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一个村庄革命委员会诞生记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一个村庄革命委员会诞生记

作者 | 冯印谱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中华大地冒出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名称——“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早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造反夺权鼓捣出来的，据说最初起名“上海人民公社”，未获得毛泽东主席首肯。此后，伟大领袖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时，每一个直辖市、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会刊发一篇社论予以热烈祝贺。山西省的社论标题是《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湖北省是《长江万里起宏图》。有不少社论标题直接从毛主席诗词中选用，文采飞扬、尽显特色。毛主席故乡湖南省是《芙蓉国里尽朝晖》，广东省字数多点,《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然后，省、市、地、县、公社、大队、工厂、学校，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从政治上要求搞各派大联合，从干部年龄上要求老中青三结合，从工作上要求进行“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万荣县最大的两派是“三司”和“红联”，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既有原“三司”派系人物，又有原“红联”派系人马，再点缀了原县委政府个别遭过批斗又重新站出来的“走资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一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军队领导。

我们丁樊村村子大，人口多，虽说派性斗争闹得不像周围小村那么厉害，但是人心比较涣散，难以聚拢，成立革命委员会大大落后于其他村庄。鉴于此情，所以上级特别重视，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场面相当隆重热烈。

那是1968年8月15日，全村大小街道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社员们喜气洋洋，比过春节还要热闹。早晨九点钟左右，参加庆祝大会的邻村代表就陆陆续续来了，他们敲锣打鼓，打着红旗，扛着标语牌，抬着祝贺的喜报，满街满巷，成了人群的海洋，红旗的海洋，标语的海洋，欢乐的海洋。

我正读小学四年级，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崭新的白衬衣、蓝裤子，兴高采烈向学校跑去。学校当天放假，但我却担负一项特殊任务，参加学校刚刚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庆祝大会献演节目。这是学校宣传队成立后首次登台亮相，又是在如此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既激动，又高兴，也隐隐有点怯场。

学校在村东头的高台上，刚到大门口，看见从东面大路上来了一支带枪的队伍，有二三十人，身穿便衣，扛着步枪，还有两挺轻机枪。这伙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进了学校，带队的一声号令“解散！”队员们各自分散到村口、大队部、戏台门口等地方站岗巡逻。其中有一挺轻机枪就架在学校大门楼顶上，高高的大门跟开会的戏台仅一街之隔，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全场。他们是上级特意派来保卫成立大会的，瞧那阵势，确有一种震慑的威严和杀气。

大会开始前举行入场仪式，参会的邻村代表和本村大队企事业单位、各生产队队伍整队入场。一进大门燃放鞭炮，高奏乐曲。鼓乐队有传统锣鼓，有洋鼓洋号西洋乐器，有当地的唢呐笛子，一时间，舞台下面鞭炮齐鸣，鼓乐喧天，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我们宣传队演员提前登上了舞台后场，我有时间悄悄躲在帷幕背后，好奇地偷窥戏台下面，第一次看到这般欢腾盛况。

鞭炮声渐息，大会正式开始，各级领导在戏台上主席台就坐。会议程序第一项照例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高唱《东方红》歌曲。接着，高村公社革委会领导宣读了经县革委会批复同意的丁樊大队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共有5人当选，他们分别是：革委会主任冯国正，一名普通党员，此前从没担任过大队干部，正直老实，性格温和，讲话稍有点结巴。他出来担纲，是一位令群众惊讶的“黑马”。也可能是派系之争，最后达成了某种妥协，他“渔人得利”了。

冯应森，根红苗正，一直就在大队部担任一般干部，这次一下子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算是高升了。他后来还担任过多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德平，此前担任过多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头脑聪明，办事干练，群众威望高。这次进入革委会班子，可能是作为老干部角色被结合进去的。冯天管，以前的大队干部，分管农业生产，胸有韬略，政绩突出，工作认真扎实，办事公道正派，众人心服口服。冯仁荣，年轻有为，性格直爽。不过他当革委会干部时间不长，就去了大队供销社工作，后因病英年早逝。

以上5位新当选的革委会成员，都是我的长辈，应当尊称他们伯伯或叔叔，有几位已经谢世了。我在此直呼其名，大为不敬。对他们本人的评价，因我年幼，多是听群众议论的，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有不妥之处，诚请谅解。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文革”伊始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冯天赐，这次没有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此前，他被批斗过无数次，造反派刨根问底，罗织罪名，列举他的所谓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说他“阻碍贫下中农收听毛主席党中央声音，跟阶级敌人勾勾搭搭”。所列罪证捕风捉影，说他给了我家一个有线广播喇叭。我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个罪名相当具有杀伤力。真实情况是，上级给村里批下10多个有线广播喇叭，每个售价5元钱，好多社员嫌价格贵不要，我父亲买回一个装在家里，没成想惹出一桩大祸。

冯天赐先生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擅长写文章，且口才一流，曾在大队剧团排戏中扮演过焦裕禄的角色，颇受观众赞誉。“文革”初受尽磨难，过大年，造反派曾把一副白对联张贴在他家大门上。“文革”后期，他继续担任过多年大队干部。

