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作者 | 冯印谱

“老三届”，是指上世纪1966、1967、19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的青春磨难和人生坎坷，一言难尽。

不过，“老三届”有一点还算幸运，至少接受过较为完整的正常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实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中许多人重拾课本，考取了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新三届”。

从1966年到1976年期间，同样在小学、中学、高中读书的，除了“老三届”，还有人数众多的学生，我姑且给他们命名为“老三届之后”。

这批人命运多舛，参加过造反，“破四旧”，此后有的在城里安排工作，有的插队落户，有的回乡劳动，有的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的考取了大学……情况比较复杂，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就属于“老三届之后”，“文革”爆发，我在农村读小学三年级。

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学习知识、储备知识的时期，是播种理想种子的时期，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时期。然而，遇到了极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学的路径，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对未来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道德修养、文明修养，包括谈情说爱，均被残酷的政治运动颠覆了。

“老三届之后”同样是深受“文革”影响的一代，耽误的一代，摧残的一代，毁掉的一代。“文革”对于我们是冷酷无情的，而我们却以热情和幼稚、盲目和无知拥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师缺经费

“文革”伊始，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课闹革命，贴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斗争校长和老师，游行示威，大破“四旧”……原来整天关在教室里读书写字的小学生，一下子像没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激励着，随之狂热地投身其中，寻求刺激，寻求快乐。

首先是学制发生了改变。我们村原来有高小，在校读6年，毕业后报考初中。县里的初中根据考试成绩分批录取，有的设在县城，有的在镇上。考取初中后读完三年，再报考高中，同样按考试成绩上不同档次的学校，高中毕业然后报考大学。“文革”开始后，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们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学1—5年级，初中6—7年级。学制比以前的初中毕业整整缩短了两年。

一夜之间，高小变初中，教师从何而来？教学设施从何而来？教育经费从何而来？教学管理从何而来？这一切均谈不上，只是在学校大门口换了一块“丁樊七年制学校”的牌子。这时，国家相应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学到头了。

我们村子大，学校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学生，有20多位教师，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差不多各占一半。公办教师多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当地中等师范学校，中师学制二年，比读高中还少学一年。这批教师教小学蛮能胜任，给七制校的六七年级代课，就显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师同样停止招生，这批公办教师还很稀缺。学校无奈，只好临时招来许多民办教师代课。民办教师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为在初中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不愿意或瞧不起考中师，考取了高中，抱负是毕业后报考大学，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师多上一年学，结果大学停止招生，只好回村当农民。而上了中师的，少读一年书不说，毕业后是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吃国家商品粮，每月挣几十块工资，这时该轮到人家瞧不起当民办教师的高中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有的民办教师是高中生，教学水平往往高于某些公办教师。有了教师没有教育经费，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参加本生产队年终分红，县教育局每月发给几块钱生活补贴，实际等于国家把应该支付的一部分教师工资，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语文课——背语录抄报纸

教师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编教材的编辑、印刷厂印教材的工人同样闹革命了，致使我们连课本也没有了。语文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语录，抄报纸，课后作业就是背诵和抄写毛主席语录。终于盼来了新课本，选编的课文内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报章社论，革命回忆录。有一篇赞扬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说毛主席“微锁的眉头，紧抿的嘴角”，至今记忆尤深。

我上语文课学会“排比句”修辞，来自一篇课文，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一篇讲话，大意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来到了领导世界革命的中心，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老师讲解说，这一连串三个“来到了”，文字富有气势，意思层层递进，叫“排比句”。

至于古文，七年级语文课本上选了两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选自古典小说《水浒传》》；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还记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学到的古文知识可见一斑。

数学课——讲政治讲斗争

语文课如此，数学课总该好点吧？其实不然。数学课本中的文字题，通篇不离政治，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每道文字题之前，常常会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字醒目地编排，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例题内容或是解放前地主霸占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子，或是人民公社粮食生产大丰收，或是工厂生产多少产品支援亚非拉。网上随手一搜，就有下面这道题：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解放前，地主阶级利用权势，霸田占地，收租放债，敲诈勒索，致使贫下中农“债务丛生，如牛负重”。有一个地主以84%的年利率贷给贫农陈大叔24元，一年后贫农陈大叔欠债是多少？

这绝不是夸张，类似的数学作业题，我不知做过多少。

有段时间，上面要求搞“开门办学”，就是请工农兵上讲台，打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独霸讲台的局面。我们村七制校邀请过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邀请过大队干部讲述土改斗争情况，还聘请大队兽医站李医生讲兽医知识。李大叔原籍河南，多少年了一口河南话没改过来，他挺认真地讲了一堂课，全班学生几乎没听清几句。

学校还搞过“革命小将上讲台”活动，以此来证明革命小将什么都能干。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牛永胜老师让我登台讲课，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分管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整天在他手下排演节目，他对我比较熟悉。那天，我身穿宣传队的演出服装，黄上衣，蓝裤子，腰扎武装带，头戴黄军帽，脸上还涂了层油彩，神气十足。我大步登上讲台，给同班学生讲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讲解时，教室后面坐满了前来观摩的邻村学校师生。下课后，大家对我的讲课反应不错，连那些观摩者也赞不绝口。其实，我讲的全是牛老师事先一字一句教好的，我照猫画虎，滑稽可笑，实在是一场闹剧。

