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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桑宜川:四川大学中学部50年忆往

桑宜川 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原题

四川大学中学部50年忆往




 
  作者:桑宜川

 

 

四川大学中学部,并非一个虚拟的校名,乃是上世纪十年“文革”浩劫年代的特殊产物,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从1969年9月开始,至1972年8月截止,全校学生为同一届,近二千人,同期初中毕业,办学仅有三年,犹如昙花一现,随后即被解散。如今除了当年的师生,或许早已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现代四川教育史上一段付诸阙如的历史篇章。

 

毕业合影:二排中坐者唐远镜老师,四排左三笔者

 

回望历史,那年月全国处于“运动”之中,教育系统被彻底破坏,高等院校停止高考招生,适龄学生无学可上,川大校园里“闹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部分教师被整肃,或惨死,或死里逃生,部分“闲来无事”,留下空荡荡的教学楼群,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葩故事发生,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面向社会,开门办学,惠及“乡里”。


那年月,成都地区除了四川大学,还有成都工学院,成都电讯学院等数所高校相继开办“中学部”,吸纳周边街区的适龄学子入读“初中”课程,主要教材有“工基”和“农基”二本,即工业基础知识与农业基础知识,教你如何开拖拉机,如何养猪,春耕秋收等等工农技术,令如今的年轻一代匪夷所思。如今我还保存着几本那年月的教材。


   

据几位四川音乐学院校园里长大的发小回忆,“文革”年代,与成都工学院一街之隔,地处九眼桥头的音乐学院也有中学部,办学规模较小,只有几个班,后来成名的刘晓庆就是在川音“中学部”艺体班学唱样板戏出道的,她比我辈年长几岁,于1968年秋初中毕业,被分配去了达县文工团,学校档案名册里有详细记载。如今算起来,她应该是奔70的人了。话说回来,当年这些“中学部”均不隶属市教育局管辖,坊间称为“大学穿靴,小学戴帽。”乃是各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自主创办的学校。


汉代孔融在《论盛孝章书》里有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他感慨世态炎凉,人生过得太快,这里借用一下其意,算起来,四川大学中学部已创建了整整50年,当年的校友们念旧,戏称为“五十年校庆”,于是自发地吆喝起来,找了一个农家乐,准备聚会,回首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过往故事。我以此文,为大家聚会助兴。

 

悠悠往事,恍然如昨


那年月,四川大学中学部受“文革”大气候影响,向解放军看齐,以部队建制管理,全校学生分为七个连,每连分成四至五个排,每排即是一个“班级”,约有50多个初中娃娃,故而每连约有200多个“准士兵”。我与成都工学院的部分子弟从成都望江楼小学七年级“初中班”升级,被分配到六连一排,连长唐远镜老师,是一位知书达理的转业军人,估计在部队里应是文职干部,到川大后在哲学系工作,兼任我排的政治课教学,在黑板上写的板书字迹苍劲有力,很有文化韵味。


1971年5月,中学部六连一排部分男生在川大校园里理科大楼前合影,前排左二为笔者

 

还记得班主任陈素芬是一位数学系讲师,课讲得不错,但脾气很大,在课堂上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火,不知她发泄哪门子的怨气?教英文的刘老师上课很认真,发音字正腔园,但限于教材的内容,我辈也就跟着学了几句文革口号,仅能用英文高呼“万岁”和“打倒美帝国主义”,认得“工、农、兵”几个单词,实在是虚掷了似水流淌的芳华岁月。教“工基”的蔡老师和教“农基”的范老师倒是脾气好,说话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从不亏待我辈。


说来令人感叹,那年月他们真是大材小用,堂堂正正的大学教师,向一群“小屁孩儿”讲授初级文化知识,还整天厮混在一起,教者不厌其烦,受者“民智未开”,也难为他们了。“文革”以后他们都晋升了高级职称,成了各系的资深教师。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与几位同班学友相约,一道去登门拜望过唐远镜连长,其时他已是哲学系的教授,相见时感慨良多,眼里湿润,已说不出话来。



