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王明析：我的中学，学期评语及其背后的故事

王明析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王明析，1958年7月出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入读遵义师专中文科。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后在教育行政部门等岗位任职，2018年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文史和文学评论逾100万字。主编出版过地方文史图书《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等五部内资图书。个人公开出版有读书及文史随笔《忧郁的告白》《纸上的乡愁》计60余万字。

原题

学在七十年代

作者：王明析

小引

无论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期，还是清代大兴文字狱的那些漫长岁月，其间两千多年的时光，青少年在正常的发蒙和求学年代，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正常的学习教育都没有完全中断过。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华夏大地正规的学校教育却有过短暂的剧烈动荡。进入七十年代，中小学教育从形式上看虽然步入了正轨，但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都殊有不足。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老师，许多人在中小学求学阶段，普遍接受过不错的基础教育，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素质。所以，即使有人后来因“运动”不断而心有余悸，但只要面对学生，哪怕环境极端不宽松，他们在讲台上或者课余时间，都能机智和力尽所能地传授基本文化知识，并以自身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余生也晚，回想当年的求学生涯，实在是感慨有加，漫忆往事，聊以此小文记念我苍白温暖的少年时代，感谢特殊年代传授我文化知识的众多老师。没有他们在中学阶段给我的教诲，我肯定不会在1977年12月中旬的那三天高考中获得一个不错的高考总分，并以所谓“77级大学生”的身份，侥幸进入遵义师专中文科学习，欣遇那么多令我感佩的学兄学弟以及众多老师。

絮语至此，是为小引。

A．1971年7月：小学五年级

学期评语：

优点：热情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集体活动，学习肯动脑筋，作业认真，后半期在各方面进步大。

缺点：在课堂上有时没精打采，不活跃。

本期各科成绩：毛泽东思想65，语文90，算术70，军体80，劳动70，革命文艺80，常识100。

假期注意事项：

1、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好人好事。

2、完成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

3、注意安全，如游泳、爬树等，不赌博和不做不利革命的事。

这是我最早的一张学习成绩单的主要信息，1971年8月4日由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牟来珍女士填写。当时我小学毕业。务川环城一小就是此前和后来的务川实验小学，因为当年要“革”文化的命，就改名东方红小学。后来“全国一盘棋”，根据所谓军事化需要，又改名环城一小，我所在的五（1）班自然就成了五（1）排，这也是体育课自此改称军体课的原因。

13岁的我优点如此突出，但不料想毛泽东思想（即政治）课只得了65分，心里颇为之不服！当年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在《沙家浜》“智斗”一场戏中扮演刁德一，所有唱段没有要文化馆老师哈文校正过一句，而且让这个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惊叹，孰料这门课还是勉强及格！

常识课虽然得了100分，但我那时却做了一件很违背常识的事。我想看一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威力究竟有多大，遂将整整两盒火柴的火药全部剥下，集中用纸包好，塞进天主堂下面的墙缝里，想点燃后看它能将墙体炸成什么模样。开始怎么也无法将其点燃，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将钢炭火头抵近火药包，然后用嘴去吹炭火头。瞬间，轰的一声，我脸上一热，一种火辣辣的疼痛感立即像一张强力胶布将我的脸紧紧缠住了，直至眼睛也无法睁开。

显然是没有常识！

及长，所犯常识性错误仍不计其数。延至今日，有些错误属小儿科级别，明明知道不能违犯，却依然秉性不改，显然是要将其带进棺材的表现。

假期没有做“不利革命的事”；不敢，而且也没有那样的主观意愿。相反，所受的革命教育还使我警惕性非常高。毗邻的聂家院子有个哑巴，男性，中年人，独身，爱着女装，在县城有超一流的上鞋手艺。因为他神情有些怪异，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怀疑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夜里，有时还去他门缝里偷窥，希望悄悄侦察到他向台湾发报的事。

B．1972年1月：初中一年级（上）

学期评语：

⑴能自觉学毛主席著作，参加政治活动。

⑵学习较努力，遵守纪律较好。

⑶能参加校内劳动，但劳动观点不强，表现不主动、不踏实、不肯干。

希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本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优秀，语文70，数学60，外语优秀，地理优秀，农知优秀，文艺良好，军体良好。

