了南口农场，让他哥看着他。边作君闲不住偷偷跑了回来，正好赶上北海中学打死人。
被打死的是初一年级的何志刚，个子高，缺点心眼，属于傻淘傻闹的那类。那时候，学校里打死人，流行找一个顶缸的黑五类，抱着死人喊，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边作君刚到学校，就被红卫兵抓来去充当这个角色。那天红卫兵头子姓杨，和边作君之前就有仇。边当年只有15岁，哪见过这个场面，立马怵了。
苏式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打来，眼看凶多吉少，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救星。
这个人就是黄培新。黄当时家里是高干，老爸坐的是伏尔加，他也是红卫兵里面带绸子袖标的，属于最嫡系的老兵。那一天，他听说边作君被人带走了，二话不说，带了二十个身穿黄军装，腰系武装带的老兵来救。
杨一看来者不善，势力比自己大，只好放人。
从学校出来，边作君找来一身军装，扎上武装带就上街了。他觉得心里不平衡，见到落单的红卫兵就办。起先，红卫兵都是成群结队的，胡同孩子穿军装一冒头，红卫兵们就先办他们。到了后来，8月一过，红卫兵都忙着串联去了，街上成群结队的少了，这下子胡同孩子就抱成团了，看见老兵，就是刀子、板砖，净来真的。
到了1966年底，满大街都是军装，“老兵”们特不舒服，用现在的话说，感觉他们的知识产权“红卫兵”被人盗版了。于是改名叫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以示和盗版红卫兵的区别，而且在盗版者之上，管着他们，谁不守规矩就纠察谁。接着又有了东（城区）纠、宣（武）纠、崇（文）纠。
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大批高干被打倒了。老兵们觉得形势不对，从三家村到彭罗陆杨，再到全面造反猛揪走资派，闹了半天，一多半的高干子弟自己的老爹全倒了。
他们想不通了，再次造反，把西纠、东纠、宣纠、崇纠，合在一块，于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联动向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希望引来上层的关注，可最后，只派来了一个解放军日报社的记者来，那些老兵，第一次感觉到在政治上被抛弃了。
大会开到后半夜，最后一项：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联动趁着热血沸腾，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此次联动成立大会，聚集了全北京所有有头有脸的红卫兵，他们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的抛弃感。自此，运动的味道彻底变了，之前是斗黑帮，这之后，红卫兵们有怨气了，开始发泄了，严格的说，红卫兵的时代结束了，最乱的时候开始了，大范围的武斗开始了。
群架时代
大院红卫兵的黄金时代逐渐逝去，胡同孩子们逐渐抱起了团。那时候，黄培新也不敢跟边作君多玩了，分属两个阵营，交往都是偷着。马克印本来就是个乖孩子，运动一来更不出门，他们家如今只剩他一个，院子已经被红卫兵占了，他要天天盯着，怕人家破坏。
1967年，北京城各处的顽主崛起，带着胡同孩子跟红卫兵干，平时各管一片互不侵犯，遇到跟红卫兵约架，大家就联合到一起，互相支援。德胜门的周长利最为仗义。
当时边作君在厂桥打红卫兵也有了些名气，随即和周长利走在了一起。
据边回忆，周在学校里是个老实孩子，由于出身不好，没入上团，文革开始后，心里就有些不服，就开始反抗。当时有200多红卫兵去抓他，他就跟红卫兵打，自己跳到河里跑了。红八月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冒出来了。直到1967年初，他在德胜门的名气开始大起来了。
胡同孩子和红卫兵根本对抗不过。那时候，胡同孩子属于散兵游勇，最多也就纠集二三十个，而大院孩子一出来就是二三百人，黑压压的一片，最少也有五六十人。
1967年下半年，大院红卫兵和北京顽主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经不是之前的血统与革命，而是为了争“地盘”和“拔份”。
当时，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大院红卫兵最出名的是王小点兄弟。北京顽主公认的一号人物是“小混蛋”，而边作君正是他身边的二号人物。
当时大院红卫兵盛传，这些人人毒手黑，见红卫兵就打，见大院的女孩就耍流氓，还强奸过好几个。大院子弟们人人自危，一个想象出来的凶残的、强大的流氓暴力集团不仅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胁着他们的高贵和尊严。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小混蛋。
大院红卫兵设计了好几次圈套要办小混蛋，每次都是在红卫兵人多势众的情况下，让周占了便宜，全身而退。几次轰动全城的遭遇战，让小混蛋自此声势更隆。
1968年6月，周长利、边作君与王小点有过一次遭遇，双方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打了，这一次，王小点吃了亏，被边作君一棍子打烂了一块手表。
第二天，就在同一个地方，二百多个红卫兵把小混蛋和边作君几个人截住。边作君跑掉了，小混蛋被扎死了。
这件事情立刻轰动了北京，人们最初的反应不是为如此残忍的做法感到愤怒，反而是对王小点的“军事天份”赞不绝口。王小点甚至成了成长在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们心中的“英雄”。
“小混蛋”被草草火化了。据说，一些北京的大小流氓头目为“小混蛋”搞了一个送别仪式，给“小混蛋”穿上了一身“学生蓝”和一双“懒汉鞋”。以后这样的装束在北京中流行开来，以区别一身“国防绿”和一双“军球鞋”的红卫兵们。
小混蛋遇难后，北京城的顽主为之震惊，当时有个说法，城内从新街口到西单的菜刀都卖完了，整个这片儿的胡同孩子都憋着一股气要给小混蛋周长利报仇，要和老兵干，自此有了个菜刀队的名号，老大就是边作君。
边作君组织北京城内的顽主对红卫兵有过几次反击，但那几个月，城里的红卫兵都很少上街了，胡同孩子本身就是零星，几次反击之后，随即消沉。
漫长的结束
1968年9月，上山下乡开始了。同学们都报了名参加，边作君去报名，学校不要，那时候他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顽主，学校不敢要，害怕带着他一起下乡欺负人家孩子。