笔者的童年就读成都望江楼小学,与四川大学中学部的历史宿命相同,其名已不复存在。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天府之国最美丽的启蒙学堂,依傍锦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风水与人文俱佳,可谓得天独厚。她的前身乃是清末的四川公立小学堂,抗战时期,曾名四川省立报国小学。抗战结束后,从城里迁至望江楼旁。从1953年正式定名算起,至1966年易名,办学整整13年,冷德成先生为首任校长,继后有顾品月女校长,他们与当年的不少任课老师一样,大多毕业于民国学校,从民国走来,虽然后来受红色宣传习染,但骨子里仍保留着儒家文化的遗韵,举手投足都是一道道风景,芳华绝代。


我的启蒙老师叫陈琼先,在这所小学任教多年,那里留下了她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她一生中最美丽的人生时光。我家犬子,算是“学二代”,亦受过她的教诲,师恩不忘。近年来,听说琼先老师与夫君杨师父去了美国定居,与女儿女婿孙儿孙女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籍此拙文送上我的美好祝福,愿琼先老师合家安好,万事如意。


1950年代,成都望江楼小学部分教师合影

 

如今,望江楼小学的美丽时代早已终结,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辈入学那一年是1963年,彼时学校与唐代女诗人薛涛赋诗葬花之处仅一墙之隔,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之后,洪水猛兽般的“文革”来了,川大校园里的大学生们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俗称“8.26”,开始疯狂地打砸抢,与隔壁成都工学院的同类社团“红成”对垒,彼此之间的枪声大作,武斗愈演愈烈,望江楼小学在所难免,受到“运动”冲击,教学工作陷于瘫痪,老师们扮若圣徒,天天捧着“红宝书”开展“斗私批修”。


甫久,学校易名“劳动路小学”。随后几年,学校的教学工作时断时续,大约是在1969年,我辈的第六学年,才逐渐恢复了正常行课。我读了七年小学,最后一年叫做“初中班”。

 

“文革”初期,成都望江楼小学部分教师合影

 

这张照片是原望江楼小学部分教师于1967年冬季拍摄。那年月摆拍也要求统一,每人右手须拿着“红宝书”,并把这书放在胸前,表示无限忠于,是“文革”时期标准的照相姿势,最为荒诞的个人崇拜,不如此不能方显出“革命”本色,如果不积极迎合,随时可能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或“里通外国的美蒋特务”,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此也许感到匪夷所思。正是“云山几盘,江流几弯”,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读者若看不懂那姿势有何美学意义,本也无可厚非。

 

多少往事,仿佛还在眼前


还记得1970年9月,原劳动路小学初中班的大部分同学转入川大中学部,据说其时已开办一年,故我等是第二年插入的,原因在于周边许多中学无法接收两届同时毕业的大批小学生。当时,工学院中学部几乎未接收本院子弟,生源主要来自新南门一带街区的适龄孩子,川大中学部则敞开大门,学生中不仅有川大和工学院子弟,还有九眼桥以东至三官塘,及下莲池沿河一带街区的孩子,由大学老师任教,面对“放羊”放了几年的一大群“不回家的羊”,读书走心,已不在状态,表现出无可奈何。1972年秋季,这两所比邻的中学部正式宣告终止,被各校“革命委员会”撤销,因为那时候的“工农兵学员”要来了,不然的话,中学部没准儿还会继续办下去。


还记得入校后不久,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川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响彻校园,各操场,小树林,被悉数挖成纵横交错,约一米深的战壕和沟渠,每隔几米还有“猫耳洞”,取出泥巴,就地制作砖胚。在唐连长的带领下,我等初中学生们,均积极参加了挖战壕,打“战备砖”的劳动,并参加过几次比赛,看谁制作的泥巴砖又多又好,那时候的话语叫做“挣表现”,“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可转换身份,由此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校园里挖泥巴的经历延续了几个月之久。


1971年在理化大楼前,川大中学部六连一排师生合影,第三排右一为笔者

 