寒假要求：

⑴学习毛主席著作，适当参加社会活动。

⑵适当复习功课。

⑶适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我的初中班主任钱老师是位女性，大学生，近视眼，教我数学。1972年元月，钱老师还不到30岁。当然不是因为近视的原因，但她确实没有看到我在劳动中的真实表现，所以在学期评语中，她才会用排比的修辞手法痛斥我“劳动观点不强，表现不主动、不踏实、不肯干”，还希望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为此，我被父亲重重地训斥了一顿。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我在务川中学读书那几年，劳动特别多，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是劳动课，主要是搞人海战术挖填操场。那是个体力活，无论挖土还是运土，都不轻松。我劳动时并不偷懒，只是不喜欢弄虚作假。钱老师不在场时，该挖土或是运土我都绝不含糊。不巧的是，有两次她到现场时，恰逢我甩手休息，而且居然没有像别人那样立即起身投入劳动，对她的到来完全视而不见。我好逸恶劳的印象自然就难以避免了。

钱老师对我有这种印象，我是咎由自取，也无怨尤。我当时鄙夷的是她欣赏的某些人：她不在场时，他们在劳动中偷奸耍滑，只要她一到场，表现就极为积极；反正是聪明得要死。但后来事实证明，我鄙夷的这种人显然都比我会做人，好像是更懂生活，过得也潇洒；不过，我始终无怨无悔。20年后，我即使做了母校校长，有些老师和同事见我处事太迂，出于善意提醒我“做人不能太老实”，我也依然充耳不闻，自是劣根使然。

还是说说当年学习的事吧！

1971年我进初中时，教学秩序也开始慢慢步入正常轨道。母校建于1940年，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当时师资力量在整个遵义地区（今遵义市）都不算弱。只是因为其时仍在大“革”文化的命，老教师们很多都因各种原因放不开手脚，或是心有余悸，教学上“百花齐放”的现象就相对很普遍。也是没有升学率这个压力，所以课堂上讲课就非常随意，尤其是语文。初中两年，给我上过课的语文老师好象有五位，平均下来，一学期一位还不止。虽不符合“教学规律”，但也算初步领略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对我后来在母校上语文课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鲁兆邦老师，因为他第一节课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第一次走进教室，鲁老师没带课本，他对我们手中的语文教材好像很有些不屑一顾。面对乱糟糟的课堂秩序，他根本不管，只让我们拿出纸和笔，说要“听写”。那时我们对“听写”已经很有些陌生了，但得知是听写“毛主席语录”后，已没有一个人敢继续吵嚷。教室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安静。鲁老师也没带《毛主席语录》，就用一种怪怪的腔调（后来看动画片《烧包谷》始知是云南口音）慢悠慢悠地背诵起大家当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虽然他已经事先声明写不起的字可用拼音代替，但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还是被他这一招儿打得丢盔卸甲人仰马翻。事后，我们的语文课就经常出现了这种固定模式：听写，纠正错别字，再讲解字词句意。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认识，直到许多年后，读阿城《孩子王》，我突然想起鲁老师和王一生所具有的“共性”。极为佩服而又感激！

“文革”是个特殊的年代，知识的掌握和文化的习得太不容易，鲁老师平凡的“听写”招数，实可谓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只上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

鲁老师是学校的名人之一，与其妻黄静霞老师是大学校友。因为同攻中文专业，故常有人要比较他们夫妻教学水平孰高孰低。我当时读初中，留下的都是印象，记忆是鲁老师比较随和；其妻黄老师派头太大，穿着比较讲究，体型显得有些凹凸有致，有点像现今某些电影和电视剧上出现的旧式知识女性形象。

