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夏新民：当时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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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夏新民：当时只道是寻常

夏新民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档案

作者大学毕业照

夏新民，武汉人，退休科技工作者，现客居上海。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古体诗文若干。

原题

当时只道是寻常

——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作者：夏新民

　　客寄沪上，离群索居，心如古井。闲时翻翻旧书，日子虽过得平静，倒也有几分惬意。不料近日，忽然接到几个初中同学的电话，说到今年是初中毕业50周年，同学们准备聚聚，隆重庆贺一番，这无疑在我心底投下一石，五十年前的初中生活回忆，即刻涟漪一般，在我心中微微泛起。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武汉市第38中学度过的。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诞生于上世纪狂躁的1958年间。学校地处长江以南【1】，城山以北，武昌积玉桥地段，在武汉著名的城中湖沙湖西岸。学校规模很小，仅区区两栋楼而已。面对正门，是一幢坐南朝北，主楼居中，副楼两翼展开的四层红砖苏式楼房。这是教学楼，别看它不怎么起眼，据说当年还是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穿过教学楼，在其正中，伸出一突弧平台，那是学校领导训话，学生表演，体育老师带操的小型舞台。平台前面，一片开阔处，是大操场，左边的足球场和右边的篮球场，连成一片。教学楼对面是一条长长的两层楼房，一字摆开，那是低年级教室，我们刚入校时，所在的初一（2）班教室，就安置在那两层楼最东头的一楼下面。

　　在足球场东边，一道围墙将学校与沙湖隔离开来。每到初夏，沙湖的荷叶，仿佛一夜之间，从湖水中纷纷冒出，婷婷袅袅，傲然挺立，放眼望去，大片新绿，看不到尽头。一旦东风吹起，那荷叶清香，夹杂几分鱼虾腥味，还有湖底淤泥的泥土气，越过院墙，向教室袭来，让我们这些打小在长江边沙湖边长大的男孩子们，心旌摇曳。那时刻，只盼下课铃声早早响起，快步奔向沙湖，爬树，划船，游泳、摸虾，无拘无束，各得其所，尽享少儿时代无忧无虑快乐自由的生活。

　　 38中，在我们进校前，还曾有过高中。可能是自建立高中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个中之故，当然不是学校所有的毕业考生高考成绩全都差强人意，它有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特殊原因。从我们进校起，学校就取消了高中。记得当时的校长，彭先生的办学方针，是全力以赴，想将学校办成武昌区有名的初中学校。为此，他网罗一部分优秀老师来校，尽可能招进一些好学生，同时，从我们进校起，他将这个年级成绩相对好的同学主要集中在一个班，就是我所在的初一（2）班，作为重点班培养。

　　我们初一（2）班同学，主要来自两所小学。一所是长江江畔的大堤口小学。一所是城山南麓的昙花林小学。这两所小学，历史悠久，都是当时武昌地区的小学名校。分配到初一（2）班的学生，很多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优秀学生，不少同学更是大队或班级干部。

　　除此之外，其他同学则来自沙湖咀小学车辆厂小学六棉子弟学校等等。但他们好像是第三世界，其势，尚不能与前两个学校的同学成三足鼎立。

　　刚进校那会，郭同学被任命为第一任班长。他来自昙花林小学，绰号“驼子”。这个绰号，不知是哪位同学起的，名不副实。在我看来，郭同学一点也不驼，那只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身体表达方式。你看他放学回家，低着头，躬着背，一步一趋，侧面看去，那移动的身影，活脱脱地一串正弦波。他从不仰望星空，那是文艺少年的青春浪漫，即便走路，仍在低头苦思，回味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内容。郭的成绩非常好，在昙花林小学时，就很有名。进入初中，他的代数、几何、物理尤其了得，在整个学校老师同学们中享得盛名。

　　班上的学习委员则是由我们大堤口小学的沈同学担任。沈同学是属于各科学习成绩均衡发展，老师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尔后，这两位同学，在我们班，乃至全校，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各自事业有成，那是后话了。