当时同班的邱东同学表现甚佳,与他毕业时被归类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准许去12中念高中不无关联。若干年后,小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当了东郊一家大型国企的党委书记。笔者则没有这么幸运,当年被排除在每班16%能上高中的学生名单之外。只好“走麦城”,去了偏远的宜宾柏树溪二中念高中,又不期与樊建川、易粟、管一平等当代蜀中闻人在金沙江边的教室里成了同班同学。


话说回来,1971年9月,“副统帅”林彪出事之后的几天,川大中学部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文件之后,立即总动员,班主任召集同学们手拉手,开始在川大校园里,教学楼的每个角落,并延伸到望江楼竹林里,采取拉网战术,排查与搜寻林彪余党。如今回忆起来,恰如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完全不靠谱,但那时候每个人必须表现出认真态度,及对“定于一尊”大人物的信誓旦旦,忠诚不二,如今回忆起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至今还记得,就在川大荷花池旁的教学楼下,时常召开批斗审判大会, 被整肃的对象就是身边的男女同学。革命教师站在用课桌临时搭建的台面上,义正词严地发言,数落自己的某某学生是“梭叶子”,如何有“作风问题”,如何“罪大恶极”,控诉完毕后,交由戴大盖帽的人员立即执行,五花大绑,用麻绳拉走,送去劳教。这些未成年的初中学生,就这样被肆意羞辱,是何等荒诞的一幕场景!


图片选自网络


在成都市井语言中,“梭叶子”曾是羞辱女性的代名词,如今这个词语和“作风问题”已经伴随着阶级斗争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上世纪“整人哲学”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高频率词语,是红色话语中的杀手锏。犯了所谓“作风问题”的人不但会被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


回想起来,那些被麻绳拉走的初中男女同学,才不过十四五岁的年龄,正值青春期,豆蔻年华,她们坦承确实递过情书类的纸条,确实偷偷读过被查禁的地下文学读物,或有过初尝禁果的经历,皆为人性使然,何罪之有?尤其是被相继送去劳教的不少女生,被毁了一生,实在是中学部“革命”教师有违天理的作法。如今那些当年被送去劳教的初中学生,如果没有被整死,还健在,应该也是爷爷奶奶级别,受子孙尊敬的长辈了。


如今在川大校园里,位于游泳池西北侧,沿河边有一个入口,往里走是一片教职工宿舍区,那里曾是当年望江楼小学初中班教室的地盘,教室窗户外还有一片红卫兵墓园。那是一块坡地,起伏不平的沟壑里矗立着约有200多个大理石或汉白玉的墓碑,在坡顶还有一座约三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血红魏体大字。墓碑呈四角棱椎形,8.26米高,据说取意于四川大学红卫兵8.26帮派的称谓,以松林为伴,远远复望开去,红白绿分明,煞是壮观。方尖碑曾是古埃及的祭祀风格,后来被美国独立纪念碑沿用,不知文革时期,闭关锁国,红卫兵们怎会想到采用这一模板?何人设计?至今不得其解。

   

当年的墓园占地约有七八亩,埋葬着被“造神”运动忽悠,为无厘头的“主义”而献身的热血青年,其实也就是在红卫兵两派交火的武斗中战死的一大群“傻逼”,死了也就白死了。1971年秋季,林彪事件之后,几天之内那片坡地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如今早已荡然无存。在原址上种植了一大片长青树苗,如今已长大成林,绿荫扶疏,在秋风中摇曳,可还有谁记得那里的三尺泥土之下,曾经有过喋血的悲情故事?悠悠往事,仅留存在其至亲与老川大人抹不去的记忆里。还记得我辈初中班毕业前,离开望江楼小学校园的最后一幕,是与几位发小同窗,到教室后面的红卫兵墓地去向大哥哥大姐姐们,“文革”的第一拨殉道者祭拜,算是告别。 


图片选自网络

 

