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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赵兹 :“黑帮"子女的故事
作者简介
赵兹
赵兹，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现已退休。
原题
“黑帮"子女的故事
作者：赵兹
（上）
文革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洋傅亮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这里没货，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文革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是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文革后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顶着大太阳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傅洋（左）和蔡晓鹏
文革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在一辆汽车前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佩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在西藏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文革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中）
在文革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文革后的教育部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迫害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
姐姐张燕霞因家庭在文革中的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曾亲眼目睹，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载张燕霞的：
“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得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当时才是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上下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文革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有次到大北窑的国贸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三十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还是张楠楠总结的好，她对我说：“过去的岁月永远是我们的财富。”
（下）
姚宏当年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了。社会上对这些孩子有这样的说法：“从小生长在深宫，看似聪明实朦胧；只知天上星和月，不识人间奸与贤”。
这所学校文革前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65中仅一墙之隔，因此文革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著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文革前的中宣部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九评》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文革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被迫从沙滩住家跳楼自杀，时年仅45岁。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后分别去了内蒙古的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病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当时，我和姚宏经常买来这些小报看，并分别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过的报纸寄给对方。后来，当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沪线火车上当列车员，就通过她为我和姚宏传递报纸。记得第一次请她帮忙时，我给姚宏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此人不错，可以一聊”。谁知，他们两位就真聊了起来，一直聊到谈情说爱，一直聊到成家立业。
如今，桑敬民已从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还时常外出讲学，继续诲人不倦，并出版了她撰写的《华夏传统文明教程》一书。而姚宏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先在著名的同仁医院任副院长、在北京卫生局医疗处当处长，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做司长，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型领导人物。 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姚宏讲给我的。后我在香港媒体作负责人时，曾专门请我们的驻京记者张立采访过姚宏。
记得文革后不久，一次我到史家胡同姚宏原先的住处去玩，我见到了姚宏的母亲韩静，老人家也曾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可看上去身体挺好，当时好像在中国社科院做人事干部局局长。
于光远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和姚宏还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于老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间支放着一块小黑板，在四周其它简单的家具中显得十分突出，上面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他说，平时他想到些什么，就会在上面信手写下来。2002年10月，我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主持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时，也请了于老与会，我还和他说起了那块小黑板。
工作多年来，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尔一起携家外出郊游，或相互串串门儿。2002年，姚宏赴台湾访问途经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他乡遇故知，我们俩在我的住处一直聊到深夜。
文革经历自然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他表示，若没有文革，若他没有下乡，他绝没想到中国农民生活得那么苦，做事那么难，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殚精竭虑，严以律己的重要缘由。
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中组部培训中心原主任姚雪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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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作者新浪博客，转载自《抹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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