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顾准妻子汪璧绝望弃世而去
汪璧，女，中央财政部干部，资深共产党人。她的丈夫顾准在1949年后任上海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1952年被撤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1年“摘帽”后在1965年又重新“戴帽”。他们离婚以后，文革中汪璧仍然受到迫害，被指控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销毁反革命罪证”等等。汪璧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54岁。顾准在1974年12月3日去世。190年代，顾准遗作《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在学界有很大影响。
——摘自王友琴《文革罹难者》
汪璧——
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女性
陈敏之
作者系顾准胞弟、上海市原学者
至少已经十年以前，陈修良大姐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应当为汪璧写一篇纪念文字。这件事一直悬在我心上，不敢忘怀。之所以迟迟未曾动笔者，乃因为我与汪璧虽然情属亲谊，但细数起来，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实在有限，有关她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生怕写出来不免干巴。
为汪璧写纪念文字最合适当然莫过于我的五哥顾准，然而他离开这个尘世已经二十一年。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文字，仅留下了一点痕迹――1969年10月，经济研究所“一锅端” 下放去河南东岳前夕，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他和妻子见一面，连队负责人拗不过，只得以实相告，她已经死了，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在听到这个死讯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日记接着写的是：“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1934年他们结婚，我是亲见的。当时顾准19岁，汪璧20岁。五哥属于早熟型，因此结婚也早。因为处于地下，结婚没有任何仪式。结婚以后三十多年，当然也有多次离别，战争年代，也常常生死难卜。
1943年，顾准在去延安途中，越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一颗流弹把头上戴的帽子打了个洞，子弹擦过头皮，差一点就“光荣” 了，如这次真的死别，顾准与汪璧分手已经四年，竟未能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
两年前，我去北京，一位我素来尊敬的兄长辈问我，汪璧为什么要自杀？我实在无辞以对。还是顾准最理解她，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最后不得不作了这样的选择。党章和宪法都被践踏，空气中到处充溢着无法无天，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诉说自己的心声，心每天都在淌血，除此，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1950年代顾准汪璧全家福
1967年11月，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万庄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惫，而且显得十分憔悴、衰老，一脸病容。我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没能谈什么，也不可能谈什么。现在回想，我十分懊悔，为什么当时连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宽慰的话也没有说。饭后我即去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的老母亲（1965年送去太原，这时已迁来北京）。
这是我和汪璧最后一次见面。到北京来后没有几天，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音讯完全隔绝。1969年9月回到家里，才知道她已于1968年4月去世的确实消息。
她的死，毋宁说是悲壮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被污辱，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难道能说是一个怯懦者？对于这样一位默默地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女性，我永远在心里尊敬她。
1974年顾准陈敏之兄弟
汪璧，原名方采秀，进入解放区后从母姓，改名为汪璧。结婚以后的第二年，1935年10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受到破坏，组织上决定顾准离开上海，汪璧陪伴他一起流亡北平。他们坐的是一艘货轮，去天津再转北平。
临行的这一天清晨，我特地从南市家里赶至杨树浦码头为他们送行。已经是深秋，江面上有一层薄雾，似乎增添了几分离别的气氛。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离别。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谁也难以预料什么时候能再见。当时离别的情景和我的心绪，至今犹清晰可忆。
在北平，他们开始时分别住在小公寓里，以后两人一起租住民房，依靠顾准的笔耕收入（此时顾准为潘序伦编写一些会计学著作以获取稿费，上海的家庭开支也依靠它），过着最清苦的流亡生活。他们经常去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或者到北京图书馆，勤奋学习，不久，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震撼全国。
这时，顾准在北平等待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去已经有几个月，却仍未接上。1936年二月，接到组织通知，乃于是年2月返回上海，立即投入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
从1936年初回到上海至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进入苏南解放区的这几年中，顾准为了躲避追捕，还曾有过多次政治流亡，住所经常搬迁，生活极不安定。
在此期间，汪璧曾生过两个孩子，流产过一次，两个孩子，同样在一岁多点、以同样的脑膜炎症夭折。孩子夭折，对一个年轻的母亲感情上的打击如何严重是可以想见的。
我曾在无意中读过汪璧在孩子夭折后所写的日记，一种母亲为丧失自己孩子的难以尽言的无限哀恸凄楚，在字里行间跃然而出，读之催人泪涌。在同样艰险的地下革命的环境里，女性的负担（无论是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总要比男性沉重得多，汪璧自然也不例外。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1938年1月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彭柏山为书记，顾准、胡实声、陆志仁等为职委委员。汪璧在职委领导下从事职业妇女工作。当时职委会议经常在顾准家里召开，汪璧也常列席会议汇报职业妇女方面工作开展情况。
在当时封建性、殖民地性依然极为强烈的旧中国，职业妇女在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歧视。例如海关、邮局等都明文规定已婚妇女不予录用，录用后结婚者即予开革等等。为此，上海职业妇女为求自身解放，自1935年起，就有“中国职业妇女会”的组织，其骨干为启秀女中毕业的同学。已在海关工作，也是启秀毕业的茅丽瑛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1938年5月，为了适应当时已成为“孤岛”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开展群众运动，中国职业妇女会改组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茅丽瑛被选为主席。汪璧代表职委领导“职妇” 的工作。茅丽瑛被发展为党员是汪璧向职委提出建议，交由当时也在海关工作的胡实声完成的。
