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徐景贤披露上海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内幕

2018-01-29 徐景贤 新三届

左起中共“十大”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央委员徐景贤、中央委员王秀珍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幕详情，外界鲜有人知。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先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接见了我和联络站的成员，并且宣布市委联络站就是他们的工作机构，日常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安排在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进行。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八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

谁知道，锦江饭店早己不是安宁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职工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卢湾区指挥部（简称“卢指”）挂上了钩，在饭店内的名称是“革联会”。

锦江“革联会”的少数头头，在“造反”之风的煽动下，1966年12月初就在锦江饭店里制造过“停电事件”，影响很坏。之后，他们又挟持饭店的负责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人返回上海以后，开始酝酿夺权，所以急于为自己的组织制造舆论。他们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刻来到锦江饭店，正中下怀，想乘机要求张、姚接见，以便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张春桥与姚文元

“革联会”电梯“逼宫”

“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下到二十岁，原来是锦江饭店门房间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八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

张、姚正忙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

过了几个钟点，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八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八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九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

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叫开电梯的老周靠边，由他们一派掌握开关。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住下开，而是往上开到九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要张、姚同意接见。

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

“我们已经在九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

“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

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

张春桥与姚文元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他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

“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部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睑孔涨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笃笃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

“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

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

“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另一个警卫员气得想要拔出枪来，张春桥怕吃眼前亏，使用眼光制止了。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怕事情闹大了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终于从瓷器大花瓶里取出钥匙，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

张春桥与姚文元

张春桥“秋后算账”

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刚到上海才几天，就尝了这么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要员的威风扫地，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们赶紧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张春桥还专门关照：

“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要特别注意。”

张春桥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担当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进一步揪出在背后进行挑动的“走资派”。

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指派和我在市委写作班一起“造反”的亲信朱某，带了一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锦江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为首的调查组在锦江饭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场点了“革联会”头头汤某等人的名，并根据张春桥谈话的“口径”，指出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锦江饭店总支副书记赵某，就是“躲在背后的长胡子的人”，也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首长”的“电梯事件”的“后台”。

过了一年多，张、姚仍然不能忘怀这次电梯“受辱‘事件，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说：“真是怪事，胆大妄为，对‘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张春桥说：“说得不客气一些，性质完全是绑架，背后长胡子的人还没有查清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就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讲了锦江饭店的“电梯事件”，并且声称“我看锦江饭店有坏人！”下令彻底清查。

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

四人帮

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害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他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迟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原载《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延伸阅读

徐景贤图片一组

徐景贤

1965年9月徐景贤（左3后）随同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访越，受到胡志明接见

1967年夏，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访问上海，会见徐景贤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