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丨赵兹：亦师亦友范敬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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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赵兹：亦师亦友范敬宜

赵兹新三届 2019-06-06

原题

亦师亦友范敬宜

作者：赵兹

写于2010年11月8日

今天是中国记者节，同时，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作为一名有着30年新闻工龄的老记者，在这两个节日期间，总会想起一个人。

我从《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到《经济日报》工作的30年间，曾得到不少领导和同事的指点及帮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使我有着亦师亦友之感的却只有范敬宜。

1999年，在几位朋友好心怂恿下，我将近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小文集结成册，准备出本小书。内容多为赴港台和国外回来后写的文章，书名受李白诗《送友人》启发，就定为《挥手自兹去——港台海外归来集》。

小书编好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刘一民建议请人写序。请谁呢？我原先没有这个打算，一时不知请谁为好。

我书桌玻璃板下有一幅书法，其实是一封信，内容是这样写的：“惕吾先生台鉴：心仪已久，缘悭一面，遥想杖履清胜，笔耕如昔，为祷为颂。今大陆有首次记者团访台之举，本报资深记者赵兹先生亦在其列，抵台之后拟登门领教，略通款曲，如蒙拨冗一见，则不胜感荷。专此即颂，秋安。范敬宜九月一日”

老范写给台湾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的信

这是1992年9月，我作为大陆首批记者团成员赴台采访前夕，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专门写给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老先生的。看着眼前这幅俊秀飘逸的毛笔书法，我禁不住一拍脑门，何不请老范作序呢！

看过这封信的人，都说老范是书法家。的确，连国家领导人和职业书法家都向他索字；其实，老范还是诗人，无论旧体还是新作，出其笔端均为佳作；老范还是画家，浓妆淡抹的挥洒，不经意的显露着厚积薄发的功力。1993年4月，台湾《经济日报》总编辑卢世祥来京开会，离别前向我展示一幅老范的水墨山水，并告我这是此行收到的最好礼物。

老范与启功大师还有次不曾谋面的“笔会”。老范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有人托邵华泽社长请启功提字，但邵社长当时出国了，于是，老范就给启功写了封信，代为转达此意。启功接信后，不仅很快提了字，还回了信，大赞老范的来信就是件好书法，并说已将其装裱保存了起来。

但在我的心目中，老范是一位可以袒露心怀的大朋友，是一位不用顾忌职级的老同事，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好师长。他在《经济日报》时，对我书中选用的许多文章曾亲自过目和亲笔修改过。于是，我拨通了老范的电话。

当时，老范已从《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上退下，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尽管他的工作很忙，可还是答应了为我写序的请求。

那天一大早，我就把30万字的校样送到他的办公室，由于有访客，我们只简单聊了一会儿。老范问我何时要稿，我说可由他来决定时间，并告知我下周要去昆山开会，他边应承着，还关切地把昆山市委书记的电话告诉我，说我有事时可以联系。

我回报社吃过午饭没多久，老范居然打来了电话。他说序言和书名已经写好，并说序言是用一种特殊形式写的，让我去看看行不行。由于毛泽东曾用过“挥手从兹去”的说法，老范怕我写错了，就在我写的书名“挥手自兹去”旁边用铅笔写了个“从”字。用毛笔题写的书名，还分别用横和竖写成两种，供我选择。至于他所说序言的特殊形式，则是根据书中每个章节内容，采用俚词体裁写成：

“余与赵兹兄共事于经济日报凡八年。兄以天资聪颖、才思敏捷闻于侪辈。今兄以近年所作结集付梓，嘱余为序。余读而喜，回首往事，感极而不能赞一辞，率成俚词六首，以博一粲。挥手自兹去，人间日月长，廿年磨一剑，今日见锋芒。挥手自兹去，云水何苍茫，跨海入宝岛，归来诗满囊。挥手自兹去，探幽赴香江，见微能知著，笔下尽琳琅。挥手自兹去，俊彦满华堂，妙笔巧立传，群象列画廊。挥手自兹去，异域任翱翔，美雨沐君面，欧风吹君裳。挥手自兹去，一卷何辉煌，莫道跋涉苦，真知属赵郎。”词中多有溢美之词令我汗颜。我在对老范做事神速颇感吃惊的同时，亦对他的谦逊十分感动。

和老范在天安门广场

范敬宜是在1986年到《经济日报》工作的。此前不久，听国家外文局一位我熟识的青年画家吴东魁说，他这个初到北京的单身无房户，多亏范局长帮助才不致影响创作。在范局长调离时，局里许多同志都哭了，而这位范局长就是后来到《经济日报》任职的范总编辑。