而他的同学马克印和黄培新却一起走了，去了内蒙插队。边作君至今还记得，是他拿着两把刮刀去送的这两人，而这一别就是10年。
回来后，社会气候大变，北京展开了大清查，不管你是红卫兵也好，还是社会上的小流氓，就连胡同的小偷小摸，都不放过，一律被抓、收监。
边作君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1969年，边作君出来了，后来街道上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了他，把他送到吉林大安县。
到了乡下，边作君一下车，就跟东北人干仗。当时东北人抢知识青年的东西，一上来就飞帽子。当时，边作君走到哪里，菜刀就带到哪。后来分了公社，又打架，当时安置办的人还在，觉得这样不行，天天打架，不安分。
当时边作君已经交了个北京的女朋友，安置办的人就劝他干脆在这里结婚得了，按照下放户处理。当时下放户，有政策，每人给280元安置费，两个人就是5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边作君顾着眼前，就答应了。
安置办为了照顾北京知青下放户，特意把边作君安排在大安县来福公社福乐大队。一听名字就是个好地方，边作君当时铁了心，要在这里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女友领了结婚证，第二天把事就办了。那一年他18岁。
到了4月份的时候，老婆怀孕了，边作君带着去大安县城看病。出门又别了把菜刀，这么多年打架已经成了习惯。
在县城吃饭，碰到了一拨北京知青，当年的红卫兵，边作君记得，这些人曾经在北京办过他和小混蛋。
双方一照面，话不投机。对方问他哪的，他说新街口的，对方又问，小混蛋认识吗？
边答，我们一起的。对方说，那你就是菜刀队的了，小混蛋就是被我们干死的。
不说小混蛋还好，一说这句，边作君火了，二话不说抽出菜刀就剁。当时喝了点酒，胆子就大，砍了人，也不当回事，随后扭头回招待所睡觉去了。一会儿，县城群众专政办公室的人就找上门了。
当时，县城群专办的就想治治下乡捣乱知青们，派人去北京调查他，不调查可好，一调查，就够上判刑了。半个月后，边作君被逮捕，判了五年。接着，就开始游街，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京菜刀王。这个名号镇住了当时在东北的北京知青，红卫兵们拍手称快，让红卫兵闻风丧胆的边作君，终于让政府给办了。
在吉林监狱一待五年。还剩三年多的时候，老婆带着孩子来看他，说熬不住了，要跟他离婚。边作君一咬牙，就签了字。
1974年，边作君服刑期满，户口已经回不到北京了，因为是下放知青，又是劳改释放犯，没那个政策。
这期间，黄培新来看过他一次，给他说，自己在内蒙插队，已经分配了工作，还和内蒙的一个女人结婚了。黄培新还跟他讲起马克印，说马比较惨，由于成分影响，至今还在农村待着。看样子，这辈子要出来挺难。
1968年前后，香港儿童在左派组织的活动中唱“语录歌”
1968年的后遗症
1968年下乡的时候，黄培新就曾劝过马克印，让他不要去，给他说，将来有一天大家都可能回到北京来，但我看你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走，或许到了乡下自己能够换个环境闯出些眉目。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很好，但招工从来都没他的份，不到两年，知青们都陆续分了工作，有进工厂的，有上工农兵大学的，还有当兵的，他当时也没介意，谁让他出身不好呢。时间越久，走得越多，他心里的压力就越大。
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生活。
实在忍不住了，马克印去找知青安置办公室。为什么他们都走了，唯独留下我。现在村里没人了，起先都是知青，到了现在只有一个风箱陪着我。
安置办的人给他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唯独你走不了。
马克印自此绝望。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们家出身好，父亲当时是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一个红五类，一个黑五类，起先对方的家庭就反对。
1971年，姑娘分了工作，姑娘给他说，你在乡下待多久我就陪你多久。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旗里不给办，当时女方父亲是高官，给知青点打了招呼，绝对不允许她找马克印。
两人没办法只好一起住着，对方家里死活不同意，甚至放出话来，必须和马克印断绝关系。
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给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马克印觉得这样耗着也不好，高攀不上，也就死了心。
那一年，两人断了联系，姑娘去了呼市，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北京知青，结了婚。
姑娘也走了，知青们也走了，马克印在乡下又待了两年，直到1976年，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临走的时候，他给老乡说，把他用过的东西都存着，有朝一日他要回来取。
后来，很多人说马克印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边作君是1979年回北京的，到了1988年，经济搞活，边作君包工程发了，挣了上百万，结了第二次婚。知青们聚会，他们三兄弟又见面了。
黄培新已经成了残疾，马克印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
三个人又聚到一起，谈起一个名字，马克印又哭了，那是马克印之前在乡下的那个姑娘。
马克印1980年在北京也结婚了，那个女人给他生了儿子，90年代的时候这个女人出国了，第二年回来，就要跟他离婚。
边作君又离了一次婚，赚得钱也挥霍光了。如今，开个棋牌室，整天和一帮大妈打麻将。
黄培新只结了一次婚，前几年，老婆死了，自己如今一个人炒股，修电脑，做个电动轮椅来去自如，派头一点都不像高干子弟。
三个人时常坐在一起。边作君还是一副顽主像，他说，别看我这个岁数了，几个年轻人近不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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