理化课——没用场不愿学

在本村学校读完五年级，不用考试，全班齐刷刷上了本村七制校的初中。初中语文和数学课程保留，没有开设物理和化学课，改上《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内容多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等，两年一晃而过，没学到多少知识。毕业时高中开始招生了，但实行推荐制度，且名额十分有限，有幸上高中的不到10%，其余学生回家务农，修理地球。

我属于“黑五类子女”，自然不会被推荐。后借1973年“智育回潮”的机遇，几经辗转上了阎景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在离我家30里的阎景镇，利用地主兼资本家李子用家族的李家大院做校舍。因为是运城地区直属学校，所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完善。可是，我们农家孩子目光短浅，觉得上中专、大学靠推荐，且需要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锻炼两年才符合条件，希望极为渺茫。多数同学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认为学那些热能、加速度、烧杯、试管等，回到农村有啥用场？教物理的畅敬信老师征求学生意见，我们竟然要求讲授如何安装电灯，如何开拖拉机、磨面机等实用技能。你说荒唐不荒唐？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才傻眼了。不少学生报考文科，并非出于喜爱文科，而是数理化课程“抓瞎”，只能靠死记硬背历史地理，“临阵磨枪”，求得一搏。

课外阅读——缺书看瞎胡看

在本村七制校读书，大队部、公社均没有一间图书馆和阅览室。村里只有学校领导和大队部订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我们偶尔在学校会议室见到报纸，随手翻一翻，瞎胡看。我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学期有门课程是《读报用报》，是葛迟胤老师讲的，葛老师态度和蔼，讲课认真，却很实用。

那时看课外书籍，全靠同学之间私下相互传阅，大多为“小人书”连环画。大部头小说，有《烈火金刚》《红岩》《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其中有的小说是受批判的毒草，好不容易借到手只能偷偷看。看小说主要对故事性强的、打仗的感兴趣，什么史更新大闹猪头小队长和毛利太君呀，什么小分队奇袭奶头山呀。

那时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学校又不开设生理健康课。个别小说有少量爱情描写和性爱描写，既充满好奇想看，看后又感到害羞，害怕，自责。悄悄秘秘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文字都能背下来。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跟余永泽在海边谈情说爱的场景；《苦菜花》中杏叶母亲跟长工偷情的场景；王柬之跟情妇淑华调情的场景，“他的大腿压在她的大腿上”，淑华吓得钻进炕洞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处于青春期的我，看了这些，只能默默记在心里，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笑。

阎景中学图书馆藏书不少，遗憾的是批判封、资、修，优秀的图书，老师不敢借给学生。借出的全是《虹南作战史》之类新书，政治性太强，可读性太差。倒是浩然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农村生活，我们读起来很感亲近。

我初读《红楼梦》是向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借阅的，囫囵吞枣看过一遍。学校开展批《水浒传》运动，毛主席说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没看过咋批判，我从同学史志强那里借来一本看了看。志强的父亲很有学问，家中有不少藏书。

体育课——没器材练跑步

体育课更有意思。本村七制校的体育设施几乎为零，单杠、双杠、鞍马等一样也没有。乒乓球热过一阵，是砖头砌的台面，没用多久就毁坯了。初中毕业前夕，学校操场才安装了两副篮板，勉强可以打篮球。没记得学校开过正规运动会，没有学过基本的体育常识。上体育课基本上就是练习立正稍息跑步。有次上课，体育老师突然神秘地说：台湾国民党空投来一个特务，就在咱们村外，我们去抓活的！同学们来劲了，摩拳擦掌，跟随老师跑到村外一条壕沟，抓到的“特务”是老师事先安排的一位同学。

至于外语课，在本村七制校压根没有开设过。阎景中学设有英语课，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河南省“马振扶事件”，“我是中国人，为啥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那个自杀学生的遗言，竟然引发我们的共鸣，英语学习再次被浇了一桶冷水。我上大学后，英语基本上是从ABC开始学的。

想一想，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环境，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呢？

跟“老三届”相比，“老三届之后”从小学、初中直到高中，都荒废了学业，荒度了青少年年华。倘若不是“文革”，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考上大学，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如今都市高楼林立，建造一座几十层高楼，需要挖掘相当深的地基，用钢筋水泥一点一滴砌到地面，然后才能做到“万丈高楼从地起”。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有幸考取大学的77级、78级，就包括“老三届”“老三届之后”以及少数应届生，成为时代的宠儿。其中不少人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先天不足，根基不牢固，绝大多数尽管刻苦努力，孜孜奋斗，终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不仅针对大学，小学、中学教育同样需要优秀的师资。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耽误和毁掉的不是一个人，是整整一代或几代人，是整个国家文脉和科技的塌陷式断层，是传统和文化的撕裂和毁灭。那些至今仍然盲目叫喊“接受锻炼”“青春无悔”的人，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怀念“文革”的人，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患了健忘症？！

2013年8月14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2月2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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