关于夫妻二人，后来有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一些趣事，比如“邋鳎”，就是说他们不讲卫生，最有力的证据是：穿过的衣服不洗，就挂在柜子里，过几天又拿出来穿。这显然不具有说服力，而只能说明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现在大家可以自己去想；想通了恐怕只会感叹佩服。鲁老师会拉京胡，黄老师有一副清亮的嗓音，夫唱妇随，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对鲁老师留有至深印象的还有一件事：1976年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时，我身患一种奇怪的皮肤病，全身上下到处长满了一种米粒般细小的丘疹，奇痒难耐，苦不堪言。中西医治疗均不见好转，有人介绍鲁老师医术了得，我半信半疑，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急去母校找他。

非常巧的是，那天下午他刚从山上挖药回来，闻知来意，他就在学校操场上让我掀起衣服，将我肚皮看了两眼后，随即沉吟道：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吃两副看看再说吧。现在想起仍为之惊奇不已：我只吃了鲁老师的一副药，便奇痒无踪，药到病除。今天回忆起此事，仍有恍然如梦之感。

鲁老师早已退休，后来改行在开诊所，成了老中医，也算奇人奇事。

C．1972年7月：初中一年级（下）

学期评语：

该生本期来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学习努力，成绩较好，遵守学校纪律较好。在劳动方面比上期有所进步，认识有一定提高，并能热心参加文体活动。

希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本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95，语文80，数学68，外语78，图画78，地理90，农知95，文艺85，军体75。

寒假要求（各期皆同，略）

从成绩单打分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已明显进入较正规的轨道。我在钱老师眼里，劳动虽有进步，但还是不能像参加文体活动那样“热心”。这显然容易给有些人造成错觉：这家伙好逸恶劳，却是个花花公子！

真是冤枉也哉！

就本性而言，其实我比较喜欢劳动，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真正不喜欢的恰恰是所谓文艺活动，尤其不喜欢跳舞之类。20多年后离开学校，多次在一些身不由己的场合遇舞而退，让人狐疑。有两次，从前的学生竟然起兴要现场教我这个老师，还信誓旦旦保证，以我对音乐的喜好，肯定是一学就会。

我喜欢音乐是实，但不喜欢吵嚷。当年因为跟父亲学拉二胡，所以学校有文艺活动时，便被强征入伍滥竽充数，这大约就是我“能热心参加文体活动”的重要原因。而事实却全然相反，可见写在纸上的评语是多么靠不住。

整个中学阶段，学校的文体活动繁多，也是时代特色。直到进入高中，因为想加入共青团，我才在主观上想参加文体活动，但无论怎样卖力，入团的愿望还是成了泡影。由此可见，动机不纯，阳谋也是不能实现的。

但这教训不具备典型性。

D．1973年1月：初中二年级（上）

学期评语：

该生本期能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要求进步，学习努力，成绩好，遵守纪律，热爱劳动。

但工作上不够主动，希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更大的进步。

本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83，语文84，数学65，物理98，化学86，历史85，文艺99，军体80。

文艺得99分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中学阶段的这位音乐老师太特别了。

音乐老师姓唐，名尔钟，外地人，长相酷似费翔，连边分的发式也惟妙惟肖，白净的前额经常飘动着一缕秀发，风度翩翩，很是迷人。唐老师身材修长，戴一副浅色镜框的近视眼镜，说的是普通话。唐老师上课很认真，每教我们一首新歌，他都要用整开的白纸将那首歌抄好带到教室做教具。谱用红笔书写，词用墨笔书写，工整秀丽的简谱与汉字一经奇妙搭配，美得简直有些妙不可言！

我们有些同学自然免不了要模仿这种歌曲的抄写方式。唐老师有时也在课堂上简单讲一些音乐知识，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次，他介绍他们当年学拉小提琴时，因为缺乏小提琴，为了掌握揉弦技巧的要领，他们甚至采用过左手视右手腕为琴颈指板来练习的土办法。他当年在课堂上示范的样子很优雅，我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但是，看上去文静而有学者风度的唐老师，考试所采用的方法却有些铁面无情。今天在中学，我估计已没有老师再采用他当年的考试方法了。考试内容只有一项：识谱。他预先已在纸上书写好一些简谱，都是课堂上讲简谱知识时他用以举例示范的歌曲曲谱，长约二十小节左右，然后卷成筒，放进一个大笔筒里。考试方法是逐个进行面试：我们任意在笔筒里抽取一份，然后对那曲谱进行现场识别，他则根据我们识别的正确程度现场打分，并以此作为本学期考试成绩。所以，我今天仍很自豪14岁读初二时99分的这个音乐成绩。