茅丽瑛入党后，更积极地开展“职妇”工作，为支援新四军，发动募集寒衣，搞义卖活动等，工作异常活跃，因而遭到汪伪特务暗杀，奉献了年青的生命。消息传出，整个孤岛为之震动。
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解放区，汪璧和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有母亲仍留在上海。这时我们家似乎成了党的什么秘密机关，利用我母亲和汪璧这样的家庭环境作掩护。因此，皖南事变后我经过上海去苏北，随后顾准从苏南奉调经上海去苏北，都不准在家里停留。出于恪守党的纪律，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究竟。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陷落。汪璧和陈修良同志等一起撤至苏北。1943年，解放区为了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汪璧携带她的新生女儿只身回到上海，直至1944年冬再回到解放区。这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顾准从延安到华东，老母亲和汪璧的大女儿从上海接来解放区以后的团聚；三年解放战争中从苏北撤退到山东，再撤至大连，辗转流徙的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然后迎来了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汪璧起初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副处长（顾准兼处长）。解放初期，许多工作均属公开性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更是一项新的工作，不仅要有一定的业务能力，还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当时，顾准为了开拓这项工作，网罗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党外人士在这个处工作，这是一些在解放前就已颇有地位， 担任厂长、经理，有经验，有才干的专家。汪璧处身其间，要搞好关系，做好工作，并不容易，但她以其特有的平易、谦逊、诚恳的态度和作风，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顾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撤职处分。“三反”撤职，对顾准和顾准家庭的命运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顾准被撤职，汪璧自然感到十分突然。曾经有好心人劝汪璧离婚，被婉言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我国，厄运有了第一次，也就非常容易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1957年，相距“三反”不过五年，顾准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顾准“三反”撤职，工资待遇未变。因此在经济上对家庭生活影响还不大。这一次情况就迎然不同，汪璧成了右派分子家属，不仅政治上要承受巨大压力，经济上的困窘也实在难以对付。丈夫在商城被监督劳动，经常挨饿，需要接济；五个孩子都在上学，而且都处在成长期，还有老母亲，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实在是心力交瘁。
1961年11月，顾准第一次戴上的右派帽子算是摘掉了，可是没有多久，第二次又再次被戴上，而且来势更凶。这次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到顾准家里把他带走的。真的，谁也不曾想到过，新中国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随便到家里把人“请走”。
事情的原委后来弄清楚了，原来顾准在清华念书的外甥和少数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这是在玩火！新中国虽然是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但哪里是能随便自由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了天条。发现这个“反革命”组织，给当时康生企图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最好的根据。
顾准在经过100多天最严格的隔离审查后，证明他和这个所谓“反革命团体”毫无瓜葛，但仍然认定思想上脱不了干系。于是，1965年国庆节后，顾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并决定发落到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
随即，汪璧被迫作出了别无选择的抉择，决定与顾准离婚。就这样，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原来以为是暂时的离别也就成为难以弥补的永久的诀别。
所有对汪璧比较熟识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沉静、娴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兼有现代革命女性坚毅的气质。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一点英雄传奇色彩；她为追求人类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社会、家庭、丈夫、孩子、母亲只有给予，从来不知道索取，她永远是谦逊、朴实的。
1980年2月，在汪璧死后十二年，为他们夫妇俩一起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把他们俩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对受尽人间折磨的灵魂，从此可以在一起互诉衷肠。但愿他们能够得到生前没有得到的永远的安宁吧！
延伸阅读
顾准夫妻大爱大痛
作者：佚名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他被撤职后，曾回忆道：“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商城后，日子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日记里的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一人在外面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说，他一旦摘帽，他们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
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两人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从门下塞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条，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资料太多了，以致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身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知道死讯后，他写道：“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记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终于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顾准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但那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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