老范到报社后，除工作外，我们私人间接触并不很多。一次，我在一份请他阅批的报告上将“敬宜同志”误写成“静宜同志”，老范就用红铅笔将错别字圈出，并大字写道：“我俩共事这么多年，竟将我的名字写错。”我当时负责编辑的版面每次都交老范审定，他对待工作的严谨认真和高超的文字水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总编辑，他日理万机，但对文章的每个细节，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一次，有篇稿子提到香港餐馆中云吞面的价格，由于是报社记者自己采写的，我没有太认真审看，老范却提出数字可能有误，要我们核实，结果被老范说对了。

即使这样，老范也从不以领导和正确自居，而对别人有所责难，却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待下属，令人心悦诚服。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针对编辑工作中的优缺点给我写封短信，及时提出他的意见和看法。

老范主政《经济日报》期间，遵循新闻和经济的规律，为国家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一时间办报要学《经济日报》点子的说法在同业中不径而走。海外媒体也大量转载《经济日报》的文章，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之一。

改革和创新从来都是有风险的，对此，老范曾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自己是经历过风雨的人，肩上曾被压过百斤重担。可现在报社的年轻人，压上十多斤可能就会受不了，因此，他在提醒和教育年轻记者的同时，宁肯把担子压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说，他还经得起。

有次，我去位于人民大会堂南门的全国人大看望老范，中午他留我到食堂吃饭，我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聊了好久，话题从报社一直聊到人生。

老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20岁时毅然北上沈阳，离苏州老家到当时的《东北日报》，后改名为《辽宁日报》工作。我也是江苏人，能够体察我这位前辈老乡离开江南水乡所付出的生活代价，可5年后他却被错打成“右派”，从此离开新闻生涯20年之久。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据报社指示写的两篇文章，被说成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而此时安排他写作的报社那位负责人却一声不吭。

另外还由于老范说过，报社领导应带头多写些东西，否则笔会生锈的。报社领导却说，不就是那个一下能写几千字的范敬宜吗？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其实，那位领导并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而是老范的话触动了其个人的某些痛处，因此就以党的名义加以批判定罪。

还有一件事源自东北作协，当时这里的一些领导人成天待在沈阳新盖的办公楼里，却鲜深入生活搞创作。老范当时跑文化口，就批评了这种现象。谁知，却反遭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报社里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用卷筒纸从楼上一直拖到楼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范敬宜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很巧，原先那位错把他打成“右派”的报社负责人也调来北京工作。那人不好意思与老范见面，便托人向他表示歉意，老范闻讯后却主动给那人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我们两人的位置互换，我可能也会不得不那样做。老范事后还去其家中看望，使那人十分感动。后来，那人临终前，专门叮嘱在其生平介绍中，有关他在《辽宁日报》的那段经历，务必请求老范来写。

老范刚来京任国家外文局局长时，曾写信给在老家的母亲。母亲回信，却没有任何高兴的表示，只给了他八个字：“位高坠重，君可休矣”。还有一次，他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返京前，母亲问他如何去火车站，他说《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会派车来接，母亲一听就火了，厉声道：你又不在《文汇报》工作，凭什么要人家派车送你？老范赶紧请姐夫帮他叫了一辆三轮摩托送他去车站，辞退了《文汇报》的汽车。

讲到这里时，老范笑着对我说，母亲若现在看到我，一定会说我腐化了。

老范从外文局调到《经济日报》纯属偶然。一次开会，他和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尉健行坐在一起，尉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老范说是外文局的，同时说自己原是学新闻出身，外文已丢得差不多了。没过多久，当时主管外文局的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就通知他调往《经济日报》工作。

但老范重返新闻岗位又属必然。在《经济日报》时，他曾动情地讲到，文革期间，有次路过北京，他利用转车间隙，来到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看望朋友，可惜那天是周日，未找到人。时届傍晚，他独自在暮色苍茫中，望着办公楼里的盏盏灯火，想象着此刻正在那里工作着的同行们，他竟在大楼下的报栏前徘徊了一个晚上。

后来，他作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来到这座大楼工作，旧地重游，人事全非，时空转换，百感交集。他后在清华大学讲的第一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我到香港工作期间，偶与老范通电话，得知他从全国人大退休后，已到清华大学做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待我回北京工作后，几次打电话都没能找到他，后来他告诉我，每周他要去三天给学生讲课。他对学生假期回农村老家做的调研报告十分重视，不仅写了千余字的评语，还转给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则用毛笔规规整整给他写了两页回信。

对我而言，老范的魅力，除了他的儒雅之风和过人才气，更多的，是那种不管在何种境遇下，总能摒弃冤屈和不计前嫌，保持乐观豁达和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太难得和太缺少的素质。

记得有次“两会”期间，我去人大会堂采访。当我走到东大门高高的台阶上，正在与碰到的中央统战部覃志刚局长打招呼，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来参加会议的老范。

