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此帐号已被封,内容无法查看 此帐号的内容被自由微信解封。
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被微信屏蔽
其他
记忆 | 吕丁倩：我在“另类”屈辱中留下一张造假照片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美国翻译协会会员，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缀。
原题
借来的红卫兵袖章
图文 | 吕丁倩
不久前观看电影《芳华》，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女主人公偷借军装拍照片，受到战友的羞辱，直到影片末尾才知道，主人公把照片埋在地板底下。这段情节是影片中精彩一笔，深深触动我。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够深谙其中的酸楚，理解这位女孩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重压之下内心的挣扎。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很多年来，这件事从来没有被忘记过，只是不愿意提起它。
事情发生在48年前。
我在常熟县城长大。沿着虞山脚下延伸的那条小巷子叫书院弄，有着近千年可溯的历史。铺着砾石子的路面，两边是老式民房，大都是大门庭院，黛瓦高墙。巷子深处有一口古井，据说还有文人轶事出自这口井。
在这千年亘古不变，有着这般儒雅风度的弄堂里，偏偏开了一家西洋气派十足的照相馆，名字叫“庐山”。这家照相馆和传统的光线暗淡的照相馆不一样。跨进门就是大厅，地面上铺的是漂亮瓷砖，落地窗户，光线明亮，一看就是欧美风格。摄影室里有长长的窗帘，布幔柔软光滑，优雅地依窗垂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女摄影师，有四十多岁，她一边仔细打量着顾客，一边不停地来回跑，不厌其烦地把落地灯挪来挪去，还用一根长竹竿轻轻拨动窗帘布，耐心地调节光线，照片的效果比哪一家都好。
庐山照相馆在我们女孩子中间几乎无人不晓。那时1969年，我才十四岁，也有了爱美的意识，攒了一毛八分可以拍1/4 寸的“咪咪照”。拍单人的标准1寸照片要3毛6分钱，价格比较昂贵。每次拍张照片，我们都爱不释手，要好的邻居，同学们互相交换。
自从文革开始后，这家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人们常常挤在这里，戴上红袖章，穿上军装，在这里拍摄造型艺术照片。更有许多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这里拍各种各样的舞台表演风格的照片。橱窗里常常展出这些照片。有时我的朋友们给我看她们在初高中的哥姐们穿上军装，戴红卫兵袖套的照片。我们都非常羡慕，也想学学他们，去拍一张时尚英武的红卫兵照片。
网络选图
1969年初，已经复课闹革命了。我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好不容易进了常熟县三中初中，在北门大街上，离庐山照相馆很近。
那时中学年级编制军队化，我的班级被称为一连三班，工人宣传队领导学校。每过一段时间，学校批准一些同学参加红卫兵组织，并且开大会，举行仪式，颁发红袖套。当红卫兵的首要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比如正在当权的党员革命干部，军人，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其他人要往后靠。如果是黑五类子女，就根本不要做这个梦，连想都不要想当红卫兵的事。
好多同学陆陆续续地加入了红卫兵，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可我没有，觉得很不自在，在学校里感到十分压抑。
那时教室后面有块黑墙报，我是编写材料的主要成员，连写带画。常常忙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学校常开政治学习大会，每个班都要派代表上台去发言。每一次开大会前，老师都要我写稿件，然后老师把稿件给另一个女生，让她作为班级代表上台去朗读一遍。还有，到乡下去支农，少不了要写个表决心，和贫下中农一起批这批那，斗私批修。甚至临走时写封感谢信，老师都要我写稿，就是来不及吃饭也要用毛笔抄写在大红纸上。
更有甚者，苏州地区教材编写委员会正好驻扎在县三中对门的常熟中医院里面。他们向县三中要学生去帮助抄写教材稿件，除了写字工整，还要求表现好的学生。县三中推荐了两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学军拉练，学工学农，下乡支农，挖防空洞，割草积绿肥，备战疏散到农村，每项工作和活动我都认真积极地参与。而且我还被同学选为学习毛主席语录小组的组长，在课间或放学后主持小组学习讨论。
所有这些，也该算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的努力表现吧。我始终抱着天真的梦想，加入红卫兵。
网络选图
有一天，有个同学借来一件军装，军帽和军用挎包。我们几个女生约好一起去庐山照相。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摄影室光线好极了，明亮而不耀眼。每个人都拍了红卫兵照，一副英武神气的样子。轮到我时，我穿上了军装，皮带束腰，帽子正合适，还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我朝镜子里看了一下，变样了，有点不好意思。
当我站在摄像位置时，有位同学大声喊，忘了戴袖章了！她伸手递给我一块红袖套，上面是红卫兵，霍然三个黄灿灿的大字，十分醒目。
我犹豫了，摇头说不要。同学们都七嘴八舌地说，没事，你表现那么好，早晚也会当红卫兵的。我心动了，能成为红卫兵的一员该多好啊！我由着同学帮我戴上套袖。摄影师很耐心地等了一会，把灯摆好。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又后悔了，心跳起来：如果别人看见我是冒充的这么办？我刚想笑一笑，那点微笑可能瞬时消失了。我不安地看看旁边的同学们，就在这时，摄影师说好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好几天后，把照片领回来了。我马上把照片藏起来，心想等我当上红卫兵再拿出来。我的好朋友想要一张，我坚决不给，把照片压在抽屉底下。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害怕被人知道的话，会遭到耻笑讽刺。平时有些同学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经常歧视我，孤立我，朝我翻白眼。
再过几个月就要初中毕业，还要宣布一批红卫兵，我暗暗下决心要争取加入红卫兵。在接下来的支农劳动中我劳累过度，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肝肿大，体重下降。在毕业前，有很多琐事，班里的墙报，拟稿都给我额外的负担。中午常常来不及吃完饭就往学校跑去，我得了严重胃炎。毕业前最后几天，我终于病倒，发烧不止。连毕业那天的大会也没有能参加。
那是1970年7月的一天，我浑身无力躺在床上，焦灼地等待消息，大会上将宣布最后一批红卫兵。可是，我妹妹回家说红榜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把头侧过去，一滴滴泪水滑下来，落在枕头上。
这张照片始终被压在相集的最底下，好像是个犯罪的把柄。很少拿出来看一下。那略带不安，没有自信的表情，每次都会引起一阵心里的痛楚。好多年，我不想看到这张照片。
我父亲原是常熟县中学的副校长，颇有名望，被人嫉妒，在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从此我们一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前年回国收拾旧书本，找到这本影集，这张照片和那段故事都已经成为历史。没有人会在乎冒充红卫兵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在当时狂热的政治气候里，一个被冤屈的“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的愿望仅仅是希望被承认，被容纳到革命队伍。当这样单纯的渴望被无情地侮辱和损害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这只有我自己知道。
摄于1970年春，常熟庐山照相馆
文 / 吕丁倩
写于Briarcliff 纽约
2018年8月18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喜欢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