　　同学们进校不久，纷纷亮相，各自特长，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一览无余。体育文娱尖子，大多来自昙花林和大堤口两所学校，像昙花林的彭同学（尼姑）、刘同学、余同学、邱同学等等，大堤口的汪同学（大马）、李同学（猪）等等。但来自“第三世界”的张同学（莲子），异军突起，体育文娱都十分了得，其中篮球，更是和尼姑、大马一起，与初一（6）班的大脑壳汤同学，初一（5）班的疤子张同学等，打进校起，就被学校篮球队的老师招之麾下，进入校队级行列。

　　不久，进校时那种按学生来源划分的团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按体育文娱的兴趣爱好，或学生间的“江湖庙堂”来划分。

　　进校那会，我个子小，身高仅1米33，同学们叫我“矮子”，是班上个子最矮的学生之一。与我比肩并列的是另一位张同学，也是1米33，我给他起的诨名是“巨人”。尔后几年，我和巨人，你追我赶，不经意间，身高竟相互进入第二世界行列，那也是后话了。

　　那时，我虽个小，但打小爱好运动，自然归属莲子、尼姑、大马，乃至邻班“大脑壳”“疤子”等体育爱好者一帮，属于“江湖”行列。同时，因初中课目中，也还喜爱代数、几何和物理，和郭同学沈同学这些成绩特别好的同学走得也很近，常常就数学物理中课外习题的不同解法，频频交流，不必赘述。

　　我们初一（2）班的班主任叫何步齐，她是迎接我们进入初中的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是上海人，白白胖胖，个子不高，在学校青年教师中担任共青团干部要职，属于进步青年。她从早到晚，一脸严肃，与她的白白胖胖形象不太协调。但她是班主任，操升级留级“生杀大权”，惹她不起，因此我们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喝不起。”这个诨名虽是谐音，也还寓意，同时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1962年间，我们进初中那会，人们刚刚从三年灾害时期踹过气来，吃喝都是大事，一般民众，吃不起，喝不起，再正常不过了。

　　何老师喜欢循规蹈矩成绩好的男生。记得她就特别喜欢来自我们大堤口的，绰号叫猪的李同学，李同学那时也是白白胖胖，成绩又好，站在老师家长角度，这样的孩子，谁又不喜欢呢？自然，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野孩子，难入她的法眼。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张，来自湖南农村，据说出身贫苦，也是组织培养对象。记得他上课时常着西装革履，满口湖南乡音，在学校老师中显得特别突出。张老师喜欢跳舞，那时工人文化宫里经常举行舞会，他时时赶场，白天教学心不在焉，经常上课铃响，他才匆匆赶到教室，这一切，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一点也不怕他，更谈不上师道尊严。也不知道学校里为什么要培养他，是因为出身贫农吗？我们幼小的心灵，当时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初一的代数老师，姓彭，刚从学校毕业，个子不高，与我们班上发育早个子高的同学身高相差无几，年龄也大不了我们几岁，也就是一邻家哥哥形象。他和我们班的刘（女）同学一样，住在武昌老城内的候补街，崇福山庄一带，带院子的独宅内，属于晚晴以降的富贵家庭。他教学认真，在我们面前，面部肌肉总是绷得紧紧，难得一笑，但同学们没有哪个在意，同样也不怕他。

　　多年来，同学相聚，总要提到我少时的顽皮，其中标志性的举止，就发生在彭老师的课堂上。

　　那是在初一，有一段时间我们迷上了评书。起因是莲子的一个街坊，叫寄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他比我们稍大一、二岁，是个右派的孩子，1957年以后，他父亲被送去东北劳教，母亲又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被送到他的哥哥嫂嫂家寄养，名至实归。寄生无生活来源，上完小学，哥哥嫂嫂无力支付学费，小小年纪，只得辍学，靠替人家擦皮鞋为生。寄生的摊点在得胜桥路口，离他住的地方，离我家，离我们学校都不远。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得胜桥，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个小孩，正是寄生，躬着腰，几乎跪在地上，在给一个时髦青年，那时称作“油子”的，擦皮鞋。那“油子”粉面油头，高高在上。寄生的头埋得很低，几乎淹没在“油子”的两腿之间，我站在寄生背后，此时正是最后一道工序，光油，只见寄生张开双臂，拿起布条，左右上下，使劲摆动，布条在皮鞋上发出啪啪的响声，不一会，黑呼呼的皮鞋便发出锃亮锃亮的光泽。“油子”丢下五分钱，这是当时一笔不小的款项，扬长而去。寄生则收拾起他的行头，回头望我诡秘一笑，悄悄对我说，他在皮鞋油里吐了一口涎水，用蜡调和，“油子”们一概不知，说完一溜烟的跑向对面的茶馆，听评书去了。