音乐老师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还不仅止于课堂。读高中时，有天晚上，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完毕后从学校回县城。在郊外的马路上，我们几个同学发现，音乐老师与他漂亮的妻子正在我们前面约20米远的地方相偎前行。那是个月色撩人的夏夜，我们之所以一下子就辨认出那是音乐老师和他的妻子，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他那身装束了：当时，能将白衬衣扎进裤子的老师，学校就只有他一个。

而且居然敢让妻子挽着自己的手臂在月下漫步！

太资产阶级了！

但我们几个同学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似乎心有灵犀，都将脚步放慢了。我们开始与之保持约15米的等距离，不出声地尾随着音乐老师和他的妻子，静静地走在他们身后，任少年人的思绪在月色撩人的夜晚冉冉飘升……

读初二这年，我好像是班委的一个什么成员，因为没有兴趣，所以忘了。如果不是钱老师说我“工作上不够主动”，我肯定回忆不起，这辈子从那时起便开始“步入仕途”。所谓从小看大，钱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也真算是火眼金睛了！只是，这好像与是否“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无关。何以言之？我当时不仅能背诵很多毛泽东诗词和老人家的语录，甚至对《毛泽东选集》中很多文章都泛泛有过流览，个别篇章甚至读过不止一遍，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

毛泽东著作我读得非常仔细认真的是注释部分，我当时觉得它太有趣了。而且，它几乎就是我那个时期最早的课外历史文化读本之一。

E．1973年7月：初中二年级（下）

学期评语：

该生能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要求进步，遵守纪律，在劳动中表现较好，学习努力，成绩有一定提高。

希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的进步。

本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90，语文88，数学90，物理90，化学96，外语80，历史85，文艺90，军体80。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上来了，而且各科成绩都不错。那是1973年，早就风传升高中要实行考试，我不敢再取顺其自然的学习态度，平生第一次在学习上有了紧迫感。从钱老师写学期评语可以看出，她是用数学思维的方式在很严谨地对我进行看似定性，实则定量的评价，尤其是我的劳动态度。所以，她上的数学课能得到90分于我而言的确是个大进步。这也同时说明，今天流行的一句屁话的确是非常之有道理：有压力才有动力。

1973年夏季的那场升学考试很严肃，极少数人竟然真被母校高中拒之门外。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不幸就是其中之一。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丰乐中学，过渡一个学期后，才转学回到母校。

1973年文革还在进行中，这年出了件挺轰动全国的事。辽宁省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考生，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但最后却成为风云人物，被江青等称作“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当年我进高中后，我的数学老师周运达先生对张铁生极为鄙夷，每逢课堂上有学生有意无意调皮捣蛋时，他都要将其与张铁生相提并论加以嘲讽，根本不考虑如是攻击“反潮流英雄”会被视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罪证。

我当年的中学老师有很多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个别老师甚至毕业于西南联大，如我的生物（当时叫“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知”）老师熊兰英女士。他们都很有个性，正直而有学养，不少人还留有浓厚的旧式知识分子遗风，今天在学校已很罕见。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F．1974年1月：高中一年级（上）

学期评语：

能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不无故缺旷课。学习努力，成绩较好，劳动一般能按时参加，表现一般。

今后应多参加各项活动，关心集体，团结同学，争取进步。

本学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90，语文91，数学90，物理75，化学95，外语97，历史84，军体78。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这张成绩单上没有了“该生”的字样。“该生”这个词极为可恨，就像听到“该犯”一样让人郁闷。高中老师写评语一律用无主句，水平显然要高一点，是不是？何况还是上物理的老师！

语文老师自然就十分了得，起码他传授文化知识的方式，我今天依然感到佩服。而这也是我后来在母校上14年语文课时，其中借鉴得最多的一种授课方式。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易代权先生当年可能只有37岁左右，但在那几届高中毕业生中却颇有赞誉，就是课上得好。语文老师上课，口才好是基本功。他口才自然也不错，我常见他在课堂上讲得性起时挽起衣袖奋笔板书关键词句的样子。虽然戴一副近视眼镜，但一双眼睛仍灼灼有神，炽热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常常将我们撩拨得情绪飞扬。和初中上语文的鲁老师一样，他也不喜欢拎本教材照本宣科，他最爱讲古诗文。