老范穿件驼色夹克衫，正一步步走上台阶，依然是那幅洋溢着年轻人般光彩的笑容，依然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和蔼可亲的问候。当时他已离开《经济日报》多年，尽管我们难得见面，他仍关切地询问着我的近况。

再后来，记不得在什么刊物上，我看到过老范写的一篇文章，说得就是这次他走在人大会堂的台阶上，有记者问他当时在想什么，他说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因为每走一级台阶，他就会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些人都是在他坎坷人生的每个阶段中帮助过他的人。

我想，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当会有很多人的名字值得经常默念，这大概就叫做感恩吧。

2007年11月7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我写的文章“可袒露心怀的大朋友”，这位大朋友就是范敬宜。因为第二天是中国记者节，《文汇报》的编者特别注明，说刊发此文，是用以表达对业界前辈与同行们的祝贺。几天后，上海《解放日报》所属的《报刊文摘》和《辽宁日报》等又以“范母教子”为题，摘登了该文的部分内容。还有多家网站，也纷纷转发了此文，有网友感叹道：“这样的范母，今天还有吗？”

过后没几天，却传来老范生病住院的消息。我赶忙给他家打电话，他老伴告诉我，老范是因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现正住在北京医院，病情还稳定，但医生不准探视。他老伴还说，老范就是不肯听她和医生的劝告，只要有人找他做事，他都从不拒绝。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和老范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聊到六点多。原本我只是想请他帮我看一篇稿子，老范却说，你从香港回来后，我们还没见过面，就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临别时，老范还送了我两本他写的书，一本是《总编辑手记》，一本是《敬宜笔记》。

从茶馆出来后，见天色已晚，我对他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可老范却说，他还要去买菜呢。说罢，七十好几的他竟蹬上一辆女式自行车，融入在了万寿路滚滚的下班车流中。

老范出院后，给我家打来电话，告知他的病情，我则对他老人家千叮万嘱：您可别再骑自行车了。

之后不久，我陪来京的香港知名老报人陈陌军，一起去看望了病愈不久的范敬宜。老范分别赠送了我们他的新作《敬宜笔记续编》，并在扉页上亲笔写道：“赵兹兄指教范敬宜 2008年9月”，不改他一贯谦逊的君子之风。

和范敬宜（右）、陈陌军（左）两位老报人

老编附言：作者写下这篇文章五天之后，2010年11月13日，范敬宜先生去世，享年80岁。

延伸阅读

范敬宜的文与人

作者：李彬

范敬宜成名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1979年5月13日首发于《辽宁日报》，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随后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

《人民日报》“编者按”写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当时正在农村采访的范敬宜一听说《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刊登此文，“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

后来他坦率地说，当时并不存在胆量问题，“因为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十年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并不是自己“无私无畏”，而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

        而《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则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

        他谈的采写心得尤其耐人寻味：“整个采访过程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记者要正确地反映时代，必须努力缩短自己与基层老百姓的距离。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也越近。实事求是的‘是’，在人民群众之中。”

        范敬宜，江苏苏州人，范仲淹嫡系子孙。早年求学于国学重镇“无锡国专”，195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受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召，奔赴白山黑水，从事新闻工作，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后被划为“右派”，在农村基层二十余年，竟以“右派”之身入党。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任中国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代表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范敬宜文集》等。

        他既是痴心不改的新闻人，曾回答学生说“如有来生，还做记者”，又是出色的文化人，诗、书、画均称擅场。骨子里深受先祖范仲淹影响，颇有古代士大夫之风。新中国50华诞前夕，他在《人民日报》发文《岳阳楼记我心中的灯》：

        这篇千古名文，就像一盏明灯陪伴我走过了大半生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

        我20岁开始新闻工作生涯，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风调雨顺”时间。不久之后，反右的大风暴就降临到自己头上。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小说里描写的悲愤、沮丧、绝望、屈辱的滋味，我都尝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默诵《岳阳楼记》便成为一种自我振作的精神力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政治家博大胸怀的对照下，个人的一点不幸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记得1959年的中秋之夜，我在劳动改造的农场里抢运谷子。站在高高的谷垛上，遥望城里的万家灯火，想着自己的不幸遭际，不禁怆然涕下。这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忽然涌上心头，阴霾为之一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逆境，跨入顺境，好事接踵而至，难免喜形于色。当我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马上写信向上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报喜，信中自谦地说：“多年荒疏，深恐难负重托”，本以为能使高堂高兴一番，不料母亲的回信却是：“我觉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我劝你一句话：位高坠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好心凉。冷静下来想想，母亲的话还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宠辱不惊，不要在顺境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这番话，我至今难忘。

（此文选自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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