目前,国人只知重庆沙坪坝山坡上的红卫兵墓地,却不知在成都也曾有过,而且更为壮观,就在四川大学校园一隅。如今那里被一片新起的河边楼寓替代,远远望去,那里显得格外沧桑,树梢的鸟儿,似杜鹃啼血,抹之不去。留在民间记忆里。倘若这一红卫兵墓地能保留至今,作为一段过往的实物纪事,有不可承受之重,以史为鉴,至为珍贵。


当年的川大中学部“与时俱进”,各种文娱活动目不暇接,笛子与二胡是门槛最低的乐器,不少同学都会摆弄几下,搞得风声水起,同学们都被要求积极参加,并以连为单位,排练过不少“样板戏”的片段,例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演员是从我辈初中娃娃中挑选出来的。还记得在一出《沙家浜》折子戏中,刘国松同学扮演刁德一,袁佳佳同学扮演阿庆嫂,都很出彩,展现出了青涩年代的芳华。同期的工学院中学部那边也不落后,竟能排出整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实在是不简单,我和发小同学们都去观看过,中学部成了梨园,同学们成了票友。

 

大约是在1972年初春,川大中学部组织逾千学生,浩浩荡荡,队伍绵延几公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徒步拉练,军训生活,历时一个月,目的地是距离成都约50公里左右的什邡九里埂军垦农场。那时候,每人标配是必须自己携带一床折叠得方方正正的背盖,一领二尺宽的草席,一个军用水壶,一把手电筒,外加一双草绿色的军用胶鞋,卡在背盖外面。


当年的拉练行军路线是穿过城区,一路北上,出城后便开始踏上了泥泞的小路,沿途经过九里堤、洞子口、新繁镇、龙桥镇、升平镇、马井镇、师古镇等十几个乡镇。进入丘陵地区后,就看到了军垦农场。那个年代的人虽生活清贫,没有多少油水裹腹,但世道却很太平,尤其是乡间,夜不闭户,盗贼无多,民风古朴淳厚得很。拉练途中,夜宿过几个乡镇的寺庙和小学教室,至今还历历在目。

   

抵达营地甫久,当地步兵学校派来了教官,施以准军事化的督导。那时候没有床,一排排的营房里都是水泥地面,铺上稻草,摊开草席,就是卧榻。每天早晨在薄雾中,起床的军号响起,新的一天便开始了。除了接受军事列队,练习射击打靶,还参加过修水渠的劳动,听“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讲座,吃用豆渣做成的忆苦饭。还有几次是在夜半时分,军号响起,立即起床,全副武装,夜间强行军。还记得队伍中的几个女娃子,走着都睡着,疲困不堪,累到极致,一头栽进水田。那就是我辈少年时代军训生活的一个场景。

   

如今的什邡已发生沧桑巨变,前几年我曾去寻访九里埂军垦农场故地,已找不到当年的任何痕迹,但听说那里鼓捣出了一种酒,命名为“九里春”,将川酒的酒史又往前推进了1500年,广告上写着具有5000年的酒文化史,“川酒甲天下,起源在什邡”,只是不知成都九眼桥头的水井坊,号称中国白酒第一坊,宜宾岷江岸边的中国第一坊白酒五粮液,考据出来的大唐御酒绵竹剑南春,以及汉武帝时期就有的古蔺红花郎作何感想?都自称中国千年第一坊,其实家家都“牛逼”,个个说得有道理,儿子是自家的好,无需外人厚非。



那年月,九眼桥河边,下莲池一带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娃娃们,与川大和工学院的娃娃们还打过几场群架,双方参加者各有几十人,抄起军用皮带,在田坎上追赶合围,任凭“子弹飞”,不过那时也讲江湖潜规则,或称骑士精神,“见红”就算输,赢家立即罢手,不再穷追猛打。如今已过去近50年,若再相逢,当年九眼桥一带的初中同学们,应该已是额头谢顶,银丝两鬓的大爷了,不知你们生活得怎样,身体可康健?子孙可孝敬?可有养老金养老?


写下这篇拙文,拉杂一些往事,追忆早已消失的四川大学中学部,因为她是我等生命中的驿站,我等一道走过,一道在那里停留过。 


2019年3月7日星期四下午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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