当时的语文教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领袖人物的讲话和著作，报刊上的各类时文，儒法两家的“古诗文”。他重点讲授的是古诗文，对前两类课文，他的处理方式也让人叫绝。其时流行文风的特征是华而不实，假大空盛行，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有气势和靠山，这类流行时文都喜欢引经据典借以吓人，从毛泽东诗词到中国古代诗文，长长短短的句子触目皆是。

易老师在讲到这类课文时，无一例外的“舍本逐末”，大讲这些引文的出处与含义。比如，有些文章为了充分说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作者往往要引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类诗句。在接触这些诗句时，他往往要完整板书整个作品，然后再讲解这些诗词的意义，作者的轶闻趣事。

我已经记不清，他用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在课堂上讲解过多少古典诗词，向我们介绍过多少“封资修”的东西。但印象很深的是，他用这种看似自由散漫的讲课方式，让我们很多同学都对语文课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后来爱好文学，与易老师天马行空的教学方式至关重要。

人在年轻时一般都多幻想，喜欢文学的人，做诗人梦是很常见的事，我也未能免俗。大约是在高一下开学不久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校外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正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那天上午，我在稍稍犹豫后，在走廊里告诉易老师：我想找他借两本书看。他好像有些惊讶，或者说意外，含笑说了句什么话已经记不起了，反正是没有答应，弄得我十分沮丧和尴尬。中午进学校，我一个人靠在双杠边呆看操场上同学打篮球，易老师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

他问我：“王明析，你想看什么书？”

面对他和蔼的微笑，我突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嗫嚅道：“诗……”

“诗？”他似乎有些吃惊，“你想读诗歌？”

我那时正悄悄学写着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生怕别人知道后取笑自己，所以便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古诗还是新诗？”

“新诗。”

他好像怔了一下，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家里来吧。”

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脸上倏忽即逝的诧异之色很可能是一种欲言又止的反应。因为这天下午我去他寝室后，他给了我两本书：《中国新诗选》和《唐诗小札》。

易老师当时住的一间小木房，地址即今母校民族教学楼。大约一个周后，我去他寝室还书，他似乎也没过多问我的读后感——也可能问了我，但我的回答显然很肤浅，要不然，他不会推荐我看秦牧所著的《艺海拾贝》。

这天下午，他第一次带我走上了他的小阁楼。在淡黄的光线笼罩下，我看见了许多许多的书，不但桌子上堆得到处都是，床上、地板上也遍放着书。最初那几秒种，我就像阿里巴巴偶然走进藏满了珍宝的山洞，呆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好像浑然不觉，自从走进小阁楼，置身书园，就始终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状态。

我小心翼翼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书，但还没来得及翻看，就听他在招呼我看他手中的另一本书。这天下午，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似乎非常想有一个喜爱书的人与他共同分享藏书的乐趣。而我的兴趣仍然在新诗上，我选了本《长河日夜流》，作者好像是梁上泉，又找了本《诗选》，大约是中国作家协会1950年代的年度选本。这时，他突然用思索的眼光望着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一下。”

我当时不知道《艺海拾贝》是本什么书。可能见我翻得有些漫不经心，他便开始用老师口吻告诉我：你不要只读诗歌，其他方面的书也要多看。我当时好像有些充耳不闻，因为内心深处总是对诗歌情有独钟。

那段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从易老师那里借过多少书看，印象中，除上述书籍外，还有《女神》《艾青诗选》《阅读与欣赏》等。这些书有的是他亲购，但有一部分则盖有务川中学图书室印章。数年后我回母校教书（易老师已在此前调回了老家），才知道学校图书室曾有丰富的藏书，惜大部已散失于文革。那时我突然想起易老师的有些藏书，不知何故，心里竟生出一种莫名的羡慕。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图书室曾张贴过一份长近十米的借书清单，至少上千册，详细公布了老师们所借的图书。这份告示最后公布逾期不归还图书的处置方式是：按该书定价三倍在工资中扣款。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看着告示中某些久仰其名的书籍，曾深为惋叹地说：五倍都值啊！