　　那时的茶馆，都有皮影，评书和弹唱，得胜桥巷子口里那家茶馆正在讲的评书节目是年羹尧。寄生每天都要去听评书，一场也不拉下。到了周末，或晚上不出去做工的时候，他就在莲子家当“二道贩子”，原原本本地倒给莲子、尼姑、大马我们几个人听。他的记忆力极好，讲起评书时绘声绘色，说到年羹尧，那是天上武曲星，大鹏金翅鸟下凡，两军相战，每遇困境，总有一位白衣将军从天而降，但见他玉面美苒，丹唇剑眉，白袍银铠，俊骑长矛，所到之处，敌军无不望风披靡。待得我方將士胜利，照例需要感谢白衣将军时，这位将军总是口中念道一句台词：“吾神去也。”便一阵风似的，飘然而去。

　　当时我听得如醉如痴，脑海里，白天黑夜，晃动的全是这位白衣将军的影子。一次全年级代数期中考试，正是不拘言笑的彭老师的课，我的代数学习成绩平常尚可，期中考试，课间的休息时间又比较长，假如占到篮球场，有比平常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因此，占领篮球场的任务，就义无反顾地落在我的身上。考试开始，我拿起试卷，二节课的考试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匆匆做完，心早已飞出，哪里会去检查？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钢笔在试卷上快速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我放下钢笔，摆好试卷，霍地站起，身子往左一斜，右手从左上头肩处，往右下一拉，作捋髯状，然后大吼一声，“吾神去也。”也一阵风似的，往篮球场，飞奔而去，留下的是课堂上下瞠目结舌的老师，同学，还有我那错误不知凡几的试卷。

　　初中生活，全新而快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贪玩少年，下课以后从不在校也不在家做作业，从早到晚，整个的就是，打球，游泳，无忧无虑，快乐自由。那时，我心目中的天空，晴空万里，直到一、二年后，我才隐约感觉，在遥远的天边，其实还有一、二小片即将化为暴雨的乌云。

　　其中一片云与孙老师有关。

　　她是我们的历史老师，非常美丽。她讲课时轻声细语，娓娓道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即便哪个同学放了错误，她也从不呵斥，而是给你改正机会。但所有的同学，无论是好同学，还是调皮同学，全都怕她。她像母亲一样，美丽、善良、可敬。这一点，我不久有了切身体会。

　　我们刚进初中那会，伟大领袖尚未在我们的家乡，以七十二的高龄，扬子江中闲庭信步，畅游长江三十余华里，那是三、四年以后的事【2】。他老人家虽早有所好，各个学校老师领导却并不知情，不必甚焉。加之，每年夏天，不知有多少儿童少年，因到江河湖海游泳，溺水而亡，因此，游泳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运动而强行制止。但我们却顾不得这多，夏天中午，多半就近，到一墙之隔的沙湖里去游泳。

　　游泳消耗大，加上中午暴晒，到了下午第一节课，孙老师的历史课，难免打瞌睡。

记得那一节课，讲的是明末农民起义，草莽英雄李自成，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揭竿而起。上课不一会，我便呼呼大睡，孙老师课堂上以后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孙老师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没有惊动我的美梦，待到提问时刻，点名到我，回答李自成起义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我那时哪里知道，彼时天下，早已是“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懵懵懂懂地被同桌同学推起，怔怔地站在那儿，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孙老师面无不悦，只是不让我坐下，要我拿起书本，给三分钟时间，看下一道题目，那是讲述另一位草莽，张献忠的故事。在我看书那会，她叫起J同学，起来回答我答不出的问题。

J同学，一位美丽的女孩，是孙老师的女儿，和我们同班。她各科成绩优秀，历史也不例外，回答自然正确，孙老师给出4分。在她妈妈的课堂上，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其他好同学惯常得到过的5分。J同学回答完毕，不到三分钟时间，轮到我回答。我放下书本，课本上有关张献忠的描述，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孙老师露出笑容，说，“你这次回答应该得满分5分，刚才的回答是1分，”孙老师那里从来就没有0分。“我给你3分。”

