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革命年代的“革命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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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娶媳妇嫁闺女，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经历的事情，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存的根本。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这绝不是小事，而是既令人欣喜又令人犯愁的大事。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婚礼演变，凸显出两道浓墨重彩：一曰贫穷；二曰革命化。
在我的家乡晋南农村，男女之间神圣的婚姻，延续着一种非常落后的陋习，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命的是早定婚。绝大多数人家子女长到七八岁，就有“媒人”上门提亲了。天下无媒事不成，在自由恋爱严重缺乏的农村，婚姻大事只有依靠媒人从中穿针引线。
媒人一张嘴，奔赴两家一说和，双双家长思忖一下，感觉门当户对，男方主要看女方闺女长得模样俊俏不俊俏，女方主要看男方家境殷实不殷实，多数大人不征求子女意见，一桩亲事就给子女定下来了。还有少数人家大人对脾气，婴儿还在肚子里，就指腹为婚。
有的人家大人也询问一下子女满意不满意，但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试想，如此年龄的孩子尚处于懵懂阶段，既害羞，又胆怯，不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的对象家住在邻村，男孩女孩压根儿见也没见过面，更没法表态。有的定亲形式稍微开明一点，媒人领上男孩女孩到附近的庙会上，或者是演戏的戏台下，匆匆忙忙间，瞄上对方一眼，就算见过面了。更有不少男女直到当上新郎新娘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才第一次看清对方长啥模样。
时代前进了几十年，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依然像鲁迅先生当年娶朱安女士那个样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未来的婚姻能否美满幸福，只能听从父母的摆布，听从命运的安排。
我老家男女婚姻的第一步是举行一种定婚仪式。通常，男方家要送女方一条围巾、袜子和发卡啥的，女方家回送男孩一支钢笔啥的，一门亲事就算敲定了。定婚之后，倘若一方因种种原因反悔的话，通过媒人告知对方一声也可以，但往往会受到人们耻笑。
婚姻的第二步是双方子女长到十二三岁，需要举行一种确婚仪式，俗称“提壶”。这一次较为隆重，男方家要送给女方几件衣料，还有些镜子针头线脑等玩意，女方家则要回送男孩一件衣料。
确婚的这一天，由媒人，通常是两位能说会道的大人，手里提着一个酒壶，引领上男孩女孩上对方家拜见家长和亲朋，双方家庭都要准备丰盛的饭菜，热情招待。一旦确婚，此后男方家每年需要送给女方一件或一身衣料，直到20岁左右结婚为止。
第三步就是举行结婚仪式，那就更加繁琐了。结婚之前，男方要给女方家送彩礼。那时彩礼的行情，普遍时兴“一份礼”240元，双方家长开明或关系好的，叫作“仁义亲”，讲究“半份礼”，折半120元。男方家筹备这笔彩礼，在经济困难年代，确实令人发憷。
另外，男方要娶回媳妇，还需要准备新房，需要置办家具，需要承办酒席，算计下来总共要花多少钱？女方家相对好一点，接收下男方的彩礼钱，如果家境殷实的，子女又少的，用这笔彩礼钱置办些被褥衣裳和箱柜，全部给女儿做了陪嫁，甚至还要出钱倒贴一点。
而家境差一点的，家中男孩多的，给女儿的陪嫁就极少，做父母的省下女儿的彩礼钱，为的是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用。总体情况看，男孩娶亲比较发愁，养姑娘并不个个都是“赔钱货”。
“文革”期间，“大锅饭”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穷，迫使人们绞尽脑汁思谋不少穷办法给儿子娶媳妇。没有彩礼，就四处借债；没有钱买家具，就请木匠临时制作；没有新房，老大用过的新房老二继续用。
结婚仪式的酒席，家乡讲究八大碗，所用的猪肉，自家喂养一头肥猪就够了。有的酒席还采用萝卜、茄子等食材制作成“假肉”，装扮门面。主食吃馒头，白面稀少，就用白面包皮，里面是玉米面高粱面，或者拿白玉米面代替，图的就是表面好看一点。
我奶妈家的大哥结婚，家里连玉米面也短缺，曾从我家借了一口袋玉米。婚后过了两三年，大哥跟结了婚的二哥分家另过日子，大哥跟嫂子辛苦打闹小日子，才有了点积蓄。那天，大哥扛着一口袋玉米送到我家，满脸歉意，说：“叔，这么多年了，您拿秤称称分量，看够不够。”
我父亲嗔怪道，“称啥？你还骗你叔不成？”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农民给儿子结婚，既缺粮又少钱，尤其是男孩多的家庭，的确能让做家长的愁白了头。
我父亲早年在公社、村里行医，走家串户，跟本村和邻村人都比较熟络，乡亲们免不了拜托他帮忙给子女介绍对象。父亲是个热心肠，遇到合适的，顺便就给提说提说，由此玉成了不少姻缘。
按照习俗，新人结婚时，一要邀请媒人喝喜酒；二要新婚夫妇给媒人叩头行礼；三要赠送媒人一个白面做的大馒头，表示感谢。因此，媒人想给某家男孩女孩介绍对象，常常会说：“我想吃你家孩子的大馒头。”或者说：“咋样？你家孩子的大馒头让我吃不？”
曾记得，父亲给本村一个小伙子介绍了邻村一个女孩，男方家里有四五个男孩，经济相当拮据。临到结婚前夕，说啥也凑不出240元的彩礼钱。我父亲跟女方家长惯熟，就从中担保说：孩子年龄不小啦，先让他们结婚，这笔彩礼等到结婚以后再给你们。
就这样，糊弄着让两人成亲了。直到结婚三年后，男方家长才付清了应给女方的彩礼钱。这在农村绝对是罕见的，所以，小伙子的父亲感动异常，逢人就说：“唉，若不是冯先生从中说和，我儿子哪能有媳妇？我儿子给媒人叩头行礼，按说，我都应该给人家叩头呢！”
此前乡村举行婚礼，迎亲队伍排成一长溜。打头的仪仗队，由一个小男孩肩扛一只小扁担，扁担一头吊着一只绑缚的大公鸡，另一头拴着一个酒壶和一根大葱，这些玩意儿大概都是图个吉利吧。
我小时候经常在亲朋家承担这一任务。另有几个小孩打着彩旗。然后是请来吹吹打打的唢呐班子，再后面才是伴郎和新郎。这一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到了女方家，美餐一顿，然后迎娶上新娘，返程的队伍中增添了伴娘和新娘，还有一群送亲的七大姑八大姨和车马。