G．1974年7月：高中一年级（下）

学期评语：

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较好，能积极发言，写批判文章。

对学校劳动参加较少。学习较好，但上课不够认真，有时爱与学生打跳。

本学期学习考查成绩：政治89，语文97，数学20，物理94，化学91，外语95，历史80，军体78。

如果这个学期评语是我当年的工作鉴定，今天恐怕就不好耍啦！

史载批林批孔运动完全是一场阴谋。当时江青借毛泽东提出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后，通过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则另有所图。江青一伙在运动中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借批所谓“现代的儒”和“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这次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大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各方面工作出现的好转局面又惨遭挫折。

我没想到，班主任王漾堂老师竟然在成绩单上，白纸黑字说我“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较好，能积极发言，写批判文章”，我真是服了他啦！

但王老师显然又没有完全冤枉我。

事实是，我当时的确比较恪尽职守，因为谁叫我那时语文成绩好，又能写两笔童体的毛笔字呢？那时学校规定每班都要出学习与批判的专刊，一学期大约要出四期，我作为班刊的主笔兼主编，是写（抄）过一些口号式时文。有两次，我还模仿贺敬之《放声歌唱》的“楼梯式”诗歌（当时还不知道马雅诃夫斯基是其鼻祖），写过那种火药味呛人的分行文字。

真真是羞煞人矣！

但是，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肯定没有“积极发言”，因为性格决定了我不会这样做。举个例，我虽然喜欢音乐，但却不擅长唱歌；我胡涂乱抹几个字还可以，但绝不会登台作振臂高呼状。高二要毕业那年夏天，我们那届毕业班全部下乡支农，半个月时间，与农民完全同吃同劳动，只是没有同住。晚上我们十几个男生住在生产队的仓楼上，我就从不唱《滇池圆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红莓花儿开》这类“黄色歌曲”，我只拉二胡为大家伴奏。第二天，王老师很善意委婉地劝了我们几句。大意是，唱这样的歌要多加注意。注意什么？他没有明说。但他含蓄地告诉我们，当年他读大学时，这些歌他们也经常唱。

王老师是个对人很和善的人，20年后，我在母校当校长，他作为副校长，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令我这个学生至今仍非常感激。

比较而言，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周运达先生就对我很生气！

周老师认为我是可以把数学学好的，他不知道，我高一下的数学成绩何以如此迅速崩盘！从上学期的90分到本期的20分，似乎有些难以置信。所以进入高二后，他在课堂上有时便对我比较留心。有天上课，我依旧走神，自顾在本子上用钢笔练习隶书。不料他已边讲边踱至我课桌前，我却浑然不知。直到他伸手拿我的本子，我只有叫苦不迭。他蹙眉而不失夸张地盯着我的本子足足看了起码10秒种——于我而言那真是漫长的10秒种。最后，他终于缓慢开口读出了我写在本子上的一句话：“二胡独奏：《汉宫秋月》！”

我那时真是窘得无地自容。好在周老师没有再说我多话，只是用略带戏謔的口吻笑问了我一句：“你二胡可能拉得很好吧？”

教室里顿时笑声四起。

其实，我数学成绩大幅滑坡的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刻苦学习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你学得再好，一年后都是下乡去插队当农民，又没有今天的高考制度，何苦那样卖力呢？我那种顺其自然的学习方法根本不适合周老师的数学课，他要求太严，当时理化老师对教材的处理方式他基本不取。他的原则是，教材上有的内容，就要坚持讲完。而我们当年的数理化教材又不太受政治的影响，整个高中阶段，我现在还能回忆起的数理化概念术语，其实还要数周老师的数学为多,像什么三角函数、指数与对数、象限、抛物线、双曲线、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我之所以印象深刻，还因为周老师有一手平手绘图的绝技。周老师上课从不带备课本，就是一本书和一盒粉笔。但他讲平面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时，板书之规范严谨漂亮，我后来在学校的那些年从未再见。今天，不用闭上眼睛，只要我展开想象，依旧能看到他当年在黑板上留下的那些函数曲线图。

