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1968：燃烧四十年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9期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这一块石头，点燃了“红五月”。
这一年，整个世界被首次几乎染上了同一种颜色：红色。
从北京到巴黎，从芝加哥到西贡，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年轻人，都在狂躁和不安，激情与恐慌中燃烧着自己。
重庆，重庆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黄顺义和他的同学们正试图打倒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夫妇，却错谔地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反“刘张”错了！
波士顿，希拉里·罗德姆，也就是后来的希拉里·克林顿，正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大三，她还是一个“迷茫、温和、有趣并且有一些怪异念头的女孩”。她和同学们一起，抗议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夜间熄灯和鸣钟制，要求减少课业负担，支持不留级制度，甚至要求废黜韦尔斯利百年来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
1968年中国媒体刊登的瑞典爆发革命运动资料照片
墨西哥城，数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
布拉格，绝望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袒露着胸膛，抵挡苏军的坦克。
萨特和波伏瓦也去了布拉格，参加那里《苍蝇》和《肮脏的手》首演式。在《苍蝇》一剧中，朱庇特说：“一旦自由在人类心中爆发，神灵再也没法干什么不利于人的勾当！”
年轻人们对那些“神灵”们已忍无可忍了——父母的权威，政府的专制，意识形态的一统，前辈留下来的规矩与可见的未来。他们用自己狂热的青春，反叛一切可以反叛的内容。用言语、用行动、用政治手段、用暴力方法、也用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血色的一年。
马丁·路德金倒在了孟斐斯；罗伯特·肯尼迪倒在了洛杉矶；数百名学生倒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到那时，估计有上千名学生和工人倒在重庆的武斗中；更不用说，已有两万名美国大兵倒了越南的稻田里。没过多久，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查理大学哲学院学生帕拉赫点燃了自己，以抗议苏军的到来，在遗书中：他自称为“火炬一号”。
世界由此断裂成两个，一边代表传统，一边代表未来。“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美国的年轻人们说。《时代周刊》则说，“1968年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希拉里谈到这一年时说：“当时感觉在国际上和美国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事物的看法。”
在这个夏天，希拉里和朋友很认真地探讨在美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尽管结论是否定的，但希拉里已经认定，要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但实际上，等到大地震动引发的尘埃慢慢落到地上，青年人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只有自己。
很快，历史进入了1970年代。中国的知青们下了乡，美国的嬉皮士中产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青春的热情很容易被现实冷却，那些大时代里的年轻人，在浪潮平息后，很快就融进了茫茫人海。
1968年5月，北京。中国工农兵学游行支持法国学生运动
40年后，当年的愤怒青年已经差不多60岁了，他们经由了“中产”而进入了成功人士阶层，现实而稳健。同样生于1946年的比尔·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先后成为了美国总统，布拉格之春的灵魂人物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希拉里也正在实践自己的想法：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与此同时，他们当年胯下的哈雷摩托，也与他们一道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奢侈品。现在，头盔上不再有压抑不住的长发的大麻味，而是成功人士的白发和皱纹。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延伸阅读
萨特与1968法国“五月风暴”
提起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中国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都是我们中国知识人熟悉的作品。
萨特其实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他不稀罕。
萨特的粉丝们，更多的喜欢把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等一些言论变为自己的口头禅，以表明自己的博学多才。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萨特，正如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毛泽东一样。
萨特自己最喜欢的宣言是：“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萨特是毛泽东终生的铁杆粉丝。
萨特不仅是哲学家，他还是文学家。萨特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
萨特的文学成就，让他拿到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萨特骄傲地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
法国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萨特是迄今为止惟一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更有意思的是，萨特不仅是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剧作家。而且萨特的戏剧创作成就还要高于小说。
萨特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实萨特不简单是个哲学家、文学家和剧作家，他还是法国思想界的左翼精神领袖。
西方媒体刊布的法国学生运动新闻照片
萨特，从发表《共产主义与和平》开始，就转向把存在主义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把个人自由置于历史必然性之下。
奇特的是，萨特左倾却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当然也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萨特曾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但他终生坚持左翼立场和信仰社会主义。
萨特坚持左翼立场和信仰社会主义，让萨特成为毛泽东的铁粉。
萨特和波伏娃在中国
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来北京参加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中国访问达45天之久；1955年10月1日，萨特和波伏娃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当晚，萨特和波伏娃又被请上天安门城楼，与茅盾夫妇同桌观看国庆庆典焰火表演。
1955年11月2日，萨特回国前，他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人民日报》发表。
萨特在文中说：
“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解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欣欣向荣的国家。
萨特和波伏娃的言论及文章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扩大毛泽东中国在当时西方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中国官方却在1960年代开始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的萨特对此并不介怀，相反依然对毛泽东的中国充满敬意。
由于苏联帝国出动坦克进入匈牙利，制造了血腥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形象轰然倒塌，毛泽东代替斯大林而成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新偶像。
法文版毛主席语录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所言：
对于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一代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烙印。
当时远在欧洲的萨特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中国：
“今天，正在中国出现的事情，并不是一种仁慈的改良，而是对整个特权体系的一种猛烈的破坏。
但我们不知道将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成功地造成革命，那么官僚退化的危险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内部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那种立刻直接的总体解放的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
法国学生运动领袖发表讲话
我们已能预知未来革命的限制和压抑。
但谁若以此为理由，而不去发动革命并因此使斗争归于失败，那他就简直是一个反革命。”
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在中国文革进入高潮的1968年，法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此时变成法国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
萨特名言：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
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法国青年的“五月风暴”运动，他帮助学生们办左派报纸，这些左派报纸上的标题颇具中国文革特色：“老板该给关起来”、“议员该私刑处死”、“永远消灭资产者”、“人民战争万岁”……
当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政府压制时 ，萨特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他还是挺身而出 ,保护这家“毛泽东主义”的刊物 ,甚至亲自上街去叫卖《人民事业报》，其照片遍登法国各大报。
“五月风暴”高潮中 ,萨特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 ,支持左派学生。
萨特的言行像旋风一般影响着“五月风暴”。法国舆论普遍认为“五月风暴”简直就是一场“萨特的革命 ,戴高乐的麦城”。
“五月风暴”与其说是“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成功的改良”。当历史进入1980年代，“五月风暴”的成果开始显现：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中等收入阶层。
萨特名言：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可以光芒万丈。
“五月风暴”改变了法国的历史风尚。用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的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五月风暴”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表现、反思“五月风暴”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1970年代初的《妈妈与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上世纪末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
萨特的葬礼
1980年4月萨特逝世，约六万法国人自发参加萨特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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