　　 J同学和她的妈妈孙老师，就住在学校对面的低矮的教师宿舍里，偶尔看见J同学从教师宿舍那边跑向学校，都是行色匆匆。而且，向那片房屋望去，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的父亲。

　　突然有一天，深受同学们喜爱的孙老师不再教我们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年以后的文革中，更令班上同学震惊的是，我们敬爱的孙老师，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弃世，消息传到同学中间，我们的心情沉重许久许久。

　　很多年后，我在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的文章中读到过有关孙老师的一些信息，这位著名作家也是J同学的高中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去看望过J同学和她的父亲，事后，他动情地写道，

　　这是一间简陋的平房，门开着，铁栅栏门却上了一把大锁。透过一根根铁条看进去，一个身体佝偻的老人一步一颠地在屋子里转着圆圈，神色木然。他转了几圈之后，极快地瞟我一眼，又继续转。这是她父亲，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进步报人，文章写得犀利活泼。解放前几年，报社被封，他出走南洋，她便是在海外出生的。解放后，他的几位好友（他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3】写信邀他回国，他便带了妻子女儿万里迢迢回到祖国，在一家报社负责副刊版。一九五五年卷入“胡风案”，入狱后便疯了，直至如今。

　　 ……

　　我问她有没有从前的照片。她说她很多年没有照像了。

　　她翻了半天，从一只牛皮纸袋中翻出了两张六寸左右的旧照给我：“就这两张，还是后来退材料退回来的。”

　　照片清晰，一对年轻夫妇立在华丽的台阶边，男的身材修长，一套淡色西服，潇潇洒洒的，女的一身深色旗袍，长得很美。一个三两岁的小女孩坐在台阶的高扶手上，斜依在父亲的肩头，也很美，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二年春摄于雅加达。”

　　另一张是那个小女孩的单人照，她从一艘大海轮后甲板的护栏中伸出头去，望着水天苍茫的远方，风把她那微微烫过的头发吹得飘飞起来。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二年秋摄于归国途中。”

　　其实，那时班上的美丽女孩，也绝不只J同学一位，像X同学Y同学Z同学等等，恕我不便一一点名。她们正值豆蔻年华，“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那可是我们沙湖的出水芙蓉啊！小荷初露，怎地会不美丽呢？只可惜我们家的孩子发育晚，我那时有限的荷尔蒙全都贡献到了游泳、篮球，也许还有代数几何和物理，无暇欣赏，白白浪费了这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另一片云更小，与沈同学有关。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各科成绩优秀，且循规守纪的沈同学，也不再担任班上的任何学生干部职务。是否与1962年远在北戴河的那次会议精神有关，不得而知。

　　不久，沈同学在班上也出了一次彩。我与沈同学从大堤口小学幼儿园起，前后同学十一年，像那次课堂上发生的，只有我们这些调皮生才能受到的待遇。竟然也降落在他的身上，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是初三，我们刚刚学化学，那时的中学化学限于条件，几乎没有实验课，全靠死记硬背，我们对这样的课目毫无兴趣。带我们化学课龙老师说一口不知什么地方的方言，加上陌生的化学术语，我们很多地方没听懂。由于这个原因，龙老师的课堂，同学们总是叽叽喳喳，人声鼎沸，活跃得很。不过龙老师有一绝活，也是他的弹压手段，那就是，无论你坐在教室何处，只要他发现你上课讲话，龙老师便撇下一个粉笔头，向你投掷过去，百发百中。

记得龙老师刚带我们班不久，对班上的同学还对不上号，那一刻，我们的沈同学，可能是因为自由身吧，上课时，也如我们这些贪玩好动的学生一样，居然也不听讲，在课堂上讲起话来。当时被龙老师瞅个正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龙老师捡起一颗白色粉笔头，掷将过去，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直奔沈同学的鼻尖。可怜沈同学，从小到大，三千宠爱，老师的家长的，集于一身，何曾遇到过这种窘境，粉笔头到达处，鼻子一酸，眼泪顿时止不住的刷刷流将下来。那场景，有道是，

　　二行清泪为谁下，

　　一截笔头误问君。

　　事后，龙老师方才发现误伤友军，以后每每上课，隔三差五，对沈同学多有赞许，自不必说。

　　学校里没有实验课，但我们同学的地下实验，却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其中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化学课，也与我有关。