前两年，从故乡重庆达县某重点中学校长位置退下来的周老师回务川故地重游，我们几个同学请他吃饭，席间我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年逾古稀的周老师仍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现在他仍能平手画圆，而且所画之圆能等分。

我相信他的话。我骄傲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中学老师。

H．1975年1月：高中二年级（上）

学期评语：

一般能遵守纪律，迟到旷课较少，学习较努力，对于布置的工作能按时完成。

参加集体劳动不够主动，对集体活动参加得较少。

本学期学习考查成绩：语文89，化学96，历史80，军体70。

刚进高一那学期，王老师对我的学期评语是“能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不无故缺旷课”；到高二本期结束，我的组织纪律性有了微妙的变化。而且，参加集体活动的热情锐减。王老师很委婉，只说我“参加集体劳动不够主动，对集体活动参加得较少”。

这完全是事出有因。

我当年不怕做作业，不怕考试，但最怕填表。偏偏那时的各种表格又多，几乎每张表上都有“家庭出身”和“主要亲属及社会关系”这两个栏目。我爷爷在解放后定的是地主成份，他的几个儿子既有与蒋经国黄埔同班者，也有曾任国民党将军、与日本鬼子血战松山、后来为贵州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主要领衔将领之一。我父亲排行老幺，混得也最差，但1957年也戴了顶“右派”的帽子。

其时讲究的是“根红苗正”，在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五种人中，我明显是投错了胎，站错了队。所以每次填表要向组织交待这些“历史问题”时，内心都有种苦不堪言。当时虽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一说，但实际上还是杀猪不由猪叫唤，只要你不是“根红苗正”，表现再好也是没用的。

从高一起，我就遵照父亲的开导，写入团申请，要求进步，并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但仍是被组织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1974年国庆前夕，学校在操场开大会，一个班一个班地宣读新团员名单。我所在的高二（5）班自然是最后宣读，其时会场气氛异常严肃，听到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唸过去，我内心紧张极了。得知名单宣读完毕的那一瞬间，我非常自卑和难受。

当时坐在我周围的都是很要好的同学，大家都有些吃惊，但谁也没有安慰我——都知道那种安慰非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撩动我的难过和伤感。父亲此前已知道这天学校要开这个大会，当我回家告诉他消息后，他大惑不解。其时我已缓过气，对入团与否并不在意，但拗不过他，只好在下午专程去学校找时任校团委书记的一个女老师。

老师姓张，她有些不屑地望着我，很生硬地告诉说，因为我在填表时向组织隐瞒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我父亲曾是“右派”。得知此言，父亲大怒，说自己当过右派不假，但后来不是平反摘帽了吗？话毕，出门就要去学校找这书记讨个说法。若不是母亲劝阻，我想，他肯定是要去上门兴师问罪的。我太了解我的父亲了。

被组织拒之门外后，我对集体活动再不那样热心，有时甚至连课也懒得上。这年的学期考试我没有参加，因为奶奶病危，我回遵义去了，所以成绩单上只有四门课的成绩。这些成绩都有来历，大致说，都是科任老师根据我半期考试和平时成绩所给的分数；其他科任老师未给分，也是他们教学严谨的一种表现。我都很尊敬他们。

先说化学老师吧。老师复姓欧阳，但那时我们都喊的是阳老师，从初中算起，他教了我3年化学。阳老师的课当时很吸引我们，给我的分数不算低了。但在他眼中，我的理科成绩显然不如文科。1977年的一个冬晚，我因为要参加当年的高考，曾与同学回母校看望过他，没料想，他一见面就敛容正告我：王明析，你要去考文科！我当时确实已决定考文科，但他怎么在我未告知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了我的报考方向呢？只有一个解释，我当年的这些老师太厉害了；他们只要在给你上课，你就无法逃脱他们一双慧眼的观照。

