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今天丨《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颁布实施

2018-02-11 徐春伟、朱大可 新三届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年了，

它的鼻祖是传教士写的这些书

徐春伟

今年2月11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60周年的纪念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吸收和继承了章太炎注音符号、赵元任等人国语罗马字、瞿秋白等人拉丁化新文字的特点，但是汉语拼音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

1958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官方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350 多年的历史。1605 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1625 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

可以说，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影响了中国汉语拼音的产生，是汉语拼音的鼻祖著作。

《西儒耳目资》

尝试：利玛窦的《西字奇迹》

利玛窦（Matteo Ricc，字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出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今意大利马切拉塔），他是中西科技史上绝对无法忘却的一个人。在东亚，他以科学家、数学家的身份而闻名；而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他和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同乡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字复初）是最早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人。

利玛窦

16世纪之前，西方文献关于中国语言的记载不多，研究更无从说起。明朝，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帝国。作为早期来华的西方人，由于汉字和西字大相径庭，他们首先需要解决语言文字这一难题。

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场景

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有着自身完备文化体系的庞然大国进行各种活动，必须要学会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汉字。为了能够掌握汉字发音，他们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就是罗明坚和利玛窦。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1934年，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一组手稿，共189 页，长23 厘米，宽16.5 厘米，其中第32－165 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辞典。据语言学家杨福绵考证，这部手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1584-1588年间在广东肇庆完成。中外语言学界一般将此手稿称之为《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手稿

《葡汉辞典》“水”条

辞典中的拼音系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它的声韵母拼写设计尚未定型，有不少混乱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怕”和“罢”都拼成pa，“他”和“大”都拼成ta；“起”有chi、chij、chiy三种拼法，原因是当时意大利语的i、j、y通用。可见当时用拉丁文字给汉字注音还是在摸索阶段。杨福绵说：“《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

经过一段学习，利玛窦逐渐对汉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具有音乐特长的同乡郭居静（Lfizaro Catfino）的帮助下，发现了汉字存在声调：“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两人参照乐谱音阶，改良了拼音方案。他们根据汉字字音的特点，用五种符号表示不同声调，此方案较之《葡华辞典》无疑成熟了许多。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用的就是这套方案。

《西字奇迹》原书很早就已散佚，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明末《程氏墨苑》存其中的《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述文赠幼博程子》4篇文章，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解放后，文字改革出版社将这些文章重印，并取名为《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

《西字奇迹》作者落款

《述文赠幼博程子》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根据汉字和拉丁字母对照，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明末官话音系。较之原方案，新方案最大的进步有两点：一是标出了辅音送气符号，避免了“怕”“罢”不分。二是创造了5个声调符号来区别声调。这体现了利玛窦等人对汉字字音认知的深化。

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只是几篇文章，还不能称之为汉语拼音专著；1626年，金尼阁在利玛窦方案基础上继续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并以此写成了完整系统地记录明末官话的音系专著，这就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拼音专著——《西儒耳目资》。

完善：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生于西属尼德兰佛兰德斯杜埃（今法国杜埃），故自称比利时人。他和上述诸人一样，同属耶稣会，1610年秋达到中国后，即跟从郭居静等人学习汉语。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关中大儒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

金尼阁

《西儒耳目资》成书地长期有两种说法，一是浙江杭州说，另一是陕西西安说。结合金尼阁生平，加上中方合作者王徵是西安府泾阳县人，故后者可能性较大。王徵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语言学家，与上海的徐光启齐名，两人并称“南徐北王”，有我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的美誉。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王徵和金尼阁合著《西儒耳目资》，也算是我国科技史和语言学史上的佳话了。

王徵

《西儒耳目资》书名很有意思：“西儒”说明作者本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资”有帮助之意；耳朵可听字音，但不见字形，本书可从音查出字，这就补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资”；眼睛可看字形，但不闻字音，本书可从字查到音，这就弥补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资”。自序说：“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顾表之曰耳目资也。”

自序还说：“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玛窦)、郭仰凤(居静)、庞顺阳(迪我)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作者很是谦虚，明言自己不是此汉语拼音方案的发明人，只是继承了利玛窦的拼音方案。故而后来的语言学家把他们的方案称为“利、金方案”。

《西儒耳目资》作者自序落款

《西儒耳目资》的编撰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全书共分三卷：一是《译引首谱》，为总论，将编撰经过和音韵学的基本知识；二是《列音韵谱》，以音查字，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三是《列编正谱》，是以字查音，按汉字部首排列。

《列音韵谱》

《西儒耳目资》通过引入中国音韵学知识介绍拼音方案，大大方便了中国读书人了解西洋拉动字母；它的拼音方案，也是在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改良了。比如在声母设计上，利氏常常“一音多号”，即用多个字母表示一个音；而金氏几乎做到了“一音一号”。这个固然有金氏对汉字字音较前人更深层次了解的原因，当然也分不开中方合作者王徵的贡献。两人在成书过程中，多有讨论，相互质证，细加评核。根据两人记载，《西儒耳目资》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计有21个声母，50个韵母，5个声调。

《西儒资耳目》拼音方案

金尼阁做到了“一音一号”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我国传统注音方法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是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然而，由于古今音变以及学反切先要学汉字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教学汉字并不经济。