“文革”爆发，这些习俗被打成了封、资、修的“四旧”，受到批判。婚礼仪式添加涂抹了浓重的革命色彩。迎亲队伍打头的小男孩不允许挑公鸡和酒壶之类的担子，替换成手捧伟大领袖的画像。民间的唢呐班子不准用了，吹鼓手这个行当就失业了，换成了由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吹吹打打的洋鼓洋号。以前新郎新娘骑高头骡马，现在换成了骑自行车。
结婚典礼仪式上，新人和来宾首先要向伟大领袖的画像行三鞠躬礼。这一切，开始时人们不大习惯，不过，渐渐地旧习俗就被革命婚礼仪式取代了。
男孩女孩定亲时，以前相互赠送的围巾和钢笔礼品，如今换成了毛主席纪念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本。婚礼上，亲朋好友赠送礼品，也成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著作，以及革命样板戏的年画，即便是暖瓶、脸盆等物品，上面也喷绘着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反正，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婚礼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移风易俗”革命化色彩。
然而，结婚送彩礼这一根深蒂固的旧习俗，并没有因革命而取消。男方家长认为花钱娶媳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女方家长也认为自己把姑娘养了这么大，收点彩礼也是完全应该的。即便是那些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私底下也没有彻底拒绝彩礼。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锅饭”造成集体经济越来越“日薄西山”，男婚女嫁的彩礼钱更成为社员的一笔重负。我高中毕业回村劳动，父母亲和我3个劳力辛苦一年，年终分红仅仅50多元钱，还不能及时兑现。
一个男孩娶媳妇需要彩礼240元，加上添置家具、置办衣裳被褥、准备酒席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户农家有两三个男孩呢？那时不少村庄“光棍汉”多，彩礼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
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革命婚礼，精彩纷呈，令人大开眼界。例如，一对新人上午举办了婚礼，下午就扛起锄头上地干农活。有的青年男女冲破旧风俗，在水利工地举办婚礼。有的女青年不要一分彩礼，不要一件嫁妆，自个步行到了男方家中，就算结婚了。有的男到女方家，自愿移风易俗，不改名换姓。有大城市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爱上了当地的农民，冲破城乡差别、知识差别、年龄差别等旧观念，毅然与其结婚，在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改天换地，干一辈子革命。
这样的“典型”极为稀缺，其中不乏有记者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写出的“虚假新闻”。真是难以想象，这些思想进步、行动勇敢的知识青年，是被革命的激情烧昏了头脑，还是为了出风头赢得政治虚名。当“文革”的大幕降落后，他们为自己的孟浪和不成熟悔恨过吗？他们该拿什么来慰藉自己的余生呢？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期社会一片混乱。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同时宣布即将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当时报纸上大肆宣传提倡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社会上沸沸扬扬流传着一种说法：“四届人大”会议将会对《婚姻法》进行重大修改，原来《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8岁；修改后的《婚姻法》男女结婚年龄都统统推迟到25周岁才行。
晋南农村流行早定婚早结婚习俗，家长们听到这一传言吓坏了，人人“谈虎色变”，在城乡尤其是农村刮起了一股男女青年争相结婚的风潮。在此关键时刻，政府权威部门不仅没有及时出面辟谣，民政部门反而收紧了对结婚证的正常发放，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和可信度。
一时间，农村有权力有关系的人家家长，纷纷请客送礼，“走后门”，给子女搞到了结婚证书，匆匆忙忙举办了婚礼。大多数没权力没关系的人家，在领取不到结婚证书的情况下，索性不顾一切，按照乡村的习俗为子女举办了婚礼。
一开始，公社领导和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干部决心刹一刹这种歪风，在婚礼举行的当天，把那些没有领取结婚证就举办婚礼的一对对新人，传唤到大队部，关起门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实际上，这样处理只能吓唬吓唬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凡敢冒此风险的，都是家庭成分好的，天不怕地不怕，“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些举办了婚礼的“新人”被关了几天，大队干部们也没啥辙。说他们违法吧，犯的也不是什么弥天大罪；说他们无罪吧，明明没有领取结婚证就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然而法不责众，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奈何纷纷放回了家。
如此一来，效仿者越来越多，无端制造了一桩桩无法无天的“事实婚姻”。期盼了好几年的“四届人大”会议一直拖延到1975年1月召开，会上并没有对《婚姻法》进行任何修改。
我的好几位“发小”，此前没领结婚证就举办了婚礼，此后也没有再上民政部门补办结婚证。还有的因为已经结了婚，耽误影响了此后考大学。聊天时，他们调侃说：“哼！有证没证有啥关系，娃娃也生下两个了，等将来我儿子结婚，让他领证时，顺便把他爸妈的结婚证捎回来得啦！”
2017年1月4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1月6日修改
2018年1月2日再改
冯印谱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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