历史老师张仕传女士是四川人，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戴一幅黑框近视眼睛，讲课有些讲演的味道。站在讲台上，形象气质近似于今天有些电视剧中二十世纪30年代知识女性的样子。张老师很喜欢我，常在课堂上对我褒奖有加，这用不着讳言。她当时上我们75届高中5个班的历史，我的历史成绩在那届同学中始终名列前茅。就以这次学期考试成绩论，我即使因故未能参加考试，张老师也给了我最高分。可这仿佛就像一种宿命，我后半生竟然真的是与文史工作打交道的多，也算一件有趣的事。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体育成绩一直是中等水平。读高中时，我身高已有一米七四，但却不喜欢打篮球。为此，喜欢运动的父亲遗憾，上我课的老师惋惜，都说可惜了这样好的身材。我的高中体育老师杨学荀先生身高至少一米八，正规体院毕业，教学认真，有一次却被我的一个馊主意气得无处发火。那天考试测验100米短跑，我自知跑不出好成绩，便对同组的几个同学说：大家跑慢点儿嘍，最好是一起到终点嘛。

都是要好的哥们儿，我一提议，有几个跑得更慢的同学立即赞成。发令枪一响，那场面自然十分怪异，八个同学在奔跑过程中，几乎始终都大致呈一条横线。围观的同学很快便看到了端倪，哄笑与尖叫的声音开始在空中炸升起来。我们当时也实在是太顽皮了，在经过将近17秒的奔跑之后，几乎同时到达了终点，竟然还在嘻笑，全然不顾杨老师那张气得阴云密布的瘦长脸。

其实，我们那时还是很喜欢体育课，尤其是夏天。因为体育课都在下午，我们往往可以上半节课、或是逃课下河游泳。杨老师也比较灵活，有时就放我们走，只叮嘱注意安全。完全不像今天，学校一提到安全就有种谈虎色变之感，培养的学生体力耐力都普遍较差。窃以为也是教育上的一种倒退。

高二最后那个学期，我们经常下河游泳。大家都正值青春期，自然对有些事就比较关注。我记得学校有一位上数学和地理的谷明僚老师，文革前毕业于师范学院，极喜欢游泳，其速度与泳姿都令我们这些县城娃儿望尘莫及。但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裸体面对我们学生的坦然之态。有天他要结束游泳前，将游泳裤脱下后，径直就站在岸边齐腰深的水中，神色自若地搓洗起短裤来。我们几个同学在旁边，透过清澈的河水，目睹它小腹深处浓密的体毛在水中潇洒飘浮，不知为什么竟然反有些羞窘之感。

当天在回家的路上，大家自然就议论了这事。同学中有人成熟较早，说话自然就有些老师的样子。我那时才明白，原来男人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有浓密的体毛，开始遗精就已经是重要标志之一。可是，当大家都嘻笑着承认自己曾做过类似的梦，有过那种荒唐事后，我却说自己还没有过那样的体验。这又引来了两个同学善意的哂笑，说我不老实。

我很冤，因为我说的完全是真话。当时我正要满17岁，虚玄无用的东西知道一些皮毛，但像这类可以彰显男子汉风采的知识的确是了无所知。眼看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还如此懵懵懂懂，这怎么了得！事实也果真如此。1975年7月，我刚好17岁，当月走出学校，月底就去了农村。因为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加之读书太少和粗心的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有个常识性的问题总也搞不懂，以至在乡村的一些漫漫长夜，老是为之杞人忧天。许多年后有人知晓，我又被经常讥笑。而那确实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也私秘。因此，不宜在这里说。

插队的那些日子，我从未奢望过上大学，因为对照当时“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标准，我清楚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是，我没有想到，1977年的冬天，历史突然就给了我这种“问题家庭”的子女一个很意外的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

在知青点获悉我被遵义师专录取的那一刻，除了喜不自禁，我还有一种梦幻的感觉：我居然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走进大学！

四十多年过去了，有时我在想：要是没有四年相对完整的中学求学经历，我能够从5％都不到的高考录取率中脱颖而出吗？所以，相对只有三个学期都不到的师专学习经历，窃以为我的中学经历很值得书写一笔。因为我知道，我的这种经历绝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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