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只用25个字母和5个声调符号就可以拼读出当时官话全部音节，这种经济且简便的汉字注音方法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则说：“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学者，是为汉字注音开辟新天地的第一批人。但在之后的两三百年间，由于清朝雍正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只有极少数国内语言学家知道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没有在中国广为传播，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之风再起。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允许洋人定居开放口岸，客观上来讲，也重新打开了西学东渐之门。从此，大批传教士就此蜂拥而至，其中的佼佼者和领事馆汉学家一样，成长为重要的汉学家群体——传教士汉学家。他们也和利玛窦、金尼阁一样，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那位汉学家来自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小城利凡尼亚。

1850年，一个美国年轻人来到了宁波，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将会成为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就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号惪三），以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和多产的汉学家而著称于世。他是19世纪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生活了62年，其在中国活动的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以及影响之大，为同期的其他汉学家所远不及。西方学者至今认为对清廷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中，他仅次于英籍雇员赫德。

丁韪良

当丁韪良在宁波一上岸，就认定这片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将是他一生的讲坛。这足以证明他非常自信，甚至说是非常自负，这点从他给自己取的字“冠西”即可看出来。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与他的同行者不同，他一开始就和当地人住在一块。为了和当地人交流，就必须掌握方言,丁韪良自己发明了一套拼音。丁韪良又将这一套拼音向其他传教士介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于1851年1月组成了一个学社，宗旨是“为了确定一个用以把宁波口语写下来的拼音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宁波话教会罗马字，最早的宁波话学习教材《鄞邑土音》就采用这个拼音方案。

《鄞邑土音》

丁韪良在宁波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并不是偶然而为之，而是深思熟虑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因此，他一开始就把儿童作为科普的重要对象，他所有的科普书籍都是用宁波话拼音书写。丁韪良一生著译浩繁，最为珍贵的是科普书籍《地理书》和《地球图》。

《地理书》是丁韪良年轻时刚来宁波的作品，此套书共四册，185页，1852年在江北岸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印，第一册曾于1859年重刊。此书目的是向宁波少年儿童传授世界地理知识，也是国内同时期首创。全世界目前无人收齐此书全套，它是中国早期西式儿童科学教育及中文拉丁化的罕有物证，在收藏界属于无价之宝。

1852年初版《地理书》

1859年再版《地理书》

书名页有一木刻图，画一个老师站在地球仪后面，三名学生凝神听讲。除书名页有中文外，全书以宁波话拼音书写。“相土所宜，利有攸往”，讲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行事。这个原则也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就讲究拼音化、方言化、大众化。本书正文除文字外，还有三幅折页木刻地图，其中一幅为大清一统图，两幅为东西半球地图。此外，另有一幅折页木刻画，画中为一列火车、一艘明轮轮船及一座英国饭堂。

《地理书》东半球

《地理书》西半球

《地理书》大清一统图

《地理书》火车轮子

1853年，《地理书》的姐妹篇《地球图》也于江北华花书房出版。本书仍旧用宁波话拼音书写。全书23页，11幅地图。地图集里的地名大部分是基于《瀛寰志略》里汉字的宁波话读音转译。书中的地图分别是东半球、西半球、欧罗巴地图、北亚美利加地图、阿非利加地图、亚细亚地图、南亚美利加地图、圣经地图、中国地图、宁波府底下六县地图、浙江省邑地图。最后两张地图充分也体现了前作《地理书》封面提到的“相土所宜利有攸往”之本土化原则。除地图外，文字部分为地理知识回答。此外，他还编有一本叫《算法快懂》的数学入门读物，也属罕见之物。

《地球图》

《地球图》宁波府底下六县地图

丁韪良的汉语拼音虽然和“利、金方案”不同，但在实践层面上，还是对利玛窦等前人的继承，他也影响了整个在华西方汉学家群体。1870年止，宁波出版的罗马字书籍达50种以上，作者涉及22人。从出版物数量、内容、作者群计，可以说宁波的罗马字书籍是整个吴语区甚至全国的引领者。

到了1854年，丁韪良的宁波话和官话已经炉火纯青，这意味着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1860年，经过北上之行的丁韪良决定离开宁波，前往京师。从此，他逐渐实现了做教育家的梦想，从北京崇实馆的校长到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这也是他被今人称作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原因），还被光绪帝赐予二品顶戴。由于他的显赫地位，又是历经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民国的中国通，以至于当时来华的美国人，到了北京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拜访住在西山的丁韪良。

1901年丁韪良等人在京师大学堂前合影

几十年后，他在北京写的回忆录《花甲记忆》描述了他年轻时候的岁月，宁波“是一个我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就后世影响力来看，如果世人把罗马字拼音当成他最好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作为开埠后最早设计汉语拼音的西方人之一，他本人也一直在为汉字改革而努力。即使1906年春季，上海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已经将翟理斯初版《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作为汉语拼音标准后，他还是在次年向清廷传达了制订官话罗马字的建议和愿望。

丁韪良等人的活动刺激了20世纪初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改革，拉丁化字母最终成为清末切音字到解放后诸汉语拼音的滥觞。建国后，我国研制现代汉语拼音的时候，老一辈领导人和语言学家也没有忘记西方汉学家为汉字改革所做的贡献。他们将西方汉学家的拉丁字母历史著作编成了《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作为参考之用，而身为汉语拼音鼻祖著作的《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也理所当然地名列其中。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西字奇迹）》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西儒耳目资》

参考文献：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5期
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
（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0月
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1月

原载“澎湃新闻”2018-02-09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

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

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

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注：1：关于繁简之争可参阅《朱大可：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2：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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