让我们回到大会现场。举行了革委会授牌仪式后，由公社革委会主任讲话，来宾代表讲话，最后压轴的是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讲话。据说，一般村庄革委会成立，县革委会领导是不会参加的，顶多派个一般干部或发个贺信就不错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大驾光临，可见其重视程度。他在讲话中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队革委会班子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云云，没有什么新意。

会议最后一项是文艺表演。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一个舞蹈节目，我担任报幕员。站在舞台出口，第一次面对台下人山人海，还有那么大的县领导，我心里像有一只小兔子在怦怦直跳。该出场了，没时间多想了，豁出去了，我双手握拳抱胸，健步跑上前台，“啪”的一个丁字步造型，然后摇头晃脑朗诵道：

孤峰伸臂举红旗，

黄河扬波奏凯歌；

山在欢呼水在笑，

红旗如林歌如潮。

下面演出舞蹈《革命委员会就是好》。表演者：丁樊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后，身体向后转，双手抱胸，跑步下场。

这个舞蹈由宣传队8名女队员表演，牛永胜老师配的舞曲，现编的歌词。他把新当选的大队革委会成员一个个名字填进歌词，哼着，唱着，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8年8月15日，

丁樊革委会成立了，

山在欢呼水在笑，

伊儿哟，

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国正应森和德平，

还有天管和仁荣，

领导班子革命化，

伊儿哟，

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

现在看，这个舞蹈完全是为了配合形势，十分幼稚粗糙。没想到，我这一个简单的报幕，可轰动啦。在那么一个特殊场合，那么多观众面前登台，让同学们羡慕死啦。台下观众相互打听议论，这是谁家孩子，长相帅气，口齿伶俐。我母亲就在参会的人群中，听到周围人夸赞，心里甜滋滋的，很为我骄傲。

遗憾的是，我父亲没能看到我的首次表演，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样隆重的大会。会前好几天，村里的“黑五类分子”被勒令平整清扫巷道，布置会场，搬桌椅板凳，张贴标语，白天黑夜忙碌。可是，到了开会这一天，他们一伙人被集中在村西头的砖瓦窑参加劳动，以防止这些坏人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当天晚上，由县里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戏台上表演节目。他们当然不会演出封建迷信的古装戏，也没有演出革命样板戏，而是表演了十几个小节目，有对口词、三句半、小演唱等。这类小节目当时非常时髦，唱词、演出词可以根据政治形势需要现编现演。我因为参加了学校宣传队，所以观看得非常认真入迷。

记得演出有一个节目是山东快书，一名男演员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两块小铜片，叮铃啷当，所说的内容讽刺、挖苦、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其中有段台词是：“说罢了少奇说小邓，小平他生来个子锉，锉，锉，有革命同志会问，什么叫锉？锉就是金字旁加一个坐字，锉就是矮，矮就是锉；锉就是小，小就是锉；锉就是低，低就是锉……”极尽人身之攻击，反倒赢来台下一片笑声。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锉”字，认识这个“锉”字，就是从这段山东快书表演得来的。谁能想到，十年后，正是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先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最先受益的恰恰就是农村和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饱受“大锅饭”之苦的老百姓吃饱了饭！

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与大队党支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员。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一人一肩挑，即大队的一把手。革委会的行政机构下设有政治股、财务股、副业股、治保股等。党支部、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以及在这几个股担任职务的，如财务股股长、会计、保管员，均是大队脱产干部，每年由大队发给他们固定的工分，拿回各自的生产队参与年终分配。

治保股则是一个特殊部门，性质类似于如今城市的保安机构，成员有的是村里的单身汉。他们的具体任务，就是看护田野里的庄稼，夜间巡夜，保护村庄社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遇到村干部欲整治某个社员，治保股人员常常会充当打手，狐假虎威，刁钻蛮横，令人胆寒。村里像我父亲这样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成年累月需要干许多劳动改造的义务活，归于治保股监督改造。

之后，几乎每个寂静的夜晚，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会飘来一遍遍广播声：“全体支革委，全体支革委，赶快到大队开会来！赶快到大队开会来！”传达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议，点灯熬油，干部们蛮辛苦的。

大队革委会下属的各生产队，原先只有生产队长、会计和保管员3人。有段时间，强调政治领先，增设了一个政治队长职务。两位队长之下，还有几大员，即会计、保管员、出纳员、贫协组长、妇女队长、民兵队长等，组成一个8人生产队队委会。不过，这8人并不脱产，每天跟着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只是根据不同职务，年终给一些补贴工分。那时争当队长和这几大员的社员大有人在。

“革命委员会”如火如荼成立，并没有完全遏制社会的动乱，山西省局部地区甚至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直到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问题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该布告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下发执行，并由军队介入，情况才算有了好转。这是后话。

从我们大队的情况看，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暂时平息了此前以造反为荣、山头林立、群龙无首、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革委会的职责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以抓革命为主，以抓阶级斗争为主，以抓农业学大寨为主。学大寨也仅仅学些皮毛，修大寨田，“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年四季，把社员们死死捆绑在土地上，粮食不见增产，依旧饿肚皮；分红不见提高，油盐酱醋也买不起。说白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是换了个政权的时髦名称罢了。

全国的“革命委员会”名称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被彻底取消。在农村，大队革命委员会被村委会取代，依法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及村委。革命委员会作为一个历史符号，丢弃在发霉的“文革”档案里。

2013年6月10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2月14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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