　　我们班有一位李同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家里有很多国外翻译过来的少儿科学实验图书。他曾借过一本这样的书给我看。书里有一个是火柴头火药的自燃及爆炸实验。这种实验对于男孩子们来说，特别刺激。我们看后，就按照实验中的步骤操作起来。我们找到废弃的子弹壳，那时，在沙湖，在城山，由于离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并不遥远，城市建设也没有三四十年后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子弹壳俯首可拾。实验时，先将若干根火柴头的黑色火药粉刮到空子弹壳中，装入一定容量，然后用纸做成塞子，在子弹壳的开口处紧紧塞住，再将这个密闭的装好火药的子弹壳架起来，架子下边放上纸一类可燃物，点燃，约莫几分钟，随着外面的火势，子弹壳里面的火柴头药粉发生自燃，气体瞬间在里面急剧膨胀，到了一定压力，呯的一声，将纸塞头爆出。

　　这个科学实验游戏刺激而又有趣，很快在班上部分男生中流行起来。

　　我的初三同桌，姚同学，被我鼓动起来，我们秘密计划在化学课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初三时，我们用的书桌是有盖有斗的那一种。上化学课前，姚同学和我将装好火柴头药粉并塞上纸头的子弹壳，架子，还有若干纸，一应准备完全。待到上课，姚同学将课桌盖拿一只铅笔稍稍顶起，露出间隙，趁龙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的那一刹那，迅即点燃子弹壳下面的纸，火即刻在课桌内燃烧起来。

当时几个知道内幕的同学心情特别紧张，他们焦灼的眼神，一会儿看着讲台上的龙老师，一会儿看着姚同学处。待得龙老师板书完毕转过身来，察觉教室的气氛不对，顺着个别同学的眼光望去，发现姚同学的课桌里，冒出一缕青烟，还没等龙老师会过神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呯的一声巨响，姚同学课桌内子弹壳发生爆炸，纸塞炸满一桌，有些碎纸甚至从课桌内喷出老远。全班同学大惊，有的甚至叫起来。龙老师也一怔，他没有来得及像往常一样投掷粉笔头，只是本能地操着地方口音，大吼一声，“姚某某，纵火犯！”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知道，姚同学从此爱上了化学，10年后进入涂料行业，一直工作到如今，成为业内一名经验丰富小有名气的化学工程师。

　　提到38中的老师，不论是我们班，还是别班的，甚至低我们几届的学生，无论多少年过去，只要打开记忆的闸口，几乎没有不提到生物廖老师的。

　　廖老师，出身世家，辛亥革命烈士子弟。他身材修长，倜傥典雅，一派名士风范。每每上起生物课，都把同学们带到诗一样的世界。记得有一次讲两栖动物，讲到青蛙的那节课时，廖老师走上讲台，玉树临风，面对同学，甫一站定，便用他那惯有的独特的磁性一般的声音，缓缓吟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然后一顿，“我们今天，讲青蛙。”我那时并不喜欢生物课，但生物课的知识，经廖老师诗化，诸如青蛙神经的反射弧试验，什么非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居然有了一星星些微的了解。

　　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名字叫康松的，在上他的课时，不知做什么小动作，被廖老师发现，当时，课正讲到兴起处，廖老师突然停下来，同学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廖老师以他惯有的磁性声音，缓缓道出，“康松俊柏，可不要玷污这个名字哦。”同学们听后，一阵畅怀大笑。这一警语，迅即在同学中传开，以后，无论是谁，凡碰到这位同学，发生争执，均模仿廖老师的口气说道，“康松俊柏，可不要玷污这个名字哦。”

　　廖老师的课堂上，这种类似的警语隽语，比比皆是，均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在我们少年时代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多少年以后，我读到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知怎么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廖老师的身影。

　　初中后二年，对于我们班的同学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钟老师了。

　　进入初二，学校突然分来一大批华中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充实各个年级各个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分到我们班，担任辅导员的钟老师是一位印尼归侨，进步青年，同时又是我们几何课的课任老师。

　　钟老师虎背熊腰，身手矫捷，在华师时就是学校的篮球田径高手。也不知道彭校长使用了什么手段，竟将钟老师这样的一干人才招入麾下。

　　钟老师来到学校以后，教师和学生的篮球运动即刻蓬勃开展起来，并经常率领教工队到武昌地区其他学校比赛，我和大脑壳莲子他们每每尾随，并簇拥心目中的英雄凯旋而归。我们那时刻的兴奋和狂热，和几十年后，远在万里之遥的巴萨球迷如出一辙，世上那些毫无血性的娘儿们，也许一万年以后，都无法理解。

　　这种体育效应，即刻在学习上产生效果。钟老师是我们爱好体育学生的偶像，他的课我们喜欢听。一次，钟老师在几何课上跟我们讲到，古希腊的三大几何难题之一的三等分角的问题，说到数学家们已经证明不能三等分角，但郭同学和我就是不相信。那时，郭同学早已下野，不再担任班上和团队任何职务，在班上，与我，还有沈同学走得最近。

　　我和郭同学各自苦思冥想，隔了一段时间，纷纷声称，自己已经证明出可以三等分角，但不久，却又都被对方证伪。我们从课堂证明到课下，从学校证明到家里。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飞来一个思路，各自拿起树枝，便在马路边的沙地上划将起来，证明或证伪，不亦乐乎。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钟老师一直冷眼旁观，他乐着呢！只到双方筋疲力尽，不再证明时，他才拿出一篇早先华罗庚写给中学生的文章给我们看，说数学家们早已证明，仅用直尺和圆规，不可能在有限的次数内三等分一个角，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过多的精力。

　　这样的学习，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训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无疑有极大的好处。后来郭同学高中考入省实验中学，下乡后招工到三线工厂，一个小小的青工，和文革前的大学生一起，搞技术革新，恢复高考又考入名校，毕业后担任大型企业的设计处长，以后下海，自己搞公司，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板，产品出口海外。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恢复高考读书参加工作后，搞了几项产品研发，并将成果建线建厂。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研究院所领导参入的市重点课题研发小组【4】，和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的同仁们，在国内率先研发出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打破日本人在此项技术上对我们的封锁，当时在业内产生一定影响。均不在话下。

　　初中三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师，还有那美丽而又弱不禁风的历史汪老师、物理胡老师，前后教我们英语的，儒雅的范老师，诙谐的王老师，专业突出的生物姚老师，地理张老师，代数黄老师，语文周老师，甚至叫不出名字的美术老师等，都在学业和人格的培育上，给了我们终生难忘的教诲。他们在我们人生的足迹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如今，五十年过去，那沙湖【5】，那城山，连同我们初中学校的教学楼，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早已不复存在。老师们临风玉树般的身影，同学少年三三两两游戏的画面，神韵而空灵，温馨而高远，到得晚年，魂牵梦绕，“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吾神——我的思绪我的心神，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怀着无限的思念和向往——去也。

注：

【1】严格讲是东岸，因为长江进入武汉前，由南向北，往上一勾，长江南北两岸，在武汉变成了东西两岸。

【2】实际上，毛的第一次横渡长江是在1956年。当时因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不为一般干部和民众所知。但我的小学班长夏同学在1957，58年间，我刚读小学时，曾向我讲起，他的父亲，一位长江上的艄公，因出身可靠，水性又好，曾连船带人，被召唤参入外围又外围的水上保护工作。毛以后又多次横渡长江。1966年的那次，是最后的一次，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3】邀请J同学父亲回国的是曾担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诗人作家曾卓，他也卷入胡风案，是著名的胡风分子。

【4】我当时大学毕业不久，刚刚来到我所在的研究所，在参加一次由科研副所长徐所长带队，姜副市长组织的，第三代复印机载体的联合攻关会议上，因我个人之前已查阅了国外大量与此项课题相关的资料，主要是日本专利，主动为单位请缨，承担此项重点课题。之后，被所里任命此课题组副组长，负责研发及中试工作。组长由我所在的研究室主任担任。以后课题取得重大进展，所里其他领导也纷纷介入。二十年后，我在马来西亚帮一家企业搞一项新产品，从产品研发，到生产线设计，再到带领国内一帮年轻小伙子去马来西亚建厂，全由我一人当家，再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安排了。

【5】武昌沙湖，因粤汉铁路穿过，分为内外沙湖。与我们学校相邻的是内沙湖。近年来，内沙湖已经填平，其上，早已高楼林立，无法寻觅到昔日湖光波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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